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

李卓然（青年時期）(2張)

1899年10月10日出生於湘鄉洪塘（今湘鄉山棗鎮），1922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蘇聯學習工作。曾任紅五軍團政治委員，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和遵義會議，是紅軍重要的政治工作者。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一直擔任黨和軍隊的宣傳工作。建國後擔任馬列學院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貢獻。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2] 

長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貴州遵義召開，參加會議的20個人中，有一個發音帶着濃重湘鄉口音的軍人，毛澤東邊聽着他的發言，邊對他頻頻點頭，這個人就是李卓然。

李卓然1920年初和周恩來、蔡和森等赴法勤工儉學，後轉到蘇聯。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1929年秋回國後進入中央蘇區，先後擔任過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辦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書長、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等職。長征開始時任紅五軍團政委，後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他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五軍團在長征中擔任後衞任務，主要是保衞前面的中央機關的安全和阻截後面的追敵。這是一項非常艱鉅和危險的任務，因為敵人主要的戰略方針是攔腰截尾。李卓然和軍團長董振堂接受任務後，便向部隊進行了深入的思想動員。五軍團的成員大都是寧都暴動的官兵，能打硬仗，既能打陣地戰，又能打攻堅戰，能攻善守。長征開始後，五軍團一直在後邊打阻擊戰，和中央相距一兩天路程。中央用電報指揮五軍團的軍事行動路線、部署軍事行動。五軍團全體將士每天邊打邊走，有時剛到宿營地，敵人就追上來了，甚至衝到了軍團部裏，仗打得非常激烈。湘江戰役中，為保衞中央機關和其他紅軍部隊安全撤離湘江，李卓然和軍團長董振堂率領導軍團將士們浴血奮戰。阻擊任務完成了，但敵人炸燬了湘江橋，五軍團有一個師來不及撤離，被敵人包圍，全師大部分將士壯烈犧牲。

部隊撤離湘江後，一路從湖南打到貴州。儘管廣大的紅軍指戰員們英勇頑強、拼死決戰，紅軍戰局仍連連失利，甩不掉蔣介石的飛機大炮。每天，李卓然和軍團長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白天，抗擊敵機的轟炸、掃射；夜晚，在崎嶇的山道上行軍，還要隨時防止敵人的迂迴包圍，吃不上飯，睡不上覺是常事。加之部隊所帶輜重過多，路又難走，部隊有時一天一夜只能行軍幾里路。指戰員們怨聲載道，有的罵娘，責怪中央領導不力。

1935年元月上旬，五軍團在貴州桐梓一帶集結待命，李卓然接到周恩來副主席發來的電報，要他和劉少奇（當時中央駐五軍團的代表）迅速趕到遵義城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到電報的當晚，李卓然帶着兩個警衞人員從桐梓出發，日夜兼程趕到了遵義城。到達時，會議已經開始了。毛澤東當晚就在他的卧室接見了李卓然。毛澤東當時正患感冒，頭上裹着一條毛巾。病中的毛澤東專注地聽着李卓然的彙報，當聽到部隊已經怨聲載道時，毛澤東笑笑説：“怨聲載道囉，對領導不滿意啦？”李卓然回答説：“是的。”毛澤東肯定了李卓然反映的情況很重要，並對他説：“那你明天在會上講一講，好不好？”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李卓然發了言，講了部隊兩個多月來一路的情況，用大量的事實批判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帶來的危害，支持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擁護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折，李卓然作為會議的參與者，作為正確路線的支持者，是功不可沒的。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不久，中央內部在北上還是南下的問題上發生分歧，毛澤東主張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中央根據形勢，制定了北上方針，但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提出了所謂“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公然向黨爭權。這時，周恩來副主席找到李卓然，希望他到四方面軍去做政治工作，共同北上。當時，李卓然並不知道中央內部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不知道張國燾的分裂野心，他只是覺得應服從黨的安排，和周恩來談話後，他就去了四方面軍擔任了前敵政治部副主任。當張國燾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時，他協助朱德總司令與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為後來紅四方面軍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終於促成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勝利會師。

紅軍主力會師後，中央命令紅軍抽出部分兵力西渡黃河，以鞏固和擴大西北根據地，打通同蘇聯的交通，爭取國際支持。紅軍主力則向北發展，奪取寧夏。1936年10月25日，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主力渡過黃河，隨後，第九軍、第五軍主力，總指揮部機關及直屬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獨立團、少年先鋒團也渡過黃河，李卓然與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一起隨三十軍行動。

渡河紅軍共有21800多人。剛過河時，部隊打了幾個勝仗，佔領了一條山的大部分村寨和五佛寺一線。但10月底，11月初，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寧夏的道路，阻隔了河東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繫。形勢急轉直下，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也被迫終止執行。蔣介石指使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對河西部隊進行圍追“兜剿”，河西部隊既無援兵，又無退路，幾乎陷入絕境。

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李卓然任西路軍政治部主任兼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他負責政治思想工作，努力保證紅軍西進任務的完成。打仗之餘，他經常找指戰員談心，做動員工作，告誡戰士們，打仗不但靠勇敢，更要有智謀，有勇有謀，才能克敵制勝。

一次，西路軍總部在一個土圍子裏休息，擔任掩護的只有兩個特務連。剛要起火做飯，數倍於紅軍的馬家軍騎兵就追上來包圍了土圍子。李卓然沉着鎮定，見敵人雖然多，但大都是騎兵，使用的是輕武器和手榴彈，沒有重武器，便決定智取。他們以土圍子為據點和敵人周旋。他教戰士們把敵人扔進來的手榴彈又扔出去，用敵人的手榴彈炸敵人。拖到天黑，他佈置趁黑夜在土圍子邊挖洞準備突圍。敵人發現後死守洞口。紅軍特務連兵力和彈藥不多，拖下去很危險。李卓然當機立斷，將兩個特務連全部調到另外一處再挖洞，只留下他的警衞員邱振基和黃坤守在洞口，用繩子打個套。敵人見槍聲停了，以為紅軍被打死了，便大喊大叫，十分囂張地往洞裏衝。敵人進來一個，就被繩子套住消滅一個。等於敵人發現不對勁時，紅軍已經挖好新洞，奪得許多武器，迅速突圍了。

西路軍邊打邊走，孤軍深入西域不毛之地。隨着形勢的變化，為策應“西安事變”，配合河東主力，西路軍幾進幾退，雖在戰略上配合與策應了河東紅軍，卻喪失了乘虛西進的戰機。戰場連連失利，繼九軍折兵古浪後，五軍又被困高台，血戰五天五夜，最後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軍政治部主任等2000餘名指戰員全部壯烈犧牲。

1937年1月24日，西路軍電告中央軍委情勢險惡，建議河東紅軍派兵解危。黨中央一方面緊急指示在西安談判的周恩來，強烈要求蔣介石令青海、甘肅軍隊停止軍事進攻，一方面於2月27日下令組建援西軍。後因種種原因，中央的救援計劃未能實現。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服從大局，率部隊突圍，在三道柳溝與敵人進行殊死戰鬥，瀕臨絕境。在梨園口與敵人血戰後，被迫退進祁連山。

西路軍是一支久戰、疲憊之師，曾三過雪山、草地，部隊指戰員體質大為減弱。過黃河後連續戰鬥行軍，塞外嚴寒使大部分指戰員凍傷，更困難的是糧少彈缺，部隊餓着肚子，帶着大刀與敵人肉搏死戰。面對重重困難，李卓然努力宣傳中央和軍委的部署，説明兩路作戰的意義和前途，並千方百計開展戰場政治工作，振奮軍心，親自編寫歌曲教戰士們傳唱，鼓舞士氣。

1937年3月14日，西路軍工政委員會在祁連山腳下的康龍寺附近石窩山召開了最後一次委員會會議，史稱“石窩會議”。會議決定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卓然任書記，李先念統一軍事指揮。同時決定將現有人員編為三個支隊，就地分散遊擊。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中央彙報，李卓然表示身為部隊主要幹部要與部隊共存亡。在送別徐向前等領導後，他又隨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繼續西征。

3月17日，中共中央和軍委覆電李先念、李卓然，同意成立工作委員會和分三路遊擊，並要求以主動的游擊戰，獨立爭取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為了險中求勝，李先念決定率軍西越祁連山，擺脱敵人，把僅存的兩千紅軍帶出絕境。李先念的想法，首先得到李卓然的強有力支持，這對於統一部隊的意見和行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3月的祁連山寒風呼嘯，滴水成冰。李卓然的大鬍子上都結了冰，部隊在渺無人煙的冰天雪地裏艱難跋涉，餓了吃草根、皮帶，有時甚至吃牛糞。困了睡冰洞雪窩。每翻越一座山頭，都是對意志、體力、生命力的嚴峻考驗。每天都有倒地不起、長眠雪地的戰友。李卓然的雙腳凍爛，腿腫得又紅又粗。警衞員邱振基看到他行走困難，便把藏起來的馬牽出來給他騎，原來進入祁連山後，李卓然下令把牲口給傷病員騎，後來糧食吃光了，他令人把馬殺掉分給戰士們吃。警衞班長黃坤把馬悄悄地藏在後邊隊伍裏，想等首長走不動時再騎。李卓然卻毫不領情，再次命令殺馬給戰士們充飢。戰士們無計可施，只有含淚執行首長的命令。

為鼓舞士氣，行軍時，李卓然不時跑前跑後作鼓勵宣傳，教大家認識到能多帶走一個紅軍戰士，就能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種，西路軍雖然失敗了，但河東的紅軍還在戰鬥，黨中央還在陝北。他鼓舞大家團結戰鬥，戰勝困難，爭取最後的勝利。每到宿營地，各個連隊的文娛積極俀子，就指揮着唱《國際歌》，唱李卓然新編的《巍巍峨峨祁連山》戰歌，歌聲鼓舞着戰士們戰勝困難，繼續前進。

4月16日，部隊終於從安西東南大公岔山口走出祁連山，到達肅北石倉城。24日，部隊進至安西城南25公里的十工村，有人主張打安西城，李卓然考慮到部隊的實際情況不同意打，但大多數人堅持打，最後少數服從多數，他只得同意。因敵我力量懸殊，部隊一部分遭敵包圍，一部分被騎兵衝散，見此情景，李卓然當機立斷，大聲喊道：“不能再去拼！黨沒有要求我們去拼！只要我們能衝出一個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同志們，繼續向北衝！”接着，他命令警衞員邱振基立即去通知失散了的戰士，要他們堅持到底，沿着電線杆往北衝。部隊邊戰邊撤，26日傍晚，進至紅柳園，在這裏與敵人進行了最後一場血戰，100餘名指戰員血染沙丘。擺脱敵人的圍追後，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領部隊穿越了荒無人煙、無糧無水的大戈壁，克服重重困難，終於抵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

1937年5月1日，李卓然、李先念率420餘人的隊伍和中央派來迎接的陳雲、滕代遠會合。這些曾經三過雪山草地、敗走二千里河西走廊、翻越風雪祁連山、穿過茫茫大戈壁的西路軍戰士，終於擺脱了強敵的圍追堵截，戰勝了惡劣的自然環境，從死人堆裏爬了出來，重回黨的懷抱，他們欣喜若狂，喜極而泣。而此時的李卓然感慨萬千，他想得最多的是我們死了多少人啊，那些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置生死於度外的戰友們一個個都倒在了西征途中，自己要努力，要奮鬥，要更好地為黨工作，才能無愧於死去的烈士。

1937年12月，李卓然同李先念等一起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説，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説西路軍廣大的幹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西路軍戰鬥到最後，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了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是其他任何軍隊也做不到的。最後，毛澤東勉勵他們説：“革命鬥爭中，有勝利也會有失敗，失敗是成功之母，要從西路軍的失敗中吸取血的教訓。我們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偉大的，中國革命一定會最後勝利。”這一席話，李卓然一直銘刻在心，成為鼓舞他在各種艱苦環境下工作和鬥爭的動力。

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事物的發展變化有時是叫人難以預料的。西路軍這段慘烈而悲壯的歷史，後來卻長期被作為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而受到鞭撻。李卓然也因西路軍的問題受到降職的不公正處理，蒙冤50年，一直到他去世，也未被重用。作為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他本來是最有發言權的，但他幾十年裏為顧全大局，總是不斷地檢討自己的缺點和不足，自覺地維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威信。只是在回憶起那段難忘的經歷時説過：“在這段極其複雜的歷史中，我只能説自己問心無愧，在任何時候，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哪怕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也沒有向敵人、向困難低過頭。”

歷史是公正的。改革開放以來，由於陳雲、李先念等的直接干預，鄧小平的堅定支持，加上一些專家、學者對大量史料的發掘與研究，使人們終於知道了西路軍事件的歷史真相。新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對西路軍的歷史作出瞭如下評價：“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持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難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民的尊敬和紀念的。”生前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包容一切，委曲求全的李卓然，若泉下有知，聞此消息，定當笑慰九泉。他的名字將和西路軍這段悲壯而光輝的歷史，永遠銘刻在兩千裏河西走廊和廣袤的新疆大地上，永遠銘刻在人民的心中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