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

1906年8月出生於武漢市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今武漢市蔡甸區)，早年入武昌大學學習過，1925年參加農民運動，192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任共青團湖北省委宣傳部幹事。 ^[9] 

大革命失敗後，陳昌浩在武漢地區堅持過一段時間的地下鬥爭。

1927年9月，經黨組織選派，他離別已懷胎數月的妻子劉秀貞和長子陳柏生(陳祖澤)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動身前，陳昌浩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陳祖濤)，意為“父親留洋之際出生”。到蘇聯後不久，陳昌浩便成為中共預備黨員。

1930年10月，陳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曾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團中央委員等職 ^[1]  。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來親自委託顧順章安排，陳昌浩跟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化裝成商人，從上海楊樹浦碼頭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共青團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書記。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開的鄂豫皖蘇區黨員代表大會上，陳昌浩當選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9月中旬，陳昌浩又被任命為紅4軍政委。

同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成立，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陳昌浩成為這支勁旅的直接指揮者，時年僅25歲。

1931年12月22日上午，陳昌浩乘坐着我軍第一架飛機“列寧號”(1930年2月，四川軍閥劉湘的座機因燃料耗盡迫降在鄂豫皖蘇區宜化店境內，為我所獲，蘇區軍民命名為“列寧號”，是為我軍第一架飛機)向黃安城內敵師部投下捆綁的迫擊炮彈和大量宣傳品，炸得敵人魂飛魄散，從心理上摧垮了敵人的防線，使紅軍很快就攻佔了黃安城。之後，他又參與指揮了商潢、蘇家埠、潢光等著名戰役。

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被迫率紅四方面軍進軍秦嶺、大巴山區。在連克川東北數座重鎮後，他們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從此時起至1935年3月，陳昌浩直接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穩步地把川陝革命根據地創建成僅次於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

1933年6月，在成功地粉碎了四川軍閥田頌堯部的“三路圍攻”後，紅四方面軍在旺蒼木門召開軍事會議，將原有的4個師擴編為4個軍，確定最高軍事領導機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主席，陳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紅四方面軍名將曾中生任參謀長。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下設方面軍總指揮部、總政委、總政治部，徐向前為總指揮，王樹聲為副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委兼總政治部主任。此時，陳昌浩麾下的紅四方面軍已有5萬之眾。之後，他又參與指揮了反四川軍閥劉湘部“六路圍攻”作戰及嘉陵江戰役等重大戰事。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陳昌浩被增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並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5月，由於敵情所迫，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進行長征 ^[1]  。

1935年7月18日，在張國燾授意下，陳昌浩致電中央，建議讓張國燾擔任軍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敵總指揮。為維護兩軍團結，穩住張國燾，中央軍委任命張為紅軍總政委。同時，軍委決定成立前敵總指揮部，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併為陳、徐二人頒發了金質紅星獎章 ^[3]  。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沙窩會議，增選陳昌浩、徐向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命陳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會後，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組編為左、右路軍：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右路軍由陳昌浩、徐向前率領，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等隨右路軍行動 ^[3]  。8月底，右路軍順利通過草地，並以陳昌浩節制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勝利地進行了包座戰役，為左路軍北上奠定了基礎。

9月15日，張國燾發佈《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率左路軍再次過草地南下。10月5日，張公開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中共中央北方局”。這時，陳昌浩認同了張另立“中央”的反黨行為，率右路軍南下並接受了張的任職。由於路線、方針的根本性錯誤，紅四方面軍的“大舉南進”很快失敗，總兵力由8萬鋭減到4萬。

1936年初，紅四方面軍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區，在這裏陳昌浩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琴秋結為伉儷。不久，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共組中共中央西北局，陳昌浩當選為委員。在賀龍、任弼時、朱德、劉伯承深入細緻的工作下，經歷南下失敗沉痛教訓的陳昌浩改變了對張國燾的態度，決心壓張國燾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產國際代表張浩的努力下，張國燾不得不取消偽“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8月到達甘肅南部 ^[4]  。

8月12日，為實現西北大聯合，打通與蘇聯交通後出兵綏遠抗日，中央制定了寧夏戰役計劃，其要點是：一、當年10月或11月，3個方面軍在甘肅北部會師，完成進攻寧夏準備；二、12月，以一個方面軍拱衞陝甘寧根據地，另兩個方面軍和東北軍合作，乘冰期西渡黃河，佔領寧夏以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三、佔領寧夏後，紅軍與東北軍合組抗日聯軍，出兵綏遠抗日。在這個寧夏戰役計劃中，紅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奪取岷縣，進攻隴西等地，支援東北軍佔據蘭州，控制河西走廊。隨後，中央致電王明，將上述方案報請共產國際批准。9月，共產國際覆電同意。

1936年10月22日，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尚在10月11日，中共縱觀敵我友三方形勢，果斷作出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發佈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其中，紅四方面軍的作戰任務是：一、為阻擊南敵進攻，在西(寧)蘭(州)通道地區形成扇形運動防禦，確保紅軍主力在預定地區展開；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務，以3個軍西渡黃河攻寧夏。10月24日起，在陳昌浩、徐向前指揮下，紅四方面軍第30軍、9軍、5軍共約2．2萬名指戰員奉中央軍委命令，相繼在甘肅省靖遠縣渡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計劃 ^[3]  。

這時，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繫已被快速趕來的國民黨部隊切斷。1936年11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1月8日，中央及軍委提出放棄奪取寧夏的原計劃，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中央還就此致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徵詢意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一致決定西進，並電告中央。隨後，中央電覆西路軍：同意西進，並説新疆接濟正在準備中。就這樣，西路軍走上了一條坎坷路。11月11日，中央來電詢問西路軍是否有把握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有意讓西路軍東返。11月12日，西路軍領導回覆“我們可以完成任務”。11月16－18日，古浪戰鬥失利，9軍損失三分之一。11月22－12月上旬，西路軍與馬家軍連續激戰，紅軍兵力減至15000人。

1937年1月上旬，西路軍進至甘肅臨澤，高台一帶。1月12－20日，馬家軍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軍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和3000餘名將士犧牲。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其中4000餘人經營救返回延安，陸續到達新疆的有600餘人，4000多人流落民間。未渡河的四方面軍近2萬人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劉伯承、鄧小平129師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脱離危難。當時有兩萬紅軍戰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

在西路軍全部人馬已不足萬人，傷病號佔1/3，處境十分危急時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致電中央説：“我們詳細考慮及根據百餘日苦戰的教訓，認為四軍、三十一軍此時不能歸還建制夾擊二馬，則西路軍無法完成西進任務。決心在甘州、撫高地區乘機擊敵，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因拼戰而不能根本戰勝敵人，持久消耗實為不利也。”17日中央覆電陳徐，同意撫鄰地區尋機破（敵）的意見，不同意西路軍出青海大通，並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等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這個電文把當時的行動方針問題與歷史上的政治路線問題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它給西路軍軍政委員們特別是主席陳昌浩的政治壓力可想可知。21日晚，在陳昌浩頑固堅持下，已經突圍的西路軍重返倪家營，致使部隊在馬匪圍攻下損失慘重。黨中央及軍委致電西路軍，要求他們：“望全體指戰員，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全黨和全體紅軍誓為你們的後盾。”24日陳昌浩、徐向前致告急電文匯報險惡的處境，在表示“戰至最後一滴血”決心的同時，懇請中央抽調“八個足團，一兩千騎”馳援；26日軍委主席團覆電要求他們“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彈盡糧絕，傷亡慘重及馬家軍趕盡殺絕的情況下，最後被迫突圍。

3月14日，西路軍僅剩3000餘人撤進肅南縣石窩山，並在此召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決定將剩餘部隊編成3個支隊，分散行動。8月下旬潛回延安。西路軍西渡黃河，以兵敗河西走廊結束。

1937年6月，陳昌浩輾轉來到武漢。此後，陳昌浩人生的軌跡與自己的老搭檔徐向前迥然相異，這恐怕是兩人分手時所無法料到的。

陳昌浩來到武漢的第二天，就來到革命老區湖北英山縣，打算在這兒重舉義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裝。但當地的反動武裝非常囂張，陳昌浩感到自己的願望難以實現。此時的陳昌浩思念親人的心情更加強烈，於是給他在漢陽老家的親友寫了一封信，約他們見面。在漢口，與闊別10年的老母和妻兒見過面後，陳昌浩了卻了一樁心事，然後趕赴陝北。回到延安後不久，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被批准到蘇聯治病。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

1941年，德國突襲了蘇聯，陳昌浩被緊急疏散到中亞共和國一個名叫科坎加的小鎮。在這時，沒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紅軍最大的一個方面軍的總政委。他的昔日戰友們在國內馳騁沙場建功立業時，陳昌浩則在採石場做苦力維持生活。

沒有醫生和藥物，糧食緊張，陳昌浩的胃潰瘍越來越嚴重。其間，陳昌浩曾給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迴音。

1942年冬天，陳昌浩接到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聘他為翻譯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線了，盡了一名戰士的責任。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經季米特洛夫提議，蘇共中央把陳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來，先後安排他們到蘇聯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陳昌浩從此開始從事翻譯工作。

抗日戰爭結束後，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參加工作。不知由於什麼原因，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不久，蔡暢途經莫斯科，專門看望了陳昌浩。通過蔡暢，陳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表達了回國服務的請求。

1952年，陳昌浩從蘇聯回國，劉少奇等代表黨中央到北京車站迎接。老戰友、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和曾在紅四方面軍工作過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寓所聚會。在老戰友家裏，陳昌浩彎腰向昔日的戰友、部下，當時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張琴秋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説：“琴秋，你受苦了，我對不起你呀!” ^[5] 

1953年到1967年，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2]  。

1962年，陳昌浩回到湖北故鄉，在那裏見到數百名當年的紅四方面軍部下——他們當時已為解放軍高級將領。他眼含熱淚向他們致歉，獨立承擔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既便如此，在“文革”中他還是被“造反派”無休止地揪鬥 ^[5]  。

1967年7月30日晚，吞安眠藥自殺，享年61歲 ^{[5]  [8]}  。

陳昌浩先後有四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劉秀貞，育有2子：陳祖澤、陳祖濤；

第二任妻子：張琴秋 ^[6]  ；

第三任妻子：格蘭娜，育有1子：陳祖莫；

第四任妻子：孟力。

陳昌浩早年參加革命，曾擔任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職務，1953年到1967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一生為黨和人民做了許多重要工作。在戰爭年代，他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英勇鬥爭；新中國成立後，他投身於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工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做出積極貢獻。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期間，他領導完成了多項重要任務，並積極推動編譯人才隊伍建設，在各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由於包括陳昌浩同志在內的老一代編譯工作者所做出的努力，中央編譯局各項工作才有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他們對工作勤勤懇懇、盡職盡責的態度，對真理孜孜不倦、不懈追求的精神，成為中央編譯局的優良傳統。中央編譯局各項工作隨着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不斷向前推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今天我們紀念陳昌浩同志，就是要發揚老一代的優良傳統，適應新形勢新要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推動中央編譯局各項工作進一步開展，努力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2]  。

1980年8月21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追悼會。悼詞説：陳昌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5]  。

198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親自批示為陳昌浩恢復名譽，批示指出：西路軍失敗有着特定的歷史原因，並非故意為之，陳昌浩是被林彪、“四人幫”迫害 致死的，應該恢復名譽。

在一切撥亂反正後，西路軍和陳昌浩在黨史、軍史上的地位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使其“和張國燾路線徹底劃清界限”。

1996年10月，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週年的時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 一書出版，該書對陳昌浩的分析清晰而且客觀公正。

1997年7月，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出版，在“陳昌浩”詞條中，中國軍方、學界公開承認他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並實事求是地指出：“1936年10月，奉中央軍委命令，與徐向前率紅四 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作戰，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任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

2000年6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陳雲年譜》，其中公開披露了陳雲提議並主持為西路軍平反一事的全過程，從而對西路軍的歷史是非作了公開澄清。

2001年11月7日，江澤民在紀念徐向前元帥誕辰10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4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在此，江澤民實際上也高度評價了西路軍的最高領導人陳昌浩 ^[10]  。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功勳卓著 英名永存——紀念徐向前同志誕辰100週年》一文，其中有：“1936年10月下旬，根據黨中央、中革軍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第5、第9、第30軍共兩萬餘人的部隊，西渡黃河，征戰祁連山，以實現‘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任務。西進的途中，遭遇到駐守甘肅、青海的馬步青和馬步芳以騎兵為主力的‘馬家軍’3萬餘人和10萬民團的瘋狂圍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靜的頭腦、頑強的意志、卓越的指揮才能和豐富的作戰經驗，率部同強敵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血戰。由於河西走廊地區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的工作和羣眾基礎，沒有援軍，西路軍孤軍苦戰四個月，殲敵2．5萬餘人，最終未能免於失敗。西路軍指戰員所表現出來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成為我軍戰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在此，西路軍和陳昌浩的歷史功勳事實上得到了更明確的肯定，並明確提出西路軍失敗是“由於河西走廊地區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的工作和羣眾基礎，沒有援軍”，而不是陳昌浩個人的原因 ^[3]  。

陳昌浩故居位於武漢市蔡甸區九真山腳下長興村，毗鄰京港澳高速公路，於2016年10月26日正式落成開放，為武漢市重要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和紅色旅遊景點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