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武將軍碑

（碑額）立界山石祠

維大秦建元四秊，歲在丙辰，十月一日，廣武將軍節□□□□□□□□□□┘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㓨史、上黨公之元孫，三代侍中，右□□□□□□□□□┘卿、建忠將軍、撫夷護軍、扶凨太守，遷壽匡侯之胤子諱產，字君□□□□□□□。┘君秉德□玄，高韻絕流。文柔武烈，令問孔修。崈拱□□□聲特挺□□□□□□。┘匡毗㱅主，忠訓殊異。宰政■衝，顯授池陽令。稱揚德□□□□□□□□□□□┘和戎翟，綏懷□聚。即授徵西大將軍、左司馬。敷教殊方，西□□□□□□□□□┘茂著乃業，屋□蕭張，□□於今也。君臨此城，漸舟累紀。□□□□□□□□□□□┘順序稼□□□□□□□□□而至□□惠和導□□萬□□□□□□□□□□□□┘職□高□□□□□□□□□□□□□職於當□垂□□□□□□□□□┘君當列封□□□□司馬即□□。廣武司馬孟臣□□□□□□□□□□□□┘節將軍董□，建□□軍楊□，建□□軍□□□□□□□□□□□□□□□□┘□郎，建武將軍王柴，鷹揚將軍□□□□□□□□□□董槃□□□□□□□┘躬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刊石□□□□山為□□□□□□□□┘方，西至洛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東西二百。□□□□□□□□□□□□□□┘□水，統户三萬，領吏千人，大將三□。┘赫赫皇秦，誕鍾應靈。臨有萬邦，威暢八𥦕。┘九域攸同，□□□□□□□□□□□明。徽音㳅訓，朞秊有成。政修正足，旹道□□。刊石□□，□□□□。┘ ^[3] 

（説明：加粗表示異體；□表示缺一字；……表示缺若干字；┘表示分行。）

《廣武將軍碑》刻於前秦建元四年（368年，東晉太和三年）。根據碑陽十四行“西至石水東齊定陽，南北七百，東西二百等語句來判斷，此碑可能是由廣武將軍主持“定界”以後所立的碑石。 ^[4] 

《廣武將軍碑》碑陽（故宮博物院藏明拓本）(12張)

結體上，此碑屬隸書，但不盡是傳統隸書面貌，字形大膽突破了傳統隸書蠶頭雁尾以扁為主的形體，出現了有扁有方，如“谷”字、“部”字中“口”的用筆，“廣”字、“令”字、“秦”字、“黨”字、“買”字和“黑”字等取長形的組合，結體有緊有舒、有斂有縱、有大有小。同時，此碑在個別字的處理上打破了字的原有結構，予以一定的變形和增損，如“廣”字的點畫省略，“憑”字上部與下部的減筆，“孟”字和“年”字的異體結構。通篇不強求一律而又不見雜亂無章，顯得比較和諧一致。 ^[5] 

（圖冊來源：故宮博物院 ^[6]  ）

《廣武將軍碑》碑陰（故宮博物院藏明拓本）(13張)

用筆上，此碑的橫畫起筆多用逆鋒運行，首尾略高，中間凹下去，形成一條弧形曲線；有的橫畫不作波尾，有的略呈波意，有的波筆上翹，但也不似一般隸書波筆那樣明顯、典型規範；有的橫畫甚至首先出鋒，以增加其隨意感和多樣化，給人以新變的造型美。在處理右拋鈎上，有的順其筆勢頓挫向上提，如“代”字和“變”字；有的則順鋒上提，如“元”字、“爪”字和“光”字。豎畫起筆直落，多呈斜勢，如“千”字、“門”字、“胡”字和“生”字。有的字略加變形，或上寬下窄，或下寬上窄，或長或短，用筆着眼於表現出童稚天真之態、自然純真之美。 ^[5] 

（圖冊來源：故宮博物院 ^[6]  ）

近代書法家康有為：北碑近新出土以此為古雅第一。《關中金石志》名為《廣武將軍》，則非也。乃廣武將軍曾孫產耳。惟碑為苻秦建元四年，去王右軍《蘭亭》僅十二年，故字多隸體，實開《靈廟碑》之先淵。茂且過之，應與《好大王碑》並駈爭先。此搨有碑額、碑陰，尤為完美。碑陰字似流沙墜簡，古逸至矣。吾擬名此碑曰《秦建元四年產碑》。此碑立陝，亦為關中楷隸冠。（《中國書法全集（第78卷）》） ^[7] 

近代篆刻家、藏書家姚華：於《爨寶子碑》見古隸之結局，於《張產碑》見今隸之開宗，古今書法變遷關鍵於此。（《中華書法篆刻大辭典》） ^[8]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謝無量：近人書法源流論稱《好大王》與《廣武將軍》，如雙峯並峙，吾友夏竺生雲：“《好大王》本籀，有定法，有定勢。《廣武將軍》本籀，縱筆為之，變更部位，錯落天然，其妙不可方物，擬之為草篆。”此碑在民國九年始發現於秦中白水縣史官山麓倉聖廟前，極不易得。新出本字鋒完整，始悟從前皆覆刻偽本。碑中多西羌部落之名。或完以大王，可補史之缺。（《懷念國學大師謝無量先生——謝無量先生文集序》） ^[9-10]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楊震方：此碑書體奇態橫生，不可名狀，極使轉之妙，盡筆意之變化。前秦石刻極少，《鄧太尉祠碑》外，僅有此碑，故為人所珍視。（《碑帖敍錄·廣武將軍□產碑》） ^[11] 

對於《廣武將軍碑》原立於何地，自清代畢沅《關中金石記》卷一謂“石在宜君”，王昶 《金石萃編》卷二十五、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二、民國方若《校碑隨筆》等金石著錄皆因之。李根源《景遂堂題跋》卷一、顧燮光《夢碧簃石言》卷一等則記載為 “史官村山麓倉聖廟中”。馬長壽則據李子春《陝西碑碣》認為原石應在白水縣東北三十里之縱目鎮。 ^[12] 

同治年間，吳大澂視察陝甘時，曾到宜君縣尋訪而不得。民國九年（1920年），雷召卿於白水縣史官村倉聖廟中尋訪得原石。黨晴梵則認為原石的發現於民國七年（1918年），而非民國九年（1920年），並且發現此碑者既非李春堂，也非雷召卿，而是謝秀峯。（《華雲雜記》雲：“民國七年發現此碑者，乃西安帖賈謝秀峯，赴澄城欲拓《暉福寺碑》而 不得，於史官村倉聖廟見此碑，乃揹人偷拓數十份而歸。”且自雲：“餘篋中藏有民國七年拓本一，則第五路司令高峯五君所贈者。”） ^[12]  之後，趙子建將原石移到縱目小學。 ^[13]  （據馬子云回憶：“有雷召卿者，在白水縣史官村倉頡廟內發現此碑，為本縣縱目鎮匪趙老九（子建），將其運至家，覓拓工拓若干份。此為發現之初拓本。以後趙與村民辦一小學校，又將此碑移至此校。”1950年4月西北文化部文物處成立後，對西北古蹟文物進行調查時，原石仍在白水縣縱目小學內。 ^[12]  ）1971年，原石移存西安碑林博物館。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