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資本主義

裙帶資本主義經常出現任人唯親，並滲透到商業世界，存在利己關係的友誼和親情的商人和官員，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破壞公共服務型的經濟和政治理想。多數國家或多或少都有裙帶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若有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其民主制度只是空殼子。

當蜕化變質的“權貴”腐敗只是像20世紀50年代初期單個的、零星的、不成系統的“個人行為”時，無論如何也成不了“資本主義”，可是21世紀初腐敗發展態勢是大面積、集團式、持續不斷，甚至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一些部門的權力性質畸變，這種腐敗現象是可以稱得上“資本主義”的。吳敬鏈先生提出對“權貴資本主義”應該“防止陷入” ，“防止、警惕”，但是當今中國的“‘權貴’+‘資本’的‘資本主義’”並非“將來時”，而是一個“過去完成時”和“現在進行時”的問題。

如福建廈門遠華案、廣東湛江走私案、遼寧瀋陽慕馬案等腐敗案，其實質就是“權貴”+“資本”的“資本主義”的實現。在中央徹底粉碎這三個腐敗案件之前，是當地的“權貴”千方百計地保護“不法資本”的利益，而“不法資本”則是用極其骯髒的金錢賄賂當地的“權貴”，對於這個地區來説，實施的就是由“權貴”+“資本”結成“利益共同體”（權錢交易）的一種“資本主義”，蜕化變質的“權貴”與共產黨的理想、信念毫不相容，與人民利益格格不入，“權貴”們掌握的權力性質就從社會主義變成了“資本主義”，是中央花了極大的力量才將這些已經畸變的地區的“權貴資本主義”重新“改變”過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發出了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的警告，這一警告就是爭對這些地區、這些部門、這些領域發生的“權力蜕變”，就是決不允許諸如福建廈門遠華案、廣東湛江走私案、遼寧瀋陽慕馬案等“權貴資本主義”向全國蔓延。

“權貴資本主義”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上世紀50年代指出的，是“一個脱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曾説過：“我們的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組織已經變質了，中央的什麼口號來了他們應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黨，可是幾個書記勾結起來，停滯、腐化、墮落，這不是變質？” 21世紀初腐敗發展的態勢“更上一層樓”，不僅是“幾個書記”彼此“勾結起來”，而是“幾個書記”和“幾個重量級的不法資本”“勾結起來”了，湛江、廈門遠華、瀋陽三個腐敗案就是如此，一些省部級的“權貴”們“停滯、腐化、墮落”的狀況活生生地展現在21世紀初人們的面前，非常現實、生動，然而卻是讓人心驚肉跳。因此，“‘權貴’+‘資本’的‘資本主義’”早就不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

鄧小平同志曾經説過：“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間，就有相當多的幹部被腐蝕了。捲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麼，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 鄧小平同志所説的“改變面貌”，當然指的是和平地、舒服地、不快不慢地、不通過流血方式讓“權貴”富、窮人窮的“改變”，也就是人們常説的“和平演變”。儘管21世紀初有些人很不喜歡用“和平演變”這個詞，然而這些腐敗了的“權貴”們，掌握着人民給予的權力，謀取的卻是個人（或小集團）的私利，經受不起（資本）糖衣炮彈的引誘，貪贓枉法，瘋狂斂財，奢侈腐化，哪有半點共產黨人的味道？這些“權貴”們的蜕變不是“和平演變”又是什麼？！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挫折的教訓告訴我們，“權貴資本主義”在前蘇聯一夜之間的土崩瓦解和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迅速解體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此，黃葦町先生在《誰是蘇共掘墓人》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和一組數據：在蘇共垮台和前蘇聯解體中，“最大的贏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是黑市倒爺，而是原來蘇共各級委員會里彼此以同志相稱的人。最近一項調查顯示，蘇聯時期的幹部在現總統班子中佔75%，在政府部門佔74%，在地方政權中更高達80%。而國內企業家中原來的共產黨員佔85%，很多是直接由國有企業經理變為老闆的。人們説，今天的‘新貴’其實都是‘舊貴’。”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工作小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這樣説：“（前蘇聯）共產黨是惟一一個在他們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黃葦町先生和弗蘭克·奇福德的兩段話説明兩點：一是説明了原來的蘇共權貴們是一點都不怕亡黨亡國的，不僅不怕，而且還非常歡迎亡黨亡國，因為他們篤信：黨可以亡，國可以亡，權貴們的地位、利益、特權並不因為演變為“資本主義”而消亡，相反地，由於和平“演變”，使他們過去攫取的國家財富因為變為資本主義而完全“合法化”。二是在前蘇聯共產黨內，幾十年的僵化體制早就形成了掌握權力、掌握資本的“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早就形成了失去民心、失去黨心的腐敗的“特權階層”，從某種意義上説，相當一部分的政權性質（從上至下）已經蜕變（異化）成“權貴資本主義”，戈爾巴喬夫的“新政”不過是這一蜕變的催化劑。總而言之，是蘇共自己毀掉自己。

那麼，像成克傑、胡長清、李紀周、劉方仁、程維高和田鳳山這樣的權貴們，像湛江、廈門遠華、瀋陽慕馬案中眾多腐敗的達官貴人，他們對中國式的“權貴資本主義”態度如何？他們肯定是雙手高舉歡迎，口中三呼萬歲！

總之，中國式的“‘權貴’+‘資本’的‘資本主義’” 特點：就是從局部變，從一些地方變，從一些部門變，從一些領域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的反腐敗就是中國最高層帶領全國人民與中國式的“權貴資本主義”進行鬥爭。

權貴資本主義或稱官僚資本主義，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原教旨派和民主自由主義派產生的温牀，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最兇惡的敵人，是全民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首要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在建國之前就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三座大山”之一。不過當時他們依附的是國民黨政權，21世紀初依附的則是黨內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併成為他們的構成核心。胡長清、成克傑、陳良宇這一類人物就是他們的代表，圍繞着的則是國內外一批不法資本家和為他們尋找理論根據的專家學者，處於陣營邊緣的則是想分一杯羹的宵小之徒：包括他們的親友、被收買的法官和公安、掮客、二奶以至黑社會打手，都是為人不齒的力量。郎鹹平把他們歸結為：“腐敗的地方政府勾結腐敗的企業家和腐敗的專家學者，形成一個牢固的‘腐敗鐵三角’”。

權貴資本主義的理論家極少透露政治考量，但可以看出，他們仍然有政治主張：強調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的所謂“三否定”。説現階段“唯一的政治秘密就是對社會主義平等原則的合理放棄”，“用權力保證社會各階層的高低錯落。保證不同的階層在社會中處於不同的地位……有的階層就是處於底層，在一定階段，有的階層就處在特殊利益上”，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官員的腐敗在一定限度內與保持官員隊伍的穩定是有一定關係的，是一種共生的現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腐敗則是發展的“潤滑劑”。

這一派的經濟理論是新自由主義，是適應資本主義世界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階段轉變的一種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是現代國際資產階級右翼的意識形態，鼓吹市場萬能，相信只要依靠亞當·斯密的市場機制這一隻“看不見的手”，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另一隻“看得見的手”即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就可以完成健康的經濟運作。國際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主張已經給俄羅斯、東歐各國、亞洲國家如泰國和拉美國家如阿根廷帶來災難。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曾經使國家經濟由盜竊全民財富產生的寡頭掌控，導致經濟迅速滑坡，還有亞洲和拉美髮生的金融危機，都是其明證。

在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鼓吹者，同樣片面強調市場機制的功能和作用，主張最大程度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放鬆對外資的監管，放鬆政府管制，都起到了極惡劣的作用。他們犧牲廣大勞動者的利益，以超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換取外商的資金投入。勾結國際大資產階級，共同掠奪中國人民。

權貴資本主義的實踐家則專注於埋頭攫取金錢和權利，因為他們在國家力量內部竊奪了巨大的權力，他們的保護傘就是被他們掌握的被腐蝕的並打着黨和政府旗號的那部分公權力。

當代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發跡於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官倒”，是釀成“風波”的罪魁禍首；上世紀90年代以後，通過各種手段繼續發展，至今已成全民大害。

據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研究報告披露：至2001年，13億國民的私有財富共達85萬億元，其中，5億城市人口占有96%，8億農村人口僅佔3.5～4%。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萬至500萬人，擁有上千萬元以上財富，其中18500至20000名最富有的人擁有一億元以上，共持有超過10萬億財富（約當全民私有財富11.8%）。

由於貧富分化的急劇拉大，中國的基尼係數在1995年0.38的基礎上，1997年已升至0.4，達到了國際“警戒線”標準。有資料顯示，2007年下半年已高達0.469，推算2008年超過0.5，超過了一般發達國家0.24到0.36的水平，大大超出指數偏高的美國的0.4。中國收入最高的20%人羣與收入最低的20%人羣的收入比高達33倍，而發達國家僅8～9倍（《中國經濟週刊》2006年6月26日）。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如果把福利、補貼等考慮進去，城鄉收入差達到6倍左右。

權貴們是如何攫取財富的？該報告披露分為三個時期：

1、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利用“雙軌制”的漏洞，權貴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加價，所得入私；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聚斂起“第一桶金”；

2、90年代初，除繼續官倒外，依靠特權弄來的批條，從銀行分別得到數千萬至數億的免息免擔保貸款，通過炒買炒賣國土和上市股繼續掠奪；以後，又利用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的漏洞，一日之內就將國有資產以極低價甚至零價向自己或子弟親友內外商人出售，買斷職工工齡，吞沒他們在十幾或幾十年內對國家的貢獻，大肆逃廢國有銀行債務，再通過各種手段成為上市公司，繼續掠奪廣大股民利益；

3、90年代中期以後，通過包攬大型工程合同抬高成本值、以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擅自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自己則在過程中提成、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和省的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他們的私囊。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大力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國家需支付高達1億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不到7000萬元。也就是説，權貴們從每公里中就攫取了3200萬元以上，而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僅此一項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通過駐外中資公司進口礦山載重車，要比國際市場價高出50%；從歐盟進口機械設備，要比當地市場價高出40～60%，其間的差價，就是權貴們的暴利。

4、2000年以後權貴們往往是通過協助並參與公司上市獲得廉價的原始股，然後在股票二級市場賣出獲取暴利。

中國21世紀初已是全球貧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若考慮到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偏低以及東西差距和城鄉差距的同步擴大，由於“馬太效應”的“積累優勢”，富者逾富，貧者逾貧，後果更加嚴重。

《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研究報告披露：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含億萬富翁），其背景基本來自三個方面：1、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佔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國外親屬資助，約5.5%；3、自身經營有方又遇到良好機遇者僅約4.5%。

腐敗分子依仗國家公權力實施腐敗，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加上封建傳統遺留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潛規則和“官本位”觀念，中國現行的是一個典型的“大政府”模式。中國公務員的數量高達5000萬人，平均每25人就得供養一位官員，按GDP總量與公務員之比，比發達國家超標近20倍（《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30日）。而市場經濟要求適度政府。經濟的日益市場化、自由化與政府的日益超大化這兩種逆勢趨向的長期運動，不但不能強化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導致“軟政權化”，加上某些官員的道德低下，必然形成政府的低效化、乏問責化和尋租的擴大化。上行下效，形成龐大的特權利益集團並結成同盟，官官相護。

官員的倚權心理，從國際公認為行之有效的反貪腐手段即公佈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之難以推行，就可以鮮明看出。據報導，從2009年1月起，新疆阿勒泰地區（據説其地委書記和公安局長曾是彭德懷的機要秘書和貼身衞士）將率先試行把官員及其直系親屬的“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並公示結果。地區紀檢委書記、“陽光法案”制定人之一吳偉平説：“收入只是公務員財產的一部分，更多隱性收入才是公務員滋生腐敗的陰暗角落，才是應該申報、公示的關鍵。”（四川新聞網，2008年9月）。但一項對阿勒泰和新疆其他官員進行的“官意調查”卻顯示，反對者竟佔到七成，堅決支持者只有一成。而媒體就“公眾最希望政府公開的信息是什麼？”所做的民調，高達77.5%的人選擇了“官員財產情況”。官意與民意的反差如此之大！

官員的其他特權也嚴重存在。例如，在全國行政開支中僅公款吃喝、公車和公費出國“考察”的“三公”費用就高得驚人。2004年一年的公款吃喝達3700億元，公車消費4085億元，公費出國消費3000億元。每年被“三公”白白花掉的錢佔全年總行政支出的30%，可以建7、8個三峽大壩（人民網，2006年10月31日）。而所謂公車，只有1/3用於公務（且不見得完全必要），1/3被官員家庭私用，1/3為司機私用。1998年啓動公車改革，一直未見成效，反而消費得更多。2005年與上年相比，一年之內增加2000億，已達6000多億元，略同於文化、教育、科學、衞生事業費用的總和。保有公車500多萬輛，平均每車每月消費1萬元。而據國家統計局數字，當年的國防費用僅1817億元，不到公車消費的1/3，也就是説，僅公車司機私用公車所花的錢，就足夠全年的國防投入。

又傳出“張家港八大高官夫人貴賓團”事件，夫人們10多天的公款出國旅遊，花了23萬3745元。

在正常國家，錢是由議會撥付的，審查極為細緻，要通過預算案，審查期往往超過半年。不像我們籠統一估，只要在“人大”花上一天半天就通過。這種官員化、隨意化、秘密化的財政，一切由官員説了算，所以中國的“官”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以致於有人拚命也要爭一頂烏紗帽。郴州地區的官場就有一個雖不明言卻家喻户曉的標價：縣委書記200萬、縣委副書記60萬、縣長120萬、副縣長50萬；縣政法委書記60萬、縣紀檢委書記50萬，等等；其他各局長、主任、區長等也都有價可依，全數都歸地委的有關“長官”們笑納。要靠這樣一批黨委書記和政府官員來領導反貪，何其笑煞人也！而這批“買官錢”，又通通都要轉嫁給百姓。

權貴們的含金量即其“肥度”是依其可貪的機會與金額大小核定的，修公路就是一個“肥度”很高的行業，是故1997年以來，就有近20名省交通廳長、副廳長，“前腐後繼”因貪腐落馬。市和縣一級的腐敗交通局長就更多了。

權貴們的招數很多，普通人想象不到，尤以龔斷性行業為甚。

例如，縣、鄉自建的小水電站是不準自產自用的，必須低價賣給國家壟斷性電網，再由電網高價回售給縣、鄉，價差可能高達10倍。而國家電網的資產回報率卻僅為1%（發達國家為9～11%）（《南風窗》2006年1月1日）！ 錢都到哪裏去了？都落於掌控這些行業的權貴們的錢包裏，小部分則分給了職工——一位抄表工的年收入可高達10萬元，而工作僅是每天抄4次表（《南方都市報》2004年6月27日）。

其他的國家壟斷性行業也差不多。四大國有銀行2002年的利潤率只有0.14%，不到發達國家大銀行的1/10～1/100。當年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卻高達35～40%，超過發達國家大銀行的10倍以上（鍾偉等人《中國金融總體風險評估報告》）。誰又能有幸享受到這種不用還的“貸款”？不言自明，不過內外勾結作案。

中國股市是為幫助國企脱困而建，十幾年來，上千家所謂“國企”得救了，數千萬股民中的90%卻賠得血本無歸，損失高達數萬億元。

頗有人大批什麼“仇富心理”，其實文不對題，百姓們只是對這種倚權自肥的現象感到義憤。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大部分原就是國家產經部門官員和國企的高層管理（大部分是中共黨員）搖身一變而成。他們熟悉各個環節的情況，掌握着大量包括其親友、同學、同鄉、原同事、原上下級在內的人際關係資源。以這樣的官商結構，在缺乏司法制衡、輿論和羣眾監督的情況下，必然形成世上少有的官商勾結、錢權交易機制。

2001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造成國家損失830億元。主犯賴昌星沒有官員經歷，只是一位農民，憑藉着個人的高超“天才”，在跌打滾爬中熟練掌握了潛規則，用各種手段編織“保護網”，涉案官員包括公安部副部長、福建省委副書記、廈門市委副書記、多位副市長、省公安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以及軍隊、警察、海關等方面官員達200多人。

即使事情已經敗露甚至判了刑，官商勾結也仍然有效。例如上海鉅貪首富周正毅，在監獄也處處顯示特權：四菜一湯；數次看病，每次醫院都必須停診，專為他一人服務；親情電話隨時可打，還允許他使用手機指揮同夥，比台灣“總統”級大官陳水扁羈押期間的待遇還高。

各級政府官員非常懂得“仕途經濟”之道，為了“政績”，想盡一切辦法對上級特別是中央搞信息隔絕。有關上級官員也明白其中奧妙，上下勾連，形成強勢的所謂“政績共同體”，許多事件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於建嶸在《中國的政治現實和我的夢想》中寫道：“國家信訪局的人弄清上訪者是某某省份的之後，就表面上打字，裝着把信息輸入電腦裏去，實際上基本上不會輸入電腦裏。隨後，他會打電話通知地方，説，你們縣已經有人來上訪了，我正準備把資料輸入到電腦裏去。這樣，下面的人就知道怎麼辦了。” 地方政府會馬上通過行賄買通他們，銷掉上訪資料。這叫“銷號”，只是經濟上的付出，不銷號則會影響“仕途”。這種做法十分有效，據河南某縣黨政機關的文件透露，2007年1至3月，這個縣實際發生赴京上訪25起65人，進入登記的只有1起；到省上訪41起55人，進入登記的只有7起。這説明中央和河南省的信訪部門都發生了嚴重腐敗，中央決策者最後獲得的信息是不真實的。

對比權貴們的特權，法外關押老百姓的勞動教養制度在2013年11月15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

2004至2005年，安徽省阜陽市穎上縣委書記張華琪和他的繼任徐波因貪腐先後落馬，張案涉及120人，徐案涉及78人，共有200多人倒台。從阜陽政壇走出去的有兩位省部級、8位市委常委、11位廳級官員都因官商勾結落馬。

2005年初，黑龍江政協副主席韓桂枝貪污案發，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委秘書長及省檢察長、省法院院長均涉案。此後，黑龍江省廳局級以上官員如牡丹江、佳木斯、雞西、鶴崗和交通廳、人事廳、司法廳等部門的主要官員也都發現案情，全省政壇幾近癱瘓，可謂古今之最。

2007年河北唐山楊樹寬黑社會團伙案發，驚動北京。團伙竟然擁有裝甲車、機關槍、催淚彈和其他槍枝30多支和其他軍用車輛3輛，在大街上耀武揚威，幾年來遭他們毒打的達百人，市民人心惶惶。他們以武力脅迫，霸佔礦山數座，勒索他人財產多達8億多元，長期霸人妻女，冒充軍人。數年來，團伙之所以能夠橫行地方，只因為他們擁有公安充當保護傘。市公安局一名副處長替楊“擺平”多種事情，一起淫樂，為其提供武器裝備。楊則以每月數十萬賄賂公安官員。在當地公安已被楊完全控制的情況下，處理此案時，甚至從外地調入公安和武警。

楊還有辦法弄到“軍官”身份，並擁有市政協委員、全國知名鄉鎮企業家、全國穆斯林品牌企業家和河北非公有制傑出人才等身份。

黑社會性質的或官辦的造假賣假集團，黨中央屢次禁而不絕，也是地方官們為造假者充當保護傘所致。近黑惡勢力益逾猖獗，除建築、運輸、採礦等高利潤行業及黃賭毒、高利貸等“灰色行業”外，又進一步擴大到其他行業，同時實施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

數據表明，2006年2月在全國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以來，各地公安機關先後偵辦黑社會性質案件800餘起，打掉黑惡勢力數千個，破獲刑事案件7萬餘起。它們的保護傘包括國家工作人員、政法幹部及黨委、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

中國一直在打假，但最高級的“假”卻不在民間，而在權貴，即假學歷、假學位的盛行。據官方媒體披露，官員“博士大躍進”之風愈演愈烈，有的中央部委“博士”的比例已佔了近半，“博士帽”變成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的同流合污體。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上交過一份“要遏制黨政幹部的文憑腐敗”的提案，提到在校生要通過10年寒窗才可能拿到的博士學位，一些官員憑藉特權，不經正式考試入學，也沒有系統的學習、考試和論文答辯就可以混到，這樣的文憑只能是“水貨”。這種“假的真文憑”與直接從犯罪分子手中買到的“真的假文憑”又有何區別！提案沒有下文，此風仍在盛行。

2008年12月23日，據《錢江晚報》報道，陝西乾縣某局長王顯亮大鬧咸陽黨校研究生班考場。因為遲到，監考人向他宣讀紀律，他卻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我掏錢買文憑，你有啥資格管我！” 此言一出，全場譁然。《錢江晚報》打電話向王求證，王反而質問：“是誰向你們報社投訴的？我對投訴人有知情權！”

王顯亮其實是説了大實話，“撕下了黨校教育最後的遮羞布”，揭開了持續20年的黨校學歷爭論之謎，有些黨校的學歷教育無非就是買賣關係。王能“親自”到場考試，比那些不到場，由秘書代學代考或公開作弊拿到文憑的，已屬“不錯”。不知道王局最終可否買到文憑，不過，網友已經給他授予了“世上最牛考生”的“學歷”。

其實，各地各級黨校不屬國民教育系列，不具備開辦學歷教育的資格和條件，原只是對黨員開展政治教育的場所。但有的黨校管理混亂，只顧收錢賣文憑，用於官員晉升。

有些官級不夠高的官員，無緣參加“博士大躍進”，某部便投其所好，屬下的某研究院聞風而動，藉機“創收”，辦起了所謂碩、博“課程研究生班”（正規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主要是在導師指導下自學，完成論文，因材因題施教，並無預定的“課程”），頒發碩、博“研究生結業證書”。地方官們公款到京，玩夠吃好順便與同道拉好關係之後，回到本地，便印起“碩士”、“博士”名片到處散發。拿着“結業證書”，要求碩、博待遇。明智些的，便不印名片，只要達到升官的目的就行。有些正直的研究員不願意參加這種無聊遊戲，從此即被冷落。

當代中國又出了一個新詞，曰：“二奶”。

胡星斗在他的“二奶腐敗學”文中説：“貪官包二奶、三奶、四奶乃至一百四十六奶，乃中國特色。像中國貪官那樣沒有道德底線，實屬世界二百國所未有，官德之墮落也為中華五千年所僅見。”

此類資料特多，打開百度搜索，輸入“二奶”一詞，即可查得1940萬條資訊。其中“全國二奶排行榜”分成各種“獎項”，“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奶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管理獎”為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奪得，妙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揮金獎”得主深圳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僅為“五奶”一人，800天花了1840萬元，平均每天2.3萬，每小時近1000元；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則榮獲“團結獎”，與其22名情人共辦羣芳宴，公正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此外還有“素質獎”、“學術獎”、“青春獎”、“和諧獎”、“幹勁獎”等目，也皆各有“成就”。

新華社報道，貪官95%都有情婦，60%以上的腐敗案與二奶有關，陝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就是被他的11人“情婦告狀團”扳倒的。南京副廳級貪官金維芝聲稱，與他同等級別的領導幹部都有幾個情人，這不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徵，否則被人瞧不起。

“二奶”們憑勢還可能成為官員。重慶市廣電局長張小川，情人總數達70餘，本系統就有30多，有的成為主播，再轉升為廣告部副主任；有的調任人事處處長或文藝部主任。湖北有一位“坐枱小姐”出身的“二奶”，居然坐上了人民法院審判台的法官席。

不要以為以貪腐分子的不恥身份出現的權貴，人人喊打，個個痛恨，毫無“羣眾基礎”，是發展中國家難以避免的現象，甚至對促進經濟還有某種“潤滑”作用；他們不問政治，是“穩定壓倒一切”的堅定支持者，不會弄出大亂子。其實正是他們，對黨和國家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是國家動亂的總根大源，不容輕視。

他們之所以擁護“穩定壓倒一切”，實質上就是反對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他們依靠的權力資源正來自於現行政治體制內的某些惡性基因，這不是政治是什麼？

兩千多年的專制政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權力崇拜觀念。一旦進入了“官”的系列，便擁有權力，這個權力若不用來為民造福，公權必將異化為私權，一切都將變質。他們打着“社會主義”大旗，只是因為看中了社會主義資源國有的壟斷性。“黨的領導”在他們那裏變成了高官支配和高官子弟的“集體世襲”。堅持幾項“原則”則變成了不允許在“社會主義”概念中彰顯普世價值理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個裝飾語，有可能使他們的財富增值的“市場經濟”才是他們重視的。最好把“社會主義”去掉，變成“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才是他們真心向往的。他們是真正的打着紅旗反紅旗，假借革命意識形態的傳統合法性來推行最原始、最野蠻的資本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最兇惡的敵人。

鄧小平當年就提醒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 “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説，中國羣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宗，增加到2003年的6萬宗，參與人數也從73萬增加到307萬（另有統計説十年增長十倍）。照此速率，很快就可以達到每年十幾萬宗。這麼多的羣體性事件，多數都是因為權貴勢力相互勾結侵害民眾利益，在農村徵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移民安置等事情上更加突出。尤其當前面臨國際金融風暴，經濟發展受阻，就業困難的情況下，局勢更加嚴重。2008年發生的羣體事件比前幾年就呈急劇增長的態勢，“白色革命”隨時都可能發生。

2004年新華社編髮的某份《內參》報道説：地鐵車廂擁擠，相互碰一下，就罵開了。有的乘客出來勸架：吵什麼！還是留些力、省點氣，到時候跟那一幫子貪官污吏算賬！車廂裏引來一陣“高！” “高！”的喝彩聲。

無論是民主社會主義派、原教旨派，還是民主自由主義派，雖然存在着路徑選擇上的分歧，深惡痛絕地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全都是一致的。2007年7月12日，十七位離退休部級幹部在《關於對山西黑磚窯事件等問題的認識和關於十七大的建議》中就寫道：“原共產黨員書記、廠長變成了大資本家，但還當着黨員和書記。這符合《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建黨原則嗎？……那些在私營企業、作坊、礦山、商店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們拿着低微的工資卻幹着超常的工作時間的勞動，嚴重透支着生命，甚至是不見天日的無償勞動。……難道我們對此就毫無辦法，任其繼續存在下去嗎？”

總之，權貴資本主義的猖獗，已極大敗壞了黨和政權的形象和威望，造成了信仰危機，侵蝕着黨的執政基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懷疑馬克思主義和黨的領導長期存在的必要性，加之對社會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失敗缺乏科學的研究和結論，導致人們誤認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

當前的中國是思想最為混亂、信仰最為失落、判斷力最為低下的時代。就連貴為副省長的大貪胡長青也説社會主義搞不下去了，遲早要到美國去。

關於政治板塊的劃分，有幾種意見。有的劃為兩派，曰左曰右；有的分為三塊：左派（原教旨派）、中派（可能指執政力量）和右派（民主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派則不被視為一個政治派別；有的分為四派，但稱謂有所不同，且把執政力量列為一派，認為“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對執政力量的定位上，更有重大區別。

所謂“執政力量”，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一派，民間政治板塊中的四派在其中都有代表，只是不同時期的主導路線有所不同。本世紀初以來，已獲得相當認同、被民間稱為“胡温新政”的黨的領導核心，堅持前人開創的改革開放道路並繼續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其主導路線就代表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派”或稱“民主社會主義派”的政治理念。

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社會改革方面，更多關注普通百姓尤其弱勢羣體，將“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多地落實到這些人羣，不再談論“資本家可以入黨”。關注縮小城鄉差別，強調維護農民包括農民工的利益；關注縮小地區差別，強調開發中西部，振興東北；關注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艾滋病患者、殘疾人等弱勢羣體；開始探討解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醫療、養老、教育和住房改革方面產生的偏差，重新啓動這些改革；關注創造社會和諧寬鬆的氛圍，化解羣體事件的矛盾。在2008年發生的汶川地震中，親民近民的政風，更獲得全國的廣泛認同和國際的讚揚。

但各政治派別仍處於激烈的鬥爭之中，尤其2008年正值改革開放30週年，又恰逢毛澤東誕辰115週年，國際金融風暴爆發，中國經濟發生停滯，失業率上升，股市崩盤，房市低迷，各派鬥爭更趨激烈。這在各派對待改革開放的態度、對毛的評價，都可以明顯感到。2009年春夏，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還會擴大，並將遇到“風波”30週年，未雨綢繆，每一位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士都不得不認真思考。

基於以上關於政治板塊和形勢的認識，寄望於執政力量在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已取得顯著或積極成就、執政基礎基本鞏固的情況下，不失時機地啓動政治體制改革。儘可能以和諧的方式彌合除權貴資本主義派以外各種政治板塊的矛盾，擴大執政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派為核心的統一戰線，集中打擊權貴資本主義。

弭合的基礎是存在的，因為以上三派全都是因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現而產生或發展的，擁有同一個温牀，即同一個敵人——權貴資本主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核心價值和社會主義平等、公正原則的民主社會主義，自然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天然敵人。

同樣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教旨派，雖然誤將毛時代認為是平等、公正的，將改革開放視為“向右轉”，企圖回到毛時代。但除了對極個別涉嫌政權顛覆者必須防止以外，多數還是認識問題。他們抓住改革開放的某些失誤（如90年代中期以後仍片面強調“穩定壓倒一切”，給權貴資本主義以可乘之機），大作文章，但其出發點，正是出於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目的。

鳳凰網的一次網調，反對繼續改革開放者高達70.5%，相信大多數只是反對被權貴資本主義代理人扭曲了的“改革”。這些扭曲，不但民主社會主義者反對，原教旨派反對，民主自由派也反對；工人、農民反對，因為喪失了國家主人的地位，成為被剝奪者；理性知識分子反對，因為畸變了的“改革”違背了他們的良心；絕大多數沒有權貴背景的民營企業家也反對，因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不正當競爭太可怕；許多幹部也反對，因為官場潛規則太多、太黑暗。如果能將扭曲了的“改革”再扭轉回來，極大加強打擊共同敵人——權貴貪腐黑惡勢力——並取得顯著成效，相信這些反對者，大多數都會轉向支持。

對30年毛時代的評價，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與原教旨派的主要分歧，也許會隨着打擊權貴資本主義取得勝利，自然得到消弭或者緩解。其實這個問題，儘可以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應該加強當代史的教育和研究，提高中青年人的分辨能力。隨着歷史檔案的更多解密，信息更加開放，一定會取得多數人的共識。總之，不應激化這兩派的矛盾，而應更多關注二者的共同點。

民主自由主義派的核心人士認為社會主義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與民主社會主義派和原教旨派存在路線上的重大分歧。雖然對公眾的影響還不大，也應採取措施，維護安定大局。人民之間的安定團結來之不易，中華民族不能再錯失這最後一次振興的機會。台灣的亂象人所共見，大陸13億人口，若再次發生動亂，後果不堪設想，凡是稍有愛國良心的人都不願看到。其實民主自由主義派內的許多人仍然是愛國的，很多人只是同意其中的一些主張如普世價值。權貴資本主義這十幾年的猖獗，導致的悲情不容忽視，這些人士看不到出路，誤以為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制度是扼制權貴資本主義勢力的良策，適用於中國，要將這些東西強行推銷過來。結果必將導致中國的長期失序，最終為外國敵對勢力利用。應該孤立其少數，以和諧的方式引導和教育其多數，儘可能將其轉化為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同盟力量。還要警惕有人借反對民主自由派之名，行打擊民主社會主義派和掩護權貴資本主義派之實。

除了對付共同敵人權貴資本主義外，民主自由主義與原教旨派在理念上絕無共通之處，但民主自由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現實分歧可能更大。後者雖然仍打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的旗號，其實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內心只有資本主義。“打着紅旗反紅旗”比“打着白旗反紅旗”更具欺騙性，更加危險，在“紅旗”的掩護下，也更有實力。正可以善用分歧，爭取民主自由主義派中存有愛國之心的多數，結成一定時期內的統一戰線，共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

民主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主要是主義之爭，即要不要社會主義。但他們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即觀念上都相信普世價值，因此而常被原教旨派誤以為兩者是一樣的。茲事體大，已寫入十七大黨綱的“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以及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的“新三民主義”，都具有現代普世價值的意藴。

胡錦濤還説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經胡錦濤親自審定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也有這樣的表述：“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温家寶2007年在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時更明確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2007年3月16日《北京晚報》）。北京奧運會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為主題，都表達了執政黨對人類普世價值的認同。

普世價值不僅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制度建設，當前更是打擊權貴資本主義的有力武器。比如，輿論和言論的更加開放，司法從地方的獨立，公民權利的保障，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制衡，民間組織的建立和健全等等，都需要符合社會主義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