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麥斯頓

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一句話，成為了英國外交的立國之本。

愛爾蘭來的丘比特

第三代帕麥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於1784年10月20日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他家自十七世紀晚期就定居愛爾蘭。正如其他愛爾蘭人一樣，人們也常常聽到有關於他的愛爾蘭人魅力的傳聞。他確實有魅力，並且利用了他。但是為什麼人們會認為他具有愛爾蘭人的魅力不那麼容易理解呢？因為這孩子出生在英國漢普郡的羅姆西，其雙親都是英國血統，他是在英格蘭長大的，也是在英格蘭受的教育。他到了哈羅，很喜歡那個地方，後來又到了愛丁堡，在那裏聆聽了亞當·斯密的門徒杜格爾圖·斯圖爾特的政治經濟學演講。

由於法國大革命（坦普爾八歲時見過那場令人震撼的革命場面），年輕的坦普爾在巴黎投入了斯科茨大學生氣勃勃的智力訓練。其時正值該大學的興盛時期。後來，他將這種艱苦奮鬥的習慣帶到了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1802年當他剛剛離開學校的時候，繼承父親愛爾蘭貴族的爵位。同時還他從父親那裏繼承了7.5萬英鎊的財產和9萬英鎊的債務，他嘗試過投資，最成功的一次他獲得了1.7萬英鎊的收入，但錢卻被他的合夥人給捲走了。經過幾次失敗後，1807年被選入議會。但他並不是由愛爾蘭貴族選入貴族院,，而是作為懷特島新港的議員進入下院。新港選區的領主提出一個條件是，帕麥斯頓永遠不得進入這座城市，他應允了這個條件。

不久，他就成為海軍部的一位低級大臣。他為喬治·坎寧作出炮轟哥本哈根、以防丹麥艦隊落入拿破崙魔爪的決定進行辯護的處女演講，使他贏得了榮升的權利。坎寧表示願意讓他擔任財政大臣，而他接受了陸軍部財政大臣的職務。

他依靠的是他的監護人馬姆斯伯裏勳爵的勢力。在他的前面，是薪水可觀（每年2480英鎊）、很有前途的職業和攝政時期倫敦那絢麗多彩的社交生活。他是個漂亮的小夥，喜歡與美貌女子交往。於是他就成了奧爾馬克俱樂部的七個著名的女主人中三個的情人，這些貴婦對任何人能否進入倫敦上流社會都擁有否決權。傑西小姐，俄國大使迷人的妻子利文公主（她最喜歡勾引歐洲名流，包括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和考珀夫人---她們一個接一個的拜倒在這個年輕英俊青年的腳下，而他除了白廳的薪水和來自斯萊戈郡荒涼的土地上的地租以外一無所有。由於多種原因，考珀夫人是這三個被征服者中最重要的一個---她是梅爾本子爵的妹妹，即聰明又漂亮。帕麥斯頓最終同她結了婚。但是他大概在結婚之前就是她的一個孩子的父親了。由於明顯的原因《泰晤士報》喜歡稱呼他“丘比特閣下“。

然而，儘管有如此活躍的社交生活，包括賽馬和調情，帕麥斯頓作為陸軍部大臣在禁衞軍騎兵旅工作時仍很勤勉。除了本部門工作之外，他沒有參加多少政治活動，雖然他在1811年曾將他在新港的選區換成了更有威望的劍橋大學選區議席。1826年，托利黨人試圖擊敗他，但是他任然佔據着這個議席。他把這次托利黨人的干預視為奇恥大辱，因為，實際上他自己也是個托利黨人。

這一時期，他是託利黨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和追隨者。英國的兩黨統治，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託利黨領導內閣的時期。由於長期對拿破崙作戰，政府將軍費開支的全部債務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人民生活異常艱難。1815年以後，工人運動和民主改革鬥爭又重新高漲。帕麥斯頓為了維護託利黨集團的統治，他在議會中屢次發表演説，為保持英國龐大的常備軍而辯護；以後又在議會辯論中，宣稱體罰是維持軍隊秩序“絕對必要的”手段。這時，他還以支持貴族軍官們出賣軍銜而著稱。帕麥斯頓堅決反對任何改革。他説：“改革一旦實現必定會導致軍事專制”。1819年，當廣大羣眾在曼徹斯特附近的彼得廣場舉行大會，要求改革時，他派出軍隊鎮壓了這一民主運動（彼得盧屠殺）並參與制訂六條特種法律，禁止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被人們稱為“禁口令”。他維護因犯偷竊等微小罪行而被處以死刑的極刑制度。1820年，他蔑視人民羣眾要求緩處死刑的呼聲，殘暴地絞死了一個年青的竊羊者。帕麥斯頓在擔任軍務大臣期間的言行，清楚地説明了他是託利黨貴族集團利益的忠實捍衞者。

當時的首相喬治·坎寧於1827年8月去世，他的繼任人戈德里奇子爵提議讓帕麥斯頓當財政大臣。可是由於國王不同意而被否決了。帕麥斯頓在描繪他謁見國王的情況説：“喬治向我表示他對我是多麼尊重和敬仰，他又多麼樂意讓我在財政部供職，假如不是有幸得到赫雷斯先生的服務的話，因為毫無疑問，赫雷斯是英國最適合擔任這一職務的人選。我點頭表示完全默認，並對陛下寬厚和令人欣慰的談話方式致以謝意。”

1828年威靈頓就任首相後，由於議會改革的原因，帕麥斯頓辭去了他在陸軍部的職務。他正在成為一個輝格黨人，但是他是一個不喜歡激進分子的輝格黨人。因此，查爾斯·格雷勳爵組閣時讓帕麥斯頓做了他的外交大臣。這正是他長期竭力爭取，其老友利文公主熱情推薦的職位。在外交部，他是一個嚴厲的工頭，一個紀律嚴明的人，要求他的部下高效率工作，結果很不得人心，他對待外國使節明顯的態度粗暴，與其苛刻強硬的政策是一致的。他心裏念念不忘的永遠是英國海軍，他也不允許別人忘記這一點：“外交官的議定書是很有用的，但是裝備精良的重型炮艦是再好不過的和平保衞者，”這正道出了英國民眾的心願。

他採取的第一個重要政策性行動是承認比利時獨立，比利時被稱為“歐洲小卒”，但地位卻至關重要。在維也納會議上，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子爵積極策劃比、荷兩國合併組成尼德蘭王國，建立了阻止法國人侵的“屏障國家”。但1830年的比利時革命打亂了他的安排。剛剛繼任的帕麥斯頓果斷提出比利時獨立的新思路。他多方斡旋，經過18個月的談判，成功在倫敦召開“比利時會議”，主導會議通過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比利時國家的草約，又強行干涉比利時新國王人選問題。他極力反對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小兒子奈穆爾公爵當選，他威脅説：“奈穆爾接受王冠，將導致歐洲戰爭。”在他的壓力下，維多利亞女王的舅舅利奧波德一世當選，成為安插在法國邊界上的英國代理人。當議會於1832年通過了議會選舉修正法案（帕麥斯頓個人認為，這一法案過分強調了民主）時，他發現歐洲獨裁國家更加敵視英國。於是，他的政策又向左搖擺了。

1832年的議會改革，是十九世紀英國曆史上的一個轉機。這次改革，在原來的金融貴族與土地貴族的聯盟中，又加進了工業資產階級的上層部分。在政治舞台上，託利黨逐漸衰落，而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日益居於優勢。當改革運動已不可遏止的時候，帕麥斯頓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他脱離了託利黨明確投身到輝格黨方面。他確信，及時對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作某些讓步，會使英國憲制更為有利，是防止普遍改革最可靠的手段。他説：資產階級“將由不滿憲法一變而為擁護憲法，因而憲法也就能大大加強和鞏固”。三十年代以後，帕麥斯頓一方面熱心於自由貿易和完全經濟自由的原則，支持1834年新濟貧法，使工業資產階級獲得大批廉價勞動力，積極促進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另一方面，他又認為，1832年議會改革以後建立起來的、由土地貴族和工業資產階級上層組成的兩院制的英國君主立憲制，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阻止任何沿着民主方向發展的革命運動。繼格雷之後擔任首相的梅爾本子爵被威廉四世革職，正如帕麥斯頓所説：“我們全都下了台----這種讓托利黨人重現掌權的企圖不可能長久，這個國家不會容忍這樣下去，現在我要到布羅蘭茲去打獵了。”使他那些過多勞累的官員不悦的是，五個月後他又回到了外交部。可是，他失去了議員席位，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暫時挫折。他付給蒂弗頓的一位議員2000英鎊使之辭職讓位，從而他又代表這個選區重返議會，沒有遭到反對。氣候幾年，他致力於維護英國在伊比利亞半島、土耳其和中東的利益。他的辦法是投機取巧，恐嚇與欺騙並用。總的來看這些辦法是成功的。

事業並沒有佔據他的全部生活，1839年，55歲的帕麥斯頓與他的情婦，考珀伯爵52歲的遺孀結婚。他是個精力旺盛、工作勤奮，玩得痛快的人，而她則是一位精明嬌媚的主婦。他們生活的非常幸福，除了都有一點反覆無常的性情以外，彼此之間還是相當忠誠的。

然而，帕麥斯頓的惡習還沒有完全改掉。在他結婚的同一年，他在温莎破壞了女王的一個侍女的貞操。維多利亞女王很震驚，阿爾伯特親王更為震驚。更重要的是帕麥斯頓難以駕馭的政策惹惱了女王，而且使首相約翰·羅素勳爵驚慌不安。帕麥斯頓被解職了，藉口是他沒有稟告女王就承認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拿破崙的軍事政變。他在幾個星期以後使羅素政府下了台，從而報了此仇。

從1830年直到1865年逝世，帕麥斯頓是每屆輝格黨政府的重要成員。1851年之前，他擔任輝格黨政府的外交大臣，1852—1855年是阿伯丁內閣的內務大臣。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除了1858—1859年很短時間外，均為自由黨內閣首相。帕麥斯頓政治生活的後35年中，英國資產階級在完成工業革命後，大量侵佔殖民地，尋找新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在世界範圍內鞏固和擴大英國工商業霸權地位。他無論在外交部或任內閣首相時，幾乎沒有間斷地支配着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外交政策20餘年。他的名言大家很熟：“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他是英國資產階級掠奪野心的忠實體現者和代表人物。

帕麥斯頓認為國家之間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例如在中東，他説，英國和法國就象兩個男人追求着同一個女人，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張充實英國的軍事力量，建設一支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他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地。

帕麥斯頓外交政策的主要特點是強硬。恰如英國近代外交史專家韋伯斯特所言：“艦隊是其外交的主要工具。”他以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和最發達的工業作後盾，帕麥斯頓在外交上常常表現得毫不妥協，甚至隨時準備動武。

那時，唐·帕西菲科事件徹底而集中的體現了帕麥斯頓的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唐·帕西非科是葡萄牙猶太人，由於他出生在直布羅陀，因此是英國公民，曾任葡萄牙駐摩洛哥領事，駐希臘總領事，後再雅典任職。1847年復活節期間，一夥雅典暴徒在反猶騷亂中襲擊了他的住宅，拷打了他的家人，他的房子也被防火燒了，警察坐視不救。帕西菲科要求希臘政府賠償損失，而希臘政府拒絕對暴徒的罪行承擔責任。帕西菲科遂前往英國求助，英國上院以其不過是個雙重國籍的商人，拒絕受理。帕西菲科轉而求助於帕麥斯頓，1850年1月，帕麥斯頓命令艦隊去雅典示威，武力逼迫希臘政府賠償帕西菲科6400英鎊的損失。他在下院發表了一個長達四個半小時的演講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古羅馬人從會説我是羅馬公民時就知道保護自己不受侮辱。英國臣民，不論他在那塊土地上，也應當確信，英國警惕的眼睛和強健的臂膀將保護他不受侵害和虐待。”這是一個成功的演講。帕麥斯頓充當了那個時代英國的代言人。他還以公民權利和自由衞護者的姿態，別有用心地攻擊歐洲政府鎮壓1848年革命的反動政策。從此以後,他被英國的資產階級譽為“民族英雄”。但與帕麥斯頓這篇蠱惑人心的演説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852年，他下令對居住在英國的各國政治流亡者進行迫害，要求司法當局暗中檢查他們的來往信件，並把情況告訴給奧地利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局，幫助外國警探追蹤監視政治流亡者。

帕麥斯頓制訂對華侵略政策，開始於1833年底。他給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兩道訓令是：開闢商埠；推銷鴉片；獲得軍事據點。1839年9月底，接到義律有關林則徐禁煙的報告，他當即表示，對付中國的惟一辦法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作解釋’。他説：“應當不僅使中國人見到大棒，而且還要先讓他們在背上嚐到它的滋味，然後他們才會向那個能夠説服他們的唯一論據——大棒論據低頭。”10月，帕麥斯頓根據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英國煙販們的報告，在內閣會議上，排除眾議，力主即刻派出軍艦封鎖中國沿海。1840年6月，英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抵達天津白河後，遞交了帕麥斯頓給清政府的照會，提出了賠款、割地、通商等無理要求，迫使清政府訂立了包括割讓香港在內的《穿鼻草約》。但是，帕麥斯頓認為這個條約所得權益太少，遂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在璞鼎查上任之前，帕麥斯頓給了他一個詳細訓令，聲言：“為了維持兩國間持久的真誠諒解起見，中國政府把鴉片貿易置於一個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極關重要的。”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以後的十多年中，英國對華的經濟滲透仍不能滿足資本家的貪婪要求。登上首相寶座之後，帕麥斯頓決定以武力支持修約，增進在華特權。亞羅號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他任命埃爾金伯爵為全權專使，率軍向中國進發。1859年，英法兩國在大沽戰敗。帕麥斯頓寫信給外交大臣羅素説：“我們要派一支陸海軍攻佔北京，趕走中國皇帝，把我們的全權使節駐紮在那裏，這是最適當的措施。”1860年，英法聯軍先後攻佔天津、北京，火燒圓明園，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到六十年代，英國已操縱了中國大約全部進口的4/5和出口的3/5。這樣，帕麥斯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為英國資產階級在遠東地區爭奪勢力範圍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評論帕麥斯頓政府時説：“戰爭已變成帕麥斯頓獨裁的生命攸關的條件”，“他站在教士和鴉片走私商中間" ，”跟聖潔的主教和邪惡的鴉片走私商在一起的，還有大茶商，他們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從事鴉片貿易，因此熱衷於取消與中國簽訂的現行條約。"

在亞洲，帕麥斯頓的政策也是積極的，總的看起來是成功的；波斯人在戰爭中被打敗，中國人也遭到挫折。英國選民剝奪了剝奪了布萊特和科布登在議會的席位，以表示對首相的讚許。沙夫茨伯裏勳爵説：“帕麥斯頓的名望高極了。”1857年發生印度兵變時，帕麥斯頓懷着人道主義精神冷靜地處理了這場危機。而性質不同的另一場危機卻使他下了台。

一個名叫奧希尼的意大利人向拿破崙三世投了一枚炸彈，當時發現他與倫敦的意大利難民有聯繫，還發現做那顆炸彈的炸藥是英國製造的。帕麥斯頓制定了一個反謀殺法案，他在下院被擊敗並辭職。他從1858年到1859年在野一年時間。當他再度執政時已是75歲的老人，但他的精力相當充沛。能從他在皮卡迪利的家騎着灰馬到唐寧街，能在下院他的位置上坐到深夜，如有必要，就在辦公室吃飯睡覺。在79歲高齡時，他作為一切離婚案的兩被告之一受到傳訊，而且打贏了這場官司。他的政策證明他的觀點基本未變；他試圖阻止法國人開鑿蘇伊士運河；反對土地遺產税和擴大勞動階層的公民權。在最後這個問題上，他的財政大臣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轉給他大批的辭職書，以致他説他擔心這些人會在布羅德蘭茲他家的煙囱裏防火。

1852年，帕麥斯頓被女王的丈夫罷了官。約翰·羅素勳爵隨後下了台。德比伯爵當了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當了財政大臣。那年年終之前，在大選中保守黨戰勝了輝格黨人。帕麥斯頓進了阿伯丁伯爵的政府就任內政大臣，女王對這一任命疑慮甚多，然而，事實證明，帕麥斯頓的政績不算太壞。

爭奪奧斯曼帝國遺產的“東方問題”，在十九世紀成了歐洲外交的主題。土耳其及其囊括的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和北非等屬地，居於歐洲大陸通往中近東和亞洲的必經之地，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巴爾幹和地中海地區有豐富的煤、鐵、棉花等資源，是一個有利的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英國把奧斯曼帝國看成是它向中近東擴張的對象和與老沙皇爭奪的焦點。十九世紀上半期以來，英俄兩國在上述地區有着根本的利害衝突。

1832年，由於土耳其蘇丹的一個強大的藩臣——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起來反對自己的宗主，英俄兩國在東方問題上的矛盾曾一度尖鋭化。後來，矛盾雖然暫時獲得解決，但是在歐洲1848年革命後，俄羅斯帝國利用各國對剛剛過去的革命餘悸未消的心理，重又把侵略矛頭指向君士坦丁堡。英國是不能同意沙俄佔領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兩個海峽的。這時，帕麥斯頓在阿伯丁內閣中擔任內務大臣。他從對俄外交的失利中認識到，只有採取強硬措施，才能使尼古拉一世沙皇“控制其傲慢、節制其無禮。為了加劇和俄國的鬥爭，他舉起反對沙皇專制主義，支持土耳其完整和獨立的民主旗號。他説：“俄國業已侵害了奧斯曼帝國的獨立，破壞了它的完整；一定要採用一切手段使俄國放棄它的主張，取消它的侵略行動”。同時，他一再對不想使英俄矛盾尖鋭化的阿伯丁伯爵施加壓力，迫使阿伯丁改組內閣，任命在帕麥斯頓影響之下的克林頓擔任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的朋友斯特萊福特·坎寧為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在他的支持下，斯特萊福特·坎寧向倫敦抄送俄國致土耳其照會電文，並把俄國有權“提出報告”一語改為“發佈命令”，引起內閣譁然，加強了主戰派在內閣中的力量。1853年10月，克里米亞戰爭爆發。11月8日，俄軍在錫諾普海戰中擊潰土耳其艦隊。這一事件使英國社會上反俄情緒更加高漲。12月15日，帕麥斯頓突然宣佈辭職,挑起社會上攻擊內閣的浪潮，説內閣“排擠了真正的愛國者”。阿伯丁被迫請求他重返內閣。這次重返，使內閣完全掌握在他手中。成為內閣的思想主宰者，1854年3月27、28日，英法先後正式對俄宣戰，站在土耳其一邊，參加克里米亞戰爭。

在戰爭表現其災難性後。阿伯丁政府經過一次不信任投票垮台，70歲的帕麥斯頓於1855年就任首相。約翰·布賴特説：“這個老騙子終於達到了他無恥野心長期以來所追求的大目標。”帕麥斯頓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促使政府捲入一場它不能進行的戰爭，他有點輕率的性格使他自以為他能打贏這場戰爭，這些都是事實。帕麥斯頓洋洋得意的説“如果過去有人問我什麼事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我會説，這就是我當首相。阿伯丁還在，德比是另一個大黨的領袖，約翰·羅素是另一個黨的領袖。然而，僅僅經過10天左右，他們都像稻草一樣被風吹倒了。因此我現在能在唐寧街寫作。”

這個“虛偽的老傻瓜，即聾又瞎還戴着假牙”（迪斯累利），他接管了掌握政策的權利，經過一場指揮不當的戰爭，實現了過的去的和平：1856年3月20日簽訂了巴黎和約。他告訴巴黎和會的首席談判代表克拉倫頓：“懦夫得不到淑女的青睞。”和會通過了標誌着英國外交一大勝利。俄國同意把黑海劃為非軍事區。禮炮在倫敦轟響，女王將他對首相的不信任遠遠拋在腦後，並授予他嘉德勳章。

和約並沒有使奧斯曼帝國從勝利中得到什麼好處，相反，由於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向英法借債。英法的資本更加緊向土耳其滲透，土耳其更加衰弱。帕麥斯頓曾在1853年11月1日給阿伯丁的信中説：“我們支持土耳其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短短數語，清楚地道出了他維護土耳其的完整和獨立卻原來就是為了加強英國在近東的地位。

1861年，美國爆發南北戰爭。帕麥斯頓唯恐美國北部資產階級勝利，將會使它成為英國爭奪世界市場的勁敵，而英國將喪失南部棉花供應地,便不惜採用種種手段，插手美國的內戰，支持南方奴隸主的分裂活動。1861年11月8日，美國軍艦“聖查辛託號”艦長，自英國“特倫特號”郵船上逮捕了邦聯（指南方奴隸主政府）的兩個密使。以帕麥斯頓為首的英國政府，利用“特倫特號”事件，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英軍開赴加拿大待命。後來，只是由於英國工人階級的干預，才使帕麥斯頓進行軍事幹涉的企圖沒有得逞。1862年7月，英國為美國南方建造的巡洋艦“阿拉巴馬”號下水，到1864年為止，這艘軍艦在海上擊沉了北方的聯邦政府船隻65艘之多。1862年9月14日，帕麥斯頓作出了最後的決定，寫信給外交大臣約翰·羅素，建議正式承認邦聯。正是在這個時候，亞伯拉罕·林肯政府決定廢除奴隸制。迫於輿論的壓力，承認南部邦聯的問題才從英國內閣議事日程上取消。

1863年，波蘭王國起義時，帕麥斯頓為了削弱俄國，支持波蘭人民的起義，於4月17日，向俄羅斯帝國提出了措詞強烈的照會。法國也給俄國發出了類似的照會。但是，英法的幾次照會接連遭到俄國的拒絕，沙俄政府變本加厲地對起義進行了鎮壓。當波蘭問題解決無望時，帕麥斯頓讓羅素寫了一個宣戰式的照會，聲稱俄國既然破壞了自己對波蘭的義務，那就沒有任何權利來繼續統治它。意味深長的是，這個照會並沒有交給俄國外長哥爾查可夫，而是很快地使法國人知道了電文內容。帕麥斯頓這樣做是為了裝出一種進攻的姿態，唆使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與沙皇俄國作戰。其目的在於削弱英國這兩個危險的競爭者，以實現他維持歐洲均勢的願望。但是，這個杜勒伊宮的斯蒂克芬卻拒絕了戰爭。羅素和他後面的帕麥斯頓因此而陷入困境。這時,他們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9月26日，羅素公開叫嚷：“無論是英國的義務，還是英國的榮譽和利益，都不能迫使我們為了波蘭而與俄國作戰。”當波蘭起義完全被鎮壓下去以後，帕麥斯頓在下院大聲疾呼地説，英俄為波蘭而開戰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神經錯亂”。他一再斷言，如果在波蘭人當中有誰相信這種戰爭的可能性，即只能怪“波蘭人的近視”。

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上，他也犯了錯誤，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毗鄰丹麥，歸丹麥王室所有，但從嚴格意義上説，這片土地應該屬於德意志邦聯。新上任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提議將石勒蘇益格直接合併到他的王國中，但這個提議遭到了德意志人的強烈反對。帕麥斯頓勳爵曾詼諧地評價，全歐洲只有三個人能明白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的複雜性：一位是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但他已經歸天了；一位是德國教授，但他已經發瘋了；還有一個就是帕麥斯頓本人，但他已經忘記了。他以戰爭威脅普魯士。然而，俾斯麥不怕威脅，反而將了他一軍。他冷靜的忍受了這次挫折。他對他的外交大臣説：“我沒有辦法對付20萬軍隊。”科布登説“帕麥斯頓喜歡鋌而走險和顯示他能如何機敏的化險為夷。帕麥斯頓的內閣同僚西德尼·赫伯特説：“帕麥斯頓能夠以決不受損害的姿態在任何人面前晃着他的拳頭，以表明他並不害怕，一旦對方真要較量時，他就溜之大吉。”這就是對帕麥斯頓的絕妙寫照！

1865年10月，這位生機勃勃而長壽健康的英國攝政時期遺老由於騎馬時着涼而去世，其實他只差兩天就滿81歲了。他有時向同事們敲警鐘並受到一些公眾的喜愛，公眾也同樣他的這一觀點；政治與其説是一門科學，不如説是一種體育運動。

帕麥斯頓的一生，從1807年初次進入議會到1865年在首相任內逝世為止，經歷了近60年之久的政治生活。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以善於玩弄政治權術和外交手腕的外交家著稱。除了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和後起之秀俾斯麥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對他造成麻煩。他的對外政策總方針，是在維護英國既得利益的基礎上謀求新的發展。隨着外交鬥爭的需要，他不斷變換自己的面孔。他能使民主的詞句和寡頭政治的觀點調和起來。他會在縱容別人的時候裝成進攻者，在出賣別人的時候裝成保護者；他也有一邊溜走，一邊説大話的本事。在必要時，他撕下一切假面具，揮舞大棒，欺壓弱者來達到自己目的。他就是這樣忠心耿耿地為英國資產階級在削弱競爭對手，鞏固、擴大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方面建立了殊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