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本百合子

宮本百合子1899年2月13日 ^[3]  出生於東京，原姓中條，父親中條精一郎是留英的著名建築師，其母則是明治大哲學家西村茂樹的次女。她在貴族女中讀書的時候，大量閲讀了日本代文學和俄國文學作品。等到18歲臨近中學畢業之際，她已經寫出了一篇很像樣的小説《貧窮的人們》，因了文壇泰斗坪內逍遙的賞讚，發表在《中央公論》上。小説取材於她在福島縣鄉下祖母家度假時所接觸到的農村生活，真切地反映了農民的悲慘命運。其時時隱現的人道主義情懷，顯見是受了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影響，但更是百合子悲天憫人的天性使然。百合子20歲時隨父前往北海道，踏訪了北方少數民族阿伊努人的村莊，據此寫出《乘風而來的倭人神》，反映了在大和強勢文化影響下日趨衰亡的阿伊努族的悲慘命運。這種對弱者、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同情，對強權和侵略者的抗議，始終是百合子畢生文學創作的主線。

百合子後來隨父渡航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旁聽生。在紐約，百合子不顧母親的竭力反對，滿腔熱情地與一位比她年長十來歲的留學生結了婚。但這次婚姻並沒有給她帶來幸福，5年之後，兩人終於分手。根據這段失敗的婚姻經歷，百合子寫了一部婦女題材的長篇《伸子》。1927年，百合子忽然與研究俄蘇文學的女友湯淺芳子到了蘇聯。她在蘇聯廣泛地參觀了各地的工廠、礦山、學校，深深地為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漲熱情所感動。她還訪問了她素所景仰的高爾基，並在莫斯科和日共創始人和領袖片山潛見了面。在此期間，百合子還到柏林、巴黎、倫敦等西歐各大城市考察，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進一步體會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直到1930年底，她才從莫斯科回國。這次遊歷對百合子由人道主義思想向社會主義思想的轉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以致她歸國後立即參加了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即“納爾普”），並當選為同盟的中央委員。次年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即“克普”）成立，她又當選為聯盟的中央協議會委員和婦女協議會的負責人，並於同年秘密加入了日本共產黨。1932年和小她9歲的宮本顯治結婚，改從夫姓宮本。

1933年2月，“納爾普”書記長小林多喜二在東京街頭與地下工作者聯絡時，遭到特高警察的襲擊而被捕，數小時後即被毒打致死。小林之死是日本左翼文學運動的分水嶺，此後“納爾普”內部發生了劇烈的動搖和混亂。同年6月，日共領導人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發表文告，聲明“轉向”，也就是放棄革命思想，脱離革命運動。在此情形下，大批黨員、作家紛紛“轉向”，“納爾普”也因此瓦解。但是宮本百合子卻頑強地堅持不“轉向”，並於1934年在《文藝》上發表評論《越冬的蓓蕾》，反擊御用文人借轉向問題對左翼文學的攻擊。翌年又發表抗議文學《乳房》，着重描述了無產者託兒所在警察迫害下不斷進行的鬥爭。當時堅持不轉向的，百合子之外，也只有藏原惟人、宮本顯治、久保榮等少數人而已。但她為捍衞自己的理想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1932年至1945年間，百合子屢屢被捕入獄，數度被禁止發表作品。1942年更在骯髒酷熱的牢獄中得了“熱痙攣病”，僥倖保住性命。 百合子與丈夫的監獄通信共900餘封，後百合子去世後出版，被渡邊淳一贊為真正的愛情詩篇。顯治逐漸成為穩健而非激進的共產黨重要領導，百合子卻在他釋放後的六年後急病去世。

從終戰到去世之前的數年中，宮本百合子為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文學的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正是她，以劃時代的評論《歌喲，響起來吧》宣告了戰後民主主義文學的誕生；正是她，參與創建了民主主義的文學統一戰線——新日本文學會；也正是她，以無比的熱情和驚人的毅力創作出《知風草》《播州平野》等優秀作品，為民主主義文學樹立了典範。 宮本曾在其處女作《貧窮的人們》的序言中説：“衝破種種困難勇敢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倒下去為止，這種勇氣是非常偉大的，是可敬的。”宮本百合子本人便是不乏這種勇氣的人 ^[1]  。

百合子於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2月13日出生於東京小石川。父親中條精一郎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系，他是參與當時重點建築設計和施工監督的著名建築家。他具有自由豁達的性格，是一位有能力的企業家，也是明治時代典型的成功實業家。母親是華族女子學校畢業的才女，除了知識和教養外，還具備藝術休養。百合子是中條家的次女，她就是在這種既富貴又有教養的上流家庭裏成長的。她於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從本鄉誠之小學畢業後進入御茶水女子學校，當時13歲。在這年暑假寫過一篇小説（處女作），遺憾的是因原稿丟失，失去了與讀者見面的機會。在御茶水女子學校時期（14～15歲左右），她貪婪地閲讀日本的古典、近代文學和世界文學，並着手日本古典文學的現代語翻譯。女子學校四年級時她熱衷於俄國文學，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深深吸引住了。她在後期寫過很多對作家的評論，其中對高爾基的評論是她懷着深厚的敬愛之情寫的。在她讀書生活中，不論量或質，她的水平遠遠超出了十幾歲少女所能達到的程度。

百合子的祖母住在福島縣的鄉村,她從小就每個假期都到農村的祖母家裏住上一段時間,親眼目睹了農民的生活.1916年(大正五年)在上女子學校五年級時,她把在農村祖母家的所見所聞和自己的印象進行整理,寫出了一部題為的小説.寫完後她對該小説進一步加以修改,改題目為《貧窮的人們》，並請當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和作家坪內消遙過目。這篇小説的主要內容是：主人公“我”看到農民的悲慘生活，受到震驚，感到痛心。“我”感到不能再不關心這些貧窮的農民。從年輕人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出發，“我”要道農民中去，去接近他們，甚至要和他們打成一片。但事情不那麼簡單，“我”終於認識到自己和貧窮的人們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慈善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這一切引起她深思，使她探求真實。於是主人公開始批判自己的生活，有了革新的覺醒。作者以鮮明的語言，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切。坪內消遙大為感動，立即去找《中央公論》的主編，當場決定刊登。這樣就出現了天才少女作家宮本百合子。 1916年9月19日的《讀賣新聞》登載了文壇巨人裏見的文章。他寫道：“這裏（指百合子的小説）包含了許許多多優秀的品格，如對愛和善的執着，對邪惡的憎恨，以及面對自然的虔誠之心和探求真實的深思等等。不僅對人與人之間，而且對於藝術也是很有益的。這位作者的前途實在值得人們注目。”在同年的《新社會》雜誌10月號上，文藝評論家?利彥寫道：“不用説17歲的少女，即使出自於30歲男子的作品，就其思維方法及筆法，也足以使我們敬佩之至。”具有即使30歲男性作家也難以達到的水平，被這位17歲的少女輕鬆地完成了，人們怎能不為之驚訝和感嘆。她的處女作《貧窮的人們》成為預示她此後的人生方向的象徵性作品。她的作品另一個特點是，將文學創作和文藝評論結合起來，以旺盛的精力從事寫作。在她1951年逝世後出版的全集裏，收入了84篇小説、697篇評論和散文等，由此可見，其豐富的文藝評論活動也是與其他女作家不同的方面之一。

1917年（大正六年）她19歲時，在《中央公論》1月號上發表了小説《陽光燦爛》，在8月號上發表了《宮田神宮》。同年5月，玄文出版社出版了《貧窮的人們》單行本。這年她從女子學校畢業，入日本女子大學英文系，但她只上了一學期便退學，正式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1918年（大正七年），小説《一個萌芽》刊登在當時有名的雜誌《新日本》1月號上，《富饒的土地》刊登在《中央公論》1月號上，《東京新聞》的1月5～17日連載了小説《三郎爺》。百合子雖然受到新聞界和文壇的熱切關注，但她和所謂的文壇幾乎沒有過什麼交流。1918年她20歲時，為了描寫瀕臨種族滅亡的阿伊努族的命運去了北海道，花了將近半年時間，走訪了各處的阿伊努村落，完成了第一部《乘風而來的倭人神》的小説，但因9月份隨父親去美國未能及時發表。

宮本百合子作品(2張)

這樣她展現在眾人面前的文學活動遠遠超出了新聞界所預料的。作品從她取之不盡的才智中湧現出來。21歲時她和旅美時相識的語言學者荒木茂結婚，婚後5年即1924年夏，因關係破裂而離婚。同年，《改造》雜誌從9月號開始連載她的代表作之一、長篇小説《伸子》。《改造》當時以知識階層為對象的一流月刊。她作品發表的園地均相當權威，有《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新潮》《太陽》《婦人公論》《文藝》《週刊朝日》等著名雜誌，加上戰後的《新日本文學》《近代文學》等，全是以進步的知識分子和文藝評論家為讀者對象的權威雜誌。1928年（昭和三年）她和親友湯淺芳子去蘇聯，實現了與崇敬的馬克西姆·高爾基的會見。1930年從蘇聯回國，12月她加入了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會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1930年（昭和六年）她33歲時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這年秋天，她與宮本顯治相遇，並加入了日本共產黨。

1932年2月，她與宮本顯治結婚，在婚後不久的4月份，宮本百合子被捕，被警察拘留81天，宮本顯治則轉入地下工作。此後百合子多次被捕入獄。丈夫顯治於1933年12月26日被捕入獄，在北海道的最北端，寒冷的網走刑務所度過了12年，直至戰敗的1945年（昭和二十年）才出獄。在宮本顯治被捕的同年3月15日，小林多喜二被捕，在東京築地警察署遭到了滅絕人性的嚴刑拷打後慘遭殺害。百合子到小林家弔唁，警察闖進小林家，把弔唁的人抓起來帶到拘留所，但因人數太多，無法收容，不得不都放了。百合子也被抓了去，但又被放回。

從中日戰爭開始，國家權力機構越來越加強了思想管制。不僅對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對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言行，都進行了徹底的干涉和壓制。1948年3月，政府為了加強總體戰體制，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甚至對飲食、服裝等日常生活的細節也進行了干涉和管制。

百合子利用被捕、拘留、審訊、入獄的間隙，以及因父親去世和自己患病等的假釋機會。精力充沛地堅持寫作，這段時間寫作的主要是文藝評論、社會評論、紀行文、散文等。百合子在後期寫道：“從1932年到1945年的13年牢獄生活，儘管我是用奴隸的語言寫作並發表，實際上間斷拼湊的時間，累積起來才3年零9個月。”（見《宮本百合子選集》第四卷後記）殘酷的審訊、骯髒的監獄生活逐漸損害了她的健康。1942年7月，在酷熱的堅牢裏，宮本百合子因中暑而昏倒，生命垂危。這成為她致命的體弱多病的原因。她的健康已經無法恢復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政治犯被釋放。宮本顯治也從網走刑務所出獄回到了東京。百合子來不及恢復多病的身體，便與丈夫宮本顯治一起以日本共產黨員的身份開展公開的政治活動。她在積極開展民主主義文學運動和文藝評論啓蒙運動的同時，着手進行小説創作，於1946年完成了她代表作、長篇小説《播州平野》和《知風草》，並在雜誌上連載發表。這兩部作品描寫日本戰後的生活，抨擊專制政治和侵略戰爭。於第二年出版單行本，並於1947年獲每日出版文化獎。但由於過於勞累，她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險些失明。

在這種情況下，她的創作活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加快了速度，於1948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説《路標》《女鞋印》《兩個院子》、及文藝評論集《女性的歷史》等。描寫知識婦女逐步提高覺悟，傾向社會主義的過程。醫生終於發出了絕對安靜和限制會面的勸告。儘管如此，她在病牀上仍堅持寫作並出版了小説、文藝評論和紀行文的那，又時還從病牀上爬起來，參加羣眾集會，向羣眾進行爭取和平的演説。1951年1月20日，正在帶病堅持寫作的宮本百合子因病情惡化，與世長辭，享年53歲。

在良好的家庭環境薰陶下，自幼酷愛文學，深受託爾斯泰、羅曼·羅蘭以及日本白樺派作家的影響，培養和激發了她的正義感和社會理想。她每年必去福島縣安積郡桑野村開成山的祖母家，1916年根據歷年度假時的見聞，創作了描寫農民貧困生活的小説《貧窮的人們》，經坪內逍遙推薦給瀧田樗蔭，發表於《中央公論》九月號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不久退學，專事寫作。 ^[3] 

宮本的創作大致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1916年發表《貧窮的人們》後至1918年渡航美國的前後3年。先後發表了《宮田神官》（1917）、《一根幼芽》（1918）、《三郎爺》（1918）等作品，此時屬於人道主義新進作家，作品表現具有一定的侷限性。

第二時期為1918年美國遊學至1927年與好友湯淺芳子共赴蘇聯的前後10年。1918年，隨父前往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旁聽，結識波斯語研究家荒木茂，翌年10月成婚，不久即先行回國，荒木茂則於次年畢業回國。其父母對這樁婚事不甚滿意再加上夫妻雙方在年齡、閲歷、氣質上存在諸多差異，幾經波折，經過5年的痛苦生活，1924年離異。隨即以這段經歷為素材，創作了自傳體小説《伸子》（1926）。此外，還有短篇小説《帆》（1927）、《一朵花》（1927）等。這個時期，她打破了“父母的家”及“丈夫的家”兩個家的束縛，完成了作為作家的自立。

第三時期為1927年前往蘇聯至1933年整整6年。其在蘇聯前後共逗留3年，會見M.高爾基以及國際知名的日本早期革命家片山潛等人，還曾前往維也納、柏林、巴黎、倫敦等地旅行。此次遊歷，加深了作者對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區別的認識，對其思想、生活和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並發表了一些紀實文學，有《莫斯科印象記》（1928）、《倫敦1929》（1930）等。1930年回國後即加入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次年加入日本共產黨。1932年與宮本顯治結婚。隨即左翼文化運動受到大鎮壓，其兩次被捕，但是在鬥爭中逐漸成長為同盟的領導者。這個時期她走上了無產階級作家的道路，小説有《1932年的春天》（1933）及續篇《時時刻刻》（1951）。

第四時期為1934年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解散至1945年日本戰敗的前後12年。這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3次被捕，身體狀況不佳，在巢鴨拘留所裏中暑暈倒後對健康造成了影響並一直持續到晚年。主要作品有小説《小祝的一家》（1934）、《乳房》（1935）、《杉垣》（1939）、《廣場》（1940）、《面影》（1940）、《三月的第四個星期日》（1940）等，評論《越冬的蓓蕾》（1934）、《本年度的資產階級文學動向》（1934）及長篇評論《婦女與文學》（1939～1940）等，這些意味着其作為無產階級小説家的成熟與穩定。 ^[3] 

第五時期為1945～1951年因病去世前的7年。1945年末與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等組織成立新日本文學會，與女作家佐多稻子籌備婦女民主俱樂部，主編《婦女新聞》，活躍在戰後民主主義的前頭。這個時期發表的《播州平野》（1946～1947）是民主主義文學運動新起點的標誌。此後發表的《知風草》（1946）、《兩個庭院》（1947）和《路標》（1947～1950）為戰後日本小説歷史寫下不可磨滅的一頁，其本人也是戰後幾年間日本文壇的巨星。 ^[3] 

她的作品大多情節曲折，結構謹嚴，善於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塑造人物形象，刻畫人物性格，心理描寫生動、細膩。無論是在自己的信念還是在文學創作方面所表現的無與倫比的純度以及毫不妥協的精神，無疑出自共產主義者的覺悟，但也可以從側面窺見明治時代的女性氣質，即頑強和視死如歸，她是出現在日本黎明時期真正傑出的女性。我國曾翻譯出版《宮本百合子選集》4卷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