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起義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如：福王朱常洵在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朱常洵就藩時，還得到明神宗上等良田四萬頃。朱常洵還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百姓有了災荒，捨不得拿出錢來賑濟。 ^[12]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例如；1588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1627年，陝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13]  陝西地區成為農民起義的中心地。

明中期以後，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税的加派，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庫的藏銀輸入户部，導致國家財政內外交困，面臨破產。 ^[14]  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不斷地加派賦税，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徵礦税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税監，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 ^[15] 

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併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佔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16] 

明末農民起義爆發的表面原因在於商品經濟的急劇發展和剝削程度的急劇加重，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社會各階層和封建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加派激化矛盾。而其深層次矛盾則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制度體系—宦官和賦税制度。 ^[17] 

屯田制中的軍屯制度到後來弊端暴露無遺，首先是剋扣糧餉，明後期，將領剋扣士卒糧餉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他們用脧削所得，過着糜爛生活，且向兵部官員、監視太監和紀功御史等人行賄，營求升遷或開脱罪責；其次就是軍隊的屯田多被軍官、豪強和內監佔奪，使得軍隊失去了糧食的來源，這就決定了霸佔軍田的人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時摩擦甚多，戰時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齊心； ^[18]  第三就是軍紀敗壞‘，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殺良冒功”，於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 ^[14]  史籍中所説，“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 ^[19]  ；第四時明末的兵變是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萬曆以來，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已時有所聞。天啓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 ^[18] 

17世紀開始的中國氣候，此時的明朝處於明朝小冰河時期，萬曆後期至天啓年間中國氣候顯著變冷，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鋭降。 ^[9]  與此同期，中原氣温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以來的最低點。整個明末時期始終伴隨着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此後中原氣候持續下降，天下大亂，狼煙蜂起。 ^[10-11] 

明中後期，隨着吏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也弊竇叢生。大小官吏往來於道路時，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的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囊，如此便加重驛站人員的負擔。後“在劉懋的主持下，朝廷頒佈了新定的使用驛遞規章，同時宣佈裁減驛站經費。隨着驛站經費的裁減，驛夫枵腹、驛馬倒斃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了。大批原來依靠驛遞勉強維持生計的壯丁被迫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加入了農民起義隊伍。 ^[14] 

陝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明朝藩王對農民橫徵暴斂，農民生活比其地區更為困苦，階級矛盾尖鋭。這一地區又是蒙、漢、回民雜居地區，是激烈的民族鬥爭場所，各族人民與明朝統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陝西地區成為最早醖釀和爆發農民爭的地區。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以陝西為中心，全國各地農民起義，士兵兵變，手工者罷礦不斷髮生，為明末農民戰爭準備了必要條件。

李自成從小就因欠債被迫給姓艾的地主牧羊。後在銀州（現米脂縣）當一名驛卒。21歲那年，他打傷了地主，逃到甘肅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投軍。 ^[20]  當時，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

天啓七年（1627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鬥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税，敲骨吸髓地榨取農民。白水饑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進行鬥爭，他聲問大家：“誰敢殺死知縣？”大家異口同聲地説：“我敢殺。”於是王二率饑民衝縣城，殺死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王二首義後各地紛紛響應。崇禎元年（1628年），陝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領導饑民起義，全陝響應。 ^[21]  張獻忠也在延安米脂起義，自成後來投入高迎祥軍中。 ^[22]  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是王嘉胤義軍，他們曾經一度佔領府谷稱王設官，建立了臨時性革命政權。但是，農民起義軍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為戰，而成份複雜，缺乏推翻明朝政權的明確目標，就全國範圍來看還處於戰略防禦態勢。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楊六、不沾泥等在陝西府谷等地首舉義旗， ^[23]  從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間，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陝境共有義軍100餘部。千部官軍邊兵，因缺餉譁變，亦加入義軍，併成為骨幹。此時義軍作戰，自發性、盲目性強。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採用“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戰略。但明廷無力養活大批饑民，已就撫者，紛紛再起。楊鶴為此入獄，洪承疇繼督陝西，改用“以剿堅撫，先剿後撫”方針，集中兵力進攻陝西義軍。

各部義軍先後東進，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後也加入了起義軍的隊伍。 ^[24]  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陝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 ^[25]  李自成也殺死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中當“闖將”。

陝北起義震驚了明朝統治者，崇禎帝準備利用剿撫兼施的策略儘快平息農民起義三邊總督楊鶴執行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政策，企圖瓦解農民革命。在明軍剿撫兼施攻下，陝西戰場義軍除壯烈犧牲外，不少首領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現出時降時叛的復局面。

崇禎四年（1631年）至崇禎六年（1633年），為避開明軍主力，王嘉胤率軍入晉，起義中心轉移到山西。作戰亦由極度分散，各自為戰發展為相對集中，互相呼應。王嘉胤犧牲後，王用聯合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等部20餘萬人，號稱36營，一度破大寧、隰州、澤州、壽陽等城。 ^[26]  在山西繼續戰鬥，農民起義軍由分狀態進入協同作戰階段。

崇禎六年（1633年）冬，王自用作戰犧牲，起義軍在高迎祥領導下與明軍展開了激烈博鬥，損失較大。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24營10餘萬人突破官軍包圍，轉移到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鄖陽為中心，分部來往穿插於豫楚川陝之間，利用官軍分兵守境，互不協同的弱點，進行遊擊性質的流動作戰。與明軍周旋，明軍不得不分把守要隘，窮於追剿，陷入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困境。義軍勢力壯大，宣告了明朝招撫政策破產，明廷為改變“事權不一、相互觀望”之被動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圍剿”方針。 ^[27] 

崇禎七年（1634年），以陳奇瑜為五省總督，統一指揮陝晉豫川及湖廣官軍，由四面分進合擊，企圖一舉盡殲各部義軍。義軍相繼轉進漢中，圍剿落空。明思宗撤陳奇瑜，以洪承疇繼任五省總督。當其調動官軍入陝，重新組織圍攻時，除李自成仍堅持流動於陝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轉進河南。 ^[28]  洪承疇為改變被動局面以重兵包圍起義中心地區，洪承疇率主力出關追擊。實施重點進攻，高迎祥義軍接連敗於確山、朱仙鎮（今開封市西南）等地，連連受挫，被迫轉入西部山區。

崇禎八年（1635年），明朝派洪承疇出陝西，朱大典出山東，兩面夾攻起義軍。起義軍深深感到，只有聯合作戰才有力量，各路起義軍會師於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 ^[29]  義軍分三路分進：一部西返陝西，一部北進山西，一部東入鳳陽（參見鳳陽之戰），焚燬皇陵。 ^[30] 

高迎祥、張獻忠等乘官軍被牽制於陝之機，三度進入河南。明廷認識到在義軍流動作戰情況下，全面圍剿，勢難成功，又改用分區負責，重點進攻的方針。以盧象升為五省總督，專治中原；洪承疇專治西北，各自負責，相互協同。當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張獻忠在河南連續失敗，兵力損失過半，殘部再返陝西。 ^[31]  此時，李自成在興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為加強陝西攻勢，令孫傳庭全力進攻漢中的高、張各部，令洪承疇專力進攻陝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遭到陝西巡撫孫傳庭埋伏被俘犧牲，餘部走歸李自成。此時，清軍入邊，破昌平等16城，朱由檢急調盧象升率軍馳援，中原壓力減輕。張獻忠乘機復起，聯合羅汝才等部20餘萬人，沿江東進，分散活動於蘄州、霍山一帶。 ^[32] 

高迎祥犧牲後，起義軍逐漸形成為兩支勁旅，一支由張獻忠領導，活動在湖北、徽、河南一帶；另一支由李自成領導，活動在甘肅、寧夏、陝西一帶。

崇禎十年（1637年），明思宗朱由檢再命熊文燦為五省總理，並增派禁軍1200人，組織新的圍剿。李自成進軍四川，一度破城十餘座，但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返陝時在洪承疇優勢兵力圍攻下，起義軍蒙受了很大損失。 ^[33]  李自成兵敗梓潼，守岷州（今甘肅岷縣）、臨洮。同年，在洮河一帶遭洪承疇及孫傳庭軍襲擊，敗走岷州。與此同時，張獻忠在南陽、麻城亦為左良玉軍擊敗，負傷退谷城。 ^[34]  熊文燦遂改圍剿為招撫。劉國能、張天琳、張獻忠、羅汝才，先後降明或就撫。為保存起義軍力量，李自成率殘部活動於川陝邊境山區，農民起義陷入低潮。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軍兩路入邊，京師戒嚴，洪承疇、孫傳庭率軍入衞，西北官軍減少。

張獻忠經過一年休整，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聯合羅汝才、張天琳等先後再起，破房縣、保康，在羅猴山（今湖北竹山縣東南）殲滅明軍主力左良玉部。 ^[35]  朱由檢殺熊文燦，派兵部尚書楊嗣昌督軍進剿。

崇禎十三年（1640年）初，羅汝才曾在香油坪擊敗官軍，但不久與張獻忠先後敗於瑪瑙山及夔州，被迫轉進四川。 ^[36]  楊嗣昌率主力追擊入川。李自成乘機於十一月進入河南，迅速發展為數萬人。農民軍首義至此時，優勢官軍始終處於戰略進攻地位，農民軍則處於反圍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時分時合，忽東忽西，尋找空隙及薄弱點進行襲擊，以調動疲憊敵人，在有利時機，形成戰役戰鬥上的局部優勢，出其不意打擊削弱敵人，在戰鬥中保存並發展自己。

經過十三年的遊擊流動的作戰，逐漸集中，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匯合為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農民軍。在多次反覆起伏的戰爭實踐中，漸趨成熟。特別是李自成，吸取知識分子意見，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並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軍事上實施運動流動作戰，開始向盲軍戰略要點進行機動進攻。 ^[37] 

崇禎十四年（1641年）年初，攻佔洛陽。李自成奪取洛陽後，收繳了一批武器輜重，大大改善了農民軍的裝備，並使自己擁有了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他沒收了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和大批糧食物資，發佈告示開倉濟貧，大賑饑民，令饑民遠近就食。 ^[38]  李自成張獻忠相繼攻佔洛陽、襄陽，宣告了明朝圍剿政策的破產。張、羅聯軍在四川大敗官軍於開縣黃陵後，以一夜300裏之速度，擺脱追擊官軍，於二月間返楚襲破襄陽（參見襄陽之戰），楊嗣昌畏罪自殺。羅汝才因意見不合走附李自成。張軍在信陽戰敗，轉進安徽。李自成在崇禎十四（1641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間，三攻開封（參見開封之戰），五殲官軍主力，攻破襄陽，並在汝州之戰中全殲孫傳庭主力：破潼關，入西安，盡佔秦、隴全境及晉西山區，並收編大部三邊官軍。 ^[39]  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

崇禎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即向北京進軍。 ^[40]  二月入山西，僅在寧武一戰，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 ^[41]  十七日，官軍三大營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監開門獻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推翻。 ^[42]  張獻忠部亦於當年八月攻佔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 ^[43] 

李自成進京後，面臨的形勢是如何消滅明朝殘餘勢力，其中力量最強的是盤踞在山海關的寧遠總兵吳三桂。吳三桂本待歸降大順，崇禎十七（1644年）四月初，忽聞大順軍在北京逮捕明勳戚大臣嚴刑追贓助餉及自身家眷被拘的消息後，擊走唐通，部署防禦，並向關外清軍乞兵。與清軍聯合鎮壓起義軍。 ^[44]  四月，李自成親率大軍攻打吳三桂，在山海關激戰（參見山海關之戰）。在滿漢軍隊聯合進攻下，李自成失敗，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稱帝，建國大順，次日退出北京 ^[45]  。李自成撤出北京後，有計劃地實施戰略退卻，將北京城劫掠一空， ^[46]  經山西平陽、韓城進入西安。 ^[47] 

清軍在順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兩路進攻西安，次年正月潼關失守，李自成從西安經襄陽進入武昌。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由陝南入川，攻打大西軍，張獻忠於次年七月撤離成都，北上與清軍作戰，十一月犧牲在鳳凰山（今四川南溪縣北）。 ^[48] 

面對清軍的南下，大順軍餘部出現在抗清鬥爭最前線。李自成於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戰死於九宮山後，他的餘部分為二支，一路由郝搖旗、袁宗第、李來亨等領導，活動在洞庭湖一帶及湖北興山地區；另一路由李過、高一功領導，活動在湘鄂贛地區。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明湖北巡撫堵胤錫聯合抗清。

張獻忠陣亡後，以其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為主的大西軍餘部自順治四年（1647年）應黔國公沐天波之約入滇平定土司叛亂；大西軍餘部佔據滇黔二省全境，川省一部。

1652年永曆政權接受孫可望和李定國聯合抗清的建議，定都安龍府。不久，以大西軍餘部為主體的明軍對清軍展開了全面反擊。

雖然農民軍和南明政權聯合一起抗清，但是南明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互相攻訐，農民軍也倍受排擠打擊，不能團結對敵，這就給了清軍以喘息之機。 ^[47] 

順治六年（1649年），清軍南下，何騰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後在長沙被殺。次年清軍重新佔領湖廣，其他剛剛收復的失地也相繼丟掉。明軍在四川、湖南、福建三個戰場上沒能擴大戰果，陷入了與清軍相持的局面。順治十三年（1656年），孫可望秘謀篡位，引發了南明內訌，李定國擁永曆帝至雲南，次年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後，西南軍事情報盡供清廷，滇黔虛實盡為清軍所知。清軍集中兵力鎮壓農民軍，順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軍下昆明，佔據雲南，永曆帝逃亡緬甸，二月，吳三桂及趙布泰、尚善等率清軍與李定國部戰於滇西磨盤山。這實際上已標誌着南明滅亡，此時南明在中國境內已無任何立足點。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永曆帝與其子朱慈煊被吳三桂絞殺於昆明；李定國在真臘得知永曆帝死訊，亦憂憤而死。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夔東十三家抗清失敗，李來亨全家自焚，明朝在大陸的抵抗結束，明末農民軍餘部完全失敗。 ^[47] 

明末農民戰爭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鬥爭最尖鋭、對後世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次農民戰爭。 ^[49] 

明末農民戰爭最典型的戰術是流動作戰，具有很大優越性，義軍時分時合，神出鬼沒，使明軍疲於奔命。明軍雖然在數量上佔優勢，但因督撫與武臣存在矛盾，軍政腐敗，軍隊沒有戰鬥力，且分兵作戰，在具體戰役中往往只有起義軍的幾分之一，常常失敗。

農民軍在戰略策略上運用恰當，澠池突圍完成了戰略轉移，後來從流動作戰轉為陣地戰，避免了不利條件，變被動為主動。起義軍軍紀嚴明，戰鬥力較強，與明軍形成鮮明對比。

1949年後，傳統的史觀認為，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遏止土地高度集中的發展，使得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起義中提出的“均田”口號，是唐宋以來農民戰爭的一個新發展，它直接觸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這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是第一次，標誌着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明末農民起義，為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50] 

農民軍每到一地，首先捕殺皇族，從崇禎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楚王等數十個顯貴王爺被農民軍整家殺掉。至於郡王及將軍之下，被殺的更是不計其數。 ^[63-64]  山西一地僅是縮影。事實上，儘管李自成以不亂殺聞名，但是他兵鋒過處，那些明朝皇族幾乎沒有活下來的。 ^[65]  在攻克洛陽時，福王朱常洵被活剮與鹿血摻在酒中，名“福祿酒”，開懷暢飲。 ^[66]  在襄陽，張獻忠俘獲襄王朱翊銘，儘管朱翊銘跪地乞生，而張獻忠並沒有放過他的家族。張獻忠克武昌，俘獲楚王朱華奎，將其活沉西湖，楚王宮殿樓閣近千間也被付之一炬。 ^[65]  張獻忠攻佔常德，榮王宗室均被殺。攻克重慶，將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

在明末戰亂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創了社會各階層之最。明末起義軍誅戮明皇室成員，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徹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後代，不論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拒不交待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財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所用的詞都是“盡”、“皆”、“合族”。 ^[67]  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在城鄉紳，亦無噍類。 ^[68]  ”

農民軍到處散佈“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51]  的口號，“均田免糧”這種極端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口號，只能進一步導致大順軍用拷掠追餉來籌集軍費，以致在進軍北京途中，特別是進入北京後，大肆對明朝的政要、權貴、富商、紳士等嚴刑拷打，勒索錢財，造成社會混亂，人心動盪。 ^[52] 

而農民軍均田口號不反映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只是要求減輕賦役而已。農民軍的“割富濟貧”政策，也“並不意味着農民階級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而是分奪地主階級的“浮財”，把地主的“糧食、金銀、衣物等可動之產取來分別賑濟貧民”。 ^[53] 

明末農民軍在武裝鬥爭中能不能自覺地正面提出否定作為封建統治基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這一點一直值得後人關注， ^[54]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史學界曾開展過一場關於明末農民軍“均田”口號的討論。有的學者懷疑明末農民軍是否提出過“均田”口號，受時局影響更談不上將其付諸實施。 ^[55] 

所以“均田免糧”這一樸素口號除具有鼓動和號召民眾的戰時作用外，在當時的小農社會里到底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到底能持續多久，還需認真思考，不能將“均田免糧”的實施過於理想化。 ^[56] 

部分學者指出，農民軍迫於生計，反抗暴政值得稱揚。但是有文獻指出，農民軍的燒殺搶掠比官軍更加讓人髮指，雖然封建統治階級所寫的歷史對農民軍有污衊，但是也無法掩蓋農民軍藉着反抗官府的旗號在各地作惡的事實。 ^[57]  例如張獻忠在四川等地多施行暴政，屠城無數，幾乎將四川人殺絕； ^[58]  而所謂紀律嚴明的李自成，在武關屠城；其所過之處，“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 ^[59]  。他在攻破偃師後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 ^[60] 

農民軍所過之處，明朝皇族、親王、郡王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宮殿，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明朝太原總兵姜瓖親見親聞，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燬，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雲（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 ^[61-62]  《南疆逸史》也説：“明之天潢，迨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

在古代史書中，各種民間起事都被記作“盜賊”。當1949年後史學界研究歷史其中許多方面都採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説的基本原理樹立， ^[69]  把“農民起義”至高無上的地位後，就將所有的“盜賊”一概理解為“起義”。其實這些盜賊中很多是在太平歲月聚眾劫掠的大盜，破壞性極強，沒有任何“起義”的綱領。 ^[70] 

明末農民戰爭，就其規模之大和影響之深來説，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民革命運動之一；在亞洲和全世界範圍來説，也是一次罕見的大規模農民戰爭。同時，由於它發生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所以它有着鮮明的特點和重大的歷史作用。 ^[71] 

明末農民起義軍和明清軍隊經過30餘年的反覆較量，推翻了明朝，打擊了清朝，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推動社會歷史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雖然它同中國建社會歷史上所有的農民戰爭一樣，仍以失敗告終。但明末農民戰爭時間之久、規模之大、鬥爭之 激烈、影響之深遠，卻為已往之農民起義所不及。 ^[5] 

農民戰爭對於明代舊有的生產關係和封建秩序進行了猛烈地衝擊與破壞，為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開闢了道路。 ^[8]  繼立的清王朝以明亡為借鑑，革除了明政府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諸多弊政，採取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的措施,由此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72] 

農民戰爭還改變了土地剝削關係，而且對城市工商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李自成農民軍還注意到城市工商業問題，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提出“平買平賣”、“公平交易”的口號，保護工商業的發展，反映了城市工商業者的利益和要求。 ^[8] 

李自成農民軍第一次明確提出“均田”的口號，深刻觸及到封建社會的土地問題，促進了農民自發地爭取土地的鬥爭，對清代的農民起義有重要的影響。 ^[8] 

明末農民戰爭通過側面還帶動了中國史學界對明清之際的研究，特別是是中共建國以來農民戰爭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三十多年來所出版的專著、論文和通俗讀物，其數量之多，恐怕只有近代的太平天國革命才能與之匹比。 ^[73] 

不僅在國內研究明末農民戰爭，而海外一些歷史學家也熱衷於此。 ^[74] 

明清之際，李自成、張獻忠等的西北農民武裝轉戰南方，與此相隨的西北戲曲作為"軍 戲"同步播遷。粵東西秦戲與西北秦腔間的關聯正出於此。 ^[75] 

明末農民起義部隊伴隨戰爭流動而來的演劇活動，本身也是藝術共同體的大遷徙，一次地方戲曲聲腔間的傳播、更新與再融合。史料發掘表明，不僅明末農民起義部 隊中存在大量的戲曲演出活動，而且從其間的士兵籍貫構成、演出劇目內容等要素可以推知，明末農民起義部隊中演出的正是產生於西北地區的梆子腔。他們的演劇活動，客觀上帶動了地方戲曲聲腔的傳播，為清代花部戲曲的繁榮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也給中華戲曲藝術的生態更新提供了良好的歷史契機。 ^[76] 

20世紀上半葉，毛澤東、蔣介石在研究和反思明末農民戰爭的過程中，聯繫其所處的背景，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毛澤東站在農民的立場，肯定了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並從其失敗中找出現代中國革命應吸取的一些經驗教訓。而蔣介石則站在明王朝的立場，指斥農民戰爭，並從明滅亡中得出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刻，要“攘外必先安內”的結論。 ^[77] 

明末農民戰爭也帶來了消極影響，亦有人指出農民戰爭不僅不是歷史動力，它們對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破壞，甚至比腐敗、無能的統治階級危害更甚。其實，一些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人民羣眾， ^[78] 

明末農民戰爭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使得一個統一的明王朝滅亡。舊有的秩序被打破，在以後十幾年的歲月裏，讓中國再也無法統一組織起來對抗清軍的入侵，最終導致農民軍和南明軍一起被清軍消滅。後來的清朝由於社會矛盾複雜，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同時防範廣大漢人的反抗，統治秩序越來越保守、死板，甚至出現剃髮易服的文化斷層。 ^[79] 

明末農民戰爭的作用也是消極的，農民戰爭持續了近20年，不僅對明王朝就有的制度和的統治秩序造成了重創，也破壞了戰區內各地的農業生產和發展。明末農民戰爭的戰場，一方面人口傷亡眾多，農業生產環境遭到破壞，農業再生產鏈條斷裂。 ^[80] 

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還出現了分裂割據，社會生產力遭到長期的破壞，且沒有推動生產力。 ^[70] 

明末農民軍較之歷朝農民軍，並無過人之處。

農民軍所過之地，當地的士紳和儒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部分私人收藏的圖書，和書院館藏的史料典籍都遭到破壞。有的散佚甚至是盡毀。 ^[81] 

由於領導農民戰爭的一些主要領導者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所以更有人指出，所謂“明末農民戰爭”的“農民”二字更需要商榷。 ^[82] 

部分學者指出：李自成自崇禎七年六月從興安車箱峽突圍之後，即在陝西活動，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均未出關，不在河南和安徽。因而，以李自成在會上排解馬守應與張獻忠之爭、提出分兵定向戰略為重要內容的河南滎陽大會，應屬子虛烏有；李自成也根本沒有參加和領導攻鳳陽、焚皇陵、圍滁州的幾次戰役。李自成很早即是一支獨立部隊首領，並不是高迎祥的部將，即令曾為高的部將，為時恐怕也是很短的。説高迎祥犧牲後，李自成統率其眾，遂自稱闖王，全不可信。 ^[83] 

研究明末農民戰爭中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明末農民起義軍是否實行過“均田”政策。近年來史學界正不斷進行研究和討論。有關李自成軍實行均田的史料記載最明確的是《罪惟錄》，其中説李自成在崇禎十七年實行過“貴賤均田之制”，這説明了“均田”是一種制度；根據《出劫紀略》中關於李自成“割富濟貧”這條史料，又論證了農民軍確實實行過均田制。但農民奪得土地以後如何實施“均田”制度的，確無記載。 ^[84] 

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四川可謂是遭到兵禍最厲害的省份，多方勢力都在這裏絞殺，將天府之國變為人間地獄，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 ^[85]  關於屠蜀的兇手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當時的農民軍領袖張獻忠所為，一種和入關之後的滿清軍隊在四川的連年屠殺有關。 ^[86]  還有人認為是南明軍和地方地主武裝所為。 ^[87]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對明末農民戰爭有着巨大的影響。據現有資料顯示，《水滸》影響於農民起義，最早始於明中葉，至明末農民戰爭達到高峯，農民軍均打着“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號來反抗官府。 ^[88] 

明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同所有失敗的農民起義一樣，沒有遠大的戰略眼光（如陳勝吳廣起義、綠林起義、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黃巢起義、元末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進入北京後，內部發生很大變化。 ^[47] 

這次農民戰爭所以最終失敗，主要有下列四個原因：

第一，由於清兵入關，滿、漢地主階級逐漸結合起來，整個國內形勢起了不利於農民軍的變化。

第二，農民軍特別是張獻忠的農民軍流寇主義作風嚴重，不重視根據地和政權建設。 ^[89] 

第三，農民軍李自成部的主要將領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進北京後，無組織，無紀律，生活腐敗。許多將領犯了嚴重錯誤，有的將領被勝利衝昏頭腦，產生驕傲自滿、麻痹輕敵的思想，忽視了地主階級猖狂反撲的危險。還滋長了腐化思想，政治上處理不當，軍隊紀律鬆弛，戰鬥力下降，不能抵制金錢酒色的侵蝕，逐漸消失原來的革命意志。 ^{[50]  [90]}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也是農民戰爭的常見的歷史現象，農民軍領袖李自成也曾自稱為建文帝的後裔。 ^[91] 

第四，李自成、張獻忠死後，農民軍內部不能團結，爭權奪利，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