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民變

由於傳統觀點過度強調自然災害和階級矛盾，忽視了政治和軍事因素。事實上，天災和階級矛盾在明末並不比其它朝代更甚，而明政府的賑災工作是中國曆朝歷代力度最大的。

民變大規模爆發另有原因，除了前面所述士兵不願打仗外，崇禎帝大規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亂相也是引發民變的重要因素，持續兩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樞癱瘓，才使局面迅速惡化。從各種角度看，民變的性質並不是單純，尤其是在民變中後期，逃兵脅裹難民，流動掠奪，並以此為職業，不接受政府的賑濟安置，他們的行為漫無目的，帶有強烈的流寇色彩，對經濟、社會造成的破壞比自然災害更巨大、更持久，導致更多難民加入其中，形成惡性循環，因此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內憂和外患猶常常相生相伴。大明朝的內憂，從根本上説都是由外患引起的，無論是山東孔有德的起義，還是陝西發生的民變，都是士兵懼怕打仗而作亂，只是作亂的方式和呈現的景象不一樣。山東的孔的德的軍隊不願去遼東打仗，成建制起義，意欲割踞一方，掀起巨大波瀾；陝西的士兵三五成羣地脱離部隊，各佔一處窮鄉闢壤，落草為寇，呈現星火燎原之勢，後又迫於壓力四處流動，如水銀泄地。相比較而言，由於陝西的民變散處各地，以大山為依託，且具有流動性，比山東孔有德的起義更加難以剿滅。

還有就是進入小冰期，氣候持續惡劣。皇權旁落，離心離德，期間又不合時宜地增收三餉，激起民變。

傳統歷史教材受階級鬥爭學説的影響，常把明朝民變美化成農民大起義，起因是自然災害和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這一觀點對於民變主體和起因的表述並不準確，關於民變主體，組織者和骨幹力量並非普通農民，而是逃兵，民變的首領大多有軍事背景，其中王嘉胤是長城邊的定邊營逃卒、王左掛、張獻忠是延綏逃卒、神一元是遼陽逃卒、李自成是驛卒。逃兵又分為土寇（地方駐軍）和邊賊（長城沿邊軍鎮士兵）。他們的關係是：“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 ^[1]  。逃兵狡黠兇悍，具有一定的軍事素質、較強的生存能力和組織能力，這些特點使明末的變亂從一開始就呈現出範圍廣、發展快、戰鬥力強、難以撲滅的特點，這與以往的農民起義有所不同。

第一類是聚眾鬧賑，大多數情況下是當地或有小荒，但不達救賑之標準，而有民眾到地方官府求賑。求賑的方式大多先是以罷市要挾，或是直接到官府鬨鬧告災，偶有毀公堂物或毆差役的暴力事件發生。 ^[2] 

第二是反地方官與保留地方官運動，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對的理由牽涉到地方官失職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斂錢自肥等等。而且集體行動都相當激烈。如毆打地方官後再驅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對的理由並不都是因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當，而是税收的改革有礙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於保留地方官一則可能是因為當事人本身的確是個好官，才會有許多人民請願或罷市要求保留。 ^[3] 

第三類就是地方的貪官污吏發動起義，蠱惑民眾。 ^[3] 

明初民變，第一比較頻繁，第二地域廣泛。民變初級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地域不斷擴大，由陝西到山西，再由山西到河南、河北不斷蔓延。這種狀況是民軍尚不能與官軍正面交鋒，只能實行避實就虛的運動戰，由壓力大的地區流向壓力小的地區。

1370年（洪武三年），廣西陽山縣山民十萬餘反。同年，福建泉州陳同反，進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縣。同年，山東青州（益都）孫古樸聚眾反，自號黃巾，襲擊莒州，殺同知 ^[4]  。

1381年（洪武十四年），廣州的曹真和蘇文卿等起義，眾數萬，戰船一千八百艘；明廷派南雄的侯趙庸率步騎舟一萬五千人，再加上廣東由參政閻屯，千户張惠率領的本省軍隊，聯合鎮壓。同年，福建福安縣民江志賢聚眾八千反。

1382年（洪武十五年），廣東剷平王起義，趙庸再次前去鎮壓，斬首八千八百餘。

1385年（洪武十八年），湖廣剷平王吳奤兒繼洪武十一年（1378年）起義逃脱後再次造反，明廷派信國公湯和率領大軍號稱二十萬，前往鎮壓。

1386年（洪武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彭晉、彭玉琳發動起義 。五琳自稱晉王，設置官屬，建元天定。縣官率民兵征剿。玉琳失敗，被逮送京師就義。

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江西贛州夏三聚眾數萬人反。明廷派出胡海，陳桓，葉升，兵33500人，動用三個侯這麼大的陣勢，在明初也是少見的。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廣西的瑤族、壯族數萬人起義，明廷派徵南將軍楊文率軍鎮壓，斬起義軍18360，斬家屬8280人。

1397年（洪武三十年）今錦屏娑侗寨人林寬領導的農民起義。其父曾參加吳勉起義，起義被鎮壓後，逃至娑洞寨。林寬起義前，五開一帶曾發生過多起反抗。這些反抗歷時三個多月，明廷派其都督斂事率五六個衞的官軍才鎮壓下去。

1397年（洪武三十年）3月28日，林寬聚眾起義， 攻龍里守禦千户所。千户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起義軍縱火燒四門，攻城甚急。吳得領軍出戰，中毒弩死。林寬攻佔龍里後，即率領起義軍進攻新化，又突至平茶，與守禦千户紀達發生激戰。明廷聞之大驚，遂命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為平羌將軍，蘄州衞指揮斂事胡冕為左副、安陸衞指揮金事宋晨為右副，統兵五萬前來鎮壓。

之後，朱元璋仍不放心，又命楚王朱禎、湘王朱柏率師加強鎮壓力量。結果齊讓損兵折將，連吃敗仗，撤消其總兵官的職務，另命左軍都督楊文代之。楚王禎、湘王柏也被起義軍嚇破了膽，不敢親臨前線。林寬率領的起義軍經過半年的戰鬥，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林寬於1397年（洪武三十年）十月被俘，同時被俘還有楊通秀，都被械送至京處決。朱元璋要斬盡殺絕，命楊文等又在侗區繼續搜捕三個月。

林寬受到了侗族人的紀念。在林寬居住的今錦屏婆洞寨的侗家，每年六月辰日，都要講林王傳説，唱“林王古歌”，以示紀念。鄰近的寨摟、塘爛、便幌、歸宿、流洞、魁洞、扣引、果垢、西洋店等侗寨，於第二天六月已日也有類似活動紀念林寬。 ^[5] 

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二月沔縣（今勉縣武侯鎮）縣衙書吏高福星興聯合南麓雲霧寺的羌族和尚田九成、農民黃金剛奴、何妙順等，以白蓮教為號召組織羣眾，揭竿而起。田九成自稱“漢明皇帝”，年號“龍風”，高福興稱“彌勒佛”，黃金剛奴、何妙順皆稱“天王”。

沔縣教諭王樸得知田九成等起義的消息，立即向寧羌衞所（設在今甘肅徽縣）告發，官軍發兵追捕。田九成率義軍轉戰於今寧強南山一帶，以馬面山為據點，作法練功，壯大力量。時值連年饑荒，四方災民紛紛響應，前來投奔。義軍勢力很快擴大到陽平關，屢敗官兵，聲勢大振。他們乘勝溯嘉陵江北上，攻克略陽縣城，殺死知縣呂昌。又北克徽州，誅殺學正彥敍彬。義軍威振陝甘，各兄弟民族和其他勞苦民眾聞風來歸。

朱元璋聞報大驚，朝廷急令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率兵，日夜兼程前來圍剿義軍。經過數月激戰，終因雙方眾寡懸殊，義軍連吃敗仗，復回師寧強城關一帶，後有退守後河（即今寧強金家坪鄉草壩場村，為玉帶河支流馬昌河谷地），高福興被俘。田九成撤至原根據地馬面山，收羅殘部，深溝高壘以拒敵。官軍勢如潮水衝殺而至。田九成率眾與敵血戰，雙方死傷慘重，屍骨山積。風寒霜厲，大地蕭索，義軍缺少衣食，矢盡力竭，田九成及其下屬被俘者4000人，朝廷“詔誅同謀，遣散脅從。” ^[6]  農民起義就此告終。

這次起義雖歷時短暫，失敗慘烈，但朝野震動頗大。明王朝深慮本境據秦蜀要衝，右控階文，左倚漢沔，況山大林深，地勢複雜而險要，自秦漢以來，西南有事，此處首當其衝，誠為兵事易發地帶。故在平定田九成起義的第二年，派遣指揮姜觀在羊鹿坪（今寧強縣城）拓荒築城，建造官府，把寧羌衞所從徽州南遷至此，屯墾以備邊患。自此，寧羌即為漢中西部一軍事重鎮 ^[7]  。

1397年（洪武三十年），陝西沔縣高福興等起義，打敗漢中衞明軍，攻陷略陽，徽州，文縣。明廷派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統明軍數萬鎮壓。

1420年（永樂十八年），發生於中國山東的一系列以白蓮教為旗號的民變事件，稱為唐賽兒白蓮教起義。

“靖難之役”，山東成了主要戰場，戰爭令百姓流離失所。朱棣登基後，從南京遷都到北京，大修宮殿，又組織人力，南糧北調，還開挖運河，先後在山東征調數十萬民夫，農民徭役負擔沉重。加上水、旱災害，瘟疫流行，羣眾生活十分艱難。山東、河南等地的羣眾到了吃樹皮、草根維持生活的地步。“民食草實為食。” ^[8]  永樂十七年，“山東、河南、山陝諸處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 ^[8]  。

蒲台縣城（今屬濱州市）年輕女子唐賽兒，略通武藝和兵法，效法元末紅巾軍，以白蓮教聯絡民眾，自稱"佛母"。往來於益都（今青州）、諸城、安丘、莒州（今莒縣）、即墨、壽光等州縣，密謀在濱州（今濱州北）舉事。

十八年初，率眾500餘轉至益都西南山區發展隊伍，立帥府於卸石棚寨（今唐賽兒寨）。該地峯高783米,四面皆危崖絕壁，上建水池、米倉,易守難攻。閏正月，唐賽兒以紅白旗為號發動起義，擊殺前往鎮壓的青州衞指揮使高鳳等官兵千餘人，聲威大震。附近九州縣董彥杲、賓鴻等數十支隊伍紛起響應，眾至數萬。山東布政使儲埏、張海等急向朝廷報警。成祖朱棣聞訊，遣使誘降唐賽兒，被拒絕，隨即命柳升為總兵、劉忠為副總兵，率京軍5000前往平定變亂。二月十一，柳升率部包圍卸石棚寨。唐賽兒利用柳升驕狂的弱點，派人向其詐降，聲稱起義軍將從東寨門奪路尋水宵遁，騙得柳升派重兵據守東寨門外待戰。三月十三夜，唐賽兒命人驅羊羣偽裝起義軍走東寨門下山，吸引明軍主力，自率眾從明軍薄弱處突圍，襲殺劉忠。黎明，柳升發覺中計，匆忙遣兵追擊，然不知唐賽兒去向。 ^[9] 

十六日，賓鴻率莒州、即墨義眾萬餘攻安丘並聲稱要屠城,在海上備倭的都指揮衞青聽聞安丘被圍，於是率領千餘騎兵晝夜兼行,起義軍大敗，被俘殺6000餘人。柳升抵達後，衞青迎謁。柳升反而打衞青，稱其專制。同日，鰲山衞指揮王貴亦擊潰諸城變亂，山東戰事遂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知道此事後彈劾柳升，明成祖得知後逮捕柳升入獄。但唐賽兒等隱匿於民間，官府很久都無法逮獲，朱棣認為她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是北京、山東境內尼姑及道姑，逮至京調查 ^[10]  。

同年七月，段民擔任山東左參政。當時因為逮捕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僧尼。之後又盡逮全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進行調查和撫卹後，民間情緒遂開始平定。有史書認為唐賽兒曾被逮捕，但最後脱身離去。三司郡縣的將校等官，皆因失寇而被伏法誅殺。 ^[11] 

唐賽兒舉事，規模較小，前後不過一個月就被平定，但發生於明朝永樂盛世時期，對最高統治者震動較大，開始賑濟災區，減免税收，撫卹百姓，一大批平定變亂不利的官員也被懲辦。

1442年（正統七年）時，浙江礦工葉宗留起義，福建佃農鄧茂七起義。明英宗時，政治腐敗。福建新任左布政司宋彰，勾結土豪劣紳，殘酷欺壓農民。沙縣農民鄧茂七因抗租打死官兵，聚眾起義，前後攻佔了二十多個縣城。葉宗留與王能等（一作陳善恭）在浙閩山區採銀，曾遭福建官兵追捕。十二年，於慶元率礦工起義，自稱“大王”。他分兩路，一路攻福建浦城（今福建省浦城縣，位閩北崇安縣東北），一路進攻江西入閩要道車盤嶺（今江西省鉛山縣東南）。義軍紀律嚴明，深受羣眾愛戴。鄧茂七被舉為“剷平王”。後來，剷平王率軍攻打延平城，因遭奸細暗算，中箭身亡。不久，這支農民起義軍被封建統治者鎮壓下去。但剷平王及義軍英勇鬥爭的事蹟，幾百年來，在老百姓中廣為傳頌，鼓舞了人民的反封建鬥爭。 ^{[7]  [7]} 

明英宗天順、明憲宗成化時，在荊襄山區爆發劉通、李原的開荒流民起義。起義最終失敗，但明廷不得不在荊襄山區設立鄖陽府，增置竹溪、鄖西等七縣，允許流民開墾荒地，成為合法編户良民。 ^[7] 

鄖陽民變為明朝中葉成化年間，河南西華的“劉千斤”劉通、“石和尚”石龍、李鬍子率數萬流民作亂的歷史事件。此後經明朝兵部尚書白圭、都御史項忠鎮壓，四路圍攻，而最終平定此次民變。此後，明憲宗命都御史原傑負責平撫，並設立鄖陽撫治以及鄖陽府等州縣進行管理。

1465年（成化元年），號稱“石和尚”的石龍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於是眾人在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眾至數萬人，洗劫襄陽、鄧州境內。當時王恕剛以副都御史出撫，懸榜曉諭，卻未受分討之命。賊狃為故常，不肯散去。王恕上報朝廷請求出兵平息：“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最終平定此次民變。

1470年（成化六年）十月，劉千斤餘黨李鬍子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率領荊、襄流民聚眾謀反。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明軍屢次逮捕不獲，荊、襄、南陽等地遂發生騷亂 ^[12]  。十一月，憲宗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討伐李鬍子 ^[13]  。1471年（成化七年）正月，右都御史項忠抵達襄陽，看到士兵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前往，憲宗批准。諸將請速進，項忠約束部隊禁止濫殺無辜。兵部尚書白圭則反對調用永順、保靖土兵，以免激化騷動。而項忠則稱流民撤離數量多達四十餘萬人，如果中止土兵，百姓聽聞後仍然會生疑；況且賊首仍然潛伏，屆時再調兵則為難。憲宗於是聽從項忠主張，並約束其禁止擾民，用心安撫 ^[14]  。

同年十一月，項忠派遣副使餘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在竹山縣遇到李鬍子，被明軍擒獲。小王洪的五百餘眾，屯於鈞州龍潭，亦被明軍擒獲。此後遣送還鄉者有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一萬餘人。當時流民從明初洪武年間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有為非作歹的人。軍隊進入後，死者枕藉山谷。其戍邊湖廣、貴州的人，又多死於路途中，棄屍於江滸。言論者謂項忠此役，實為多濫殺 ^[15]  。

十二月，都御史項忠獻荊、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為其分別定罪 ^[16]  。

1472年（成化八年）四月，給事中梁璟上疏彈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邀功。憲宗稱：“荊、襄流民作亂，朝廷內外都以之為憂慮。現在已經蕩平，就應該談論以後解決方法，不這樣的話就會激怒於天下。”兵部尚書白圭又稱：“項忠所呈上的荊、陽功次文冊，與李震前後比較有不同，請勘別。”憲宗亦沒有聽從 ^[17]  。

同年五月，都御史項忠乞求致仕，憲宗慰留，召還都察院 ^[18]  。

1510年（正德五年）前後，江西各地爆發起義。其中有撫州王鈺五起義，饒州汪澄二起義，瑞州羅光權起義，贛州何積欽起義，靖安縣胡雷二起義。他們在山谷間據險立寨，遙相呼應，聲勢甚盛。1511年（明武宗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調動中國南方數省軍隊前往鎮壓。起義軍轉入低潮。但到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與福建、廣東交界的山區，起義軍又趨活躍。明廷派遣右僉都御史王守仁為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前去圍剿。1518年（正德十三年），起義被鎮壓。 ^[19] 

明武宗正德年間，河北出現劉六劉七起義。起義軍攻佔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許多州縣，並曾三次逼進北京。

1511年（明朝正德六年）爆發的劉六劉七起義，時劉瑾執政，“民困已極，廬舍幾空”。劉六本名劉寵、劉七本名劉宸，兄弟二人皆河北霸州文安人，均“膽力弓矢絕倫” ^[20]  ，驍勇善騎射，最初協助官府捕捉“響馬盜”。1509年（正德四年），劉瑾家人梁洪向劉家索賄，遭到拒絕，梁洪懷恨在心，於是誣告劉氏兄弟是“畿南大盜”，二劉的家屬遭到逮捕，並且到處張貼劉氏兄弟畫像進行輯捕，劉氏兄弟只好投靠響馬盜首領張茂。1510年（正德五年）十月，劉六、劉七在霸州起義，齊彥名。趙鐩、楊虎等當地貧苦農民紛起響應，迅速發展為萬餘人。1511年（正德六年）劉六、劉七攻佔束鹿縣城（今舊城鎮）。 ^[21] 

明武宗以谷大用總督軍務，與伏羌伯毛鋭、右僉都御史陸完率京營鎮壓。這時義軍被迫兵分兩路，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路，楊虎、趙鐩、劉三、邢老虎為一路。東路軍轉戰山東、河南，西路軍轉戰河南、山西。義軍多馬户出身，“一晝夜馳數百里” ^[22]  ，官軍怯不能戰，兩軍會師霸州，有十餘萬人之眾，直逼京師，北京宣佈戒嚴，兵部緊急關閉九門，號召通州、良鄉、涿州等各地勤王，劉六、劉七放棄攻城計劃，遂轉戰京畿諸縣。朝廷加派京營精鋭部隊，這時陸完採取南北合擊戰術，調邊將總兵許泰，不久又起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邊軍入衞北京，號稱“外四家”，開啓調操邊軍之先河。劉六至霸州，被陸完軍再擊。劉六、劉七轉向南攻滄州，陷長山（今武強），輾轉南撤，一路受到陸完軍攻擊，又北上回文安，進擊武清，退向河南 ^[23]  。

1512年（正德七年）劉六、劉七軍與陸完軍交戰，屢屢失利。四月，至黃州（今湖北黃岡），朝廷集結十萬重兵圍剿。劉六投水自盡，劉七與齊彥名棄馬登舟，退至通州（今江蘇南通）之狼山（長江北岸），最後劉七中箭落水死，齊彥名中槍身亡。 ^[21] 

此外，在四川、貴州以及廣西等地，還先後爆發許多土著起義。

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6月初，蘇州市民葛賢領導蘇州機工包圍税署，打死税吏，嚇得税監逃跑。明廷被迫撤回税監。

明神宗萬曆年間，薊州人王森傳播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教徒遍佈北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省。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王森在京師傳教時被捕，死於獄中。之後，其弟子鉅野人徐鴻儒繼續組織白蓮教。

1622年（天啓二年），白蓮教徐鴻儒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於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事，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於五月先期發動。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起義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眾至數萬”，屢敗官軍。其時，於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起義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 ^[24]  同年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被殺害，起義失敗。 ^[25] 

阿哲起兵，是指1621年（明朝天啓元年）到1630年（崇禎三年）間彝族抗明的起事，由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在四川永寧及貴州水西一帶起事，波及黔川全省，最終由朱燮元平定。

天啓元年九月，明政府與後金戰爭吃緊，命令水西、永寧二土司徵兵赴遼作戰。永寧宣撫司奢崇明調集兵馬兩萬至重慶，但明政府拒不發放軍餉軍糧，並扣除餉銀。四川巡撫徐可求又指責奢崇明所調之兵大都老弱病殘，毫無戰鬥力，要求遣回永寧重新徵調。奢崇明扯起反旗，率領這些永寧軍攻佔重慶，殺徐可求，李繼周、駱日升及其它官員相繼被害，分兵攻佔合江、納溪，遵義等重鎮 ^[26]  。

此時水西安氏首領安堯臣死，其子安位年幼，其妻奢社輝（奢崇明之妹）攝事，大權掌握在奢社輝與安堯臣之弟貴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彥之手。奢社輝和安邦彥聽到奢崇明起事，舉起反旗。佔領畢節、安順、沾益等地。一時間西南地區土司紛紛響應。水東土司宋萬化亦起事自稱“羅甸王”，佔據龍里 ^[27]  。

1622年（天啓二年）二月，安宋兩氏為主的十萬軍圍貴陽，圍城達一年，城中軍民男婦四十萬，餓死幾盡，僅餘二百人。年三月，降將羅乾象收復江安，四月，秦良玉、譚大孝等敗敵萬餘人於牛頭鎮，遂克新都。敵退重慶，明軍進駐遵義 ^[28]  。

1623年（天啓三年），貴州巡撫王三善率兵解貴陽之圍。安邦彥率部回水西，與奢崇明的永寧軍合流，兩軍藉助川黔邊界地形，屢屢取勝，並使王三善、與有西南第一武將之稱的總兵魯欽皆戰死。

1628年（崇禎元年），明政府啓用在成都保衞戰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 ^[29]  。朱燮元令滇兵下烏撤，遏烏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 ^[30]  。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合力攻永寧。奢安先進兵赤水，朱燮元偵知，令守將佯敗，誘敵深入。估計其已抵達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安邦彥之兵窮於應付各路兵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彥被殺。奢安聯兵被擊敗。此時，只剩安位據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滅，不願再用兵，而安位年幼被人挾持，負險頑擾 ^[31]  。

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難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糧坐困。於是明軍封鎖水西周圍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百餘天后，安位感到難以支撐，乞降。至此奢安之亂終於平定 ^[32]  。

平息奢安之亂的的軍費開支對於已疲於應付北方戰事及各地農民起義的明政府無疑是雪上加霜。僅天啓六年一年，明政府不得不將遼東戰事的支出由770萬兩減少到680萬兩，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亂的軍費支出則由400萬兩增加到500萬兩。

由於滇南阿迷州彝族土司普名聲在從徵奢安之亂後，實力大增，隨即於1631年（崇禎四年）發動起事，史稱沙普之亂。

參見：明末農民起義

自1627年（天啓七年）陝西王二起義開始，有一次最大的起義，直至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失敗，前後歷時31年。戰爭推翻了明王朝政權，期間使處於遼東的清軍有機可乘，趁機入關打敗起義軍，征服了中國。

1630年（崇禎三年）二月在陝西中北部嶽和聲、胡廷宴、楊鶴、洪承疇、杜文煥、王左掛、苗美、大紅狼等劫掠了宜君、蒲城、韓城等地後曾經與合兵。此後，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清澗趙勝等人紛紛揭竿而起，民變烈火很快就燃及了陝西許多州縣，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地都有流賊活動。 ^[33] 

當民變的烈火熊熊燃燒的時候，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仍舊渾渾噩噩。有“關中鴻儒”之稱的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和據説是岳飛後代的延綏巡撫嶽和聲都己病入膏肓，無法履行職責。陝西巡撫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縣報告“盜賊”之事，就不分青紅皂白訓斥一頓，認為這些盜賊都是饑民，來年夏收有了糧食以後，自然就會解散，對民變隱瞞不報。 ^[34] 

此時中央政府的清洗行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在處理魏忠賢集團的過程中大肆牽連，清理一直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搞得人人自危，無人過問政事。

1629年（崇禎二年）初，胡廷宴和嶽和聲看到紙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頭皮向朝廷報告。兵部奉旨進行調查，胡廷宴和嶽和聲互相推諉，胡廷宴抱怨嶽和聲轄區的邊兵作亂，嶽和聲則指責胡廷宴轄區的駐軍造反。陝西巡按御史吳煥對兩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報告時説，盜賊初起時邊賊少土賊多，如今都是精鋭的騎兵，動不動就是七八千人，兩位巡撫隱瞞不報，互相推諉，是導致形勢迅速惡化的主要原因。正當朝廷準備對有關人員進行懲處時，武之望於二月病死，不久嶽和聲也步其後塵，只剩下胡廷宴孤零零一個人去背黑鍋，朝廷將其革職為民。為了應付危局，朝廷進行了人事調整，以楊鶴代替武之望任三邊總督，以張夢鯨代替嶽和聲巡撫延綏，以劉廣生代替胡廷宴巡撫陝西。 ^[35] 

1631年（崇禎四年）八月，皇太極率清兵攻大淩河城（今遼寧錦縣），祖大壽圍於城內。孫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騎趕赴前線增援，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士兵搶劫譁變。孔有德在登州發動吳橋兵變，自號都元帥，孫元化忠於朝廷不願稱王，孔有德放他逃離登州。明廷派兵鎮壓後，投降後金。 ^[35] 

民變初期，民軍力量弱小，無力與官軍進行正面衝突，處於被官軍圍殺的態勢，其活動主要特點是到處流動躲官軍，並乘虛突襲官府。在走投無路時容易選擇投降，但走出困境後又很快重操舊業，呈現出“旋撫旋叛”，反覆無常的特點。

王左掛一支民軍力量相對較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於民軍分佈範圍很廣，戰鬥規模很小，任何一場戰鬥或是任何一支民軍的失敗，都無礙大局，改變不了民變規模不斷擴大的總體格局。

總觀明朝上下，不管民變規模大小始終伴隨着明朝。通過農民起義戰爭可以看出那些不甘心忍受壓迫和屈辱的農民大眾一次一的打擊了地主階級和統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