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文獻學派

廣1908年1月，東京帝國大學白鳥庫吉與滿鐵初代總裁後藤新平協商後在“滿鐵”的東京支社設立“滿州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擔任調查部部長，同時將弟子津田左右吉、箭內亙、松井等、池內宏等人召入調查部任研究員，分別負責“滿州歷史地理”和“朝鮮歷史地理”的基礎研究。稍後，白鳥的學生和田清加入了這一調查和研究工作，負責“滿州歷史地理”的基礎研究。由此形成了“東京文獻學派”的雛形。在以後由白鳥主持陸續發行的《滿州歷史地理》（二卷）、《朝鮮歷史地理》（二卷）等論叢和出版《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14冊的過程中以及由白鳥於1909年和1910年相繼開啓的“堯舜禹否定論戰”和“邪馬台國論戰”過程中，白鳥庫吉的學生加藤繁、橋本增吉、重松俊章、原田淑人、鳥山喜一、清水泰次、石田幹之助、桑田六郎等人皆先後不同程度的予以了聲援、支持和幫助，由此促進了“東京文獻學派”的發展。

20世紀20年代白鳥庫吉於東帝大教職退休後，他的弟子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成為了東京帝國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領軍人物，“東京文獻學派”進入繁榮興盛期。這一時期的學派新一代導師為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他們的門人弟子黃現璠、植村清二、松田壽男、前嶋信次、野原四郎、鈴木俊、江上波夫、増井經夫、三上次男、周藤吉之、日野開三郎、旗田巍、鐮田重雄、山本達郎、田坂興道、岸邊成雄、榎一雄、矢澤利彥、前田直典、守屋美都雄等人成為這一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加藤繁、和田清、前田直典相繼退休和病逝後，他們的弟子西嶋定生、山田信夫、山根幸夫、神田信夫、護雅夫、荒松雄、田中正俊、堀敏一成為學派第三代傳人。

第四代成員小島晉治、斯波義信、岡田英弘、辛島升、武田幸男、生田滋、濱島敦俊、尾形勇、池端雪浦、川勝守、窪添慶文、古廄忠夫、佐藤次高、櫻井由躬雄，先後屬三上次男、山本達郎、榎一雄、西嶋定生、周藤吉之、田中正俊等人的學生。

第五代代表學者濱下武志、蔀勇造、並木賴壽、森安孝夫、金子修一、小松久男、岸本美緒、水島司、片山剛、久保亨、平勢隆郎、上田信、新免康，同樣相繼是山本達郎、西嶋定生、護雅夫、田中正俊等人的學生。

第六代代表學者青木敦、吉澤誠一郎、小寺敦、阿部幸信，則為辛島升、佐藤次高、櫻井由躬雄、蔀勇造、小松久男、岸本美緒等人的學生。 ^[1] 

疑古是“東京文獻學派”的主要特性之一，這在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及其弟子津田左右吉、池內宏、和田清等學者的學術研究上表現較為突出。“東京文獻學派”的疑古觀，源於中國清代學者崔述的“疑古辨偽”思想和德國蘭克（利奧波德·馮·蘭克）史學的雙重影響， ^[2]  研究中表現出對一些中國和日本古典文獻記載內容真實性的置疑。

出於疑古的史觀從而對研究中所質疑的一些文獻記載史實和神話展開史料批判，又為“東京文獻學派”的主要特性之一。這在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和“神代史否定論” ^[3]  及其弟子的津田左右吉的“記紀作偽説”和“神代史抹殺論” ^[4]  中表現最為突出。

“東京文獻學派”早期成員受到西方近代實證主義“蘭克學派” 的重要影響，使得身為“蘭克學派”嫡傳弟子的白鳥庫吉及其門生一走上東洋史的學術研究道路時，便具有了明確的實證求真精神和熱衷追求普遍理念的特點。在 “東洋史”的研究中，“東京文獻學派”注重文獻收集，強調客觀的事實，注重文獻考證，推行原典的研究，崇尚“文本主義”或“文獻主義”，這是它的重要特性之一。

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是日本近代研究朝鮮史和西域史的先驅之一，他用民族學、語言學方法研究中國上古史、朝鮮史、東亞及中亞各民族歷史，主張透過語言學的考證，從字根、語言、發音着手，比透過血緣或其他考證更準確，以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考證塞外各民族史，從而形成獨特的“白鳥史學”。 ^[5]  他的這種語言文字考證法對其門人弟子產生了深厚影響，由此造就了“東京文獻學派”的一大特性，即學派成員善於運用語言文字考證法治東洋史。

“東京文獻學派”成員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學習“東洋史學”，由東大東洋史學科傳統培養出來，他們又把學派初代成員石田幹之助博士這一傳統帶到各個地方加以發揚光大，造成這一學派的影響深不可測，泛不可量。白鳥庫吉的學生津田左右吉、清水泰次、松田壽男相繼將東大東洋史學傳統帶到早稻田大學，長期影響着早大東洋史學，“津田學派”即以他的早大學生為基形成；清水泰次在早大執教45年，主授東洋史學，桃李滿園，早大圖書館還設有“清水文庫”。

師從白鳥庫吉的重松俊章，將東大東洋史學傳統帶到舊制松山高等學校（現愛媛大學），影響深遠。1919年，松山高校成立；1920年，重松俊章赴松山高校任史學教授，講授東洋史，由此奠基了該校的東洋史學。他於1927年11月離職轉赴九州帝國大學任教後，緊接其位的便是1928年3月上任的學派第二代成員植村清二，他在松山高校任東洋史學教授至1941年5月。在重松、植村相繼任教松山高校的21年間，出自他們兩人門下後來又成為日本東洋史學名家的便有天野元之助、內田吟風、日野開三郎、藤野彪、松本善海、中村治兵衞、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而植村離任後，松山高校以及後來由其擴大重組的愛媛大學的東洋史學，長期由藤野彪、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主宰。這就是當今愛媛大學的“亞洲史”團體一直將重松俊章尊奉為始祖的緣由。

台灣台北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是由藤田豐八和白鳥的學生、學派成員桑田六郎、前嶋信次等人奠基的。藤田豐八（1869～1929）是日本近代著名東洋史學家，為白鳥庫吉的學友。早年在“西域歷史地理論戰”中，他與白鳥並肩作戰，共同抗衡“京都實證學派”創始人之一桑原騭藏的挑戰。他曾著有《東洋史》（四冊，文學社，1896～1897）、《東洋小史》（文學社，1897）等。1898年，藤田豐八來到中國在羅振玉等人創辦的上海“東文學社”任教習，講授中國文學史和日文，王國維為其學生之一。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之初，該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分為東洋史、南洋史和日本史三大講座，藤田應邀擔任台帝大文政學部部長，同時成為該校東洋史學講座首任主任教授。同年5月，藤田帶領白鳥的早年學生桑田六郎（時任水户高等學校教授）赴台任教（桑田赴台帝大後任副教授）。到任後藤田將他和白鳥的共同學生前嶋信次（時任台灣台南第一中學校教師）邀入台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任助教。1929年藤田豐八病逝，他的大量藏書贈入東洋文庫，命名為“藤田文庫”，被視為貴重資料。藤田豐八病逝後，東洋史學講座由桑田六郎接任主任，他主要講授東西交通史。儘管當時的台帝大文東洋史學講座像一個私塾，聽講座的學生往往只有二、三名，例如桑田的講座只有三位正式學生，即宋文薰、何廷瑞和張耀錡。但是不可忽視桑田將東大東洋史學傳統與法國漢學傳統融會貫通從而形成的“桑田史學”對後輩學人的影響。當今健在的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最資深教授和最資深的台灣史研究者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1920～），便是台帝大於1945年改製為台灣大學後留用的桑田六郎的旁聽生。“曹老師自言是桑田教授戰後留用期間最熱心又最用功的旁聽生。桑田先生研究的是東西交通史，當時法國學界也有學者從事同樣的研究，但桑田教授的漢文閲讀功力較法國學者深厚，以當時的學術風潮來看，桑田教授的研究非常先進。”曹老師“雖然沒走桑田老師的研究路線，但桑田老師的東西交通史和南海研究，對曹老師日後研究荷蘭時期台灣史，打下很好的基礎。”

1927年12月重松俊章走馬上任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教授後，又成為當時九帝大“東洋史學講座”元老之一。師從池內宏、和田清、加藤繁的日野開三郎，任教於九州帝國大學37年，他將社會經濟史的方法與師授的文獻實證法融會貫通，導入東洋史分野，從而形成別開生面的“日野史學”，開啓了九州帝大東洋史學研究的新時代。日野的得意門生清木場東承師經濟史研究之緒，以《唐代財政史研究》（兩冊）和《唐代財政支出研究》（兩冊）兩部傑作奠定了自己在日本東洋史學界的地位。

白鳥的學生橋本增吉、前嶋信次先後將東大東洋史學傳統帶到慶應義塾大學，大力促進了慶應義大東洋史學的發展。橋本執教慶應義大24年，曾任東洋大學校長，弟子甚眾；前嶋執教慶應義大20年，弟子滿門，揚名於世者有家島彥一、坂本勉等人，皆為東洋史學專家。

日本大阪大學的東洋史學講座同樣由“東京文獻學派”成員桑田六郎、守屋美都雄、山田信夫、斯波義信、森安孝夫、片山剛等人拉開序幕和主宰。1948年9月，大阪大學新設法文學部時只有“東洋史”科目，尚未設立“東洋史學講座”。1949年5月，伴隨着學制改革，阪大“法文學部”分解為文、法、經三個獨立學部，文學部始設“東洋史學講座”，首任教授為從台帝大歸國的桑田六郎（任職期1949～1956），副教授是加藤繁、和田清的學生守屋美都雄（副教授任職期1949～1957，教授任職期1957～1966），守屋於1966任文學部部長，在任中病逝。講座接班者為和田清的學生山田信夫教授（教授任職期1967～1979）。1979年山田轉任同校文學部新開設的“亞洲諸民族史講座”的首任教授後，緊接其後的“東洋史學講座”教授為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學生斯波義信（副教授任職期1969～1979，教授任職期1979～1986），斯波的繼任者為濱島敦俊（教授任職期1987～2001）、森安孝夫（教授任職期1984～至今）、片山剛（教授任職期1989～至今）。可見阪大的東洋史學講座完全成了“東京文獻學派”的講座。

池內宏是1914年在日本最早開設的東帝大文科大學“朝鮮史講座”首任擔當者，日本學士院會員，為現代日本研究滿（州）鮮（朝鮮）史名家。加藤繁被公認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社會史、經濟史的開山始祖。原田淑人為日本東洋考古學開創者、日本學士院會員，曾任日本考古學會會長，是現代日本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史的先驅之一。和田清為日本學士院會員，被尊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滿蒙史的權威和日本研究中國明代社會經濟史先驅。他曾創辦明史“食貨志研究會”，會中主要成員松本善海、藤井宏、中山八郎（1907～2000）、百瀨弘（1908～1976）、星斌夫（1912～1989）、佐久間重男（1917～）、山根幸夫等人皆為東洋史學家和明史專家，從而自成“食研派”。鳥山喜一曾任富山大學校長，以渤海史研究名重一時。清水泰次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明代社會經濟史開拓者之一。石田幹之助為日本學士院會員，專長東西文化交流史，鑑於他對東洋文庫的貢獻及學術成果優異，曾獲日本政府頒發的“紫綬褒章”、“勲三等瑞寶章”。桑田六郎在東南亞史和東西交通史上建樹卓著。

加藤繁、和田清的研究生、學派第二代成員黃現璠，不僅於中國通史和中古史研究上成果疊見，而且還在民族史學上篳路藍縷，建功立業，成為世所公認的壯族史學奠基人、壯學開拓者和中國現代民族學研究先驅之一，同時自成“黃派”（包括黃派宗師黃現璠和“黃門十八賢”——黃現璠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計有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周宗賢、李幹芬、黎國軸、覃樹冠、蕭澤昌、黃偉城、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龍羣、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等18人，皆為新中國成立後廣西學術界的資深教授、研究員或學科帶頭人）和“黃現璠史學”，開創出中國歷史學的“無奴派”和民族學的“八桂學派”；池內宏、鳥山喜一的學生松田壽男以東西交流文化史研究中提出“乾燥亞洲史”概念揚名東洋史學界；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的學生前嶋信次在阿拉伯史研究領域獨樹一幟；野原四郎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先驅之一；鈴木俊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唐代經濟史專家；江上波夫以在東北亞史研究中提出“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説”享譽朝野，為此相繼獲得紫綬褒章、文化勳章；増井經夫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清代史大家；三上次男以一部別具一格的《金史研究》榮獲學士院恩賜獎；周藤吉之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宋代史先驅之一；日野開三郎以一部《唐代邸店研究》（1968年）獲日本學士院獎和勳二等瑞寶章；鐮田重雄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漢代史先驅之一；山本達郎為日本學士院會員，專長東南亞史，以一部《安南史研究》譽滿東洋史學界，成為日本文化功勞者，獲得日本文化勳章；田坂興道是推動日本的中國伊斯蘭研究第一人；岸邊成雄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唐代音樂史的大家。“岸邊成雄對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是從制度進行考量的一個範例。從他的引文與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出，黃現璠先生的《唐代社會概略》對社會制度的探討是其探究唐代音樂史的基礎，其研究方法，論點、論據給後學以相當的啓示。”榎一雄為東西文化流史和中亞史研究名家；矢澤利彥為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明清時代東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人；加藤繁的學生前田直典提倡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一體論”概念響譽史壇。同時他以師論為基推出“唐代末年古代終結説”，點燃了日本戰後東洋史壇紛爭不息的“中國史時代區分論戰”導火線，從而揭開日本戰後東洋史學研究新的一頁。守屋美都雄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專家。

加藤繁、前田直典的學生西嶋定生、堀敏一進而將師説發揚光大，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在戰後東洋史壇熱鬧一時的“中國史時代區分論戰”中造就了“歷史學研究會”的“東京學派”聲勢，並在長期與以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等人為代表的“京都學派”展開激烈的“中國史時代區分論戰”中名高一時。和田清的嫡傳弟子“山根幸夫主持日本‘明代史研究會’，是一種形式比較固定的研究活動，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響……吸引了許多學者參加，中山八郎、佐久間重男、濱島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學者都曾參加活動，同時該會還熱情接納年輕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參加。‘明代史研究會’的機關雜誌是《明代史研究》，該雜誌創刊於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專門刊物，它不僅發表日本學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國、韓國等地的投稿，並及時報道國際國內的明史研究動態，還編髮日本、韓國的明史研究目錄。”由此形成別具特色的“明研派”。和田清的學生兼女婿神田信夫曾發起和組織成立“滿文老檔研究會”，成為“滿研派”（代表人物有松村潤、岡田英弘、細谷良夫等）奠基人和日本當代“滿學”研究泰斗。荒松雄為日本學士院會員，以印度史和南亞史研究成果突出曾獲日本政府頒發的勳章“瑞寶重光章”。田中正俊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領域出類拔萃。

至於“東京文獻學派”第四、五、六代的其他代表學者，在東洋史和中國學領域同樣各有建樹。和田清的學生斯波義信成為日本現代著名的中國宋史專家；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學生岡田英弘，不僅以標新立異的“岡田史觀”獨樹一幟，還以專長滿蒙史名揚國際史壇。小島晉治、並木賴壽、吉澤誠一郎長年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碩果累累；辛島升是南印度史研究的開拓者，1995年榮獲第6屆福岡亞洲文化賞學術研究獎；武田幸男是著名的朝鮮史和東亞史研究專家；生田滋、池端雪浦（女）皆為東南亞史研究名家，池端雪浦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2001年9月～2007年8月）、日本東南亞史學會會長（1998年1月～1999年12月）；尾形勇、平勢隆郎、岸本美緒、上田信則為中國史研究大家，平勢隆郎以提出“平勢説”而引發了當代日本學界對中國“先秦編年”和“古典經傳”再解釋的大論爭。上田信教授因接受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日本辯護律師團的委託在對日本政府索賠訴訟案中作為原告證人出庭作證而廣為人知。他於2003年《史林》第3期發表的《危機狀況下的同族團體——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細菌戰受難者為例》一文中對抗日戰爭時期浙江義烏崇山村細菌戰之禍作了深刻的調查分析，以社會學思維的科學論斷形成了讓被告日本政府無懈可擊的日本細菌戰犯罪的鐵證。武田幸男專長朝鮮史；濱島敦俊專長明代經濟史；川勝守專長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窪添慶文精於中國中古史；古廄忠夫精於中國近代史；佐藤次高專長阿拉伯史，2000年獲日本學士院恩賜賞；濱下武志、久保亨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名家，濱下武志於2006年榮獲“第17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櫻井由躬雄專長東南亞史；金子修一、阿部幸信是中國古代史研究名家；森安孝夫、小松久男、新免康專長中亞史；水島司專長亞洲史；片山剛專長中國華南經濟史；久保亨專長中國近現代史；小寺敦專長中國秦漢史。 至於“東京文獻學派”成員的著述成果，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於此僅列學派主要學術成果以窺一貌。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