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映堂

梁映堂是梁家第一代下南洋的梁採臣的長子，1848年在印尼出生，5歲時被父親帶回家鄉鬆口，接受了傳統的儒學道德教育和客家文化薰陶，這對他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01年梁映堂在印尼參與創辦了中華會館中華學校(即今八華學校)，接收華人子弟入學。學校以“正音”(漢語普通話)開展教育，設有孔子學説的課程。 ^[2] 

早在清朝嘉慶年間，梁父梁採臣就胸懷大志，告別鬆口大力村的親人，與鄉人結伴到汕頭海港乘坐“大雞眼”的木帆船，經過七天七夜的飄洋過海，抵達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謀生。後艱苦創業，克勤克儉，經營商貿，創設“南茂公司”，主營五金、匯兑、地產等業務，事業有成。旋返鄉創辦“敬齋學堂”，培育鄉村子弟讀書，鄉民口碑稱頌。紹先德之箕裘，秉承父志，主持“南茂公司”業務，在巴城大南門再開設“德瑞商行”，多財善賈，大振家聲。尤喜協助同僑同行發展事業，打下牢固的基礎。

清朝光緒年間，梁映堂聲名卓著，被僑商推選為巴達維亞中華商會會長，全力為僑商服務。他於1905年被荷蘭東印度殖民政府委任為“雷珍納”官職，1913年擢升為巴城“甲必丹”(即華僑領袖)，荷印政府將有關華僑事務輒借重華僑領袖相助為理。其時，梅州籍華僑領袖被委任為巴城“甲必丹”者，先後有梁映堂，廖煜光、丘燮亭、黎殷甫等四人。梁映堂擔任巴城中華商會會長和“甲必丹”職務後，辦理僑胞事務，勤政愛僑護僑，排難解紛，恤老濟貧，不一而足，僑胞均多受惠。當時，以華僑與阿拉伯僑胞情感有隔閡，每有鬥毆之事，甚至聚眾械鬥。梁映堂乃遊説阿拉伯僑胞之“甲必丹”，痛陳利害，極力調停，對方亦感悟，雙方僑民遂言歸於好，兩族能各安其業。

巴城中華會館提倡中華文化教育，提高華僑地位，為社會培育人才。梁映堂協同潘景赫、丘燮亭、翁秀章、李興廉、陳金山、丘紹榮、丘香平、許南章、蔡有得、黃玉昆、黃昆興、許金安、李金福、陳公達、潘立齋、陳天成、胡朝瑞、胡先清、温亞松共20位華社賢達，於1901年3月17日在巴城八帝貫中華會館內創辦“中華學堂”(後改稱為“八華學校”)，當時荷印時代第一間華語學校。

1903年，維新領袖康有為因“戊戌變法”失敗躲避清廷追捕，輾轉南來抵達巴城，受到梁映堂等華社賢達迎接。康有為力陳維新之説，並涉及華僑教育事宜，還於當年9月20日訪問“中華學堂”，欣然題寫楹聯於校門：“冠冕南極；砥柱中流。”

不久，梁映堂又與潘景赫等倡辦“義成學堂”，以巴城石橋頭“客屬總義祠”為校舍，祠堂門樓有梅州籍僑賢鐘鼎元撰寫之楹聯：“義舉千秋在；祠成百氏安。”

創設“中華學堂”和“義成學堂”之目的，在於教育華僑子弟，有教無類，興學育才。

1907年，清朝兩江總督端方在南京開設“暨南學堂”，招收印尼“中華學堂”畢業生前往留學深造。梁映堂以中華會館副會長身份領導“遴選委員會”，負責考選來自印尼各地的第一批二十一名印尼學生前往南京“暨南學堂”留學。1908年10月5日，梁映堂由巴城親送“中華學堂”第二批畢業生十多人至南京入學，此事在僑社傳為美談。晚清名士丘逢甲(梅州蕉嶺人)曾在梁映堂率領印尼華僑學生到南京“暨南學堂”入學的合照相片中題詩：“祖國歸航率島民，養成豪傑共維新。他年編入文明史，此是當時領導人。”詩句語重心長，勉勵有加。

梁映堂在巴城商界運籌有策，事業輝煌，鼎力襄助文教事業。他不但為巴城“中華學堂”捐助辦學經費，還為萬隆市籌建萬隆大學工學院出任“籌建委員會”的十三名委員之一，負責籌款五十萬大洋。晚年在原鄉梅州市梅縣區鬆口大力村興建三堂四橫近三千平方米的兩層客家圍龍屋“承德樓”，以頤養天年及裔孫溯源尋根、追遠問祖。 ^[1] 

父親：梁採臣 ^[2] 

長子：梁密庵 ^[3] 

孫子：梁錫佑、梁銓佑、梁銑佑、梁錕佑（梁密庵的四個兒子） ^[3] 

曾孫：梁世楨（梁密庵長孫） ^[4]  、梁世京（梁密庵之孫） ^[2]  、梁世譽（梁錫佑之子） ^[3] 

梁採臣家族自清嘉慶年間從梅縣鬆口來到印尼爪哇島創業以來，至2009年已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傳至第五、六代。梁氏家族有着崇文重教的家風，並且特別重視中國的傳統教育，梁家的幾代人雖然在海外出生，但幾乎都有回鄉接受教育的經歷。 ^[4]  梁映堂曾作家訓：“屋要做靚，兒孫才願回家，田不可買，兒孫才需外出。” ^[5] 

承德樓位於梅縣鬆口古鎮大力村，承德樓得名於梁氏家族“唯德是崇”的祖訓，是梁映堂於1908年設計建造，它是一座三堂四橫一雜屋連成一體的兩層圍龍屋，佔地約10000平方米，歷時十年建成。承德樓內設48廳、18個天井、108個房間，雕樑畫棟、色彩鮮明、宏偉壯觀。該建築融合了客家與歐洲地區建築特色，頗為獨特。從承德樓走出的華僑均對新中國革命和家鄉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承德樓”已成為客家建築文化的活教材之一，每年都吸引眾多海內外遊客前往參觀考察。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