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詩文革新運動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豔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併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鋭,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樸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悦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昆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氾濫。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的詆譭，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説》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衝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豔堆砌惡習，要求詩敍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昆體無病呻吟的浮豔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

①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

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次創造“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着革新運動。

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靖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

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敍事、説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敍》),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