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化史稿

作者起稿時曾得學友日本漢學家後藤朝太朗幫忙收集史料，還得到日本東洋史學泰斗白鳥庫吉及其弟子和田清教授（作者留日時的導師）悉心指教。書中主要論述了日本接受漢文化後數百年來的整個漢化史過程，不乏見解獨到之論。現將《日本漢化史稿》部分目錄列示於圖1，以窺世所公認的“學者中的學者”黃現璠學問與書法造詣之一貌。同時，下列一篇文章，以讓學人瞭解黃現璠先生一生從事學術研究及其成果極為廣泛之一貌！

風範長存一一紀念黃現璠教授誕辰100週年

徐君慧（中國著名作家、廣西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

1999年11月13日，是著名歷史學家，原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教授黃現璠先生誕辰100週年。黃現璠先生雖於1982年逝世了，但他剛正不阿，仗義執言的為人和留下的豐厚精神財富，卻永遠令人景仰。

黃老給我們留下的著作，主要有《中國通史綱要》、《唐代社會概略》、 《宋代大學生救國運動》、《廣西壯族簡史》、《儂智高》、《壯族通史》(近70萬字的《壯族通史》雖在黃老逝世後才由他的學生黃增慶、張一民完成，但在黃張二先生的“後記”裏已寫明：黃老“幾十年來為壯族史收集了幾百萬宇的資料”，這些資料是“編寫《壯族通史》的基礎。而《壯族通史》的編寫提綱又是在黃老主持下擬定的，“此書主要是按黃教授的觀點、材料寫成的。”所以《壯族通史》的署名，仍以黃老為首。)如果説，前面諸書，其他歷史學家都能寫的話，後面三種著作，則是黃老所獨擅。這是因為黃老自己是壯族的原故。

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經濟文化發達，歷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黃老之前，還沒有一部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壯族有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自黃老始。因而，黃老不僅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也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子；《廣西壯族簡史》、《儂智高》、《壯族通史》，不僅是壯族文化的瑰寶，也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它將光芒萬丈地照耀着壯族和中華民族的歷史。

我和黃老相識，是在我岳父易熙吾老先生的喪禮上。1968年4月，我岳父病逝於桂林。那時是個恐怖時期，工人文化宮正搞屍體展覽，兩派大規模的武鬥密雲欲雨，善良的人都不敢出門，怕遭受無妄之災，來弔唁的人不多，最關切的親友不得不來，也是惶惶而送，匆匆而去。來的人都走了，只有一位老先生留下，他的神情態度，充分表現了對老友去世的悲悼和深情。我不由得感動，悄問妻弟：“這老人家是誰?”妻弟告訴我，是師院的教授黃現璠。黃現璠先生我曾聽説過，他不只學識淵博，且為人剛正，和也為人剛正的岳父意氣相投，特別要好。但也在1957年和我們遭到同樣命運。今日相見，遂主動去陪他談話。我知他是壯族學者．就將我在巴馬所見而不解的事向他請教，即壯族人家的神龕上都貼着這樣一付對聯：“來自山東源流遠，支分巴馬世澤長”，他們都聲稱是隨狄青的兵從山東來的。黃老遂和我講起儂智高起義，及起義失敗後狄青的兵留下屯墾的原因。他講得有理有據，令人信服，大大豐富了我的歷史知識，使我明白了為什麼桂西的農村，不叫村，不叫莊，而叫屯的原故。

儂智高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人物。爭議主要集中在，一、他是中國還是越南人?二、他起兵的性質和歷史地位。黃老以豐富翔實的資料，充分證明儂智高所出生、居住、統治的廣源州，在唐、宋時是中國邕管所屬的羈縻州之一，依智高本人曾應過宋朝的科舉考試。後來，交趾統治者入侵，殺其父，佔其地，廣源州才淪人交趾。他母子逃出，在儻猶州建立大曆國，遷安德州改名南天國。二州都在今廣西靖西縣境內，因此，他是地道的中國人。他起兵的原因，是想借宋朝力量抵抗交趾的侵略，一再請求內附，一再遭到拒絕，不得已才以戰求附，並無分裂中國奪取宋室江山之意。儂智高雖然失敗了，但他的起兵卻產生了良好的後果：一是迫使宋朝統治者考慮他生前的要求，接受了壯族人民內附，從而加強了廣西的邊防力量，遏止了交趾侵略者瘋狂的進犯，沒有釀成遼、西夏那樣的大禍。二是加強了壯漢人民的融合和團結，促進了左、右江的開發，使壯族迅速從封建領主制躍人封建社會後期，終成為在祖國大家庭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經濟文化發達的民族。因此，儂智高是民族英雄，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所以要特別寫他。這些論據，既有充分的史料根據，又符合客觀事實，其正確性是無可懷疑的。

“四人幫”倒台後，我請假到南寧探親。因我愛人在廣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我也住在廣西人民出版社。這時黃老的《儂智高》一書要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有些地方還要作補充修改，黃老要求出版社推薦人協助。出版社和黃老都屬意於我。恰巧我的頂頭上司巴馬文化局長來南寧公幹，到出版社接洽事務，出版社向他提出借用我，局長當即批准。我遂得協助黃老整理《儂智高》一書。

我協助黃老整理《儂智高》一書，在治學方面得到黃老很大教益。我原是寫小説的，小説出於虛構，只要情節合乎情理，不必計較有無根據。學術著作則不然，不但要言之成理，還要持之有故，一字一事都要有根據。而且要求不是孤證。見黃老在暑熱炎天，小窗陋室裏，不停地查找、核對資料，忙得滿頭大汗，對他這種認真負責、嚴謹治學的精神，我既感動，又佩服。以後我在大學裏教書，寫《中國小説史》等學術著作時，都廣查博考，慎重為文，就是受黃老的精神感召。

1978年我在上海修改完長篇小説《澎湃的赤水河》歸來，在桂林下車，特去拜訪黃老。黃老很高興地告訴我：黨中央已決定將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通通予以改正(這消息我在上海已聽到傳達)，他問我今後的工作打算。我説：“我是從區文聯下放的，當然還是回區文聯作編輯工作。”他卻勸我到大學去教書。説：“大學裏是教學與科研並重，寫作是業務之一，比當編輯有更多的時間．你是能寫的，可以寫出更多的東西，造就更多的人才，為人類社會留下更寶貴的財富。而大學裏各教各的書，各做各的學問，人際關係沒有那麼複雜。不然，人的一生，再經不起又來個20餘年的耽誤了。”這話我在上海作家公寓遇見廣西大學教師金濤(後任西大中文系主任)也曾勸我過。我覺得這是黃老在關心我，就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黃老寫信給時在西大物理系任教的他的東牀，經他的東牀介紹，我就改行到西大任教了。為了教學需要，也為了不辜負黃老的期望，我學習黃老刻苦鑽研的精神，不避寒暑，沒有節假日，拼命讀書、寫作。迄今為止，除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不計外，已出版了34本書(其中12本是1958年以前出版的)。這都是黃老的賜予。

黃老對壯族文化的研究，還影響到國外。80年代初，黃老到南寧開會，住在賓館裏，我去看他，恰好他的東牀也帶着在西大任教的美國青年學者馬克-貝德滿來看他。馬克是研究東南亞壯泰文化的，到西大任教，也是為了便於研究壯族文化。遇見黃老，當然要向他請教。黃老侃侃而談，回答了馬克提出的許多問題。兩人談到天色將晚，才不得不分別。後我搬來西大，恰好住在馬克的樓下。春節時我請馬克吃飯，馬克還問到黃老，説和黃老幾小時的談話，解決了過去沒有解決的許多問題，勝過他幾年的研究。到馬克回國時。我去送別，他還念念黃老不已。可惜不久之後，黃老就駕鶴西歸了。這是壯族文化的損失!中國文化的損失，世界文化的損失。

今當黃老百年誕辰之際，謹以心香一辦。獻給黃老，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的風範將永遠長存，永遠長存!〈原文刊於《廣西文史》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