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田淑人

原田淑人曾赴英、法、美國留學，併到歐洲和埃及訪問考察。1957年4月又以日本考古學代表團團長身份再次來中國作了為期一個半月的參觀、訪問、講學。原田淑人在考古學上的成就，主要是通過各種遺蹟和遺物研究東亞古代文化，其特點是結合文獻記載進行廣泛的考證，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多次到朝鮮、中國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並通過各種遺蹟、遺物研究東亞古代文化，擅長結合文獻進行考證，著述豐碩，一些著作曾被譯為中文。

1940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日本東亞文化協會在華北活動，由日本學士院會員原田淑人主持發掘了邯鄲趙王城遺址。和他一起考古的還有東京大學教授駒井和愛、偽蒙疆學院教授小林知生及當時在北京留學的日本留學生關野雄和島田正郎、原北京大學教授姚鑑等。原田淑人對趙王城的這次發掘是從從8月24日開始，到9月24日才結束。發掘出的器物主要是瓦當、磚等建築構件和珍貴的銅鏃、玉片、鐵器等。其中一部分拿到了北京，一部分帶到了日本。但是毫無疑問，這次發掘是一國在未經駐在國授權的情況下，在別國領土上進行的，屬於文化掠奪的性質。在發掘中又帶有隻注意有明顯地貌的地點和更關注搜尋文物精品的傾向；再加上其時正值百團大戰正酣，想來炮聲不遠，時間緊迫，所以顯然其對文物遺址的完整性、安全性未加考慮，造成一定的破壞在所難免，這些自然對我們後來的工作帶來困難。尤其是至今仍保存在東京大學博物館裏的趙王城文物到底有哪些、有多少，仍是一個謎。仍是邯鄲人心頭之痛。

原田淑人於1885年4月5日出生，其父為著名的漢學家，他從小受到漢學的深厚薰陶，特別愛讀中國漢代典籍，漢學教養頗深。原田早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師從白鳥庫吉習“東洋史”和“文獻學”，畢業論文題名《明代的蒙古》。1908年於東帝大文科大學史學科畢業後進入同校大學院學習，轉攻中國的風俗史和服飾史。在學中由於用功過猛，眼生疾病，文獻研究產生困難，轉而從事考古學研究。由於當時東帝大文學部史學科中的國史學科黒板勝美教授和東洋史學科池內宏教授認為：作為文獻史學的補助學的考古學十分重要，意識到在古代史研究中，考古學不可或缺。為此，1914年，東帝大文學部專門開設了“考古學講義”課程，作為史學科授業中的一門課程，聘請東洋史學科畢業的原田淑人擔任講師。從此之後，日本的“東洋考古學”與原來由坪井正五郎、鳥居龍藏等人主持的東帝大理學部“人類學教室”（日本傳統考古學研究部門）逐步分道揚鑣。特別是隨着日本帝國對外侵略勢力的逐步擴張，“東洋考古學”隨之沿伸至東亞各國，規模和影響逐步擴大，原田淑人從而被日本考古學界公認為“日本近代東洋考古學先驅”之一。

1915年原田參加日本宮崎縣西都原古墳羣調査和發掘工作。1918年任“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委員會委員，隨後在朝鮮各地調查和發掘，在平壤市郊區發掘了漢樂浪郡遺址和王盱墓。1921年升任東帝大副教授。1921～1923年赴英國、法國、美國留學，並在歐洲各地和埃及訪問、考察。1925年以後，在中國參加“東亞考古學會”的活動，相繼主持對黑龍江省寧安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山西省大同北魏平城遺址、河北省邯鄲趙城遺址、山東省曲阜魯城遺址等調查發掘工作。1930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33年任日本重要美術品調查委員會委員。1935年任日本學術會議委員會委員。1938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39年獲該校文學博士學位。1943年當選為帝國學士院會員。1946年從東帝大退休後任聖心女子大學、東洋女子大學教授。1947年任日本考古學會會長。1950年任日本文化財專門審議會委員。1952年任早稻田大學大學院講師。還曾任東京帝國博物館鑑定官、歷史課課長，文化財專門審議會第三分科會史蹟部會會長等。1974年病逝。

原田淑人一生參加和主持過一些考古調査和發掘工作，又曾參與創辦日本“東亞考古學會”。

西都原古墳羣考古調查

原田淑人最初參加的考古野外調查，為1915年由黑板勝美主持的“宮崎縣西都原古墓羣調査”。這一古墓羣位於九州宮崎縣的西都市西邊被稱為“西都原”的高地上。在這塊橫跨東西2.6公里、南北4.2公里的高地上坐落着311座古墓，推定為3世紀～7世紀所建。至今皆未被挖掘，保存完整。黒板勝美、原田淑人的這次考古調查，只是調查古墓羣的規模。翌年，濱田耕作、梅原末治加入了這次調查。調查持續至1917年。通過這次調查，原田淑人為老師白鳥庫吉此前主張的“邪馬台國九州説”提供了考古學旁證。這次調查為九州“古墓文化”的建立奠定了考古學基礎。

樂浪考古調查

原田淑人最初參加的國外考古調查，為朝鮮樂浪考古調查。1916年，日本“朝鮮總督府”設立“古蹟調查委員會”。1918年，原田淑人、濱田耕作被任命為這一“古蹟調查委員會”委員之一。同年，原田對早年池內宏調查過的樂浪新羅時代的一座古墓開始了調查，持續時間不長。不久，原田作為海外考古研究員被派往英國、法國留學。歸國後的原田再赴朝鮮，開始主持樂浪古蹟的調查。

事實上，以朝鮮平壌為中心的樂浪羣時代的遺蹟調査，最初始於日本學者關野貞，繼而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荻野由之、白鳥庫吉先後在此展開過調查。由於這一古蹟盜掘活動不絕，日本歷史學家黒板勝美甚為擔憂，自認為讓盜墓賊盜走文物還不如讓日本學者挖掘出來帶回日本進行研究更有價值，於是，他與史學家村川堅固商議，共同説服細川侯爵，獲得其贊助資金，作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研究事業，委派原田淑人主持樂浪古蹟的考古挖掘工作。1925年，在原田的指揮下，日本考古隊對樂浪古蹟中一座相對保存完整的古墓開始挖掘。同年9月8日開始破土，由於墓中漆器遺物取出的困難，挖掘工作至到12月6日才結束。

從中挖掘出的漆器銘文上判斷：這座古墓為後漢時代的古墓，同時從出土文物中的木印刻字上推斷出了被葬者的姓名和生前職務名。

這次考古挖掘確認的漢代完整“木槨墓”，為當時東亞地區的首次發現。原田將調查寫成詳細調查報告書，後以與田澤金吾共著的形式和《樂浪》題名於1930年由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出版。 ^[1]  這一調查報告作為當時東亞地區有關漢代古墓調查中難得一見的完整報告書，對後來東亞地區的漢代古墓調查產生了影響。這主要源於原田對漢代古籍的深厚修養。

基於這次考古調查的成果，1931年在平壌成立了朝鮮古蹟研究會，專門從事樂浪郡時代遺蹟的研究所同時在平壌設立。1933年，樂浪郡遺蹟研究所獲得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補助金，原田淑人被邀擔任研究員。因他忙於“東亞考古學會”的事務，一直無時間參加研究所工作。1935年春、秋和1937年夏，原田受朝鮮古蹟研究會的委託，三次擔任被推定為古樂浪郡治遺址的土城裏土城考古發掘“主查”。當時在日本文獻史學領域，有關樂浪郡治所在地的論爭紛起，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樂浪郡治地最初在平壌，後來遷移到土城裏。為了搞清樂浪郡治地何時遷移的問題，日本歷史學界熱望考古學界介入，由此便有了原田擔任“主查”的這三次考古挖掘。

三次挖掘的結果，從中發現了樂浪郡屬縣名的封印泥以及後來辨明為“樂浪禮官”役所名的瓦片出土地點。由於土城裏土城面積方圓達40平方公里，這三次考古挖掘面積極小，作用不大，因而留下了大量未解課題。

創辦東亞考古學會

1926年安德森主持的周口店考古發掘中，發掘出了震驚世界的古人類頭骨化石。這一切皆深深刺激着日本考古學界。為此，日本外務省專門成立“文化事業部”，推出支持日本考古學界在中國展開考古活動的方針。當時在日本各大學中，擁有考古學專任教師的大學只有東京和京都兩所帝國大學。為此，以東京帝國大學原田淑人和以京都帝國大學濱田耕作為代表的考古學專任教師於1925年開始共同籌劃成立“東亞考古學會”，旨在以外務省的援助資金來推進日本在中國的考古研究。1925年9月，原田淑人和濱田耕作專程來到中國北京，拜會北京大學教授馬衡和沈兼士，商議與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聯合成立“東方考古學會”。翌年“東方考古學會”在東京成立。1927年3月，“東亞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借“東方考古學會”第二屆總會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山上會議所召開之際同時成立。 ^[2]  同年4月，由“東亞考古學會”主宰以及濱田耕作主持的中國旅大地區中日共同發掘貔子窩（今皮口鎮）附近的單砣子等遺址開始實施。不久中國學者陸續退出這一發掘活動。

牧羊城發掘

北京大學考古學會退出東方考古學會之後，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繼續單獨進行調查發掘。九·一八事變前，該會主要在旅大地區活動，發掘了牧羊城遺址及南山裏、營城子漢墓等。牧羊城遺址於1928年10月由原田淑人主持發掘，同時調查了牧羊城周邊的古墓。1931年，他與參加這一調查的學生駒井和愛合撰的《牧羊城》一書作為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二冊出版。 ^[3] 

上京龍泉府遺址調查

九·一八事變後，“東亞考古學會”的活動擴大到東北其他地方，先後調查了赤峯紅山後遺址、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及元上都遺址。後兩處遺址皆由原田淑人主持。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位於現在的黑龍江省寧安縣內，為古渤海國首都的土城遺址。1933年、1934年，原田帶隊對這一遺址進行了調查，兩次調查共發掘宮殿址6處、寺廟殿堂址1處、門址2處、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兩處亭榭址、1處殿址及外城牆垣。還對遺址羣中俗稱“三靈屯”遺址的墓頂蓋石暴露在地表之上的渤海國大型石室墓“三陵墓”進行了簡單的清理發掘。最終調查報告以原田淑人及其學生駒井和愛合撰的形式和題名《東京城》，於1939年作為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五冊出版。由於古渤海國首都在歷史文獻中的記載缺乏，因而這一調查報告變得十分重要，至今仍為古渤海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之一。

上都是元朝建立後的第一個都城，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20公里閃電河北岸。早在忽必烈未即位前的1256年春，他即命近臣僧子聰（劉秉忠）於桓州城東、灤水北岸的龍岡相地建城，以此作為他統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的藩府駐地。1258年新城建成後，被命名為開平。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後，忽必烈在1260年春於此正式即位，建元中統。此後，開平府不斷得到增修擴建。中統四年（1263）5月，正式升為都城，定名上都。到第二年8月燕京改名中都，兩都巡幸制正式確立後，上都遂成為元代長期並存的兩大都城之一。上都的考古調查，是元朝三個都城中起步最早的。早自19世紀末起，就有不少國外旅行家對上都遺址進行過考查，並發表了一些考查見聞。1937年6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成以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等為首的元上都遺址探險隊，對上都遺址進行了首次系統的科學考察。

1937年5～6月，原田帶着學生駒井和愛正在平壤樂浪土城調查。6月底，師生兩人從平壌出發經瀋陽到達元上都遺址。7月14日，元上都遺址調查隊全員抵達後，第二天便開始了調查。這次調查僅進行了實測和表土採集，並未挖掘，原因是蒙古人具有極端厭惡挖掘地面的風俗，無論考查隊如何做説服工作和許以重金，當地蒙古人皆不容許掘地。調查持續數週便告結束。原田歸國不久，發表了《關於元上都遺蹟》一文、駒井和愛發表了《關於元上都及大都平面》一文，後又有師生兩人合編的《元上都》一書，解明瞭元代上都由內城、外城和禁苑三部分構成等問題，推定內城北端原有高土壇和都城宮殿原建於這一高土壇上，同時認為內城的的兩側存有寺院遺蹟。斷定外城的一邊原為2200m長的方形，外城的北邊和西邊開設有禁苑，城外的東、南、西三方擁有大道，沿着大道兩邊建築有商店和民居。

1938年3月，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開設“考古學講座”，這是日本最早的“考古學講座”之一，原田淑人擔任“考古學講座”教授，他的學生駒井和愛任講師。

1937年6～7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成以原田淑人為調查團團長，關野雄、澄田正一等人為組員的大同調查團，對中國山西省大同附近的北魏平城址和王陵進行了調査。

1940年8月，在日本東亞文化協議會的策劃下，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成了以原田淑人為團長的“邯鄲趙王城遺址考古團”。同年8月24日，原田率團對位於中國河北省邯鄲市的戰國時代趙國都城遺址進行了一個月的考古挖掘，至到9月24日結束。參加這次挖掘的團員有駒井和愛、偽蒙疆學院教授小林知生、當時在北京留學的日本留學生關野雄和島田正郎以及原北京大學教授姚鑑等人。發掘出的器物主要是瓦當、磚等建築構件和一些珍貴的銅鏃、玉片、鐵器等。其中一部分拿到了北京，一部分帶回了日本。這次發掘報告書的原稿於1944年的“東京大空襲”中被燒為灰燼。1946年，原田從東京大學退休後，邯鄲趙王城遺址發掘報告書在其弟子駒井、關野兩人的合作下再度編成，並於1954年以題名《邯鄲》得以出版。

1942年和1943年，日本東亞文化協議會主持了對位於中國山東省曲阜的周代魯國都城進行的兩次考古調查。第一次的調査負責人為原田淑人，第二次的調査負責人為駒井和愛。 ^[4] 

1941年和1942年，日本學術振興會組成了以原田淑人為負責人的“遼陽漢墓調査隊”，前後兩次對中國遼陽漢墓進行了調査。1944年5月，在日滿文化協會主持下，遼陽漢墓調查隊再度成立。第三次調查是在原田淑人的提議下開展的，現場調查負責人為他的學生駒井和愛。第三次調查在遼陽漢墓一處石木槨墓中發現了壁畫。8月，日本學者林徳男、水田恵三、林屋源之助、北野正男組成“壁畫摹寫班”，從京都出發，9月抵達遼陽漢墓遺址，開始了對壁畫的摹寫工作，至到翌年7月結束。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戰敗投降。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原田淑人從東京帝國大學退休，始於戰前原田淑人主掌的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隨着戰後原田淑人的退休也隨之壽終正寢。

原田淑人和濱田耕作同被視為日本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但一般認為，“原田考古學”與“濱田考古學”存在區別。濱田耕作（1881～1938）早年留學西洋，專攻西洋考古學。歸國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研究室首任教授，後任京都帝國大學校長。濱田作為日本近代考古學的“京都學派”（代表學者梅原末治、末永雅雄、小林行雄等）創始人，世有“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譽稱。“濱田考古學”的特點表現在：由於他深受西洋考古學的影響，特別注重運用西洋先進的近代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從事教學和實踐，講究野外調查，將文獻當作考古調查的輔助資料。而“原田考古學”與之有所不同。由於原田的漢學家傳淵源，他從小受到漢學的深厚薰陶，加之後來在東帝大曾專攻過文獻學，因而在“原田考古學”中，呈現出極為重視將漢文典籍與考古遺物密切結合慎重推敲、嚴密論證以解明問題的特點。為此，以原田為首形成的日本近代考古學的“東京學派”學風，同樣與以濱田為首的“京都學派”有所差異，亦體現出“日本近代考古學”與“日本近代東洋考古學”在一些理論和方法上的區別。 ^[5] 

由於原田淑人長期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日本弟子眾多，又曾被聘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一生酷愛漢學，因而擁有一些中國學友和留學生門人。北京大學教授馬衡和沈兼士是原田早年交往的學友之一。原田淑人在北京大學講授考古學時的翻譯即為周作人和錢稻孫，兩人同樣與原田有學術交往。錢稻孫還曾將原田淑人在北大的講稿《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古文化之關係》譯成中文出版。在日本原田交往較多的中國學者首推郭沫若（1892~1978）。郭沫若在日本留學和生活前後20年，1928年郭沫若因受蔣介石通緝，旅居日本，住在市川市須和田，從事中國古代史和古文字學的研究工作，得到日本東洋學家石田幹之助、內藤湖南、原田淑人等人的支持，結實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研究成果。石田幹之助、內藤湖南、原田淑人為郭沫若這次旅居日本10年的學術界三位著名學友，已為日本東洋學界眾所周知的事實。這從這一時期郭沫若與原田淑人的通信中同樣可窺一貌。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國科學代表團訪問日本，原田淑人任關東地區接待委員之一，陪同郭沫若一行參觀訪問關東地區。1957年4月23日，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邀請，原田淑人率日本考古學代表團一行10人來中國參觀、訪問、講學達一個半月之久。以原田淑人為團長的代表團一行在北京期間，受到郭沫若的熱情招待。

中國現代“生活學”首倡者黃現璠（1899~1982）於1935年底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舊制，即研究院）時曾受教於和田清、加藤繁、池內宏、原田淑人等師。黃現璠在日本結識郭沫若便是由其師原田淑人引薦介紹的。在原田淑人的作陪下，黃現璠還請郭沫若吃過兩次飯，時常到市川市須和田拜訪郭沫若，討論中國古代史問題，受切磋之益。 ^[6]  留學期間，黃現璠受到原田淑人於中國風俗、服飾研究方面的一些影響，回國後黃氏於40年代陸續發表了《中國發裝考略》《我國坐俗古今之變》《日本人之坐法》《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異婚姻》（上、下）、《元代服飾之奇異》（上、中、下）、《吸煙風俗傳播考》《飲酒禮俗與女招待的緣起》（上、下）、《飲茶風俗之起源及其傳播》（上、下）、《男女鞋襪古今之變》、《我國服裝演變之研究》、《食器與食禮之研究》等大量社會生活史研究論文，從而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史研究先驅之一。

中國著名藝術考古學家常任俠（1904~1996）於1935年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院，研究東方藝術史，受教於原田淑人、田邊尚雄等師。返國後的1939~1941年，常任俠參與郭沫若、衞聚賢、金靜庵、胡小石、馬衡等人共同主持的重慶江北漢墓羣的考古發掘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常任俠曾將原田淑人的一些論著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學者，例如原田淑人著，常任俠譯《西域繪畫所見服裝的研究》；原田淑人著，常任俠譯《中國服裝史研究》，從而豐富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內涵。

原田淑人不僅開創了日本近代東洋考古學，而且在東洋風俗和服飾史研究方面被公認為日本研究中國服飾史的先驅，一生著述較豐，主要論著有：

*《泉屋清賞鏡鑑篇》《泉屋清賞續篇》《陳氏舊藏十鍾》（泉屋清賞別集），原田淑人、濱田青陵、內藤虎次郎等編，日本大正年間印製。

*《支那唐代的服飾》（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紀要第4），東京：丸善，1921年。

*《西域繪畫所見服裝的研究》，（東洋文庫論叢第4），東洋文庫，1925年

*《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原田淑人、駒井和愛輯），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年。

*《漢六朝的服飾》（東洋文庫論叢第23），東洋文庫，1937年；東洋文庫（東洋文庫論叢第49），1967年9月增補版。

*《東亞古文化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0年；1941年再版。

*《古代玻璃》，小山書店，1949。

*《日本考古學入門》，吉川弘文館，1950年。

*《東亞古文化論考》，吉川弘文館，1962年。

*《古代人的化妝及其裝飾》，東京創元新社，1963年；刀水書房1987年1月重印。

*《考古漫筆》，鬱文社，1970年。

*《唐代的服飾》，（東洋文庫論叢第51），東洋文庫，1970年3月。

*《東亞古文化説苑》，原田淑人先生米壽記念會，1973年。

*原田淑人著，錢稻孫譯：《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古文化之關係》，1933年。

*原田淑人講，譯者不明：《從考古學看中日古文化的關係》（北京大學歷史問題講座·第四講），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原田淑人著，常任俠譯《西域繪畫所見服裝的研究》，北京：美術研究，1958年6月。

*原田淑人著，常任俠、郭淑芬、蘇兆祥譯：《中國服裝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1988年2月。

*原田淑人著，譯者不明：《西域繪畫所見服裝的研究》（敦煌資料，絲綢之路文獻敍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