胡培翬

胡培翬（1782～1849），字載屏，號竹村，安徽績溪人。胡匡衷之孫，胡秉欽之子。培翬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舉進士，後官至內閣中書，轉户部廣東司主事。浮沉郎署，因無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顯。然其居官勤且處事密，故時人有稱其治官如治經者，一字不肯放過。其為人廉直，“絕不受胥吏財賄；而扶隱指弊，胥吏鹹憚之”[1]。後假照案發，司員失察者數十人，胡培翬及蔡紹江雖無所污，終因隨同畫諾，被鐫級歸裏。後為東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翬歷主博山、皋比、鐘山、惜陰、雲間、婁東、涇川諸書院，又自立東山書院，汲汲以引翼後進為己任。士飫其教，從學者百數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鐸即其佼佼者，甚為曾國藩所器重。培翬不僅引翼後進，且篤於友誼。郝懿行、胡承珙之遺書，即賴其為之付刻。培翬一生雖不得大顯，但其於學卻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幾探微，勵學不倦。

胡培翬為學，幼承家訓，頗得治學之要。按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峯以來，世傳經學。延至培翬祖匡衷，尤精於禮，故培翬得以聞其緒言。及培翬十三歲時，從學於從祖父匡憲，獲益良多，他亦自稱沐匡憲之教最深，是知其為學淵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遺風未泯，治經者一循家法，亦對胡培翬治學影響不少。加之胡培翬博聞篤志，廣交士林學者，故其多能納諸人所長，發人所未發，卓有獨見。他曾言：“培翬年二十餘始知厲學，廣學師友，見有方正博聞之士，必就諮訪。”[2]正是這一廣博的為學胸襟，使胡培翬得以掃除門户之見，博採諸儒為學所長，融會貫通，建構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翬幼既得祖父禮學薰陶，及其從學凌廷堪，邃精《三禮》。他又曾問學夏郎齋、汪萊，其學力益深。他如江筠、方體、胡承珙、朱蘭坡，亦對培翬多所啓益。至同他一起考定鄭康成生年之人，如陳用光、朱珔、徐璈、光聰諧、張成孫、蔣廷恩、陳奐、陳兆熊、馮啓蓁、魏源諸人，更是知己同調，為學頗能相互促進。正是濡染於這些師友的資益，胡培翬治學，日益大進。

就其為學宗尚而言，胡培翬承其祖父不苟與先儒同異、實事求是、以經證經之旨，立學意在貫通，不標門户。在《答趙生炳文論漢學宋學書》中，胡培翬指出：“人之言曰：‘漢學詳於訓詁名物，宋學詳於義理。’以是歧漢宋而二之，非也。漢之儒者，未嘗不講求義理，宋之儒者，未嘗不講求訓詁名物。義理即從訓詁名物而出者也，特漢承秦焚書之後，典籍散亡，老師宿儒之傳不絕如線。漢儒網羅搜討，務期博採而兼收之，故於名物訓詁特許。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學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為急，此亦運會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遺乎小。”然而前儒這一為學特點，卻被後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談，一切儒先古誼輕於背棄，以致聲音訓詁之不詳，而訛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講，而蔑古荒經者眾。”有鑑於此，胡培翬強調道：“以孔門之教論之，漢儒先博學致知，而不廢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於博學。考據之學，則又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漢學為難，得其門徑，亦非難；以宋學為易，則誠有非者也。”[3]又曰：“漢儒説經，各有家法，不為向壁虛造之談。歷魏晉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為宗。”[4]即此可見，胡培翬之超出門户之見，兼採漢、宋諸儒所長，其識見是相當卓越的。

基於以上學行及為學宗尚，胡培翬乃得以完成《儀禮》學鉅著《儀禮正義》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標誌着《儀禮》學新局面的開啓。然就此書的撰作過程來看，其成書實非易事。觀胡培翬之致力於此，前後歷四十餘年，窮思極研，俯仰其間，頗有一段艱辛歷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於禮學之探討，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儀禮釋官》、《鄭氏儀禮目錄校證》等，其中，後兩種尤顯其禮學根底。就《儀禮釋官》而言，其意乃在於明侯國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輔有三名，厥後雲鳥之紀，代重其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詳不可得聞。至於《周官》三百六十，詳且備矣，然皆紀天子之官，而諸侯之官弗傳。春秋列國之官，莫詳《左氏傳》，而往往出東遷後，所僭設不盡可據。惟《儀禮》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而考之。侯國之制，略具於斯。司徒為宰，執政之官也。……餘不揆檮昧，取註疏之説，究其得失，略者補之，疑者正之；又復搜取諸經所載侯國官制，編附於後，廣《儀禮》所未備，庶以見有周一代侯國設官分職之大略雲耳。”[5]是書之作，雖非所論皆精，然能如此係統地考侯國之官，卻系開山之作。吳廷燮嘗論之曰：“按胡氏以《周禮》所紀，皆天子之官，特詳考《儀禮》諸篇所見諸侯國之官，分別臚列，根據註疏，採摭其他經傳，次第詁釋，用心殊苦。……特是書於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類情，……洵為有見。至春秋強國置官之僭，……又豈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論侯國官職者，所當識別也。”[6]洵為持平之論。又匡衷嘗就散見於三禮疏中的鄭玄《儀禮目錄》，集而出之，並校其訛字，且引諸儒説附證於後，每經各為一卷。胡匡衷這一對禮的考究，遂開胡培翬治《儀禮》之先聲。胡培翬既承其訓，自然有所啓發。及匡衷書成，胡培翬為之付梓，且囑洪鐸為之校。洪鐸因謂培翬，當取匡衷所集《目錄》，冠諸簡首，俾閲者知十七篇之屬，而官之屬諸侯屬大夫士者，益易曉。培翬採其言，錄付剞劂。這一過程，無疑對胡培翬研禮極有促進。後胡培翬再受禮於凌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時，胡培翬尚屬問學階段，雖有感於治《儀禮》者少，但還沒開始專意於此。其《復夏郎齋書》稱：“比入都來，見為《毛詩》學者，尚不乏人。獨《三禮》之書，講求者少，因校《儀禮釋官》，取全經復讀之，而賈氏之疏，疏略失經、注意者，視孔《詩》疏更甚，頗有重疏《儀禮》志，然此事甚大，非淺學所能任。而以昔日粗聞於先祖及丁卯、戊辰間（指1807~1808年——引者注）從次師（按即凌次仲先生）遊，竊窺塗徑，又有未敢自諉者。”[7]又其《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自稱：“時（指在京師時——引者注）方讀《周禮疏》，即舉所疑以問，先生（指汪萊——引者注）為言鄭注若何，賈疏若何。不惟詳其義，並誦其辭。私以為偶然熟是條耳，及數問皆然。驚然起敬，遂介郡學夏師（指夏郎齋——引者注）受業焉。”[8]是知培翬之有志於《儀禮》，乃因緣於校《儀禮釋官》而疑賈疏之弊，因欲有志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翬遂於二十五歲之後。致力於《儀禮》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證，矻矻求之，不間寒暑。他嘗言：“嘉慶甲戌（1814年——引者注），培翬在都，館於君（指胡承珙——引者注）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9]其《與羅椒生書》曰：“賈氏之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義》間亦辨正，然必悉加駁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輕重之宜，因製為《儀禮賈疏訂疑》一書。又宮室制度非講明有素，則讀《儀禮》時，先於行禮方位盲然，安問其他。今以朝制、廟制、寢製為綱，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為目；又學制則分別庠、序，館制則分別公館、私館，皆先將宮室考訂，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禮，條繫於後，名曰《宮室提綱》，冠於《正義》之首。又陸氏《經典釋文》於《儀禮》頗略，擬取各經音義，及《集釋》以後各家音切，依次補錄，名曰《儀禮釋文校補》，草創未就。”[10]這是其考訂階段。此後，胡培翬再加精研，漸有所著。胡肇智嘗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注），智奉諱南歸，見《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已成。《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草稿粗具。其餘各篇，皆經考訂，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翬——引者注）初意專解《喪服》，故從喪、祭諸禮起手也。”[11]這是胡培翬為《儀禮正義》成型階段。嗣後，胡培翬雖患風痹，猶力疾從事，以左手作書，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經學，乃引之助校。如此幾年，用力不懈。至辭世前，胡培翬尚致書肇智，稱：“假我數月，全書可成。”[12]可惜的是，這一願望未及實現，他便謝世，致使遺留下《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未成完帙。此後，其弟子楊大堉據胡肇昕所採輯諸説以為底本，補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雲”以區別，遂將胡培翬夙願付諸實現。雖其體例與原書時有未合，畢竟得聞培翬緒言，基本符合培翬之意。嗣後，黃元同嘗貽書培翬從弟培系，勉以改訂，卒不果。

與《儀禮正義》相發明，胡培翬所著《研六室文鈔》中，於禮亦多所闡發。如卷一之《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述》、《儀禮士冠禮韡韐注正讀》、《六經作自周公論》、《井田論》；卷二之《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東夾西夾考》、《校儀禮聘禮及郊注脱字》；卷三之《儀禮非後人偽撰辨》、《禮記寢東首於北牖下辨》、《儀禮喪服記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禮嫁殤説》、《儀禮姑姊姊妹説》、《養母不宜服斬衰三年議》；卷四之《與郝農部論廟寢書》、《與費耕亭論繼父服書》、《與陳碩甫論禘祫及國語注書》；卷五之《答洪筠軒論燕寢書》、《答張阮林論燕寢書》、《答家墨莊論燕寢書》、《答包孟開論燕寢書》、《答湯茗孫論本生祖服書》、《答章生遇鴻問韋弁書》；卷六之《讀<儀禮私記>序》；卷七之《<儀禮集釋>書後》、《<儀禮經注校本>書後》等，所論皆足與《儀禮正義》相印證。胡培翬此書，乃主涇川書院時所成，其主導思想在於探討有關經義諸問題。胡先翰、先頖嘗曰：“翰等間請梓其著述，吾師謂所著書尚須改訂，惟説經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鈔寫不及，若以刻代鈔，其可。於是出所作古文，命擇其有關經義者，得八十餘篇，編為《研六室文鈔》十卷，授之剞劂；其無關經義者，雖已傳於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經不尚新奇，不事穿鑿，惟以經證經，心得最多。”[13]即此可見，胡培翬之於《儀禮》，亦可謂審慎矣。

胡培翬之《儀禮正義》，主旨在以鄭注為宗，辨賈疏之不足，旁證博辨，輔翼鄭氏。羅惇衍曾指出：“績溪户部胡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為周公作，有殘闕而無訛託，鄭注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參稽眾説，覃精研思，成《正義》若干卷。”[14]陸建瀛亦稱：“《儀禮》經文古奧，世所罕習。鄭氏以前無注本，其後自賈疏外，傳者甚尠。蓋墨守者多涉穿鑿，師心者復病蕪陋，古典所存，幾成絕學。績溪胡農部撰《正義》，以鄭注為宗，而萃輯羣言，辨析精密，洵足輔翼鄭氏，嘉惠來學。”[15]此乃胡培翬大旨所在。

然胡氏這一基調的確立，實與其對《六經》及《儀禮》的認識密切相聯。在他看來，《六經》乃周公所作，而非出於後世。其辨之曰：“《六經》傳自孔氏，然後之儒者祗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嘗言作也。然則孔子以前，作之者誰歟？曰：周公也。……設非有周公作之於先，後人安從得其法以垂為經，孔子又安從刪之、定之、贊之、修之也哉！……孔子志周公之志，崇周公之學，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書，則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其證也。”[16]

以此為基礎，胡培翬進而指出，《儀禮》並非後人偽撰。其言曰：“《儀禮》有經、有記、有傳，經制自周公，傳之孔子。記與傳則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為。……夫《儀禮》之書，敍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以斷章取義也。故各書引其辭者頗少，然其儀文節次為諸經所稱引者多矣。……夫《三禮》之書，惟《儀禮》最精。自諸侯去籍，而後禮文散逸，五家之傳不絕如線。以為殘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為出後人之撰輯，則未有也；且其書亦非後人所能撰輯也。……培翬初治是經，每於靜夜無人時，取各篇熟讀之，覺其中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裼襲之繁，無不條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一字不得者。嗚呼！此豈後儒所能綴輯也哉！……夫自昔疑《儀禮》者，如樂史徐績之説，前人皆已辨之。今顧氏（指顧棟高——引者注）以各經未引及《儀禮》為疑，餘恐讀經者少，而耳食附和，貿然不察，致使球圖彝器之重，漫與贗鼎同類，而共識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詞古奧，而義例昭顯，親親尊尊之等殺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於其間，以致先聖製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翬此一認識，乃承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朱子等人之説而起，以之作為其撰作《儀禮正義》的指導思想、立論的根本。

基於上述對《儀禮》的認識，胡培翬立為義例，指導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補註，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注義也。曰附註，近儒所説，雖異鄭恉，義可旁通，附而存之，廣異聞、佉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詳為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19]其實，胡培翬所定義例，並非僅此四項。胡肇智曾言：“惜書之義例，僅見於羅椒生先生序中數語，而其餘皆不存。”[20]可見，胡培翬所定義例，除補註、申注、附註、訂注四例外，尚有其他義例。可惜的是，後人無從見原稿而得其詳。不過，今人段熙仲先生在點校《儀禮正義》時，從中輯出若干適用於全書的通則，名之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鄭，猶胡之遵阮，一也；善本是從，二也；旁徵舊籍，分別異同，三也；章節分明，四也[21]。洵可備胡氏義例之一助。

胡培翬義例的確定，並非空無依憑，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學術緣由。其一，與他對清初以來的治經成果的認識有關。其在《國朝詁經文鈔序》中曰：“其讀書卓識，超出前人，自闢塗徑，為歷代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一曰辨羣經之偽。……一曰存古籍之真。……一曰發明微學。……一曰廣求遺説。……一曰駁正舊解。……一曰創通大義。”[22]這一對先前諸治經經驗的高度概括，實別具隻眼。

其二，家學淵源。培翬之祖父匡衷著為《儀禮釋官》，嘗作《例言》，大略謂：“《周禮》以官為紀，《儀禮》以事為紀。而官因事見，節目較《周禮》更密，稱名較《周禮》更繁。……若此類糾紛錯出，不為疏通而證明之，則於尊卑繁雜之際，必多窒礙而不能展卷瞭然，以達於製作之意，亦足為讀是經者之病，故官制之釋非可已也”；“《儀禮》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節次詳略亦異，今分篇釋之。……若諸篇內有義同者，則註明見某篇以從簡”；“今每官以《周禮》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於官名之下；而經文依次釋於名，其已著者不重出”；“《儀禮》鄭氏注最為精核，然官制亦間有疏失。……至賈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證，而疑謬轉滋。今條列註疏於前，以己意疏釋於後，低一格，用案字別之。其有經文無註疏，而關於經義者，亦為補釋”；“諸侯官制自《儀禮》、《左傳》、《戴記》為詳，其餘諸經亦間有存者。……今惟一以《周禮》官名考之，凡《儀禮》所未著而見於他經者，別輯為《侯國官制補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為《侯國職官表》一卷，附於《釋官》之後，以備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義例，培翬自然熟識於胸，從中定會多所啓發。

其三，對近代諸儒研治《儀禮》的體認。胡培翬在論汪中《儀禮經注校本》時，深有感觸地指出：“《儀禮》一經，自漢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廢罷不立學官，而習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傳梓，訛文脱字，往往而是。國朝張稷若為《儀禮鄭注句讀》，始考正石本、監本誤字。厥後若吳東壁之《儀禮疑義》、沈冠雲之《儀禮小疏》、盛庸三之《儀禮集編》、戴東原之輯《儀禮集釋》，皆糾正誤字。而其專以校讎為編者，則有金璞園之《正訛》、浦聲之之《正字》、盧抱孫之《詳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記》出，益詳且備。……我朝諸儒於是經訂訛補脱，殆經十數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台灣道胡君別傳》曰：“其後在閩渡台，以書笥累重難攜，獨《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撮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有務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25]又其論朱蘭坡《國朝詁經文鈔》曰：“涇邑朱蘭坡先生，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內府圖籍，外間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又性好表章遺逸，宏獎士類，四方著述未經刊佈者，多求審定。是博採本朝説經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詁經文鈔》。……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收徵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至於一事數説，兼存並載，以資考證，蓋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26]而方體所著《儀禮今古文考正》、《儀禮古文考誤》二篇，胡培翬亦大加讚揚，謂可見經説之一斑。凡此種種，無不使胡培翬多所啓益。胡培翬亦正是在對前儒時彥《儀禮》研究成果的體認中，博採諸儒所長，以己學再加發揮，是為《儀禮正義》義例之發凡。

與義例相應，胡培翬在取材方面，不僅有所宗主，亦能廣徵博辨。其表現為：一、胡培翬既以扶翼鄭氏為職志，故對其所注《儀禮》版本，擇選甚嚴。他認為，黃丕烈士禮居重刻宋嚴州本最佳，因悉據錄之。於經文，則從唐石經。經、注凡有誤者，則改從它本，並註明於下。參校者計有明徐氏仿宋《儀禮》單注本、汪士鍾重刻單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本、陳鳳梧篆書本、明國子監刊註疏本、汲古閣毛氏刊註疏本、李元陽閩本、葛氏刊本、清國子監重修本、張敦仁刊註疏本、漢石經殘字、歐陽修《集古錄》、謝子祥《三禮圖》等。二、凡分章節，多據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亦有所更易，期於暢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別今古文者，據張參、唐文度、張淳、盧文弨、金曰追、浦鏜、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參互考辨，歸於一是。四、凡有關通解《儀禮》全書及有關《儀禮》專著者，如賈公彥、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繼公、清三禮館、凌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晉、王士讓、萬斯大、金榜、張惠言、胡頤煊、姜兆錫、吳廷華、任啓運、朱軾、程瑤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長，以己意貫通之，使之瞭然可曉。五、凡《通志》、《通考》、正史《禮儀志》及通論禮之專著，有關禮儀名物制度者，悉加參考。六、凡羣經傳疏、諸子、史地書、小學書、儒者治經札記以及集部、類書有關者，亦旁採博徵，多方搜討。諸如此類，不殫細舉。即此一斑，亦略可窺見胡培翬治學之謹，識見之廣。

尤可稱道者，是他能於浩翰的文獻中疏理爬剔，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囊括眾長，發前人所未發。雖所論辨未必皆精，然從整體上來看，實無出其右者。其所成書，不唯總結《儀禮》研究成果，亦為後之研是經者，開闢了新的門徑。故羅惇衍論之曰：“……是非旁搜博考，神與古會，念釋所在，迴翔反覆，即器數以考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酬酢於其間，亦安能抉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一是哉？餘於茲識先生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鄭君自以年老，乞於禮堂寫定經説，後遂夢徵起起，歲阨龍蛇。今先生亦力疾成書，書甫成而遽歸道山。後先之軌，千載同符。然則先生紹業鄭君，將於是在。”[27]吳廷燮亦曰：“搜採之博，鑑核之精，論説之持平，詁解之求是，實為治《儀禮》家所罕覯。……胡氏廣羅古今治《儀禮》者言，茲不備列。洵可謂集是經解詁研考之大成；而求聖作明述之精意，有功文教，殊匪淺鮮。……但就大體而論，自賈疏而後，尚無如是書之博大精深者，洵治禮家之傑作也。”[28]時人段熙仲更論之曰：“胡竹邨之著《儀禮新疏》，可謂盡博觀約取，取精用玄之能事。依其全書大例，凡所取材可分四類：或取之以申鄭注，或取之以訂鄭注，或取之以輔鄭注所未及，或取之以廣異聞，其説雖異於鄭注而仍可通則仍錄之。原文之有脱者則補之，訛者則正之，衍者則刪之，其倒互者則乙正之，皆有助於來學者之是其正、糾其非，釋疑存參。苦心孤詣，卓見特識，既不為官書而輕從偏見，又不為漢學、宋學門户之見所囿。擇善而從，實為新疏之優點，亦為對賈疏不得不有所匡正之因由。”[29]以上諸人所論，可謂深得胡培翬《儀禮正義》大旨，亦體現出胡氏治《儀禮》之特色和學術價值。

然而，可惜的是，胡培翬差五篇未能完帙，後雖有楊大堉為之輯補，終因學力不及，不唯體例與前不合，識力亦遠不及培翬，致使《儀禮正義》未能盡善。

又此書成後，未能及時付梓，歷經周折，始得於同治戊辰（1868年）再度付之剞劂。其間，陸建瀛、光祖父子，及胡肇智甚有功焉。先是，陸建瀛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持節兩江，嘗延長州陳碩甫奐校勘郝氏《爾雅義疏》、金氏《求古錄禮説》、江氏《韻書》三種，以為家塾課讀，次第刊成。而胡培翬之《儀禮正義》因卷帙最繁，雖付剞劂，然工未竣，軍事遂起，此事遂被擱置。及咸豐三年（1853年）陸建瀛戰死金陵，其家遷往山左，培翬之書雖在姑蘇刻局，亦無暇顧及。翌年，其家再遷袁江，建瀛之弟子岷方至蘇州取回。逮咸豐九年（1859年），其家迴歸故里，又因難於運載，此書遂寄存於山陽一友人處。中經捻軍起義，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建瀛之子光祖，於北行途中，再將此書取回挾至京寓。經此一番周折，此書雖間有殘蝕，幸好不太嚴重。陸光祖從而為之補刻成帙。[30]胡培翬從侄肇智得悉陸光祖觀政比部，乃前往詢《儀禮正義》下落。喜聞此書已運至京師，遂請求以他物相易。陸光祖甚為慷慨，允其請。至此，流寓多年的《儀禮正義》，再度迴歸故家，得以公之於世。[31]

綜觀以上所述，胡培翬於禮學興起之際，沿凌廷堪、阮元“以禮代理”之説而起，以家學為根底，發揚了凌廷堪禮學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注”的精神，將前此《儀禮》學成就再度深化；且其為學不標門户，旁徵博稽，精審細擇，務於融會貫通，暢發《儀禮》大旨，遂卓然成《儀禮》學之大著作《儀禮正義》。要之，《儀禮正義》之結撰，不僅集此前《儀禮》學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動了禮學演進的歷程，於後繼者多所啓益。

[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四編《學術》，《樸學》，《胡培翬》。

[2]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9，《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

[3]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5，《答趙生炳元論漢學宋學書》。

[4]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6，《國朝詁經文鈔序》。

[5] 胡匡衷《儀禮釋官序》，《儀禮釋官》卷首。

[6]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禮類》，《儀禮釋官》條。

[7]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5，《復夏郎齋書》。

[8]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9，《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略》。

[9]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10，《福建台灣道胡君別傳》。

[10]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5，《與羅椒生書》。

[11]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一。

[12]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一。

[13] 胡先翰、先頖《研六室文鈔·謹識》，《研六室文鈔》卷首。

[14]羅惇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翬：《儀禮正義》卷首。

[15]陸建瀛《校刊儀禮正義序》，胡培翬：《儀禮正義》卷首。

[16]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1，《六經作自周公論》。

[17]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3，《儀禮非後人偽撰辨》。

[18]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7，《<儀禮經注校本>書後》。

[19]羅惇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翬：《儀禮正義》卷首。

[20]胡肇智《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一。

[21] 詳見段熙仲《儀禮正義·胡氏<儀禮正義>釋例》。

[22]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6，《國朝詁經文鈔序》。

[23] 胡匡衷《儀禮釋官·例言》，《儀禮釋官》卷首。

[24]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7，《<儀禮經注校本>書後》。

[25]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10，《福建台灣道胡君別傳》。

[26] 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6，《國朝詁經文鈔序》。

[27]羅惇衍《儀禮正義序》，胡培翬：《儀禮正義》卷首。

[28]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禮類》，《儀禮正義》條。

[29] 段熙仲《胡氏儀禮正義引用書目》，《儀禮正義》附錄四。

[30] 參見陸光祖《儀禮正義書後》，《儀禮正義》附錄一。

[31] 參見胡肇智《儀禮正義·謹記》，《儀禮正義》附錄一。又見胡晉甡：《研六室文鈔·謹識》，《研六室文鈔》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