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在斯皮瓦克最新的著作中，她將自己的批評視角轉向了90年代的全球化、後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相應於已成為制度的規範化知識結構，她的批評可分成四部分：哲學（對康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的閲讀）；文學（重讀吉普林、雪萊、柯依茨[Coetzee]、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歷史（對檔案文獻的思考，以及她對自己有關“殖民地人民能否言説”[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一貫回答的修改與重寫）；文化（對全球紡織工業及其所體現出的矛盾的關注）。

斯皮瓦克書中各章都針對一個不同的學科，但是各章所體現的研究方法卻大致如一：在每一章所體現的論斷都集中在對具體文本的細讀上，並且她還不斷提醒讀者她自身所處的境域，以及她能得出這些結論的偶發性因素。的確，斯皮瓦克的修辭風格也是一條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她始終在和她先前的意見進行對話；同時也是在和她自己在寫作此書時那些最終被賦予了表述形式的種種想法進行對話。這種對話形式貫穿文本，在許多情況下也決定了註腳與文本之間的關係。

與當代其他幾乎所有的理論家不同，斯皮瓦克將她的的作品引向了對教育方法的思考（她思考如何使學生們受到啓發，並超越那些固有的思維限制進行思考，這些限制是由於他們的教育環境推崇邏輯推導而產生的），這一思路體現在其文本的構架之中——這不是一種目的論的、而是散亂但卻詳盡深邃的文本。在本書名為的簡短附言中，得出了她的結論。這一附言追溯並解釋了從1965年到90年代期，德里達在其作品中對解構這一術語的使用。這是一本恰切的摘要，但卻不能當作是對德里達的介紹，因為它假定讀者對其所評論的文本相當熟悉。

1、德里達譯者前言（1976）

2、（1985）

3、《底層研究：解構歷史編撰學》（1985）

4、（1987）

5、《後結構主義、邊緣性、後殖民性和價值》（1990）

6、（1992）

7、（1994）

8、（1996）

9、（1999）

10、（1999）

11、（2002）

12、《底層人能説話嗎?——2006年清華大學講演》（2006）

2006年3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教授受聘清華大學校外語系客座教授聘任儀式在主樓接待廳舉行。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張再興教授代表顧秉林校長向斯皮瓦克教授頒發了聘書。聘任儀式後，斯皮瓦克教授做了題為的學術演講。斯皮瓦克在演講中探討了民族主義形成的基礎和根源，指出“對母語和那一角土地的愛”，其實更像是一種身處其中時的“舒適感”。文學想象在當代的任務就是對語言、母親、民族這類形象做堅持不懈的“去超驗化過程”。她還提出“對等原則”應該成為比較文學學者應該遵循的要旨，學者們應該對用各種語言創作的作品進行分析。民族主義是通過“重新記憶”建構起來的一種集體想象的產物。去除這種佔有性的符咒是比較文學研究者的任務。斯皮瓦克教授進而指出，“新比較文學”要進行十分艱苦的工作，要改變國家再分配方面的側重點，要創造區域聯合而非只是走“國家外”或“非政府”之類的路線。演講結束後，斯皮瓦克教授回答了聽眾踴躍的提問，問題涵蓋民族主義的利弊和消長、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的功能、政治參與和學術研究的關係、後殖民主義批評的策略等。

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作為後殖民理論的另一位頗有影響的代表，其理論無論在系統性和一貫性方面都無法與賽義德相比較，正如編者所總結的，“在過去的十五年裏，她的學術生涯是循着一條複雜的知識軌跡發展的，通過對解構理論的深刻的女權主義視角考察，然後是對資本和國際勞動分工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接下來便是對帝國主義和殖民話語的批判，一直髮展到對與民族性、種族性、遷居者的身份以及與一個民族或作為一個新殖民世界上的後殖民文化形式相認同的東西相關聯的種族問題的批判。這樣的知識軌跡為斯皮瓦克贏得了相對説來參次不齊的國際讀者”。在中國學術界和文學理論批評界，斯皮瓦克僅以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著述的翻譯者和闡釋者而著稱，並未被人們當作一位有着自己理論體系和獨特評論方法的後殖民理論家，但實際上，除了已為人所知的解構理論翻譯者的角色外，斯皮瓦克在美國學術界和自己的祖國印度還扮演了雙重角色。應該承認，她對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戰和批判仍然侷限於西方文化語境之內部，儘管她不時地指涉印度的非殖民化進程和反霸權鬥爭，並試圖為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聲張正義。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表明的，她的“靈活”的立場和態度致使她常常扮演多重角色，“我想為後殖民地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的依賴性辯護：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屬的學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是靈活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我太代碼化了，女權主義者認為我太男性化了，本土理論家認為我過於專注西方理論”。

這種直言不諱的自白倒是真實地描述了她本人不斷變化的學術興趣和理論專長，而她也確實因此而頗受第三世界學者的批評和攻擊。此外，從她本人對第三世界學者的高傲態度來看，很難認可她作為一位第三世界批評家或後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她所進行的反後殖民嘗試實際上是為了吸引西方主流學術界的注意，以便實現其從邊緣步入中心最後消解中心的“反俄狄浦斯式”的事業。一但她完成了這一過程，她便暴露出其本來的有着第三世界背景和血統的文化精英的真實身份。也許這正是以斯皮瓦克為代表的不少後殖民理論家的獨特意義和價值：一方面他們有着東方血統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卻又有着更為厚實的西方教育和理論素養。既然他們在西方世界接受了多年的教育，那麼他們的西方文化基礎也就大大超過了本民族的文化素養和理論基礎。他們在西方卻總是因其固有的東方民族血統而以“他者”的身份出現；而當他們來到東方時，卻又無法擺脱他們所深深置身其中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在東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當作了“他者”來看待。也許這正是大多數後殖民批評家所不得不面臨的兩難。

這些後殖民理論家有着如此複雜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在理論方向上又有着如此相似和差異交織一體的特徵，那麼對他們的研究和批判性分析就決不能採取簡單化的態度。應該看到他們所面臨的一種無法迴避的兩難：一方面，他們總是通過不斷地從自己的獨特的（東方或第三世界）角度批判西方文化和理論達到推進自己學術研究之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他們生活在西方世界，使用着西方的語言（英語），那麼他們便無法擺脱西方話語的陰影和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且他們所使用的英語也與真正的東方和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使用的帶有當地土音的“英語”有着一定的差別。

由於他們在文化身份上的特殊性，他們與非西方學術界也無法在同一理論層面上進行真正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因此對於廣大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來説，他們實際上也扮演了雙重角色：西方殖民主義的批評者和之於東方的一種新殖民主義的鼓吹者。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批判只不過是一種解構的策略而已，而一種新的殖民話語就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地被建構了出來。他們的非殖民化嘗試“往往發生在邊緣地帶，但也發生在中心乃至核心地帶”，或者説更多地是在第一世界而非第三世界。但畢竟，後殖民主義已經進入了中國文化和文學批評的語境中，並且對文化策略和寫作話語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當代西方重要學者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教授的文學思想，在生活形態和文學樣式發生巨大變化之時。人們開始重新追問原有的文學觀念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主張。通過對其主要論著的解讀，簡要地論述了斯皮瓦克在這一領域展開的考察。斯皮瓦克並不能簡單歸於後殖民理論家，而是人文思想家。她通過文化表象的剖析深入到文化政治的背景分析中，致力於清理原有的文學觀念。以解構主義方式審視真理及知識的構成，關注主流話語、體制和第三世界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將女性主義和邊緣羣體置於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和後結構主義的互證關係中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這些方式對業已形成的理解和分析模式形成了衝擊，對文學理論外在的走向和內在的思路提供了清理的入口和言説的平台。其研究範式和文學思想對於人們在全球化時期認識文化政治和多元文化批評有着深刻的啓迪。在當前中國學界清理文學遺產和消化吸收異域成果時，其觀點和方法論作為一種資源值得人們認真思考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