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蠖效應

拼音：chǐ huò xiào yìng

尺蠖這種“弓腰蟲”是一種無脊椎動物，行動時一屈一伸像個拱橋。當尺蠖向左移動時，先是右邊縮短而後左邊伸長；當尺蠖向右移動時，先是左邊縮短而後右邊伸長。尺蠖效應就是説，尺蠖無論是縮短，還是伸長，都只朝着一個方向（伸長的方向）行進。 ^[1] 

比如秦暉在《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寫道：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國家”，正如司馬光搞不成“自由市場”。這樣的“王馬循環”可以説是一種“尺蠖”效應：那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着一個方向——有利於權勢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俗語所説：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而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縮中走向危機的末路。 ^[2] 

秦暉在《忽左忽右的俄羅斯農村改革》中如是説道：在特權利益驅動下，1861年後的俄羅斯變革進程一直有我稱之為“尺蠖效應”的特點，即一忽兒“自由化”，一忽兒又束縛化，但不管自由還是束縛都是為了權貴而折騰農民。 ^[3] 

又如秦暉在《美國的病因，中國的良藥 破除兩種尺蠖效應互動（上）》中如是言道：在某種情況下，統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脹自己的權力，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責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統治者，就像一伸一縮都朝着一個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謂之尺蠖效應。 ^[4] 

秦暉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人權優勢》提到，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也在其內部形成“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説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而不能像憲政民主體制中那樣，以左派爭福利、右派爭自由的“天平效應”來維護社會平衡。

秦暉又在《中國能否走出“尺蠖效應”的怪圈？》中寫道：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左”還是“右”，而在於是“尺蠖效應”中的左右呢，還是“天平效應”中的左右？

回想北宋後期，當時也有一場“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王安石主張國家統制，似乎是郎先生自稱的“大政府主義”者，而司馬光主張自由放任，好像有點“新自由主義”吧？兩“黨”也是你上我下，輪流得寵了好幾個回合。可是雙方都不是受權於民，而且弄權無制約，儘管理論上好像雙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説是要“摧制兼併，均濟貧乏”，似乎頗有“社會主義”的味道。而司馬光主張“國家不與民爭利”，似乎很有“自由主義”丰采。不幸的是實行下來，王黨的“國家統制”嚴厲地束縛了“阡陌閭巷之賤人”的經濟發展，而馬黨的“自由放任”則使“官品形勢之家”得以放手聚斂。王得勢則朝廷禁網遍地，民無所措其手足，馬得勢則貪官污吏橫行，民無所逃其削刻。國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無數土皇帝與土圍子，卻放不出一個中產階級，而國家的經濟統制也只會“與民爭利”，卻統不出個社會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國家”，正如司馬光搞不成“自由市場”，而這兩種政策輪番上場到後來都加劇了王朝的治理危機，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縮中走向危機，最終在危機中滅亡。

在這種情況下，你讓我選擇做王黨？馬黨？騎牆黨？得了吧我誰也不選。因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所以我奉勸今天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純從理論上講，你們的爭論如同“左”與“右”、自由放任與福利國家的爭論那樣永遠不會有個終結的。但是你們應當想想：你們是“天平”的兩頭呢，還是“尺蠖”的兩端？讓我們先設法走出“尺蠖”的軌跡，再繼續爭論吧。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