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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爾達·梅厄
鎖定
果爾達·梅厄流浪少女
錢幣上的果爾達·梅厄
父親找到了一份木匠活，母親開了一家小雜貨店，一家人的生活條件有了明顯好轉。梅厄也可以和其他同齡孩子一樣揹着書包上學了。梅厄從8歲起就幫着媽媽照料小店的生意，媽媽出去進貨時，她就一個人守在店裏。從售貨到收款她都做得井井有條，人們都誇她是個聰明能幹的孩子。
在學校裏，梅厄也顯示出了極強的組織能力和演講天賦。
11歲時，她組織了平生第一次的公眾集會並做了第一次演講，這使她感到既激動又興奮。小學畢業後，母親迫使她放棄了上中學的念頭，讓她留在店裏幹活，對此梅厄十分不情願，但還是按照母親的意見做了。
在她14歲的時候，母親又要把她嫁給一個比她大許多歲的男人。對此梅厄再也不能忍受了，一氣之下她離家出走了，投奔到遠在丹佛的姐姐謝伊娜家裏，她要在外面自己闖天下。她找到了一份裁縫的工作，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這期間，她結識了自己未來的丈夫莫里斯·梅耶森，小夥子是一位文雅多才的廣告畫家，也是猶太移民。
一個女孩子在外謀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梅厄為了生存拼命地工作。裁縫活是一項技術性較強的工作，梅厄憑着吃苦耐勞和聰明好學，很快便掌握了裁剪技巧。離開了父母梅厄一下子成熟起來，她學到了許多在父母身邊學不到的東西，培養了自己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和克服困難的決心。在梅厄外出謀生的日子裏，父親經常寫信詢問她的情況，勸她早日回家。梅厄也十分想念家裏的親人，讀着一封封充滿思念和牽掛的來信，梅厄的心被感動了，16歲又回到父母身邊。
當梅厄回到家鄉時，她發現家鄉已陷入了一種狂熱的騷動之中：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等活動此起彼伏。梅厄很快就投入到運動中去，她協助組織了密爾沃基的遊行示威，她的家也成了巴勒斯坦來訪者的聚集中心。梅厄還謁力勸説她的未婚夫移居巴勒斯坦。
1917年，梅厄與莫里斯·梅耶森結為夫妻，他們的結婚誓言中有一條，就是終有一天要生活在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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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後不久她從事黨中募款的活動，其中她發現自己懷孕，她選擇了人工流產，因為她認為猶太復國主義的義務沒有空間容許一個孩子。
果爾達·梅厄農莊社員
邁爾森夫婦用工作三年掙來的錢，終於在1921年到達巴勒斯坦，梅厄和丈夫在巴勒斯坦人生地不熟，得不到任何幫助。由於戰亂，許多人已經離開了這裏。梅厄和丈夫找到莫哈維亞基布茲，申請加入集體農莊。但他們的申請遭到了拒絕，原因是農莊的大部分人認為梅厄夫人不適合從事體力勞動。梅厄對他們的偏見非常憤怒，她據理力爭。在她的堅持下，農莊最終接納了他們。在這種合作農場裏，成員在沒有貨幣交換的情況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基布茲的住房.食堂.學校以及衞華娛樂.保健和撫養孩子的機構為全體成員所共有。
起初，人們認為梅厄是個任性的美國人，對她並不信任，但不久，精神飽滿.工作無怨言的梅厄就被人親切地稱為“我們的果爾達”。梅厄從事着繁重的體力勞動：種地、養雞、植樹、照看孩子，經常累得筋疲力竭。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她自豪地説：“是集體農莊把我造就成了養雞專家。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如何養雞。”後來，梅厄又被分在廚房工作，她學會了烹製各種菜餚，做出的飯菜色、香、味俱佳。慢慢地，農莊裏的人們改變了對她的看法。他們發現這個年輕女人不論做什麼事情都能做得很好。為了提高大家的生活品位，她將牀單改成桌布，在餐桌上佈置了鮮花，用玻璃杯取代粗糙的茶杯，早餐改吃麥片粥。她的創新贏得了人們的讚賞和信任。後來，集體農莊選舉她為猶太工人總工會的代表。
她的創造力、奉獻精神和領導才華使她深受人們的愛戴。梅厄喜歡社區的共同生活，但默里斯並不喜歡。她對基布茲越來越重要，同時與丈夫也越來越疏遠。患瘧疾住院以後，她聽從朋友的勸告，和丈夫一起離開了基布茲。儘管梅厄不願意承認她的婚姻是失敗的，但50年以後她承認，為了默里斯犧牲了基布茲的生活，一直都使她很難過。
離開了莫哈維亞，梅厄夫婦搬到特拉維夫，而後又搬到耶路撒冷，在那裏先後有了兩個孩子：1924年出生的馬那切姆（希伯來語“舒適的意思”）和1926年出生的薩拉。他們的生活更加貧困。為了支付孩子的保育費，梅厄除了工作以外，每天都要到兒子所在的幼兒園洗衣服。儘管生活十分艱苦，梅厄夫人仍然保持着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她經常告誡自己，困難並不可怕，只要堅持下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1925年梅厄帶兒子回到默哈維亞住了6個月，但她在極度要強的性格和丈夫之間，最終還是選擇了默里斯。默里斯拒絕在基布茲撫養孩子，因為那裏的孩子都由社區的女客管家撫養，住在於父母隔壁的房子裏。父母只能在特定的時間去看望自己孩子。
果爾達·梅厄復國先鋒
梅厄夫人擔任了猶太工人總工會女工理事會幹事，主管移民姑娘們的就業培訓。這項工作需要頻繁地外出籌集資金，而此刻她的婚姻正面臨着嚴重的危機。丈夫希望妻子能夠照顧好孩子和家庭，而工作又要求她在外面奔波勞累，家庭和事業使梅厄夫人一時陷入了矛盾之中。她既愛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又不願放棄自己的事業。在痛苦的抉擇中，梅厄毅然地把事業放在了第一位，從而導致了家庭的破裂。因為丈夫不同意離婚，梅厄夫婦決定分居。但由於孩子的原因，在1951年默里斯去世之前他們一直保持密切的關係。她和兩個孩子搬進了特拉維夫的一間小公寓。她既要外出工作，又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其困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憑着她的天賦和魄力，梅厄很快就提升到以色列工作領導人的職位。她代表基布茲參加工人總聯合會，1928～1932年任工人總聯合會女工委員會書記。她帶領特使團作為世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組織和猶太人代辦處的代表出使美國和歐洲。作為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猶太自治政府時代表，梅厄還在英國戰時經濟顧問委員會中任職。
1930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袖戴維·本-古裏安聽到梅厄慷慨激昂的演講以後成了她事業中的良師益友。1939年英國的政治白皮書限制了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往巴勒斯坦的猶太難民的人數。為阻止這項政策的執行，梅厄和哈迦拿的（一個反英的軍事組織）聯合起來安置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與英國委任統治當局進行談判，成為猶太復國事業的有力發言人。
歐洲的1800萬猶太人中有600萬在納粹的集中營中被殺害。
1946年英國人逮捕許多猶太活動家，包括猶太代辦處政治部主任夏裏特在內。她擔任政治部代理主任，為釋放在押的同志和許多猶太難民而奔走。夏裏特獲釋後任外交部長，她正式成為代辦處的政治部主任。她親自去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勸他不要參加其他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侵略行動。阿卜杜拉勸梅厄夫人不要急於宣佈成立猶太人國家。梅厄回答説：“我們已經等了2000年了，這還不算急嗎？”
果爾達·梅厄政壇風雲
1948年5月14日，對梅厄夫人來説是永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她特意收拾打扮了一番。當她與其他24人一起在以色列獨立宣言上簽字之後，她激動得哭了。她説：“當我在學生時代學習美國曆史時，在我對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人物有所瞭解之後，我簡直難以想象這些簽名者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而現在，我自己也簽署了獨立宣言。”從此，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終於又有了自己的家園，她為之奮鬥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至此，她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治理自己的國家中，而拋棄了一切私心雜念，她對自己國家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12個小時以後，埃及轟炸了特拉維夫。黎巴嫩，敍利亞，伊拉克和外約旦（約旦）也參加了轟炸。一個月以後聯合國命令停戰——在以後戰火不斷的幾年裏，此停火協議經常被破壞。梅厄繼續為自己的祖國效力——1948年擔任首任駐莫斯科公使；這項工作對梅厄夫人來説有一定的難度，但她是個知難而進、決不服輸的人，她像家長一樣把使館管理得井井有條，每個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她還安排使館的每個成員輪流做雜務。她實行了童年夢想，讓以色列國旗自豪地飄揚在俄羅斯大地上。
女總理梅厄夫人
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長，她每天工作18個小時，總理對她的堅強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非常佩服，稱她為內閣中惟一的男子漢。一次，總理建議梅厄夫人出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梅厄夫人反問道：“為什麼？你認為我累了嗎？”總理笑着説：“不。是我累了。”梅厄夫人回答説：“那麼去度假的應該是你。”在梅厄夫人就任外交部長期間，她制定了以色列對發展中的非洲國家擴大技術援助的政策。這一政策大大改善了雙方的關係。
1965年，梅厄夫人由於多年的勞累過度患上了各種疾病而退出了內閣，她還拒絕了出任副總理的建議。她認為做一名專職的祖母比做一名兼職的總理要好。過去由於工作的需要她沒有盡到母親的職責，如今她要在孫子們身上彌補自己的遺憾。她從外交部長的大公寓裏搬了出來，重新開始了清潔、烹飪、熨燙和採買的工作，她又回到了平凡的家庭生活中來。人們經常能夠看到這位和藹可親的老太太提着大包到市場買東西。每到節假日，祖孫三代聚在一起，她都要親自上陣做幾道拿手菜餚。看着一家人歡聚在一起，梅厄夫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梅厄夫人
1966—1969年任工黨總書記。她促使以色列工黨與另外兩個黨合併為以色列工黨。
1969年，70歲的梅厄出任總理。維持各黨聯合政府。她要求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中東問題。她説：“我們呼喚和平，即使我們能夠贏得戰爭，我們也不願打仗，沒有什麼能比和平更令以色列人心馳神往的了。”由於戰爭，“我們被迫成為勇敢的戰士，但我們並不樂意如此。我們更願意當個好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穫。做為勇敢的戰士是我們生活中的額外負擔，其中無任何樂趣可言。”梅厄夫人同時勸告對方：“交戰雙方不可能一方享有安寧，而另一方則遭受炮火轟擊。要麼雙方享受和平，要麼同時陷入困境。”她曾東奔西走，其中包括去羅馬尼亞會見齊奧塞斯庫（1972），去梵蒂岡會見羅馬教皇保羅六世（1973）。1973年邀請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訪以。同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開始後，暴露出以色列缺乏戰爭準備，使全國人民大吃一驚。次年3月她勉強拼湊一個新的聯合政府。但以色列統治集團內部就戰爭前期失利的責任問題爭吵不休，梅厄在一片責難聲中於1974年6月提出辭職。這時她已是76歲的老嫗了。而早在她出任以色列總理之前就已經發現自己患有白血病，但她並沒有被病魔嚇倒，憑着頑強的意志一方面同病魔作鬥爭，一方面領導以色列人民。她對於自己有一段時間忽視孩子們的行為，對於寧願獻身於工作而導致婚姻破裂的錯誤而深感內疚。她曾經這樣寫道：“有這樣一種女人，她不願呆在家裏，寧願將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之不顧。她生來就需要更多別的東西。她無法脱離更大的社會生活。她不會因為孩子而縮小自己的視野。這樣的女人永遠不會休息。”此後仍為重要政治人物。卸任後的第二年，她完成了自傳《我的一生》，書的最後一句話是：“請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絲毫懷疑，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永遠不會滿足於比自由更少的東西。”此書立即成為暢銷書。為了紀念這位傑出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1981年美國將《我的一生》拍成了電視劇，3次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好萊塢明星英格麗·褒曼扮演梅厄夫人，轟動一時。
果爾達·梅厄總結評價
1978年12月8日。在身患長達12年的白血病之後，因肝炎病逝。由於她病逝的訃告是在安息日開始以後才公佈的，所以特拉維夫幾乎空曠的街道上對此沒有什麼反映，其他城市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獲得這個消息的以色列人深感悲痛。擔任梅厄的工黨主席的西蒙·佩雷斯稱她為“雄偉的母獅”和“猶太曆史和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女性之一”。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説他在開羅“懷着悲痛的心情”收聽了這個消息。他把這位前總理評價為“第一流的政治領袖”，讚揚她是一位“誠實的對手”，是她開始了“和平的努力”。
她是近代第一個憑藉自身價值，而非世襲頭銜登上最高權力的女性。
果爾達·梅厄尼式看法
喬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果爾達·梅厄説成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確實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間在國內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見到的男人或女人中個性最強的一個。如果説，戴維·本·古裏安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那麼，果爾達·梅厄則是代表大自然的一個基本力量。
每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要保護他的國家。但是，梅厄對以色列的這種意識卻超出了通常的範圍。她的這種感情是熾熱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親對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樣強烈。對她來説，以色列不僅意味着她的祖國，而且代表着一種超出國家範圍的事業。
有些領導人是耍弄陰謀詭計的大師，編織騙人圈套的能手。他們會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誤認為諾言的建議，經常或迫不得已地見風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謀、耍花招。對林登·約翰遜來説,這就是他的第二種天性。富蘭克林·羅斯福在這方面則是一位老手。對許多人來説，搞陰謀詭計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訣竅，是繞過利害衝突這個危淺灘的最有效辦法，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辦法，可以使衝突了結。但果爾達·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彎抹角。其必然的結果是，她下了決心就不能變更。對果爾達·梅厄的立場，她要達到的目的和意圖，從來也不存在什麼疑問。在不同的情況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擋的力量，也可能是別人不可動搖的目標。作為別人的攻擊目標來説，她是不可動搖的：作為攻擊別人的力量來説，她則是不可阻擋的。
果爾達·梅厄有一副畢生從事勞動的婦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過度的體力勞動的痕跡，臉上顯露出用腦過度和精神上負擔過重的陰影。但在她的臉上，也有一種照片經常沒能捕捉到的熱情。她雖然是一個固執的談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豐富、外露和坦蕩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動感情的，在含淚表示友情時，他的感情似乎是自發地進發出來的。但就他而言，有時又判若兩人，幾個小時之後，就會恢復到大聲咆哮、劍拔弩張的狀態。果爾達·梅厄則是表裏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堅定的決心來自同一個源泉。她在談判中是執拗的，因為她深深地關注着她在談判中要維護的東西。
她的熱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發地流露出來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她1969年首次作為總理訪問白宮時的情景。這次訪問對她來説具有特殊的意義。梅厄八歲那年就作為一個貧窮的移民，從俄國第一次來到美國。她在美國成長，還在密爾瓦基教過書，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時為止。因此，在我們為她舉行的國宴上，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奏起以色列國歌、然後又奏起《星條旗》歌時，她不禁熱淚盈眶。宴會後，我們特地為她安排了艾薩克·斯特恩和倫納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藝節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間，聚精會神地聽着。演出結束時，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走上前去，擁抱兩位音樂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個插曲，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以色列面臨失敗威脅時，我命令“一切能夠飛行”的運輸工具都要全部應用起來，大規模地、緊急地向以色列空運供應物資。她後來寫道：“這次空運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它不僅提高了我們的士氣，也清楚地向蘇聯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毫無疑問，它也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當我聽到（運輸）飛機正在利達降落的消息時，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哭了……”。
她後來告訴我説：她認為，我的行動——包括空運以及當蘇聯威脅要派部隊去這個地區時，美國宣佈它在全世界的武裝力量進入戒備狀態——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當埃以部隊脱離接觸的協定宣佈時，我給梅厄夫人通了電話。當時，水門危機已成為整個美國的頭條新聞。在通話結束時，她説：“請多多保重，好好休息。”這使我深受感動。
如果在危機時刻表現得堅強不屈是果爾達·梅厄的特點，那麼，慈母般的諄淳善誘則是她的另一特點。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果爾達·謝拉努”即“我們的果爾達”這樣的愛稱而聞名。她自由白在地、毫無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動。當她的內閣成員們圍在她廚房的桌子旁邊、或者在爐子附近來回走動時，她一邊為他們燒湯和煮咖啡，一邊和他們討論着國家大事。她就是這樣一位總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開外時，還無情地驅使自己幹這幹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問題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細小的瑣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經親自過目，她都不簽署。她親自去機場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經常是一見到他們就高興得流下熱淚。在贖罪日戰爭中和戰後，她收到許多農民責備她的政府應該對他們孩子的死亡負責的信件，這把她的身體摧垮了。每位戰士陣亡，對她個人都是一次打擊。當納賽爾在西奈進行消耗戰時，她下命令説，每當一個以色列士兵陣亡，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都應該立即通知她。人們是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她的指示，以至於有一次由於損失了二十五頭羊，也把她喚醒了。
許多領導人是靠個人野心登上最高領導職位的。他們尋求權力，只是因為他們希望手中有權。果爾達·梅厄不是如此。她畢生只是從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獻身精神都傾注於其中，她1921年遷入以色列，是因為她決心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她希望能夠對人們有所幫助和裨益。她成為以色列第四任總理時，已經年滿七旬了。
當時，萊維·埃希柯由於心臟病悴然去世，工黨的其他領導人立即求助於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為只有她才能在不觸發一場分裂性鬥爭的情況下繼承埃希柯的職位。起初她表示反對，後來還是同意了。事後她寫道：“我當總理，那是因為當總理就是那麼回事，就像我的送奶人成為赫爾蒙山上一個據點的指揮官一樣。我們兩人對這種職位並沒有任何特殊的興趣。但是，我們兩人都盡力把我們的工作做好。”梅厄夫人認為，人們對她這樣一個婦女擔任高級公職一事過分注意了。對她來説，當女人就意味着多幹工作。尤其是在早年養育孩子的年月裏，她既得忙於公務，又得操持家務。當我的女兒朱莉·艾森豪威爾為了撰寫《特殊人物》一書而採訪梅厄夫人時，她問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為第一位女外交部長時有何感觸。梅厄夫人的答覆是獨特的。她微微一笑，説：“我不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一位男部長。”
1971年，我和法國總統喬治·讓·蓬皮杜在亞速爾羣島舉行會談。有一次，國務卿威廉·巴頓·羅傑斯為了使談話氣氛輕鬆些，説，世界上兩個最多事的地方——南亞和中東——恰巧都是婦女擔任總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果爾達·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説：“哦，真的嗎？”
蓬皮杜這句話並沒有蔑視之意，而是帶着一種奇特的讚賞之情。當然，它的寓意是説，果爾達·梅厄作為一位女總理，從其為人處事的方式上看，簡直與男人沒有什麼區別。果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處：她們在與異性進行談判時，都過分堅持己見。不過，我與這兩個人打交道時卻發現，她們在談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倆都具有女子的氣質。英迪拉·甘地利用了這種氣質；果爾達·梅厄卻沒有。甘地夫人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女人來對待，她自己卻以男人那種冷酷無情的態度行事；果爾達·梅厄則期望人們把她作為一個男人來對待，而且象男人那樣行事。她並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而要求人們寬容她。她也不寬恕別人。
她衣着樸素，從不化裝打扮。她把頭髮儘量攏到腦後，梳成一個髮髻。她承認，之所以把頭髮留得長長的，是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喜歡那種樣式。她在與我的夫人交談時，總是很和藹可親，對我們的孩子及私事也明顯地流露出誠摯的興趣。但一般説來，她與人們打交道的作法是：在會議開始時，敷衍他説上幾句“認識您”之類的緩和氣氛的話，然後就單刀直入地談論手頭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在橢圓形辦公室第一次見面時，攝影記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們象通常那樣閒扯着。當把記者們打發走，她就交叉着雙腿，點上香煙，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瀏覽她為她的武裝部隊索取裝備的清單。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她就不會寬恕對方，或把事情忘卻，而是滿腹怨恨。她一直沒有寬恕戴高樂在1967年戰爭後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也一直沒有寬恕進行過大屠殺的德國人、甚至他們戰後的新領導人。對於那些使無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她也一直不予寬恕。六十年代，本·古裏安從執政的工黨分離出去後，梅厄夫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裏也一直怨恨他。
她對蘇聯尤其不信任。她雖然是一個良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她對蘇聯的專制及其對以色列的威脅具有清醒的認識。她自從能夠記事以後，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親在基輔他們家的門上釘滿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經常發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裏，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們到處搜查、迫害猶太人。她還告訴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來敲她家的門，毆打他父親，因為他是猶太人。這使她驚恐萬狀。她對早年在俄國所度過的歲月的記憶已經不多了，而這些記憶大多是寒冷、飢餓、貧窮和恐懼——尤其是恐懼。在她看來，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在蘇維埃俄國繼續發生着。納賽爾曾經發誓要摧毀以色列。梅厄夫人認為，蘇聯對納賽爾的支持，也是對猶太人進一步的侮辱。梅厄夫人有一次訪問華盛頓時，曾向我表示：她認為，歐洲許多領導人對蘇聯實行緩和政策，這是一種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對我們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所採取的步驟，她也感到關切。我向她解釋説：我們對緩和問題的做法與他們的做法很不相同；我們對蘇聯的動機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説，關於國際關係，我們的指導原則與《新約全書》中的指導原則略有不同，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談到這一點時，亨利·基辛格插話表示贊同，並説：“還要加重百分之十”。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並説：“只要你們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就不用擔憂了。”有時，她可以輕鬆地處理好那些對她來説是最嚴重的問題。她一再對我説，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沒有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作為推動中東和平的行動的一部分，我試圖在美國與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我向她指出，從以色列本身的角度來看，讓美國成為以色列的鄰國的朋友，比起由另一個對以色列抱有敵意的國家來扮演這個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認這一點，然而還是堅持説，在與阿拉伯國家打交道時，我們不應該相信協定，而是應該相信行動。有一次，這類會見結束時，我向在場的人一一贈送了小小的禮品盒，內裝帶有總統印鑑的金質襯衫袖口鏈釦。每個人都打開了自己的盒子，結果發現其中有一個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時笑了起來，説：“瞧，現在你們該明白我所説的信任是什麼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為國務卿之後，我對她説，現在我們兩國都由猶太人當外交部長了。她流露出輕鬆愉快的神情。在談到基辛格的德國口音時，她還應聲道：“不過，我的外交部長是講英語的。”
在國際上，果爾達·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極大的勇氣、才能和韌性的政治家。她聰明過人、正直、頑強。她賦有足以使她躋身於任何大國最高領導層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會具有這種能力，因為她對這個國家有着異常強烈的感情，它的事業把她推向了最高領導層。她並不把權力當作特權來追求，而是把它當作職責來行使——為以色列而行使。
美國人把梅厄夫人列於他們最欽佩的婦女的名單的前列。對以色列人民來説，她則是一位受人愛戴的老祖母式的保護者，一位強健結實而又可以信賴的婦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擔在肩上；但她也騰出時間來，在廚房的桌子旁邊招待她的助手們喝湯。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儀式上所作的悼詞中説：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在國內受到愛戴、在國外也受到尊敬。但是，只有少數幾位象艾森豪威爾這樣的政治家，才能在國內外受到真正的愛戴。果爾達·梅厄也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位。與艾森豪威爾一樣，這不只是由於她的所作所為、顯然也是由於她的為人，國內外的人們才如此真心地愛戴她。
1974年6月，在她離職才十二天之時，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她是在以色列對1973年10月戰爭中的準備工作發生長期爭論後去職的。我們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簡樸的公寓中拜訪她。她再次對美國在那次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謝。當她費勁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我們表示歡迎時，我可以看到她臉上痛苦的表情。事後我才知道，她當時與我一樣患有靜脈炎。此外，她還患有淋巴腺癌。她對這一點保密了好幾年。後來，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一次國宴上，我決定打破先例，在向國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説：我所見到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一位比果爾達·梅厄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勇氣、聰穎、堅韌和果決了，她獻身於國家的精神也讓別人望塵莫及。我説：“由於我與她共事過，所以，我想我已經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請各位和我一起，為這位前任總理乾杯。讓我們為果爾達·梅厄總理乾杯！為果爾達乾杯！”
對她來説，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對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我的本意是：“讓我們懷着愛戴的心情，為果爾達乾杯。”我想，她一定會理解，我正是這個意思。
（摘自尼克松回憶錄《領袖們》）
果爾達·梅厄名言
在德國的土地上，一邊是猶太人遭到綁架、屠殺，而另一邊卻在觀賞體育盛舉，當猶太人把受難者的棺木抬回故鄉的時候，奧運會的火炬仍在燃燒。猶太人永遠是孤獨的，沒有人會保護我們，只有猶太人自己保護自己。
既然世界已經遺棄了猶太人，猶太人就可以遺棄這個世界。
以色列不可能既大量佔領阿拉伯領土，又是個民主國家。因為如果佔領了阿拉伯領土，大量選民就會是阿拉伯人，所以，只能佔據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
我們可以原諒阿拉伯人殺害我們的孩子，但是我們不會原諒阿拉伯人逼迫我們去殺他們的孩子，只有當阿拉伯人對自己孩子的熱愛超過了對我們的仇恨時，和平才是可能的。”
——果爾達·梅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