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危機時代

後危機時代的第一個主要趨勢是，西方金融系統去槓桿化過程將會持續。儘管銀行在盈利，但是很多大的金融機構仍然需要補充資本金，遭受重創的銀行仍然在希望增加新的資本金或者廉價出售資產。最近，花旗銀行出售了其菲布羅商品交易部門；英國勞埃德銀行在申請增加資本金，並低價出售一些資產；西班牙桑坦德銀行精明地通過將其巴西子公司IPO上市，獲得更多資金。儘管政府希望各家銀行能夠在這個時候放貸，但是銀行家們要重新調整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以降低風險。他們首先要削減貸款，提高資本金，然後才能繼續發放貸款。這種去槓桿化的效應在抵押證券市場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們在買入證券化債務時非常謹慎，因為房地產市場前景和經濟基本面仍然很不明朗。

第二個主要趨勢是金融監管將會更加嚴格。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金融監管者都將會謹慎起來，對於那些通過援助計劃或大量存款擔保，而被國有化的銀行，監管者會嚴格限制管理層的獎金數額，以降低他們冒險的動機，因為他們冒的風險越大，公司利潤也越高，高管獎金也越高。在短期內，銀行從高息差中獲益，因為貸款利率沒有降低太多，但是接近為零的存款利率使銀行成本大幅度降低。而當銀行競爭加劇時，息差又會逐漸變小。另一方面，貸款的增長將因更嚴的風險控制而受到制約。其結果就是，銀行靠高槓杆賺錢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

第三個主要趨勢是美國經濟仍然失衡，亞洲的全球供應鏈必須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在短期內，亞洲出口企業的產品將會過剩，利潤也將受到壓縮。2009年夏季亞洲國家出口復甦實際上是源於美國大規模的政府財政計劃，例如“舊車換現金”項目。而且，危機時進口商削減了進口量，消耗了庫存，但他們需要新的訂單來補充存貨。然而，當美國的失業率超過勞動力總數的10%，消費者將開始存款並減少借貸，我們可以預計美國消費至少在未來幾年內會保持疲軟。因此，亞洲經濟要持續發展，必須更多依賴本國消費，換句話説，要將商品銷往人口稠密的國家，而不是借債消費的發達國家。

第四個主要趨勢是新興市場的股票都表現得非常好。因為英美日國家的零利率政策會將本國貨幣變成套利型貨幣，意味着短期投資者買入低利率貨幣，在利率較高（存款利率較高，或者股票市場增長前景看高）的新興市場進行投機。澳大利亞元匯率已經從較低的0.5美元漲到0.9美元，因為澳大利亞貨幣當局提高了利率，這是繼以色列之後第二個提高利率的國家。澳大利亞的出口以大宗商品為主，所以貨幣升值不會嚴重危及出口。強勢的澳大利亞元會降低通貨膨脹風險，因為澳大利亞進口了很多耐用性消費品及重型機械。最近，新興股票市場的快速上漲表明，新一輪的泡沫正在醖釀，我們要注意防範風險。

第五個主要趨勢是全球氣候變暖。12月，很多世界級環保問題專家將聚會哥本哈根，就如何處理碳排放及應對氣候變化達成一個全球性的協議。1998年12月在京都討論碳排放量問題時，因為布什政府拒絕在協議上簽字而沒有形成共識。這一次，很多世界頂級科學家都認為，全球變暖真正威脅到世界農作物的生產。如同北極和南極的冰蓋，以及喜馬拉雅山冰川所面臨的問題一樣，一些地區將出現水資源短缺，另外一些地區將出現劇烈的氣候變化。一些國家，比如馬爾代夫，可能會被海水淹沒。

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在於，由於大量投資能源、水和其他資源的新舉措，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將會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仍然使用能源消耗型方式進行生產的公司將成為最大的輸家，而那些投資在綠色科技上的公司會成為贏家。昔日的霸主在未來可能會有恐龍一樣的結局。

就這次經濟危機來看，世界經濟已趨於好轉，有些國家已經實現了經濟的正增長，但是經濟危機的根源並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因此有可能出現再次的經濟衰退。 ^[1] 

2007年全球1000家大銀行的總資產為74萬億美元,全球股市市值達64萬億美元,全球債市總額79萬億美元,全球衍生品名義值598萬億美元。 金融業

從時間緯度上看,2007年是全球金融業發展的頂峯。若以2007年為峯值,2008年至2009年兩年內,全球1000家大銀行的總資產減少約15%到20%,全球股市市值下跌30%到40%左右,全球債市總額下降達20%到30%,全球衍生品名義值縮水近50%。源發於次貸的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金融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曾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主動力的金融業風光不再,全球金融業陷入內憂外患時期。

後危機時代，金融業不僅需要自我調整，而且面臨來自外部的多重挑戰，主要有：

金融業過度膨脹。本次危機的根源之一是金融業偏離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轉向自我服務。近17倍於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相當部分屬於金融體系內的自我循環。危機再次印證,如此龐大的虛擬經濟不僅無助於實體經濟發展,反而給整個經濟體系埋下了巨大風險。

金融交易需求下降。過去15年,美歐銀行業業績的提升歸功於貸款增長強勁及信貸損失較少。危機後全球貿易急劇萎縮。從企業部門看,實體經濟需求下降,公司部門持幣觀望,高額貸款損失重現。從私人家庭看,消費者財富、收入減少,居民降低資產負債水平,貸款增長乏力。從金融市場看,來自交易收入和資本市場的收入大幅減少,全球銀行業收入增長將持續低迷。在相當長時間內,全球金融業增長缺乏內生動力。

全球金融監管趨嚴。由於統一監管、全球監管趨勢明顯增強,對銀行業資本金要求大幅提高,政府介入力度更大、國有股權佔比更高,對投資者的審查更嚴格,股東權益比率大幅上升等因素,全球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的擴張規模與盈利能力將顯着受阻。

新興經濟體金融力量上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美國不僅將喪失在製造業的領先地位,在金融領域的絕對話語權也被動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新興經濟體的經濟依賴將明顯增加。全球金融力量也將此消彼長,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值的逐步上升要求全球金融業做出與時俱進的調整。

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必將帶來全球金融格局的變化。一是金融業規模縮小。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原有金融機構破產重組、業務與資產盤整,帶來財富縮水及盈利能力變弱,金融交易需求下降、金融監管強化導致金融業規模擴張變慢,金融機構國際化步伐明顯放緩,特別是歐美金融機構重新立足本國市場,國際化銀行紛紛撤資迴歸本土。全球金融併購金額下降,跨國併購顯着減少。

二是金融發展模式轉變。金融業將把重心重新轉移到為實體經濟服務。銀行業將改變過度追求利潤的傾向、改變過度依賴貨幣市場融資的負債結構,收縮表外業務,迴歸傳統商業銀行業務。

三是新金融監管框架形成。歐盟、美國和英國加大監管架構改革步伐。無論是歐盟的泛歐與全球監管、美國的統一與綜合監管改革,還是英國的組合監管改革均加強了對資本金、流動性、金融衍生品、對沖基金等的監管,這將可能催生以全球金融穩定增長為主旨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

四是金融區域結構調整。由於經濟重心東移,金融中心也將相應東移。除紐約、倫敦等傳統金融中心外,全球金融業區域結構將可能向東京、香港,上海等亞洲區域拓展。 ^[2] 

第一，這個時代是一個結構調整需要付出代價的時代。在過去的發展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從人均收入兩三百美元到了三千多美元。按照傳統經濟學的看法，人均收入超過三千美元意味着，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結構調整到了新的階段。這個結構調整不僅指的是經濟，還包括社會、文化以及其他各個方面。當然，首先是經濟的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產權結構、企業的組織形態結構的調整等。這些調整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四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面對國際經濟危機,我國有四萬億元的政府投資，已投資一萬多億元到國有行業中。再進一步往前發展的時候，需要考慮的是另外一個方面，即不是往基礎產業投資，而應當考慮向非國有的、非基礎的特別是中小企業這方面進行投資，從原來的高收入階層向低收入階層傾斜。這是必須調整的,這個調整也不是能由市場解決或者分開解決的，必須要在財政上有所付出。

第二，在這個時代，需要繼續支持產業升級。產業需要升級，但是產業升級的特徵不影響資本的密集。中國的產業升級不放棄資本的集中化、密集化，但是要特別注意裏邊的技術內涵。資金需要增加，投資需要增加，但應更多地轉向技術的投入，而這個技術也應該包括人本身，即人力資本的投入。

第三，這個時代是技術創新需要制度支持的時代。改革既不能懈怠也不能動搖，而是需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沒有完成，還產生了新的需要改革的對象和內容；政治體制改革遠未展開；文化體制改革也需要進一步深化。在技術創新方面，大家看得見的問題是，產權的創新、制度體系設計不夠好，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改革。

第四，這個時代還是一個壟斷與反壟斷鬥爭進一步加劇、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需要科學調解的時代。這方面的矛盾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壟斷和反壟斷的衝突不是弱化了，而是在強化。在這個時代，中國還面臨着一個矛盾調解的過程，怎樣進行科學調解，是後危機時代發展和改革的主題。在當下這樣一個時代，具有上述四大特徵，後危機時代還需要繼續改革，才能繼續發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