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黔戰爭

護國戰爭結束後，掌握北京政府實權的國務總理段祺瑞為了“強幹弱枝”，削弱異己力量，下令“收束軍隊”，責成各省軍事當局將以前出省作戰的軍隊撤回原防，並着手編遣各地民軍以及自護國戰事發生以來新擴充的軍隊。段祺瑞擬就一套裁兵計劃，全國陸軍規定為四十師，每師一萬人，另編二十個獨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萬人。此外，各省可保留一些非正規性質的警備隊，但全國警備隊不得超過二百營，每營五百人，合共十萬人。北京政府的裁兵計劃，實際上只是要裁減南方軍隊。南方軍隊當然聽命於北京政府。這個裁兵計劃卻直接導致了川滇軍閥之間發生的1917年“劉羅”之戰。 ^[1] 

蔡鍔離川后，滇軍將領羅佩金、黔軍將領戴戡分別擔任了四川督軍和省長。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發表羅佩金暫署四川督軍，戴戡暫署四川省長兼軍務會辦。戴戡在重慶就省長職，而在成都就督軍職的羅佩金不願手握兵權的省長和他同理軍務，便與川軍將領劉存厚相勾結，反對戴戡。戴戡派人到成都疏通有關方面後，才於1917年1月14日率領黔軍熊其勳一混成旅到達成都。 ^[1] 

那時，川軍已編為五個正規師。羅佩金所率進入川省的滇軍編為兩個師，戴戡所率進入川省的黔軍編為一個混成旅。護國戰爭後，在川的滇、黔軍不僅無意撤出四川，而且還繼續增兵。滇軍在川已編為顧品珍、趙又新兩師，還以賈紫綬為四川督署衞隊 團長，增設兵工廠衞廠營、造幣廠衞廠隊等，又在滇招募徒手士兵七千人來川。這樣使入川的滇軍總數達三萬人左右。 ^[2]  此外，護國軍銀行遷往成都，以雲南大資本家李臨陽為總經理，大量發出富滇銀行鈔票，吸收市場的銀元、黃金；又握川南鹽税，先後提取數百萬元。大批滇人出任各級地方官吏。例如，羅佩金對軍署、省署的人事作了引人注目的更動：委韓鳳樓為四川講武學堂校長，以修承浩代尹昌齡為民政廳長，以楊寶民代鄒憲章為財政廳長，以雷飆代嵇祖祐為全省警務處長，委趙又新兼永寧道尹。川軍劉存厚部曾參加護國戰爭，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護國戰爭後，川省大權落入滇、黔外籍人士手中，因而劉存厚極為不滿，埋下了川軍與滇、黔軍矛盾的伏線。

北京政府要各省“收束軍隊”，甚至有“將蜀軍隊遣七留三”的安排。 ^[3]  而川省財力有限，僅1916年四川各項軍費開支達一千三百萬元，比“核定預算，已超越一倍有餘”。 ^[4]  川省財力很難繼續供養這麼多的駐川部隊。於是羅佩金決定裁軍，然而他的裁軍計劃是要把段祺瑞的“強幹弱枝”改為“強滇弱川”。這是適應唐繼堯向四川擴張的需要而擬訂的。1917年1月，羅佩金與由北京派來四川的檢查使王芝祥會商決定，留在四川的滇、黔軍一律改編為中央軍，歸中央陸軍部直接統轄，軍費由中央負擔。隨後，北京政府核准在川的滇軍改編為一師一旅，在川的黔軍改編為一混成旅一獨立團。這樣，不僅滇、黔軍隊編為中央軍，取得了駐川的合法地位，而且餉銀亦優於川軍，滇軍每師餉銀為一百二十萬元，川軍每師才八十萬元。 ^[1] 

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羅佩金的裁軍計劃，實際上卻採取了挑撥離間的手法。羅佩金以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於1917年4月召開在川各軍將領的成都會議，中心議題是縮編川軍。羅佩金在會上宣佈，北京同意將滇軍編為一師一旅，黔軍編為一旅一團，番號是國家軍隊，餉械由中央負擔，享有國家軍隊的同等待遇。川軍則編為地方軍，三個師一個旅，番號是四川陸軍暫編第某師或某旅，沒有與國家軍隊的同等待遇。川軍現有五師，先自縮編，做裁併的準備，去特科，只留步兵。 ^[1] 

羅佩金早已擔心劉存厚會反對這個裁軍辦法，因此在會前他就密電請段祺瑞政府將劉存厚調往北京，另行安排職務，而保薦滇軍梯團長（旅長）劉雲峯繼劉存厚任川軍第二師師長的職務。段祺瑞回電予以核准，但調職的命令卻遲遲不發，段還以參陸辦事處的名義把羅佩金的秘密計劃密告劉存厚，煽動劉進行反抗。密電甚至還説，羅佩金要求換的川軍將領不止劉一人，企圖藉此進一步煽動全體川軍將領進行反抗。 ^[5] 

羅佩金為了殺雞嚇猴，先從實力較弱的川軍第四師開刀。該師師長陳澤霈原屬滇軍系統，但自調任川軍師長以來，就漸漸靠攏了川軍將領，與羅的關係日益疏遠。羅乃下令將該師縮編為一個混成旅。陳澤霈要求縮編為一個混成旅及一個團，並要求發清欠餉，這實際上是拒絕執行縮編命令。羅佩金乃於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達命令：“照得川省軍隊過多，亟應收束，前經本督統籌規劃，分別辦理，並於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師師長陳澤霈將所部一師裁為步兵一旅，並按照改訂四川陸軍暫行編制，將所有兵額分別裁汰，統限於三月十號以前一律辦竣，所有退伍給獎證書、獎章、獎狀以及該師恩正各餉，均經先後核發承領在案。乃逾限日久，該師裁編事宜仍未辦理完竣，實屬延玩已極。裁兵關係要政，萬難任令遷延，應將該師長立予撤任。該師所轄部隊及一切經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長盧師諦接管。此令。” ^[6] 

羅佩金下令以盧師諦接管第四師的同時，於4月15日將該師在省城部隊集合在成都市區皇城內，全部繳械，並扣押了師長陳澤霈、師參謀長周紹芝等人。該師在省城外的部隊，亦被包圍繳械，勒令解散。羅的做法引起了川軍的不滿，川軍一、二、三、四、五師師長聯名，以劉存厚領銜發出通電，指責羅佩金“強滇弱川，編遣不公”。雙方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7] 

4月18日，滇軍一部由德陽押送川軍第四師所繳步槍一千餘支、子彈十餘萬發來省，至成都北門外，劉存厚下令開槍射擊，將人械一併扣留。當場滇軍死十餘人，餘均被禁閉。 ^[8]  滇軍另一部從灌縣返回成都，經過成都通惠門，劉存厚又下令開槍射擊。這樣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軍開炮互擊，而雙方都指責對方首起釁端。羅佩金指責劉存厚“派兵圍攻軍署，彈如雨下，全城震驚”；繼又通電説，劉存厚部進攻軍署，“縱火燒及商民數百家，全境蹂躪，川局糜爛”。 ^[9]  劉存厚則反唇相譏，指責羅佩金迫使川軍第四師繳械，“更生擒千數百人，殺於新東門等處以示威，累累陳屍，萬目共睹。窮兇極惡，萬古無傳。川軍聞之，髮指皆裂。而羅氏猶以為未足，更欲斬草除根，於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備街襲擊本軍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繞通惠門，夾擊二師炮團。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軍官家內之便衣士兵，同時突起，八面圍攻”。 ^[10]  這天，成都巷戰發生，炮聲隆隆，殺聲四起。“劉羅”成都巷戰正式爆發。這是護國戰爭之後西南軍閥之間的第一次混戰。

這次戰爭的雙方都為了爭權奪利，不惜使人民羣眾遭到巨大的災難。4月19日，滇軍顧品珍師王秉鈞旅派兵焚燒皇城周圍民房（貢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東西皇城邊街、東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處）聲言“亮城”，防止川軍利用民房伏擊。皇城上滇軍還發射燒夷彈，機槍步槍交織掃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時黑煙蔽天，紅焰照地，人民奔竄，哭聲載道，數百家房屋頓成灰燼。劉存厚部為諉罪滇軍，亦派士兵數百人偽裝滇軍，戴上紅邊軍帽，夥同流氓地痞分頭放火，搶劫財物。火勢一直延燒到4月22日。滇軍趙又新師第二十七團團長金漢鼎後來回憶説：“王秉鈞在督署被圍時，不預先通知人民遷移，就放火焚燒皇城邊的民房，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的損害。其營長李正芳任意捕人，將善良男女老少也帶上城牆，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騰，哭聲震天。” ^[2]  有人還稱這“可謂三百年來未有之慘劇也”。 ^[11]  滇軍兩旅分路猛撲劉存厚軍的防線，企圖佔領北較場劉的軍部。川軍拼命阻擊，白刃肉搏，雙方都有嚴重傷亡。滇軍未能按預訂計劃佔領北較場，只得退回原地。

其時，川、滇兩省議會亦互相指責。川省議會通電説，此次戰役，“經紅會調查，人民慘被焚殺、擊斃、受傷者，約千餘人。飛災奇禍，實數百年來所罕見。竊此次肇釁之由，原因複雜。推原禍始，羅督實為厲階。川軍固當裁汰，但能開誠佈公，寧有阻力？”滇省議會則通電聲明，劉存厚叛攻川督，“稱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搗亂，妨害國家，罪惡貫盈，令人髮指”。入川的黔軍則保持“中立”。 ^[12] 

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經省議會、商會、英、法、日三國領事分途調停，雙方停戰一日。黔軍開駐川、滇軍防區之間，以阻止雙方開炮互擊。當日，北京政府電令免去羅佩金四川督軍職，免去劉存厚川軍第二師師長職；改任羅佩金為超威將軍，劉存厚為崇威將軍，飭令停止戰鬥，來京供職；令戴戡暫代四川督軍，劉雲峯為川軍第二師師長。

4月21日，羅佩金將督軍印信送交戴戡，表示願意交卸。22日，在成都紳商和外國領事的調停下，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是當晚雙方又發生了戰鬥，互相指責對方違背條約。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張習來川查辦，嚴令川滇兩軍停戰。24日，大總統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電，報告羅佩金願意遵令卸職，但川軍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罷免劉存厚的崇威將軍，聽候查辦。命令説：“茲據戴兼督電稱，劉存厚於中央停止爭鬥之令，置若罔聞，仍攻督署等語。崇威將軍劉存厚着即免職，聽候查辦。所有在省川、滇各軍，責成該兼督嚴飭各該管官長即日開拔出城，分別駐紮，懍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 ^[13] 

其時，滇軍趙又新部金漢鼎團在簡陽、資陽間被川軍所阻，無法西進支援羅佩金。羅佩金乃於4月24日率領滇軍由東門退出，次日劉存厚率川軍由西門退出。其後川、滇軍繼續互相指責，但兩軍在成都已脱離接觸；在省城外兩軍雖有接觸，但規模不大。總的説來，“劉羅”之戰已停頓下來。羅佩金率領滇軍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順一帶。

這次“劉羅”之戰，百姓傷亡在三千人以上，財產損失達四十七萬餘元，房屋燒燬七百八十户，被搶劫的達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財政部曾撥款十萬元、總統捐款二萬元，以為救災之用。有的記載説，這次戰爭，“計焚燒民舍三千餘家，民死者六千餘人，,財產損失達億萬以外”。 ^[14] 

戴戡控制了四川大權，黔系軍閥劉顯世十分得意。戴戡所率黔軍在川，得到了劉顯世的全力支持。還在“劉羅”戰爭之際，戴戡曾與劉存厚暗中約定，待羅佩金下台後即將軍務會辦一職讓與劉存厚。但羅佩金出走後，戴戡手握督軍、省長、軍務會辦三顆印信，無意讓出會辦。劉存厚要求戴戡履約，戴卻以劉尚在查辦期間，俟中央查明以後當再履約為詞，故意推卸。劉甚為不滿，且知黔軍兵力弱於滇軍，僅有熊其勳旅九營和省署組織的警衞隊二團，不過七千餘人，而警衞隊又是臨時從各縣抽調來的川人，不會為戴賣命。於是，劉存厚將自己的司令部遷到成都近郊，對戴戡施加壓力，並殺害戴的軍需課長。戴不能忍受，決定進行報復。 ^[15] 

1917年7月1日張勳扶持溥儀復辟時，曾以偽諭任命劉存厚為“四川巡撫”。劉既未拒絕，亦未接受。戴戡即於7月2日發出聲討張勳的通電，同時準備使用武力對付劉存厚。為此，他急電雲南唐繼堯、貴州劉顯世説：“惟劉存厚得任四川巡撫，態度雖尚未明，然其亂謀久蓄，或思一逞。若果甘心附亂，亦惟有合滇軍力，先予痛剿，免礙進行。” ^[16]  7月3日，戴戡在督署召集軍事會議，請劉存厚出席，並要他對北京偽諭表明態度。劉派代表吳紹良出席會議，要求先撤去電局的檢查員，然後表態。戴即以劉存厚態度曖昧為名，決定對劉用兵。

7月5日晚，“劉戴”戰爭爆發。當晚，熊其勳旅派團長袁光輝、胡忠相、熊其斌等，率隊分路猛撲北較場的劉軍軍部及西較場文殊院等地。劉存厚早有準備，並於戰爭爆發前一天，即7月4日，發出討伐張勳、擁護共和的電報，在輿論上使戴戡的“討伐叛逆”失去目標。劉存厚還就這一問題致電西南各省軍政要人，希望一致行動。電報説：“諸公民國元勳，素所欽佩，艱難共濟，諒有同心，況屬輔車，豈忘袍澤，尚祈酌示辦法，以期一致進行。” ^[17]  實際上，劉已做好了反擊的準備。當黔軍向劉存厚川軍發動進攻時，劉軍立即進行了反攻。黔軍力弱，被迫後退，並沿鑼鍋巷、玉帶橋、白絲街、線香街、西順城街一帶縱火焚燒民房，直燒至古中市街、大壩巷口，以圖阻止川軍的追擊。“黔軍暴行，過於滇軍，殺戮焚劫，人民轉徙逃避。傷亡損失，比劉羅巷戰尤巨”。 ^[18] 

“劉戴”之戰幾乎是“劉羅”之戰的翻版，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應負發動戰爭的責任。戴戡説劉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劉存厚則説黔軍首先開炮攻擊城外川軍；戴説劉接受巡撫偽職，劉則宣稱絕無其事。雙方省議會和兩省國會議員，也都以畛域之見，發出內容完全相反的呼籲和控訴。川軍周道剛、熊克武等部採取“中立”態度，準備聯合川滇將領發起武裝調停。退守川南的羅佩金所率滇軍，按兵不動，靜觀勢態，舉棋不定。貴州督軍劉顯世擬派三個梯團進入四川，援助戴戡。雲南督軍唐繼堯企圖重新恢復滇軍對四川的控制，組織“靖國軍”，自任總司令，準備“親督三軍，誓除叛逆”，宣稱“思惟北征，宜先靖蜀”。 ^[19]  為此，雲南方面從昭通運往敍州的軍火源源不斷，其數量超過了討袁戰爭時期。儘管如此，退守皇城的黔軍，堅持了十餘日，卻始終沒有見到援軍，傷亡頗重，糧彈匱乏，無法繼續再堅持了。於是在省議會和英、法領事的調停下，戴戡交出督軍、省長、會辦三顆印信給省議會，表示願意退出成都。7月13日，川軍開放南門讓黔軍退走，但黔軍懼川軍有埋伏，在掠奪了南門糧食後，又退回皇城。7月17日，戴戡率黔軍由南門突圍而出，向華陽、仁壽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軍行至仁壽縣秦皇寺遭遇劉軍腰擊，熊其勳為川軍所俘，後被斬首，黔軍逃散。戴戡亦同時被川軍殺害（一説自殺）。“劉戴”之戰以劉存厚勝利而結束。此次川黔成都巷戰，僅據紅十字醫院收容統計，兵士戰死者三百六十四人，傷者六百六十一人；市民死者一百一十人，傷者三百一十人。 ^[1] 

戰爭雖然是劉存厚取得了勝利，然而北京政府卻任命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暫代四川督軍，並派北洋系的長江上游巡閲使吳光新為四川查辦使，率領北軍入川；同時命令羅佩金、劉存厚兩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軍隊交周道剛接收統率。到了此時，人們才看清楚，原來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政府是有意利用南方各派軍閥之間的爭鬥，藉以把四川納入北洋軍閥的勢力範圍。 ^[20] 

與成都兩次巷戰差不多同時及其稍後，又發生了川、滇兩軍在川南地區的兩次戰鬥。這是“劉羅”、“劉戴”戰爭的繼續和發展。這兩次戰鬥，是由於劉存厚企圖乘勝直追，把滇、黔軍全部趕出川境，以及唐繼堯、劉顯世不甘失敗，要繼續控制四川而引起的。他們為了爭權奪利，不惜殘民以逞。 ^[20] 

1917年7月中旬，滇軍羅佩金奉唐繼堯之命，向劉存厚部反擊。羅派韓鳳樓、劉雲峯、趙鍾奇為第一、二、三路軍司令，分兵三路，向成都挺進，口稱援助戴戡，但故意遲滯行動，實際上是企圖恢復失去的“四川督軍”的寶座。劉存厚部陳洪範、舒雲衢旅與滇軍相遇於青神、眉山一帶。一時之間，大軍雲集，川、滇兩軍，陣地交錯，城內城外，炮聲震天。劉存厚部傾全力向滇軍反撲，激戰數日，雙方死亡慘重。滇軍後因趙鍾奇部內部不穩，主動撤出戰場，退回資中。進攻眉山的滇軍聞訊，軍心動搖，加上滇軍後路樂山為川軍佔領，滇軍大為震恐，狼狽逃走。劉存厚軍跟蹤追擊，連續佔領了青神、仁壽、樂山、犍為、井研、榮縣等地。滇軍北上成都的計劃遂成泡影。羅佩金也因多次戰鬥失利，乃由宜賓返回雲南，此後在川滇軍就由顧品珍指揮。這是川滇軍在川南的“青眉攻防戰”。 ^[20] 

到1917年8月底，又發生了“資內爭奪戰”。其時，唐繼堯已派大批滇軍入川，鄧泰中、李友勳兩旅與趙又新部合駐自貢，黃毓成、葉荃兩軍與趙又新另一部共駐瀘州，顧品珍軍據守簡陽、資中、內江、隆昌一帶。劉顯世亦派黔軍第一師師長王文華率兵屯集川黔邊境，伺機出擊。川軍方面，第一師周道剛部駐重慶，第二師劉存厚部沿岷江上游佈防，第三師鐘體道部在沱江東岸和涪江下游沿線佈防。川軍的作戰方針是，先打滇軍，後打黔軍。8月底，川軍第二、三師進攻簡陽、資陽，與滇軍發生激戰。顧品珍腹背受敵，先後放棄簡陽、資陽、資中、內江、隆昌等地，分隊退往富順、自貢。9月12日，顧品珍命金漢鼎旅三日內收復內江，滇軍乃向內江急進，川軍阻擊，戰鬥相當激烈，內江的爭奪幾反幾復，死亡枕藉。9月22日，滇軍撤出內江，一路經自貢向宜賓撤退，一路經富順向瀘州撤退。資內爭奪戰以川軍獲勝而暫告結束。 ^[20] 

此後，滇軍在川南取守勢。稍後，顧品珍率滇軍李友勳、耿金錫兩旅與入川黔軍王文華部配合，分路奇襲重慶，局勢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川軍不得不從川南撤退，於是川滇黔戰爭演變為四川靖國戰爭。 ^[20] 

1917年川、滇、黔兩次成都巷戰，從他們發動戰爭的目的、戰爭所採取的手段及其客觀效果等幾個方面來看，是一場典型的軍閥混戰。

首先，關於戰爭的目的。發動和參與戰爭的三方，都是在護國戰爭中膨脹起來的軍事頭目，他們都是為了爭權奪利，擴張地盤而互相混戰。以唐繼堯為代表的滇軍要向四川擴張，以劉存厚為代表的川軍則希望獨攬川政，再向外發展。正是在這種相互要求擴張以至獨霸四川或西南的動機指使下，川、滇、黔三省軍隊的矛盾集中於四川省會成都，從而爆發了“劉羅”、“劉戴”兩次成都巷戰。儘管戰爭的各方都有自己參與或發動戰爭的“理由”，但是戰爭對於川、滇、黔三方來説都是非正義的，違背民心的。“劉羅”、“劉戴”間的非正義之戰，正是西南軍事領袖們墮落為封建軍閥的重要標誌。這樣就決定了不管是戰爭本身，還是各派軍隊，都得不到人民羣眾的支持。例如，護國戰爭以後，滇軍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強烈反對。唐繼堯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滇軍此時在川，“人民仇視，給養困難，土匪騷擾，交通斷絕”。四川人民“一致仇視滇軍，堅壁清野”，使之“糧秣無從籌備” ^[21]  ，連“井水亦無所得食”，造成“軍心散漫，毫無鬥志”。 ^[22]  稍後任唐繼堯秘書長的周鍾嶽也説，“此次戰爭，（川人）絕我糧秣，斷我交通，行軍之難，數倍往日。” ^[23]  這些話已把滇軍在川的處境刻畫了出來。這與不久前的護國戰爭期間，滇軍出師川境，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戰爭過程中，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焚燒搶掠，無所不為，給人民羣眾帶來巨大的災難，成都巷戰過程中，燒殺搶掠，觸目驚心。隨後川南戰役的結果，更造成縱橫千里，哀鴻遍野，四境蕭條，村市丘墟的景象。據《古宋縣志》記載，川、滇、黔軍閥的爭奪，“焚燒各區房舍三千餘家。團民與匪撲鬥，戰死者數百人，牽去不知蹤跡者亦以百計。損失財產達數十萬。劫後遺黎，已不聊生。迨大軍清鄉，又籌軍餉、供伕役，宋人益罷敝。清鄉後，疫癘大作，傳染遍數區，死亡者又三千餘人，全家絕滅者二百餘户。益以流亡轉徙，宋人殆減少大半。由是田園荒蕪，荊棘叢生，人行絕跡，蓬蒿掩路。長林豐草間，時睹野獸出沒噬人，死於虎豹者，又不知凡幾也。遂致四境蕭條，淒涼滿目。” ^[24]  古宋乃川、滇、黔間一邊遠小縣，非爭奪中心，猶且如此，他地情況，可想而知。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這是非正義的軍閥之間的戰爭，對於戰爭的三方來説，都不具有正義性。第二，這是西南軍閥史上的第一次軍閥混戰。辛亥革命以後，省與省之間，省與中央政權之間，以至於各省內部，都發生過一些戰爭，然而不管是辛亥起義，北伐出師，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護國戰爭等，儘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戰爭都具有某種合理性或正義性，至少不是戰爭雙方都是非正義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間的戰亂，才出現了戰爭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義的軍閥之間的戰爭。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戰視為西南各省軍事頭目墮落為封建軍閥的重要標誌，也就是西南軍閥正式形成的重要標誌。李根源在評價1917年川、滇、黔戰爭時曾説：“川事結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 ^[25]  所謂“破”，就是指“團結”的局面遭到破壞，分裂、割據的形成和混戰局面的出現，這正是西南軍閥形成的基本特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