鄖陽府

鄖陽府為處置鄂、豫、陝三省流民而建，開設於明成化十二年（1476），一直延續到1912年民國建立而被廢止，歷時約四百三十年之久。治所一直在今湖北鄖縣，其轄境屬縣屢有變更。成化十二年（1476）轄鄖縣、上津、竹山、房縣、竹溪縣，鄖西縣。白河縣曾一度歸屬，旋即劃出。

弘治五年（1492）（一説十年）副都御使戴珊割房縣置保康縣。

順治十六年（1660）省上津入鄖西縣。

民國時期，廢除府、州，原屬襄陽之均州改為均縣。劃歸第十一行政督察區（即原鄖陽府），原屬鄖陽府之保康則劃歸襄陽行政督察區。

明朝中期以後，政治腐敗，皇帝昏庸、宦官專權、吏治敗壞，土地兼併劇烈，又時逢連年災害：水災、旱災、蝗災等災害頻繁發生。種種惡劣的社會生存環境，造成明朝中期以後大批農民失田失業已到達無法維持生計的邊緣，成批成批的農民背井離鄉，四處逃亡，流民遍及全國。流民問題成為明朝中期以後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1] 

荊襄地區是當時最大的一個流民聚集區，破產的農民如潮水般地從四面八方湧進，流民人數驟增到一百五十多萬。今之十堰市地處荊襄地區西北部，元朝至正年間這一帶就已有流民聚此，當時官府將這一帶作為封禁區，是不許百姓遷入的，但是直到元朝滅亡也莫能制。明朝建國初，朱元璋延續元制，對荊襄地區仍實行封禁政策，曾派遣衞國公鄧愈率兵到房縣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朝最大的封禁山區就是以今之十堰市為中心的荊襄地區。荊襄地區泛指湖廣、河南、四川三省結合地，大約西起終南山東端，東南到桐柏山、大別山，東北到伏牛山，南到荊山，這裏山巒連綿，川回林深。

由於當時該地區人煙稀少，容易獲得墾地。同時這裏的氣候介於南北方之間，比較温和，雨水適中，既可以種水田，也可以種旱地。這樣的自然環境，南北方人在生活上、勞作上都易適應，因此流民把這裏當作理想的歸宿地。

明代的《大學衍義補》説：荊州、襄陽、南陽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歷朝統治者又為什麼要對該地區實行封山政策呢？簡單地説，就是“恐流民聚眾鬧事”，壞了統治秩序。朝廷採取強令驅趕和強制遣散流民還鄉的政策，其結果導致朝廷封山與流民反封山的矛盾空前激化，終於釀成歷史上有名的二次荊襄流民大起義。

驚天動地的起義風暴，有史書稱為“荊襄流民舉事”、有的則稱之為“中國古代流民起義”等。總之，是“風暴”催生了鄖陽府的誕生。

《明史》、《明通鑑》、《明史紀事本末》等等史料記載：明成化元年（1465）春，首次荊襄流民起義在今十堰市房縣大木廠爆發。領導起義領袖叫做劉通。劉通是河南西華人，因為曾雙手舉起縣衙門前的千斤石獅，人稱劉千斤。早年因劫鄧州李姓富豪，遭官家追捕。正統年間流亡到襄陽、房縣一帶的山區謀生。成化元年四月，他樹起起義的旗幟，得到廣大流民的擁護和響應。起義後，劉通自稱“漢王”，義軍從數萬人迅速發展壯大到數十萬人，以湖廣西北部為根據地，攻略河南南陽，西抵陝西漢水西岸，東及湖廣蘄黃之境，聲勢之大為明朝建立以來前所未有。

起義一爆發，即震撼明王朝。朝廷為了鎮壓起義，在成化二年（1466）急派湖廣總兵李震、王恕等率軍進山圍剿。義軍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在房縣梅溪等處多次大敗官軍，並殺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其勢益張”，不能制。

同年底，朝廷又增派大軍前往鎮壓，劉通被迫率義軍轉移，到了壽陽，本欲退入陝西，保存實力，但被官兵扼其要道，結果途中遇阻。經過兩天的激戰，義軍失利，劉通被俘，並被解押到京慘遭磔刑，第一次荊襄流民起義就這樣被血腥地鎮壓下去。

但流民與官府的矛盾沒有絲毫緩解。其後荊襄地區又連續幾年發生旱災，荊襄一帶流民屯結如故，流民入山謀生者近百萬人。朝廷聞奏，又擬捕之，遂又引發了第二次荊襄流民大起義。

成化六年（1470），第二次起義的領導人叫李原，自稱“太平王”，任命總兵、先鋒官等，轉戰於襄陽至南漳、南陽至內鄉、西安至渭南等地，流民響應者達百萬，這是歷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流民起義，聲勢浩大。朝廷再次震動，瘋狂鎮壓。成化七年（1471），李原率領義軍轉移到竹山在渡河時遇到洪水，此時又與官兵遭遇。官兵趁義軍“半渡截擊”，結果義軍遭受沉重打擊，李原等同為官兵所擒，不少義軍被淹死，第二次荊襄流民起義再次被殘酷地鎮壓。 ^[1] 

兩次聲勢浩大、驚心動魄的起義被朝廷武力殘酷鎮壓下去之後，荊襄流民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成化十二年（1476），河南歉收，饑民又是潮水般地湧進荊襄地區，“入山就食，勢不可止”， 流民復聚如故。採取強硬的封禁政策與措施，朝廷擔心又會激發強烈地反抗，因而被迫尋求武力鎮壓以外的策略與措施來治理流民問題。

其實，當時統治階層內部的有識之士不乏已有較為切實的治理流民問題的策略與措施，如祭酒周洪謨曾著《流民圖説》曰：“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設松滋縣於荊江之間；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隸於荊州，南雍州隸於襄陽，垂千餘年靜謐如故。以前代處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可惜這一見識未及時疏奏於上，後來該見識，輾轉為大理寺正王君軾、監察御史薛為學、右都御史李廷用見知，認為“斯説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憲宗從其議。

成化十二年五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傑以撫治荊襄等處名義前往襄陽處理流民問題，撫治流民。原傑到任後經調查走訪認為，應該採取懷柔的按撫政策以處置該地區流民問題。主張撤除禁令，允許流民在山區附籍為民，開墾荒地，永為己業，設立專府，把流民納入版籍，徵收賦税。隨後擬議：因原襄陽府轄之鄖縣地接河、陝，路通水陸，居竹山、房縣、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為四通八達要地，奏請開拓鄖縣城，置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立鄖陽衞，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無虞”。疏奏到達朝廷，憲宗詔示“如議行之”。

於是在當年十二月朝廷決定將鄖縣從襄陽府之均州劃出，升為府，定名“鄖陽”。 鄖陽府正式開設。湖廣割竹山縣的尹店新置竹溪縣，割鄖縣的武陽、上津縣的津陽新置鄖西縣。鄖陽府統領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以後又增轄保康縣。成化十三年，建都察院，為都御使行使撫治之衙門。原傑由襄陽移駐於鄖陽，並推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府首任知府。

鄖陽府的設立，可以説是專為安置荊襄流民而為，也可以説是荊襄流民為爭取生存權而進行長期生死鬥爭的成果。鄖陽府的設立對當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開發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撫治、安置。該域以後再未出現過大規模的流民舉事、起義。同時，客觀上，鄖陽府的設置也為後來的鄖陽地區、乃至現今地市合併後的十堰市打下了統一的地市級行政區建置的基礎。

可見，鄖陽府是在荊襄流民起義的風暴中孕育，是荊襄流民起義風暴的產物。 ^[1] 

關於“鄖”的來歷，歷來有多種説法。第一種説法認為來源於隕石。有人説，從前這裏因有隕石墜落，人們就把當地叫做“隕陽”，以後本地人又把“隕”字換了偏旁，寫成“鄖”字，這就是鄖陽名稱的來歷。

第二種説法認為來源於伍子胥之名伍員。有人説，伍子胥為報大仇，從吳國借得雄兵伐楚，聽説楚王在鄖縣即位，遂領兵到鄖縣，而楚王又逃亡房陵。於是伍子胥就在鄖縣屯兵。伍走之後，人們為懷念他，便將他的名字“員”命名此地。後來人們在“員”的右邊添了一個“邑”，“邑”作為右偏旁寫作“阝”，因此“員”就變成今天所見的“鄖”。

第三種説法認為來源於“郇”與“鄖”字形相似。[清]《陝西通志》、[清]《湖北通志志餘》、《史記地名考》等等文獻均有記載：南陽西通武關、鄖關。“鄖關”，《集解》徐廣曰：“按：漢中。亦作‘狥’字。” “狥” 亦作“郇”，“郇”與“鄖”相似也。

第四種説法認為來源於《史記》假借。有文章講，“鄖陽”語源於《史記》中的一次用字假借。其根據音韻轉化考查鄖陽的“鄖”字，認為系由洵陽的“洵”字讀音轉化而來。

第五種説法認為源於移民。有文章講，鄖陽為古庸麇二國所在地，今湖北安陸為古鄖國所在地，庸麇先被楚滅，鄖後被滅。鄖滅時，其貴族被迫遷移故麇國（主要指今鄖縣地）地聚居，該地以後便命名為鄖關，從此地名有“鄖”。還有人説，春秋時鄖楚蒲騷之戰之後，被滅之鄖國遺民被迫北遷移到今鄖縣，因此該地以後就有了“鄖”。

第六種説法認為源於古鄖國。古文獻如《水經注》曰：“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謂之鄖鄉灘……《地理志》曰：‘有鄖關，李奇以為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為縣。’”持相同觀點者還有《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陝西通志》等。今天持類似認識者也大有人在，如《辭源》對“鄖縣”作注説：“鄖縣，屬湖北省，本鄖子國。”再如《楚滅國考》曰：鄖國是自妘姓鄶國分出的一支，因不願臣屬商朝，便以姓為國，向南遷至今湖北鄖縣。鄖國在周初受封為子爵之後，乃去姓妘字的女而加邑旁，成為雲阝 子國或鄖子國。

以上各説，我們認為，第一種説法在文獻上不可考。查閲諸多歷史文獻，包括《鄖縣誌》、《鄖陽府志》、《湖北通志》等，未見有發生在鄖縣的隕石現象的記載，也無鄖陽稱之為“隕陽”的記載。 ^[1] 

歷史上，鄖陽毗連川、陝、豫，為鎖鑰之地。境內山大林密，人煙稀少，官府的統治觸角難以企及，成為窮苦百姓逃避天災人禍避難之所。朱元璋建立明政權後，將鄖陽山區列為全國最大的封禁區。“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朝中葉以後，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全國出現大規模的流民潮，據《明史紀事本末》：鄖陽山區自“正統二年，歲飢，民徙不禁”，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流民高達150萬人以上，這些流民結棚扎舍，燒番為田，自耕自得，過着不交捐不納税的自由生活。流民的作為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為朝廷所不允，於是派出官兵驅剿，對不服從者“主犯處死，户下編髮充軍”。面對高壓，流民憤而反抗，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國子監祭酒周洪漠上書明憲宗，建議對流民“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裏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安分之民）也”。此建議為憲宗採納，派遣右都御史原傑（子英）赴鄖陽撫治流民，原傑在鄖陽共登記流民113371户，共438644人，1476年12月開設鄖陽府，領鄖縣、房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及均州。自此，移民遷徙進入鄖陽山區不再非法，鄖陽山區的禁封令被打破。鄖陽府成立後，撫治面積不斷擴大，最恢宏之時，西南到夔州府，西到西安府，北到南陽府，東到安陸府，南到荊州府。共有5道8府65縣，其面積比今日之省還要大上許多。 ^[2] 

清軍入關，明王朝覆滅，清朝政府吸取歷史教訓，對鄖陽流民採取懷柔政策，“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税賦”。由此引來大批外籍移民，尤以江西為甚。今日鄖陽六縣仍可見“江西館”之建築。由於鄖陽地處湖北至四川、陝西、河南幾省通道，又得漢江舟楫之利，商賈雲集，加上明清王朝實行的輕税賦，寬徭役的休養生息政策，民眾生存條件優於平原，導致民眾流徙日漸頻密，鄖陽、均州店鋪林立，紡織、榨油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