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光

1987年，轉作曲系。 ^[2] 

1929年2月10日，農曆正月初一，李重光出生于山東省棲霞縣寨裏鎮北洛湯村一個農民的家裏。 ^[1] 

“我的父親兄弟四個，除大伯家有一個男孩外，其餘都是女的。我的三伯家連個女孩也沒有。我有兩個姐姐，二姐的小名就叫領弟，希望能領個弟弟來，我就是這樣被“領”來了。全家高興得不得了。我也就成了全家的寶貝。真正的寶貝。

爸爸媽媽怕我養不大，就在村裏找了一個最窮的、孩子最多的人家認了乾媽，乾媽送我一個討飯籃子，一根打狗棍，這可就是我一生總想去討飯的一個原因吧。我乾哥哥會畫鷹，畫出的像真的一樣，這對我喜歡畫畫恐怕有關係。”

“我家裏沒有什麼音樂環境，父親會拉點京胡，會唱幾句京劇，姐姐們會唱《蘇武牧羊》，這是我小時候聽到的歌曲。小學一二年級也沒上過音樂課。三四年級會唱幾句《義勇軍進行曲》。親眼見過日本鬼子的飛機扔下炸彈，也見過八路軍打日本鬼子的汽車，子彈就在頭上飛，從小就恨日本人。六年級時會唱賀綠汀的《四季歌》。也聽過戲匣子放出的京劇。13歲那年，八路軍在村裏宣傳抗日，孩子們聚在一起，就唱歌，於是我對歌曲發生的興趣，還把歌曲抄在小本上，自己也試着作過曲，現在想來實在可笑。”

作為獨生子，李重光在家裏的特殊地位集中體現在父親對他早期教育的極端重視——6歲進小學，9歲被送到大姑姑家去上學，11歲離鄉上學，並開始學英語，這在當時農村實屬罕見。他還銘記着啓蒙老師的那句話：學漢語讓人睜開了一隻眼，學習外語讓人睜開了另一隻眼。

幼年時期的輾轉求學培養了天資聰慧的李重光堅韌的品格、強烈的文化上進心和頑強的自學能力。

13歲時，他面臨了一次選擇——“八路軍縣大隊隊長與我的父親是好朋友，極力勸我父親讓我去延安學習，我父親不放心，最後還是送我去青島我舅父家。到青島後，上了半年小學，我不願意寄人籬下，提出要去做生意，自力更生，結果我就去一個棉布做學徒，學做生意。站櫃枱，送貨、跑腿……一直幹了3年，成了賬房先生。”

“在這三年裏，我學會了吹口琴，出去辦事，路上就會瞎吹一氣。當時對《風流寡婦》很感興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她是寡婦，又很風流。”

在青島舅父家寄讀時，表妹的鋼琴激發了李重光對音樂的無限嚮往。然而當時每小時1美元的鋼琴課學費，對他來説無異於天文數字。日後，音樂成為他人生的終極夢想，自學也成為他走上音樂之路的慣常途徑。

1945年抗戰勝利，李重光感到做商人沒出息，轉而求學。插班到市立男中初二年級，經過兩年的努力，初中畢業，免試升入高中。半年後因舅父家中經濟有困難，再次輟學。

“兩年半的中學生活裏，我對音樂、美術、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冰心、臧克家、艾青、馬凡陀的詩歌都認真學習過，自己也試着寫過，還抄寫在一個小本上，可惜這些東西都丟失了。要是現在能看一看學生時代的習作一定很有意思。”

這段時間李重光學會了五線譜，自修鋼琴，併到電台直播、參加音樂會上表演。至今李老師還清楚地記得演出的曲目：《致愛麗絲》。當時的音樂老師李錚及夫人成為他音樂人生的嚮導和楷模，他們的示範作用以文明進步為基礎，而不僅僅停留在音樂層面——“我和音樂老師的關係很親密，也常到老師家去，老師還把他寫的帶伴奏的歌曲抄在我的紀念冊裏，我也用很漂亮的彩色紙畫上音樂家的頭像，寫上音樂家的生平，送給老師。”

“李錚老師是老志誠的學生，他教我們唱老先生的歌，講老先生的故事，對老先生又會彈鋼琴又會作曲，我十分崇拜，沒想到40年後我能和老先生在一個單位工作。

李錚老師的夫人是女中的音樂老師，鋼琴彈的很好。我們兩個學校成立了一個合唱團，我們唱《黃河大合唱》，唱馬思聰的《祖國》，還有《長恨歌》、《藍色多瑙河》……”

“我當時的夢想就是像我的老師那樣，有一間小屋，有一架鋼琴，一個留聲機、一個温暖的家。”

舊上海，南京西路，地攤少年

上個世紀初，歐風東漸。上海灘奢享於東方巴黎的榮耀，居於時代文明及風尚的前沿。

1948年6月，因家中生活困難，在親戚的幫助下李重光和父親去了上海，在繁華的南京西路擺地攤賣針織花邊維生。李重光時常手裏捧着字典或口琴，不時要躲避印度巡警的驅趕，引來過往的行人投過詫異的目光……地攤少年的求知慾望在文明世界的邊緣地帶生動綻放。

每每看到上海音專的校車自身邊駛過，懷揣音樂夢想的李重光愁腸百結。上海，如同青島一樣，成為他人生傳奇的另一個舞台。提起這段辛酸往事，李老師不僅笑稱自己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下過海了。

“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進中國最高的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更沒想到的是我是以中國音樂學院附中校長的身份，去上海音樂學院開會發表對音樂教育的意見。在中央五七藝校時，還到上海住過國際飯店。”

少年求學的坎坷經歷，讓李重光在飽嘗艱辛的之外，積累了豐富的自學經驗，這也為他日後從事兒童音樂教育研究奠定了難能可貴的天然基礎。他笑稱自己是個“笨老師”，並且認為，太聰明的老師無法從學生的角度去耐心細緻地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唯有“笨老師”才能順應和了解初學者的學習思路，併為他們打開音樂之門。

1949年，李重光隨父親自上海回到青島。青島解放後，他和同學一起赴北平趕考。一路舟車勞頓於考試前一週趕到北平。解放前夕順利入學北平藝專，並萬分幸運地親歷開國大典。

同年11月，學校合併到天津中央音樂學院，李重光成為國家最高音樂學府作曲系的一名學生，從此步入夢寐以求的音樂殿堂，躊躇滿志。

翻開李老師的畢業證書，畢業證內頁的底紋印有繁體的“為人民服務”，上面有校長馬思聰的親筆簽名。

在中央音樂學院師從一代音樂宗師的親自教誨，按李重光的話來講無異於“一步登天”。談起自己的母校，李重光滿懷感恩之情。同時也為當時入學水平差、政治運動多而深感惋惜。由於在讀期間僅僅治理淮河就用去了9個多月，導致達不到畢業水平全班延期一年畢業，學習期限長達6年。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央音樂學院視唱練耳教研室教視唱練耳，年輕的老幹部、著名歌唱家、作曲家孟貴彬就在我們班上，一次聽寫時發生了爭執，我的譜子是四四拍，他記成了四二拍，我説他不對，他不同意，説從音樂上應該是四二，我説你應根據我彈的去記譜，他才無話可説。”

1956年9月他被調到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教合唱和基本樂理，開始長達40年的音樂理論教研工作。 ^[1] 

從教50年，著作等身。您一定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體會？基本樂理通常被認作基礎課程，不十分受重視？

“基本樂理，在中國（其實在國際上也一樣）一直是不被重視的一門課，它產生最早，但問題卻最多。

在我做學生的時候，一本基本樂理書就是繆天瑞先生編譯的《樂理初步》（柏頓松著），作曲系在新鄉辦暑期培訓班我教基本樂理，在天津文化宮教工人師傅學基本樂理都是參考這本書。

我教了50多年基本樂理，但從未學習過這門課，所幸的是，當我正式開課時，斯波索賓的《音樂基本理論》中譯本已正式出版。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基本樂理教材，我從中學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新知識，大開眼界，倍受鼓舞，正因為我經常這樣説這本書好，我的可愛的學生們在運動中畫了一幅漫畫，從天津音樂學院的三樓掛到一樓，上面畫着斯波索賓坐在蓮花座上，我在下面頂禮膜拜。運動之後直到現在，我仍説斯波索賓的《音樂基本理論》是一本非常好的基本樂理教材。”

率真，耿直，一絲不苟，李重光先生如此。在寫給照乾的書信中，他坦白地寫道：

“在拙著尋求學術價值，找來找去一無所獲，忽然想起有人講過的一句話：李重光的書不是學術著作。當時對這句話有點不能接受，現在想起一確有幾分道理，於是我想在不是學術著作的書中去找學術價值，豈非自討苦吃，同時我也想起另一人説的話：李重光的書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當時也很不理解，怎麼又蹦出個可操作性。後來越想越覺得有點意思，現在出的書，好象是缺少點可操作性。我的書都是從教學實踐中來，所以操作起來為就比較方便。因此，我想我的書缺少學術價值，但有實用價值，這恐怕就是它為什麼能存活40多年賣書400多萬冊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9年，獲北京市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獎； ^[2] 

2014年，在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理論與創作評獎中，獲終身成就獎。 ^[3] 

一百年來，中國基本音樂理論從無到有，與中國音樂文化的整體發展緊密相連，經歷了從觀念到實踐各個領域的變遷。在此期間的40多年裏，李重光的《音樂理論基礎》自出版以來一直都是重要的樂理教材，對中國樂理學科的整體發展與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它在對歐洲基本樂理進行詳盡透徹的講述之外，強化了中國五聲調式在基本樂理學科體系中的合法地位，其應用範圍之廣、影響之大是任何一本樂理教材都無法比擬的。

幾十年來，他編著的兒童音樂書籍通白曉暢、由簡入繁，深受從教者和孩子們的喜愛。如《少年兒童鋼琴曲選》是特意為孩子們編寫的具有一定技術訓練目的五聲調式的標題性鋼琴小曲集，曾重印多次；兒童歌曲《小鼓響咚咚》自1960年4月在《兒童聲樂》發表以來被全國許多家出版社的小學音樂課本、教材、歌集所選用，廣為流傳；《兒童視唱入門》《兒童練耳入門》無不深入淺出，講解詳盡……另外，有些小歌，小曲，雖然僅有十幾個小節，但錄成盒帶，灌成唱片，製成VCD，拍成卡拉OK電視片，影響廣泛而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