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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定仙

江定仙（1912.11.10— 2000.12.23），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湖北武漢人。1928年在上海先後在上海藝術大學、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音樂。 1930年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從黃自學習作曲，又隨查哈羅夫學習琴。1934年任陝西教育廳音樂編輯，1936年在上海業餘實驗劇團附設樂隊任口琴伴奏、指揮及配樂。1938年在重慶任教育都音樂教育委員會編輯。1940年後任國立音樂院作曲教授兼作曲系主任。1950年起長期在中央音樂學院任作曲教授、系主任， 1961年任該院副院長。主要作品有獨唱曲《靜境》、《前途》、《春光》、女聲合唱《春晚》、齊唱曲《新中華進行曲》、《打殺漢奸》、合唱曲《為了祖國的緣故》、《鹿嗚》，鋼琴曲《搖籃曲》、《變奏曲》、《舞曲》，交響詩《煙波江上》，交響曲《滄桑》，以及電影音樂《早春二月》等。《歲月悠悠》（黃嘉漢詞）原為電影的插曲，作於1936年，該曲後來曾廣泛流傳海內外，成為女高音歌唱家保留曲目之一。^[1]

本名: 江定仙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湖北武漢
出生日期: 1912年11月10日
逝世日期: 2000年12月23日

畢業院校: 上海音樂專科學校
星座: 天蠍座
代表作品: 《煙波江上》
電影音樂《早春二月》
《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職業: 音樂家

江定仙人物生平

江定仙，20世紀中國第二代作曲家代表人物之一。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創始人，終身教授。

江定仙，1912年11月10日生於漢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少時在武昌高師附小、附中和武漢中學讀書，1928年在上海藝術大學音樂系開始正式學習音樂，半年後轉入上海美專音樂系。1930年考入上海國立音專，跟隨黃自學習理論作曲，師從呂維鈿、查哈羅夫學習鋼琴，直至1934年。在校期間，他學習了和聲學、對位法、賦格、曲體學、樂器法、配器法等課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的創作也深受恩師的影響。1932年，他在上海兩江體育專科學校兼任鋼琴教師，從此開始了長達六十餘年的教學生涯。1933年，黃自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編寫了《復興初級中學音樂教科書》，其中選用了江定仙的《掛掛紅燈》、《春光好》等歌曲。他創作的《戀歌》、《靜境》等歌曲，也發表在校刊《音樂雜誌》（1934年第1、3期）上。1934年，在齊爾品舉辦的“徵求中國風格的鋼琴曲”評獎活動中，江定仙的《搖籃曲》與老志誠的《牧童之樂》等五首作品共同獲得了二等獎。

1934年，蕭友梅介紹江定仙到陝西省教育廳擔任音樂編輯。1936年夏回到上海國立音專復學，除了繼續跟隨黃自學習作曲外，還為電影、話劇創作了一些歌曲，如《新中華進行曲》、《歲月悠悠》等。1938年，他來到重慶，在教育部音教會任編輯。1940年國立音樂院在重慶建院後，他轉到學校工作，並從第二年起擔任理論作曲組主任及教授。1945年，理論作曲組的同學成立了“山歌社”，掀起了收集、整理、學習、研究民歌的熱潮。江定仙在活動中為康定民歌《跑馬溜溜的山上》編配了鋼琴伴奏，由喻宜萱於1947年首唱，從此這首具有藝術性的民歌成為音樂會上的保留曲目。

1950年，國立音樂院併入中央音樂學院，江定仙受聘為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兼作曲系主任，1984年卸任。1993年受聘為終身教授。

江定仙的創作體裁涉及獨唱曲、合唱曲、鋼琴獨奏曲以及交響詩、交響曲、電影音樂。195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江定仙創作了交響詩《煙波江上》。作品以1926年北伐軍打到武漢時轟轟烈烈的羣眾革命熱潮、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對革命烈士的悼念為生活素材，成為一部回憶自己少年時代生活的作品。作品既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又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以豐富的多聲思維和縱橫交錯的配器色彩，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內心情感。

1965年，江定仙為電影《早春二月》配寫了全部音樂。影片中的音樂精練細膩，貼切地描繪了大革命時代人物的思想面貌，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1982年，他與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為中日合拍的《沒有下完的一盤棋》寫電影音樂。同年，他又創作了三樂章交響曲《滄桑》。

從最初創作具有民族風格的歌曲開始，到後來充分展現革命宏偉氣魄的交響詩，江定仙的創作道路體現了20世紀我國專業音樂發展的一個側面，是中國音樂史上具有時代意義的重要作曲家。

1988年，中國唱片總公司出版了錄音帶《江定仙作品選》，1992年，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社出版了樂譜《江定仙作品集》，人民音樂出版社也於2002年出版了江定仙音樂研究文論選《春雨集》。^[9]

因病醫治無效，江定仙於2000年1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8]

江定仙親友回憶

謝功成：

1942年江定仙先生重返青木關工作時，正是我考入國立音樂院的那年。入學後才知道我們理論作曲組的主任就是江先生，同時也是我們班的主科老師。那時的作曲專業頭兩年沒有作曲課，所謂“主科”，就是“四大件”。江先生一開始就給我們上和聲學和對位法，接着又上曲式學。江先生講課是重點突出，簡明扼要，一次課大約只講半小時左右；接下來就是改題(那時沒有單獨的改題時間)。十來個人一個班，兩小時解決問題。現在看來似乎時間太緊，但我們當時都感到所學的東西是概念明確，條理清楚，印象深刻。江先生的教學功力，就體現在這些日常的教學活動上。

江先生在講課時很注意藝術規律，從不講那些絕對的、過頭的話。他認為一切藝術規則都是相對的，都是在發展中的。在改題時總是和學生採取商量的態度，啓發的方法。常聽到他説的話是“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好一點?” “這不錯，但也可寫成那樣。” “你聽聽效果怎樣，有點刺耳吧，看看問題在那裏。……”

江先生是一個感情不太外露的人。開始接觸時會感到不太好接近，但相處久一點，就感到親切些了；再處久一些，就什麼話都可和他説了。他和蕭先生結婚後，有一個小家庭，便是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學生的一個温暖的去處。後來我們搞“民歌運動”、學生運動，我們都感受到他對我們的關心、鼓勵和支持。我這裏説的“感受”，更多的情況是從江先生的一個眼神或一兩句問話中得到的信息；當然還有他的行動。同學們當面都叫他江先生，但在背後卻稱“江夫子”，可能是認為他有點“夫子氣”吧，當然，這也是另一種尊敬之詞。

音樂院在青木關時期，辦學條件極端困難。全院一百多學生只有十幾架鋼琴，而且大多數是破舊的。老師家裏就更沒有琴了。而江先生的鋼琴是彈得很好的，卻沒有練琴的條件。後來不知從那裏弄來一架四組風琴，江先生就每天用它來彈巴哈。當人們從青木關的山谷走過，常可聽到他那小茅草房裏傳來用風琴彈奏的賦格曲，在那種環境下，那種古典風格，那種浪漫情調，聽過的人是難以忘懷的。

解放後江先生在北京，我在武漢。我們不能常見面。但每次去京，總要去看望江先生，或約在京的老同學到江先生家聚會。這時江先生，蕭先生總是象過節一樣的高興。每次江先生還做湖北的名菜“珍珠圓子”款待我們。我的工作單位是在武漢音樂學院，也可能這是他的家鄉吧，他是特別關心，每次去都問長問短，並對辦學提出不少建議。我們有什麼重大的學術活動也請江先生來指導，他總是熱情的參加。解放後江先生除繼續堅持教學之外，在創作上、學術上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2]

1995年與老學生、老同事合影 ^[10]

王次炤:

1978年剛入校不久，由於渴望學習，我經常長時間在學校圖書館資料室查閲文獻資料，可以説是那兒的常客。當時在資料室工作的蕭叔芳老師經常幫助我解決查找資料中的困難，後來才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作曲系教授江定仙先生的夫人。有一天，江先生也到資料室來，蕭老師很熱情地把我介紹給江先生，説我很用功，常常來這裏看資料。江先生聽説我是音樂學系的學生，就問我説：“你經常在這裏看書，那你常去聽唱片嗎”我如實回答説：“比較少去。”江先生笑着對我説：“學音樂理論固然需要掌握許多文獻，但不能忽視活的音樂啊，假如沒有音樂感受，理論研究會顯得蒼白無力。”江先生還舉了一些例子，我似乎記不太清了，但這句話卻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中。自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注意聆聽音樂，除了資料室，唱片室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還向系裏借了一架笨重的錄音機放在琴房裏，每天邊看書邊聽音樂，日復一日，對音樂的感性積累日益增多。有一天，我在路上見到江先生，他還記得我，還記得我們當時的談話。他問我是否還經常去資料室，是否也去唱片室聽音樂。當我告訴他我現在的做法時，他非常高興，他説：“這很好，我相信將來你一定能出成績。”許多年過去了，那次遇到江先生時的偶然受益的確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不僅把江先生的話作為自己從事教學和科研的一句座右銘，而且還把它傳授給每一個學生。

當江先生知道我們不少同學進校時是鋼琴“白丁”時，就和藹地説“彈得好、彈得壞不是主要問題，而是一定要重視音樂實踐。”江先生“一定要重視音樂實踐”的教誨一直牢記在我的心中。它也是作為我後來從事音樂學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努力方向。^[5]

嚴良堃：

六十年前，我進入位於重慶青木關的國立音樂院，作為“江家班”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學生，受業於江定仙先生的門下。我學習的專業是理論作曲，當時班上有十位同學，江先生任我們的主課老師，一直把我們帶到畢業。在他的精心教育和全面的關心下，他的眾多弟子在後來新中國的音樂崗位上發揮了應有的也是非常顯著的作用。

我跟江定仙先生在國立音樂院學習了五年，他教學最突出的特點是治學的精通和開通。江先生二十年代就學於上海音專，獲得了兩個專業的大學學歷：作曲專業和鋼琴專業。在中國音樂初創的時代，這種多專業的音樂專門人才，是非常難得的。我們能夠在抗戰的艱難時期，得到這樣高水平老師的教授和指導，可以説是當時抗戰學子中的“幸運兒”。江先生的教授非常嚴謹也非常嚴格。我們學習的每一個科目，以至每一個習題的練習，都是在完整的學科知識體系和合理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的。我們所學專業有和聲、對位、曲式等科目，現在一般的教師批改學生作業，往往是老師將學生的作業拿回去，把錯誤標出，然後發給學生再看。而江先生批改作業則完全不同，所有習題，都是由我們師生“共同”來批改；先生親自在鋼琴上當場為我們彈奏、講解、批改。這使我們專業的學習既紮實又靈活，非常好地訓練了我們音樂專業的能力。

他在教授我們學習時，並不死板地按照“規則”行事。記得第一次交和聲作業，我做的和聲習題中有一個“隱伏五度”。這在和聲進行中是錯誤的。江先生一邊彈奏我的習題一邊説，“這裏有一個‘隱伏五度’，從規則上説是不對的，但聽起來還可以”。

1979年，在武漢舉行的全國第一屆和聲學學術報告會上發言 ^[10]

江先生愛徒如子。班上的學生學習程度參差不齊，他很關心那些進度較慢的學生。因而安排進度較快的學生去輔導他們，使得同學們的關係很融洽。同學們跟他的關係也非常親密，先生過生日、結婚、生子的日子，江家就成了同學們的“俱樂部”，師生歡聚一堂，親如一家。^[6]

江定仙社會評價

中央音樂學院：

江教授是我國現代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於聲樂領域中創作了獨唱曲、合唱曲、民歌改編曲、兒童歌曲等多種題材類型的作品，其中藝術歌曲《歲月悠悠》入選了“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曲目，而他其他類型的作品也同樣獲得了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江教授也是一位經驗豐富、善於啓發學生的教育家，他為我國音樂文化事業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值得我們永遠緬懷和紀念。^[3]

梁茂春：

江先生為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培養了眾多的音樂家特別是作曲人才，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音樂教育家，將蕭友梅、黃自開創的中國專業音樂教育繼續向前推進。^[4]

王震亞：

江定仙為人簡樸，待人熱情。他對學生不僅是授業，而是全面關心。全國解放前夕，學校當局要開除學生運動中的某些骨幹，他敢於挺身而出，説這些學生功課很好，沒理由開除他們，使這些學生能夠繼續學習。學生畢業以後，工作多年，遇到困難的時候，他仍會盡力給予幫助。他和學生之間的師生情誼非常深厚。

江定仙治學態度嚴謹，不迎合一時的風尚，能夠堅持正確見解，對一些錯誤的作法不隨聲附和。事後證明他的看法往往是正確的。他能接受新事物，對現今世界上出現的各種音樂流派都願意先作了解，然後再作出自己的判斷。

從最初具有民族風格的小歌，到能充分展現宏偉革命內容和氣魄的交響詩，江定仙的創作體現了20世紀我國現代專業音樂發展的一個側面。而他長達六十年不間斷地從事專業音樂教育的艱辛歷程，更貫穿了我國的專業音樂教育從簡陋起步到繁榮發達的整個過程。他的作品值得認真研究，他的寶貴教學經驗應該好好繼承，他的辛勤耕耘、無私奉獻應該被後人永遠銘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