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

説起我的母親，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麼名字！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時代的不同。現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開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樣地公開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後的女子還大多數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們的姓名只有三個字，嫁後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個字。在我年幼的時候，知道擔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筆政的朱胡彬夏，在當時算是有革命性的“前進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裏替她訂的舊式婚姻，以致她的頑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槍打死她，但是她卻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個“朱”字！近來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後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減。這意義表示女子漸漸地有着她們自己的獨立的地位，不是屬於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親的時代，不但不能學“朱胡彬夏”的用法，簡直根本就好像沒有名字！我説“好像”，因為那時的女子也未嘗沒有名字，但在實際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親，我聽見她的孃家的人們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裏的人們叫她做“十四少奶”，後來我的父親做官，人們便叫做“太太”始終沒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機會！我覺得這種情形也可以暗示婦女在封建社會里所處的地位。

我的母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裏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裏死的，所以我們母子兩人在實際上相聚的時候只有十一年零九個月。我在這篇文裏對於母親的零星追憶，只是這十一年裏的前塵影事。

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最初對於母親的印象，大約在兩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夜裏，我獨自一人睡在牀上，由夢裏醒來，朦朧中睜開眼睛，模糊中看見由垂着的帳門射進來的微微的燈光。在這微微的燈光裏瞥見一個青年婦人拉開帳門，微笑着把我抱起來。她嘴裏叫我什麼，並對我説了什麼，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她把我負在她的背上，跑到一個燈光燦爛人影憧憧往來的大客廳裏，走來走去“巡閲”着。大概是元宵吧，這大客廳裏除有不少成人談笑着外，有二三十個孩童提着各色各樣的紙燈，裏面燃着蠟燭，三五成羣地跑着玩。我此時伏在母親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張着眼看這個，望那個。那時我的父親還在和祖父同住，過着“少爺”的生活；父親有十來個弟兄，有好幾個都結了婚，所以這大家族裏看着這麼多的孩子。母親也做了這大家族裏的一分子。她十五歲就出嫁，十六歲那年養我，這個時候才十七八歲。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鬆所見着的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見過的女子，我的母親是最美的一個，就是當時伏在母親背上的我，也能覺到在那個大客廳裏許多婦女裏面：沒有一個及得到母親的可愛。我現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房裏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也許躡手躡腳到我牀前看了好幾次，見我醒了，便負我出去一飽眼福。這是我對母親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腦袋裏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做母愛。

後來祖父年老告退，父親自己帶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補官。我當時大概有了五六歲，比我小兩歲的二弟已生了。家裏除父親母親和這個小弟弟外，只有母親由孃家帶來的一個青年女僕，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聽，但是當時父親赤手空拳出來做官，家裏一貧如洗。我還記得，父親一天到晚不在家裏，大概是到“官場”裏“應酬”去了，家裏沒有米下鍋；妹仔替我們到附近施米給窮人的一個大廟裏去領“倉米”，要先在廟前人山人海里面擁擠着領到竹籤，然後拿着竹籤再從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羣中，帶着粗布袋擠到裏面去領米；母親在家裏橫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來踱去，我在旁坐在一隻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親，當時不知道這就是窮的景象，只詫異着母親的臉何以那樣蒼白，她那樣靜寂無語地好像有着滿腔無處訴的心事。妹仔和母親非常親熱，她們竟好像母女，共患難，直到母親病得將死的時候，她還是不肯離開她，把孝女自居，寢食俱廢地照顧着母親。

母親喜歡看小説，那些舊小説，她常常把所看的內容講給妹仔聽。她講得娓娓動聽，妹仔聽着忽而笑容滿面，忽而愁眉雙銷。章回的長篇小説一下講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親再看下去，看後再講給她聽。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悽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湧流着。那時的我立在旁邊瞧着，莫名其妙，心裏不明白她們為什麼那樣無緣無故地揮淚痛哭一頓，和在上面看到窮的景象一樣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現在想來，才感覺到母親的情感的豐富，並覺得她的講故事能那樣地感動着妹仔。如果母親生在現在，有機會把自己造成一個教員，必可成為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

我六歲的時候，由父親自己為我“發矇”，讀的是《三字經》，第一天上的課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一點兒莫名其妙！一個人坐在一個小客廳的炕牀上“朗誦”了半天，苦不堪言！母親覺得非請一位“西席”老夫子，總教不好，所以家裏雖一貧如洗，情願節衣縮食，把省下的錢請一位老夫子。説來可笑第一個請來的這位老夫子，每月束脩只須四塊大洋（當然供膳宿），雖則這四塊大洋，在母親已是一件很費籌措的事情。我到十歲的時候，讀的是“孟子見梁惠王”，教師的每月束脩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時候，父親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課，在夜裏親自聽我背書，很嚴厲，桌上放着一根兩指闊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書，背不出的時候，他提一個字，就叫我回轉身來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來。我吃了這一下苦頭，痛是血肉的身體所無法避免的感覺，當然失聲地哭了，但是還要忍住哭，回過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處中斷，背不下去，經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嗚嗚咽咽地揹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見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嗚咽着背，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着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湧地哭着。我心裏知道她見我被打，她也覺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卻時時從嗚咽着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裏勉強説着“打得好”！她的飲泣吞聲，為的是愛她的兒子；勉強硬着頭皮説聲“打得好”，為的是希望她的兒子上進。由現在看來，這樣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蠻之至！但於我不敢怪我的母親，因為那個時候就只有這樣野蠻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親見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樣的母愛，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愛的母親。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着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母親含着淚抱我上牀，輕輕把被窩蓋上，向我額上吻了幾吻。

當我八歲的時候，二弟六歲，還有一個妹妹三歲。三個人的衣服鞋襪，沒有一件不是母親自己做的。她還時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工來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歲時，看見母親那樣辛苦，心裏已知道感覺不安。記得有一個夏天的深夜，我忽然從睡夢中醒了起來，因為我的牀背就緊接着母親的牀背，所以從帳裏望得見母親獨自一人在燈下做鞋底，我心裏又想起母親的勞苦，輾轉反側睡不着，很想起來陪陪母親。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責備的，就説是要起來陪陪母親，一定也要被申斥幾句，萬不會被准許的（這至少是當時我的心理），於是想出一個藉口來試試看，便叫聲母親，説太熱睡不着，要起來坐一會兒。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親居然許我起來坐在她的身邊。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給我穿的。這時萬籟俱寂，只聽到滴搭的鐘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我心裏暗自想念着，為着我要穿鞋，累母親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説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親，似乎可以減輕些心裏的不安成分。當時一肚子裏充滿着這些心事，卻不敢對母親説出一句。才坐了一會兒，又被母親趕上牀去睡覺，她説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來幹什麼！現在我的母親不在了，她始終不知道她這個小兒子心裏有過這樣的一段不敢説出的心理狀態。

母親死的時候才二十九歲，留下了三男三女。在臨終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淚叫着一個一個子女囑咐一番。她臨去最捨不得的就是她這一羣的子女。

我的母親只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但是我覺得她的可愛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幹的才具，都埋沒在封建社會的一個家族裏，都葬送在沒有什麼意義的事務上，否則她一定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更有貢獻的分子。我也覺得，像我的母親這樣被埋沒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深夜 ^[1] 

自1926年在上海主編《生活》週刊起，鄒韜奮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尤其是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為中國現代文化事業的發展，為傳播東西方文化作出貢獻，成果輝煌。“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在上海主編的《生活》週刊以反內戰和團結抗敵禦侮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1937年，他為黑暗中的中國奔走呼喊，這也使他因“抗日罪”，被關進了大牢。在牢裏，他奮筆疾書，完成了他的自傳體文本《經歷》。出獄後，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餘他時常想起母親，母親早逝，生前吃了很多苦，29歲就離開人世。這時候的鄒韜奮已經四十歲了，而她的母親早就與他陰陽兩隔，想到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母親給予的，母親在心中的記憶歷歷在目、揮之不去。於是他寫下了這篇《我的母親》。 ^[5]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寫了母親的姓氏和早逝。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連一個準確的名字都沒有，在那個時代作為女人的母親，普通的像路邊的一棵野草。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母親，令作者難忘的、令讀者感動的是：“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見着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這是從幼兒的感覺中寫出母親可愛的形象，筆墨不多，但母親的形象栩栩如生。接着，作者回憶了母親和青年女僕妹仔之間的故事，名義上雖為主僕，實際上情似姐妹。母親喜歡看小説，常常把看來的故事講得娓娓動聽，其實這裏面更多的是和妹仔的姐妹之情。最感人的細節是：“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冤的悽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盡往頰上湧流着。”這個細節真實而傳神，表現了母親感情豐富，對患難女性有着深切的同情心。接下來是作者六歲的時候由自己的父親“發矇”，舊式的教育對啓蒙的孩子要求是很嚴厲的，有時甚至是很殘酷的。父親在孩子背書不流暢的時候，自然施以“兩指的竹板”，打在兒子的身上，疼在母親的心裏，但深明大義的母親是不會偏袒的。“她卻時時從嗚咽着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裏勉強説着‘打得好”，令人難以忘懷的是：“我自己嗚咽着，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着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湧地哭着。”這個細節描寫表現出母親對子女無限憐惜和疼愛之情。前面説過，父親當時來做候補官，説起來似乎冠冕堂皇，實際上赤手空拳的父親，家裏一貧如洗。母親的辛勞自然免不了，窮人的孩子早懂事，八歲那年的夏夜，幼小的心靈中不可磨滅的是母親的徹夜勞作。文中最感人的地方是：“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給我穿的。這時萬籟俱寂，只聽得嘀嗒的鐘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這段文字有人物的外貌、動作描寫，也有環境描寫，以寂靜的環境襯托母親的勞苦。母親的形象是從我的視覺、聽覺、感覺中寫出來的，十分真摯動人。

鄒韜奮成長的家庭是一個封建家庭，婦女在家庭裏沒有地位，母親連自己的姓名都沒有。母親29歲早逝也説明他家當時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的低下。家庭是社會的縮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不可能有一個完美的家庭。不同的是鄒韜奮成長的這個家庭環境重教育，重文化，對子女要求嚴格，這是好的；有母愛的温暖，有母親努力勞作的榜樣，有文學薰陶，這些也是好的，但是，體罰明顯地帶有那個時代家庭教育的印跡。文章關於母親的回憶，表現了母親的慈愛、善良、能幹和奉獻精神。尤其是作者以無限哀痛的心情回憶了母親去世時還很年輕，“母親死的時候才29歲，留下了三男三女。”可謂是肝腸寸斷，足以讓人潸然淚下！蘇雪林先生在散文《母親》中這樣抒發她失去母愛的感受：“自從慈母棄我去後，我這顆心，就懸掛起來，無所依傍。幸而我實際上雖然沒有母親，我精神還有一位母親。這位母親究竟在哪裏，我説不明白，但她的存在，卻是無可疑的。她的精靈瀰漫整個宇宙裏，白雲是她的衣衫，藍天是她的裙幅，窈窕秋星有如她的妙目，彎彎新月便似她的秀眉，夏夜沉黑長空裏一閃一閃的電光是她美靨邊綻出來的笑。這笑像春日之花，一朵接着一朵，永遠開不完。”失去母愛的孩子，在心裏都會渴求精神的寄託。

如今在讀鄒韜奮先生《我的母親》的時候，可以看出作者筆下的永恆母愛是偉大的、是超時空的。 ^[5] 

天津外國語學院教授袁振聲：古人云：“詩貴乎情。”其實，散文同樣以情為貴。鄒韜奮的這篇憶母的文章，所寫的不過是些身邊瑣事，然而由於作者對母親的深切感念，所以自有一番深情在其中，讀來令人激動不已。（《百家散文名作鑑賞》） ^[2] 

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系原教授孫光萱：作者深愛他的母親，但並不因此而任意拔高，他始終把她看作是“一個平凡的母親”，所惋惜的也無非是她未能生在現在，未能充分發揮講故事的才能，成為“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怍者以自己成長的時間為順序，從記憶深處挑出了有關母親的幾個鏡頭。這些鏡頭全是普通的生活瑣事，但一經作者蘸着激動的淚水依次寫出，便顯得感人至深，過目難忘。（《今文觀止鑑賞辭典》） ^[3] 

同濟大學教授萬燕：（文章）以一種沉靜殷實的敍事筆調將母親的性格、生活、情感方方面面地繡成了一幅組合圖案，突出地表現了“母親”愛子女同時又被子女所愛的真情流動，而更打動人的是這樣一個可愛的母親只能是母親卻不能成為更有意義的社會角色的悲劇。“像我的母親這樣被埋沒葬送掉的女子不如有多少！”作者一語點破，使單一的母親形象幻化成羣體象徵，散文至此與開篇寫到婦女沒有自己名字的獨立地位相聯扣，立意戛然而止，堪稱妙絕，多少感嘆盡在其中。文章讀來親切，樸實，藴蓄着一股人生思索的潛流。（《20世紀中外散文經典 評點珍藏本 上》） ^[4] 

鄒韜奮(1895-1944)，原名恩潤，祖籍江西餘江，生於福建永安，記者、出版家，景星學社社員。192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26年起主編《生活》週刊。九一八事變後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同年被迫流亡海外。1935年回國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創辦《大眾生活》週刊，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工作，並與沈鈞儒、厲麟似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與沈鈞儒等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全面抗日戰爭時期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宣傳團結抗戰。1941年皖南事變後，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輾轉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1944年7月24日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為中共正式黨員。著作編為《韜奮全集》。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