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

漢族古代不合樂的稱為詩，合樂的稱為歌，現代一般統稱為詩歌。它按照一定的音節、韻律的要求，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相傳為孔子所整理，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尚有爭論。

漢族詩歌歷經漢魏六朝樂府、唐詩、宋詞、元曲之發展 ^[1]  。漢荀悦《漢紀·惠帝紀》作“詩謌”。 唐朝韓愈《鄆州溪堂詩》序：“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明王鏊《震澤長語·官制》：“ 唐宋翰林，極為深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魯迅《書信集·致竇隱夫》：“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孔羽《睢縣文史資料·袁氏陸園》：“袁氏（袁可立）陸園在鳴鳳門內，……每逢佳日節期，州內文人名士在此聚會。所吟誦的詩歌，後來薈為專集，名《蓬萊紀勝》。” ^[2] 

古時候，古代信息技術不發達，所以人們從一個地區到另外一個地區傳遞信息都非常不方便，於是他們將寫好的詩編成歌，而詩歌就從人們的口中傳遞。

詩歌起源於上古的社會生活，因勞動生產、兩性相戀、原始宗教等而產生的一種有韻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語言形式。

《尚書·虞書》記載：“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禮記·樂記》記載：“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早期，詩、歌與樂、舞是合為一體的。詩即歌詞，在實際表演中總是配合音樂、舞蹈而歌唱，後來詩、歌、樂、舞各自發展，獨立成體。以入樂與否，區分歌與詩，入樂為歌，不入樂為詩。

詩從歌中分化而來，為語言藝術，而歌則是一種歷史久遠的音樂文學。《詩經》是入樂歌唱的，嚴格地説它是歌，正因為如此，《詩經》被學者稱之為我國音樂文學成熟的標誌。

詩歌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學特質的文學樣式，它來源於上古時期的勞動號子（後發展為民歌）以及祭祀頌詞。

詩歌原是詩與歌的總稱，詩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統稱為詩歌。中國詩歌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如，《詩經》《楚辭》和《漢樂府》以及歷史中無數詩人的作品。歐洲的詩歌，由古希臘的荷馬、薩福和古羅馬的維吉爾、賀拉斯等詩人開啓創作之源。 ^[3] 

《詩經》→ 《楚辭》→漢樂府詩→魏晉南北朝民歌（代表者：建安七子）→唐詩→宋詞→元曲→明清詩歌→現代詩、新詩

詩歌飽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與豐富的想象，語言凝練而形象性強，具有鮮明的節奏，和諧的音韻，富於音樂美，語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結構形式的美。

我國現代詩人、文學評論家何其芳曾説：“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它飽含着豐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而且在精煉與和諧的程度上，特別是在節奏的鮮明上，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的語言。”這個定義性的説明，概括了詩歌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飽含豐富的思想感情；第三，豐富的想象、聯想和幻想；第四，語言具有音樂美。

它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詩歌的內容是社會生活的最集中的反映。(2)詩歌有豐富的感情與想象。(3)詩歌的語言具有精練、形象、音調和諧、節奏鮮明等特點。(4)詩歌在形式上，不是以句子為單位，而是以行為單位，且分行主要根據節奏，而不是以意思為主。

詩歌的表現手法很多，我國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傳統表現手法有“賦、比、興”。《毛詩序》説：“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間有一個絕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這“六義”中，“風、雅、頌”是指《詩經》的詩篇種類，“賦、比、興”就是詩中的表現手法。賦：是直接陳述事物的表現手法。宋代學者朱熹在《詩集傳》的註釋中説：“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詩經》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這種手法。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繪事物，表達思想感情。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説：“且何謂為比也？蓋寫物以附意，揚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説：“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詩經》中的《螽斯》《碩鼠》等篇即用此法寫成。興：是託物起興，即借某一事物開頭來引起正題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現思想感情的寫法。唐代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説：“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朱熹更明確地指出：“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如《詩經》中的《關雎》《桃夭》等篇就是用“興”的表現手法。這三種表現手法，一直流傳下來，常常綜合運用，互相補充，對歷代詩歌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詩歌的表現手法是很多的，而且歷代以來不斷地發展創造，運用也靈活多變，誇張、復沓、重疊、跳躍等等，難以盡述。但是各種方法都離不開想象，豐富的想象既是詩歌的一大特點，也是詩歌最重要的一種表現手法。在詩歌中，還有一種重要的表現手法是象徵。象徵，簡單説就是“以象徵義”，但在現代詩歌中，象徵則又表現為心靈的直接意象，這是應予注意的。用現代的觀點來説，詩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種：

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説：比擬就是“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這些在我們前面列舉的詩詞中，便有許多例證。比擬中還有一種常用的手法，就是“擬人化”：以物擬人，或以人擬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裏的豔影，/在我的心頭盪漾。把“雲彩”“金柳”都當作人來看待。以人擬物的，如，洛夫的《因為風的緣故》：……我的心意/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稍有曖昧之處/勢所難免/因為風的緣故/……以整生的愛/點燃一盞燈/我是火/隨時可能熄滅/因為風的緣故。把“我的心”比擬為燭光，把我比作燈火。當然，歸根結底，實質還是“擬人”。

就是把所要描繪的事物放大，好像電影裏的“大寫”“特寫”鏡頭，以引起讀者的重視和聯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其中説到“深千尺”“三千尺”，雖然並非事實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卻生動地顯示了事物的特徵，表達了詩人的激情，讀者不但能夠接受，而且能信服，很驚喜。然而這種誇張，必須是藝術的、美的，不能過於荒誕，或太實、太俗。打油詩是市井文學的一種特殊形式。如，有一首描寫棉花豐收的打油詩：“一朵棉花打個包/壓得卡車頭兒翹/頭兒翹，三尺高/好像一門高射炮。”讀後卻反而使人覺得不真實，產生不出美的感覺。

就是藉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與比擬有相似之處，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於：比擬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體的、可見的；而借代卻是一方具體，一方較為抽象，在具體與抽象之間架起橋樑，使詩歌的形象更為鮮明、突出，以引發讀者的聯想。這也就是艾青所説的“給思想以翅膀，給感情以衣裳，給聲音以彩色，使流逝變幻者凝形。” 塑造詩歌形象，不僅可以運用視角所攝取的素材去描繪畫面，還可以運用聽覺、觸覺等感官所獲得的素材，從多方面去體現形象，做到有聲有色，生動新穎。唐代詩人賈島騎在毛驢上吟出“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但又覺得用“僧敲月下門”亦可。究竟是“推”還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狀，不料毛驢擋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韓愈，當侍衞將賈島帶到他的馬前，賈島據實相告，韓愈沉思良久，説還是用敲字較好。因為“敲”有聲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記敲門聲，便使得那種情景“活”起來，也更顯得環境的寂靜了。前述《楓橋夜泊》的“烏啼”和“鐘聲”，也是這首詩的點睛之筆。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樂描寫，“大珠小珠落玉盤”一段，更是十分逼真，異常精彩！

現代的如黃河浪的《晨曲》：“還有那尊礁石/在固執地傾聽/風聲雨聲濤聲之外/隱隱約約的/黎明/靈泉寺的晨鐘/恰似鼓山湧泉的/悠遠迴應/淡淡淡淡的敲落/幾顆疏星/而漲紅花冠的/雄勁的雞鳴/彷彿越海而來/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湧。這首詩也寫得很好。所以我們如果掌握了用聲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將為詩歌創作開拓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無論是比擬、誇張或借代，都有賴於詩人對客觀事物進行敏鋭的觀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膽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這樣説，無論是浪漫派也好，寫實派也好，沒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為詩人。比如，以豪放著稱的李白，固然想象豐富，詩風雄奇，而以寫實著稱的杜甫，也寫出了諸如“安得廣廈千萬間……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聯翩的佳作。 ^[4] 

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類。古體詩和近體詩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從詩的音律角度來劃分的。

（1）古體詩：包括古詩（唐以前的詩歌）、楚辭、樂府詩。“歌”“歌行”“引”“曲”“吟”等古詩題材的詩歌也屬古體詩。古體詩不講對仗，押韻較自由。古體詩的發展軌跡：《詩經》→楚辭→漢賦→漢樂府→魏晉南北朝民歌→建安詩歌→陶詩等文人五言詩→唐代的古風、新樂府。

①楚辭體：是戰國時期楚國屈原所創的一種詩歌形式，其特點是運用楚地方言、聲韻，具有濃厚的楚地色彩。西漢劉向編輯的《楚辭》，全書十七篇，以屈原作品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離騷》為代表作，後人因此又稱“楚辭體”為“騷體”。

②樂府：樂府是自秦代以來朝廷設立的管理音樂機構，漢武帝時期大規模擴建，從民間蒐集了大量的詩歌，後人統稱為漢樂府。後來樂府成為了一種詩歌體裁。（1976年在秦始皇陵區出土了一件鈕鍾，上書錯金銘文：“樂府”，2000年在西安秦遺址出土“樂府承印”封泥一枚，進一步肯定了這一史實，而非始於漢武帝時期。）

（2）近體詩：與古體詩相對的近體詩又稱今體詩，是唐代形成的一種格律體詩，分為兩種，其字數、句數、平仄、用韻等都有嚴格規定。

①一種稱“絕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簡稱五絕，七言的簡稱七絕。

②一種稱“律詩”，每首八句，五言的簡稱五律，七言的簡稱七律，超過八句的稱為排律（或長律）。

律詩格律極嚴，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韻有定位（押韻位置固定），字有定聲（詩中各字的平仄聲調固定），聯有定對（律詩中間兩聯必須對仗）。例如，起源於南北朝、成熟於唐初的律詩，每首四聯八句，每句字數必須相同，可四韻或五韻，中間兩聯必須對仗，二、四、六、八句押韻，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詩定格基礎上加以鋪排延續到十句以上，則稱排律，除首末兩聯外，上下句都需對仗，也有隔句相對的，稱為“扇對”。再如，絕句僅為四句兩聯，又稱絕詩、截句、斷句，平仄、押韻、對偶都有一定要求。 從上到下，分為首聯，頷聯，頸聯，尾聯。

（3）詞：又稱為詩餘、長短句、曲子、曲子詞、樂府等。其特點：調有定格，句有定數，字有定聲。字數不同可分為長調（91字以上）、中調（59~90字）、小令（58字以內）。詞有單調和雙調之分，雙調就是分兩大段，兩段的平仄、字數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單調只有一段。詞的一段叫一闋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闋、上闋、上片，第二段叫後闋、下闋、下片。

（4）曲：又稱為詞餘、樂府。元曲包括散曲和雜劇。散曲興起於金，興盛於元，體式與詞相近。特點：可以在字數定格外加襯字，較多使用口語。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數（套曲）兩種。套數是連貫成套的曲子，至少是兩曲，多則幾十曲。每一套數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須同一宮調。它無賓白科介，只供清唱。

可分為敍事詩、抒情詩、送別詩、邊塞詩、山水田園詩、懷古詩（詠史詩）、詠物詩、悼亡詩、諷喻詩，現代詩

（1）懷古詩

一般是懷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蹟。詠史懷古詩往往將史實與現實扭結到一起，或感慨個人遭遇，或抨擊社會現實。如，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感慨個人遭遇，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年過半百，功業無成。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表達對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滿，抨擊社會現實。也有的詠史懷古詩只是對歷史作冷靜的理性思考與評價，或僅是客觀的敍述，詩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詩人的感慨只是畫外之音而已。如，劉禹錫的《烏衣巷》，今昔對比，表達了詩人的歷史滄桑之感。

（2）詠物詩

詠物詩的特點：內容上以某一物為描寫對象，抓住其某些特徵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託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實到虛，寫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徵、擬人、對比等表現手法。

（3）山水田園詩

謝靈運開山水詩先河，東晉陶淵明開田園詩先河，發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人物是王維、孟浩然。山水田園詩以描寫自然風光、農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隱居生活見長，詩境雋永優美，風格恬靜淡雅，語言清麗洗練。

（4）邊塞詩

從先秦就有了以邊塞、戰爭為題材的詩，發展到唐代，由於戰爭仍頻，統治者重武輕文，士人邀功邊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舉進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種積極用世、昂揚奮進的時代氣氛，於是奇情壯麗的邊塞詩便大大發展起來了，形成一個新的詩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適、岑參、王昌齡。

（5）行旅詩和閨怨詩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長期流離漂泊，或久戍邊關，總會引起濃濃的思鄉懷人之情，所以這類詩文就特別多，它們或寫羈旅之思，或寫思念親友，或寫徵人思鄉，或寫閨中懷人。寫作上或觸景傷情，或感時生情，或託物傳情，或因夢寄情，或妙喻傳情。

（6）送別詩

古代由於交通不便，通訊極不發達，親人朋友之間往往一別數載難以相見，故古人特別看重離別。離別之際，人們往往設酒餞別，折柳相送，有時還要吟詩話別，因此離情別緒就成為古代文人一個永恆的主題。因各人的情況不同，故送別詩所寫的具體內容及思想傾向往往有別。有的直接抒寫離別之情，有的藉以一吐胸中積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寫離愁別恨，有的重在勸勉、鼓勵、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描寫風景的詩歌。

概括一下，主要分為9種：1.諷刺2.愛情3.哲理 4.送別5.風景6.抱負7.想像8.故事9.思想

這是按照作品內容的表達方式劃分的。

(1)敍事詩：詩中有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詩人滿懷激情的歌唱方式來表現。史詩、故事詩、詩體小説等都屬於這一類。史詩如古希臘荷馬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故事詩如我國詩人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詩體小説如英國詩人拜倫的《唐璜》，俄國詩人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

(2)抒情詩：主要通過直接抒發詩人的思想感情來反映社會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頌歌、哀歌、輓歌、牧歌和諷刺詩。現代詩歌中比如：著名詩人汪國真的《熱愛生命》《如果生活不夠慷慨》、王衍釗的《鄉戀》等，這類作品很多，不一一列舉。

當然，敍事和抒情也不是絕然分割的。敍事詩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過它的抒情要求要與敍事緊密結合。抒情詩也常有對某些生活片斷的敍述，但不能鋪展，應服從抒情的需要。

2.格律詩、自由詩、散文詩和韻腳詩。這是按照作品語言的音韻格律和結構形式分類的。

(1)格律詩：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規則寫成的詩歌。它對詩的行數、詩句的字數(或音節)、聲調音韻、詞語對仗、句式排列等有嚴格規定，如，我國古代詩歌中的“律詩”“絕句”和“詞”“曲”，歐洲的“十四行詩”。

(2)自由詩：是近代歐美新發展起來的一種詩體。它不受格律限制，無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內在的節奏，押大致相近的韻或不押韻，字數、行數、句式、音調都比較自由，語言比較通俗。美國詩人惠特曼是歐美自由詩的創始人，《草葉集》是他的主要詩集。我國“五四”以來也流行這種詩體。

(3)散文詩：是兼有散文和詩的特點的一種文學體裁。作品中有詩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節奏感和音樂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樣不分行，不押韻，如，魯迅的《野草》。

(4)韻腳詩：屬於文學體裁的一種，顧名思義，泛指每一行詩的結尾均須押韻，詩讀起來朗朗上口如同歌謠。這裏的韻腳詩指現代韻腳詩，屬於一種新型詩體。 ^[4] 

(5)現代詩： 是以現代的文筆寫出來的一種詩詞。 現代詩也叫“白話詩”“自由詩”，與古典詩歌相對而言，一般不拘格式和韻律。

中國的詩歌發展到唐朝，形成了一種新的詩體——律詩和絕句。因為它對每首詩句數、字數和平仄、用韻等都有嚴格的規定，故稱為“格律詩”；因為它產生於唐朝而有別於前代的古詩，故又稱為“今體詩”或“近體詩”。

絕句亦稱“截句”、“斷句”。每首四句，以五言（每句五個字）、七言（每句七個字）為主，簡稱為五絕，七絕。律詩起源於南北朝，成熟於唐朝初年。每首八句，四韻或五韻，第二、四、六、八句押韻，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押平聲韻。中間兩聯必須對仗。分五言、七言兩體，簡稱五律、七律。每首有十句以上的，則稱為“排律”。

在近體詩中，單句稱出句、雙句稱對句，相加稱一聯。在律詩中，第一到第八句，分別稱為首聯、頷聯、頸聯、尾聯。在律詩中，頷聯、頸聯、必須對仗。對仗首先要求句形一致，此外要求詞性相對。另外根據對仗的嚴密與否又有“工對”和“寬對”的區別。出句的平仄和對句的平仄必須是相反的，叫“對”；下聯出句的平仄和上聯對句的平仄必須是相同的，叫“粘”。

所謂平仄，是指字的聲調。平指四聲中的平聲，仄指四聲中的上、去、入三聲。舊詩賦及駢文中所用的字音，平聲與仄聲相互調節，使聲調諧協，稱之為“調平仄”。這裏所説的“四聲”，與現代漢語中的“四聲”是有區別的。大致上説，古代的平聲，大約相當於現代漢語的陰平聲和陽平聲；上聲和去聲，大約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上聲和去聲。普通話沒有入聲，古代的入聲字分別歸入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之中，如“六”歸去聲，“八”歸陰平，“十”歸陽平，“百”歸上聲。入聲字的特點是：音長短促，有塞音韻尾。在部分方言中，還保留着入聲，如廣州話、長沙話、上海話。假如我們用上海話讀“一、七、八、不、黑、白、國、哭、獨”等字，就能很好地體味到古代的入聲字。

唐朝的格律詩，有一定的體式，下面是唐代格律詩常見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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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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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登樂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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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鳴箏金黍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李端《聽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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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江南淥水多，顧影暫通流。落日秦雲裏，山高奈若何。（李嘉佑《白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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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早發白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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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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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歧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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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楓橋夜泊》）

對近體詩，有一種理論認為：絕句是截取律詩的一半而成。所以我們可以把律詩看成是絕句的疊加。如五律中的第一式就是五絕A式的疊加；第二式就是五絕C式的疊加；第三式就是五絕B式和A式的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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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混欲不勝簪。（杜甫《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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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王維《山居秋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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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杜甫《月夜憶舍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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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裏白沙堤。（白居易《錢塘湖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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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白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李商隱《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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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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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例：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做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2]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現代詩歌流派及其理論：

（1）20世紀初以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為代表的“嘗試派”；20年代初期以徐志摩、聞一多等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20年代中期出現的以李金髮為代表的“象徵派”；

（2）20世紀30年代以戴望舒、何其芳為代表的“現代派”，以及以艾青、彭燕郊、牛漢、曾卓等為代表的“七月詩派”；

（3）20世紀40年代以穆旦、杜運燮、鄭敏等為代表的“九葉”派；

（4）20世紀50年代以紀弦為代表的“現代派詩羣”；

（5）20世紀50年代以覃子豪、鐘鼎文和後起的余光中、羅門、蓉子為代表的“藍星詩羣”；

（6）20世紀50年代以洛夫、張默和瘂弦為代表的“創世紀詩羣”；

（7）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島、楊煉、多多、顧城、江河、舒婷等為代表的“朦朧詩羣” ^[5]  ；

（8）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海子為代表的“神性寫作”，以韓東、于堅等為代表的“他們詩羣”，以周倫佑等為代表的“非非詩羣”，以楊黎、何小竹等為代表的“橡皮詩羣”，以李亞偉為代表的“莽漢派”等 ^[6]  ；

（9）21世紀初以伊沙、徐江為代表的“口語詩派”，以譙達摩、樹才為代表的“第三條道路寫作詩派”，以沈浩波、尹麗川為代表的“下半身”，以豎、烏青為代表的“廢話詩”，以魔頭貝貝、蘆哲峯為代表的“70後詩人”，以春樹、巫女琴絲為代表的“80後詩人” ^[7]  ，以邊瓊為代表的自由詩派及陳昂、劉懿為代表的春草派詩歌；以萬寬 ^[8]  為代表的變異派。

“五四”詩歌、新月派、現代派、湖畔派、九葉派、朦朧詩、第三代、第三條道路寫作詩派 ^[10]  、70後，80後等。

新國風即國風精神在新時代的體現。新國風的基本定義是：秉承“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傳統精神，站在民眾的立場，用凝練的語言、流轉的韻律、表達抒發自己對於當代生活的切實感悟，併力求達到曉暢明白卻又內藴深厚的藝術效果。

現代詩歌是“五四”運動以來的詩歌，其主體是用白話寫作，以打破舊詩詞格律為主要標誌的新詩。最早試驗並倡導新詩的雜誌是《新青年》，1917年2月2卷6號上刊出胡適的白話詩8首，1920年胡適《嘗試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話新詩集。代表初期新詩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寫於1920年前後，傳達着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開一代詩風。

1926年圍繞北京《晨報》的《詩鐫》，集合了一批立志要為新詩創格律的詩人，其中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他們隨後還創辦了《新月》和《詩刊》，“新月派”由此得名。新月派詩人中聞一多的理論最為完整明確，他主張詩應當有音樂的美（主要指平仄，音韻），繪畫的美（主要指詞藻，色彩與意境等），建築的美（主要指詩節句式的勻稱整飭），總之要“理性節制情感”，帶着“鐐銬”來“跳舞”，這是對詩人更高的審美要求。

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該詩派大體上以1927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報副刊·詩鐫》為陣地，主要成員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孫大雨、劉夢葦等。他們不滿於“五四”以後“自由詩人”忽視詩藝的作風，提倡新格律詩，主張“理性節制情感”，反對濫情主義和詩的散文化傾向，從理論到實踐上對新詩的格律化進行了認真的探索。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張，即“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稱為“新格律詩派”。新月派糾正了早期新詩創作過於散文化弱點，也使新詩進入了自覺創造的時期。

1927年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次年又創辦《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動轉移到上海，這是後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創刊的《詩刊》季刊為主要陣地，新加入成員有陳夢家、方瑋德、卞之琳等。後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嚴”的原則，堅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現的、貴族化的“純詩”的立場，講求“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但詩的藝術表現、抒情方式與現代派趨近。

“三美”中的音樂美是指新月派詩歌每節韻腳都不一樣，好像音樂一樣。建築美是指詩歌的格式好像建築一樣。繪畫美指的是新月派詩歌的每節都是一個可畫出的畫面。

“現代派”詩歌流派，是指1932年之後圍繞《現代》雜誌的一批詩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廢名，林庚，等等。何其芳的《預言》等詩華麗，精緻。卞之琳的《數行集》，《魚目集》裏的作品善於將日常生活的觀察轉為哲理性的感悟，其圓熟、冷靜的表達常常出奇制勝。

30年代還有另一詩潮是“左聯”倡導的革命詩歌運動，以1932年成立的中國詩歌會為中堅，特點是密切反映時代變化，抒發革命激情，追求形式的大眾化，通俗化，追求剛健壯闊的力之美。30年代成名的艾青和臧克家也是貼近現實，有強烈的革命使命感的詩人，他們的創作更能代表這一時期現實主義詩歌的成就。

更能代表抗戰時期以及40年代新詩發展水平的，是“七月派”和“九葉派”。“七月派”是在艾青影響下，以理論家胡風為中心的作家詩人羣，代表人物有綠原、阿壠、曾卓、牛漢等等。

因該流派詩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國新詩最早的一個流派。愛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內容。

代表詩人是馮雪峯、汪靜之、應修人、潘漠華等。代表作品：馮雪峯《伊在》《賣花少女》，汪靜之《惠的風》《我是死寂的海水》，應修人《含苞》，潘漠華《離家》等。

“九葉派”則是40年代以《中國新詩》等刊物為中心的另一風格趨向的詩人羣（又稱“中國新詩派”），代表詩人是辛笛，穆旦，鄭敏，杜運燮，陳敬容，杭約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80年代出版有他們9人的詩歌合集《九葉集》，“九葉派”由此得名。文學史通常認為“九葉詩派”的藝術探求很有價值，擁有一批藝術水準較高的詩人詩作，對新詩的表達方式以及詩學觀念都有大的突破。

六十年代的詩歌帶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政治抒情詩是這一時期最受歡迎的文體之一。1976年天安門詩歌運動，是羣眾自發的詩歌集體創作運動。

新時期首先出現的是現實主義詩歌潮流，稍後出現了有關"朦朧詩"的討論，説明一種新生代的詩歌正在文壇崛起。

“朦朧詩”不僅僅是某個詩人羣，或者某類詩作，而是一種帶有叛逆性，先鋒性的創作潮流。因其作品在藝術上多用總體象徵，具有表達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而被稱為“朦朧詩”。如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等，是"朦朧詩"的代表人物。

幾乎和"朦朧詩"羣體同出於80年代初期，而在90年代終於成為主潮的"新生代"，是比較龐雜的詩人羣。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海子，王家新等為代表的所謂“後朦朧”詩人，此外，還有韓東，于堅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詩人。他們的特點表現為注重日常生活的審美，價值觀念上的反所謂的崇高，反所謂的英雄，藝術上則反優雅，反意象，有意用原生態的口語入詩。是新時代的美化用語。

1999年12月莫非和譙達摩、樹才等在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寫作的詩歌概念之後，出版了《九人詩選》。他們認為，詩歌創作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指導個人的寫作實踐，建立起自由的多元的創作活動，推動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從1999年出版《九人詩選》到譙達摩、温皓然主編的《第三條道路》（第三卷）第三條道路寫作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中，有一部分人並沒有機會成為“第三代詩羣”的成員，他們以相對獨立的方式寫作，被稱為中間代詩人。他們的詩歌，已成為1990年代至今中國詩歌的精神高地。中間代並不代表一個具體的詩歌運動，而是指一代詩人的寫作立場和詩風，代表詩人有臧棣、伊沙、葉匡政、陳先發、趙麗華、潘維、西渡、桑克等。中間代詩人有鮮明的寫作個性，自覺維護詩歌的獨立寫作與本真寫作，反對詩歌派別之間的對立，對觀念寫作持否定的態度。他們對寫作可能性的嘗試與實踐、對個人話語的敏鋭和維護，都呈現出一代詩人獨有的精神氣質.有了生動的語句。

韻腳詩的特點之一句尾韻腳，出道於2000年之後，屬於最新詩體，典型代表為方文山作品《關於方文山的素顏韻腳詩》和王茂作品《歌美人》。作為一種新型詩體出道較晚，代表詩人較少，其中以方文山、王茂、金濤最為典型代表。

韻腳詩隸屬於駕馭在現代詩歌之上的新詩體，在尊重現代詩歌提倡的“一、形式是自由的，二、內涵是開放的，三、意象經營重於修辭”的前提下，又新添了一項步驟，那就是每一行詩的結尾均須押韻，使中國現代詩歌在追求自由和豪放的同時，又繼承古體詩歌韻律流傳千年的寶貴血脈，倡導詩人要表達經過加工的具有鮮明節奏的非自然語言，更加強調追求真情實感和韻腳的規範形式，為詩歌的創作和發揮制定一項行之有效的標準界面，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其倒向現代詩歌自由散漫和無章法可循的口語化寫作，讓詩歌創作有章可依，有律可循，從而使現代詩歌的創作更加規範地發展和成長，並以更加良性更加持久的姿態堅忍不拔地在文學道路上永久生存下去。

現代韻腳詩最初受方道文山流素顏韻腳詩的深刻影響，甚至可以説集現代普通詩體與素顏韻腳詩之大成，通過吸收兼併而構建起來的新詩體，它不僅包容了人們對於古典詩歌的音樂韻律之美的追求，同時兼併現代詩歌的創作手法，使古典詩韻與現代詩歌完美融合而並駕齊驅。現代韻腳詩後世或將淘汰其它流派而成為中國詩歌命脈的唯一向導和主力。

文學藝術的各種形式互相滲透、互相影響，是文藝史上帶有規律性的現象。而在各種文藝形式中，詩歌是最活潑、最有親和力的一種。它和散文結合，成為散文詩；和戲劇結合，成為歌劇。它和繪畫所使用的工具雖然不同，但是互相滲透和影響的關係卻顯而易見。古希臘抒情詩人西蒙尼德（Simonides）説：“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我國的張浮休也説：“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蘇東坡則説：“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筱筵説：“朗誦詩歌會浮現出作者所描述的畫面裏，譜寫詩歌會浮現出作者所想象的畫面裏。”都指出了詩與畫的密切關係。至於詩歌和音樂的關係就更密切了。西方的文藝理論認為詩歌和音樂部屬於時間藝術。音樂是藉助聲音構成的，詩歌也要藉助聲音來吟誦或歌唱，而聲音的延續即是時間的流動。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每一篇都可以合樂歌唱。《墨子·公益篇》裏“弦詩三百，歌詩三百”的話可以為證。《詩經》風。雅、頌的區分也是由幹音樂的不同。詩和樂象一對孿生的妹妹，從誕生之日起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詩，不僅作為書面文字呈諸人的視覺，還作為吟誦或歌唱的材料訴諸人的聽覺。

既然詩歌和音樂的關係如此密切，那麼詩人在寫詩的時候自然會注意聲音的組織，既要用語言所包涵的意義去影響讀者的感輸又要調動語言的聲音去打動讀者的心靈，使詩歌產生音樂的效果。然而中國古典詩歌的音樂美是怎樣構成的呢，本文擬從漢語的特點入手，結合詩例，對這個問題作一番探討。

合乎規律的重複形成節奏。春夏秋冬四季的代序，朝朝暮暮晝夜的交替，月的圓缺，花的開謝，水的波盪，山的起伏，肺的呼吸，心的跳動，擔物時扁擔的顫悠，打務時手臂的起落，都可以形成節奏。

節奏能給人以快感和美感，能滿足人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要求，每當一次新的迴環重複的時候，便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見到老朋友一樣，使人感到親切、愉快。頤和園的長廊，每隔一段就有一座亭子，既可供人休息，又可使人駐足其中細細觀賞周圍的湖光山色。而在走一段停一停，走一段停一停這種交替重複中，也會感到節奏所帶來的快感與美感。一種新的節奏被人熟悉之後。又會產生預期的心理，預期得中也會感到滿足。節奏還可以使個體得到統一、差別達到協調、散漫趨向集中。眾人一起勞動時喊的號子，隊伍行進時喊豹口令，都有這種作用。

可見，僅僅是節奏本身就具有一種魅力。

語言也可以形成節奏。每個人説話聲音的高低、強弱、長短。各有固定的習慣，可以形成節奏感。這是語言的自然節奏，未經加工的，不很鮮明的。此外，語言還有另一種節奏即音樂的節奏，這是在語言自然節奏的基礎上經過加工造成的。它強調了自然節奏的某些因素，並使之定型化，節奏感更加鮮明。詩歌的格律就建立在這種節奏之上。然而，詩歌過於遷就語言的自然節奏就顯得散漫。不上口；過於追求音樂節奏，又會流於造作。不自然。只有那件既無損害自然節奏而又優於自然節奏的、富於音樂感的詩歌節奏才能被廣泛接受。這種節奏一旦被找到，就會逐漸固定下來成為通行的格律。

詩歌的節奏必須符合語言的民族特點。古希臘語和拉丁請；元音長短的區別比較明顯，所以古希臘詩和拉丁詩都以元音長短的有規律的交替形成節奏。有短長格、短短長格、長短格。長短短格等。荷馬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賽》都是由五個長短短格和一個長短格構成，叫六音步詩體。古梵文詩主要也是靠長短格構成節奏、德語、英語、俄語，語音輕重的分別明顯，詩歌遂以輕重音的有規律的交替形成節奏，如輕重格、重輕格。

中國大典詩歌的節奏是依據漢語的特點建的，既不是長短格，也不足輕重格，而是由以下兩種因素決定的。

首先是音節和音節的組合。漢語一個字為一個音節，四言詩四個音節一句，五言詩五個音節一句，七言詩七個音節一句，每句的音節是固定的。而一句詩中的幾個音節並不是孤立的。

音節的組合不僅形成頓、還形成逗。逗，也就是一句之中最顯著的那個頓。中國古、近體詩建立詩句的基本規則，就是一句詩必須有一個逗，這個逗把詩句分成前後兩半，其音節分配是：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林庚先生指出這是中國詩歌在形式上的一條規律。並稱之為“半逗律”。他説：“‘半逗律’乃是中國詩行基於自己的語言特徵所遵循的基本規律，這也是中國詩歌民族形式上的普遍特徵。”

揭示了“半逗律”，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有的句子湊成了四、五、七言卻仍然不象詩，原因就在於音節的組今不符合這條規律。揭示了“半逗律”，還可以解釋為什麼六言詩始終未能成為主要形式，就因為二二二的這種音節組會無法形成半逗，不合乎中國詩歌節奏的習慣。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讀四言詩覺得節奏比較呆板，五七言則顯得活潑，其奧妙也在於音節時組合上。四言詩，逗的前後各有兩個音節。均等的切分，沒有變出。五七言詩，逗的前後相差一個音節，離變化於整齊之中，讀起來就覺得活潑。

押韻是字音中韻母都分的重複。按照規律在一定的位置上重複出現同一韻母，就形成韻腳產生節奏。這種節賽可以把渙散的聲音組成一個整體，使人讀前一句時預想到後一句，讀後一句時回想起前一句。

有些民族的詩歌，押韻並不這樣重要。例如古希臘詩，古英文詩、古梵文詩。據十六紀英國學者阿期查姆所著的《教師論》，歐洲人與詩用韻開始於意大利，時當紀元以後，中供紀曾風行一時。德國史詩《尼布隆根之歌》，以及法國中世紀的許多敍事詩都是押韻的。文藝復興以後。歐洲詩人向古希臘學習。押韻又不那麼流行了。十七世紀以後押韻的風氣再度盛行。到近代自由詩興起，押韻的詩又減少了。但中國古典詩歌是必須押韻的，因為漢語語音長短，輕重的區別不明顯，不能借助它們形成節奏，於是押韻便成為形成節奏的一個要素。

中國古典詩歌的押韻，唐以前完全依照口語，唐以後則須依照韻書。根據先秦詩歌實際用韻的情況加以歸納，可以看出那時的韻部比較寬，作詩押韻比較容易，漢代的詩歌用韻也比較寬。魏晉以後才逐漸嚴格起來，並出現了一些韻書，如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夏侯詠的《四聲韻略》等，但這些私家著作不能起到統一押韻標準的作用。唐代孫怖根據《切韻》刊定《唐韻》，此書遂成為官定的韻書。《切韻》的語音系統是綜合了古今的讀音和隋北的讀音，加以整理決定的，和當時任何一個地區的實際讀音都不完全吻合。作詩押韻既然要以它為依據；自然就離開了口語的實際情形。這是古典詩歌用韻的一大變化。到了宋代、陳彭年等奉詔修了一部《廣韻》，它的語音系統基本上根據《唐韻》，分四聲，共二百零六韻。比較繁瑣、但作詩允許“同用”，相近的韻可以通押，所以實際上只有一百十二韻。宋淳祜年間平水劉淵增修《壬子新刊禮部韻略》，索性把《廣韻》中可以同用的韻部合併起來，成為一百零七韻，這就是“平水韻”。元末陰時夫考訂“平水韻”，著《韻府羣玉》，又併為一百零六韻。明清以來詩人作詩基本上是按這一百零六韻。但“平水韻”保存着隋唐時代的語音，和當時的口語有距離，所以在元代另有一種“曲冊”，在完全按照當時北方的語音系統編定的，以供寫作北曲的需要。顯著名的就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此書四聲通押，共十九個韻部。現代北方曲藝按“十三轍”押韻，就是承襲《中原音韻》的。“十三轍”符合現代普通話的語音系統，可以作為新詩韻的基礎。

總之；押韻是同一韻母的有規律的重複，猶如樂曲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音，整首樂曲可以由它貫穿起來。中國詩歌的押韻是在句尾，句尾總是意義和聲音較大的停頓之處，再配上韻，所以造成的節奏感就更強烈。

色有色調，音有音調，一幅圖畫往往用各種色相組成，色與色之間的整體關係，構成色彩的調子。稱為色調。一首樂曲由各種聲音組成。聲音之間的整體關係。構成不同風格的音調。一首詩由許多字詞的聲音組成，字詞聲音之間的整體關係，也就構成了詩的音調。

聲音的組合受審美規律支配，符合規律的諧，違背規律的拗。音樂中有協和音程與不協合音程。中國古典詩歌有律句與拗句。音程協會與否，取決於兩音間的距離。詩句諧拗的區別，在於平仄的搭配。

中國古典詩歌的音調主要是藉助平仄組織起來的。平仄是字音聲調的區別，平仄有規律的交替和重複，也可以形成節奏，但並不鮮明。它的主要作用在於造成音調的和諧。

那麼，平仄的區別究竟是什麼呢，音韻學家的回答並不一致。有的説是長短之分，有的説是高低之別。趙元任先生經過實驗認為：“一字聲調之構成，可以此字之音高與時間之函數關係為完全適度之準確定義。”這就是説平仄與聲音的長短、高低都有關係。但這種測定並沒有考慮上下文的影響拿詩來説，一句詩裏每個字讀音的長短，要受詩句節頓規律的制約。同一個字在不同的位置上讀音的長短並非固定不變的。例如，平聲字應當是較長的音、但若在詩句的第一個音節的位置上就不能拖長，“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這兩句詩中的“君”字、“巴”字如果該成長音豈不可笑，相反地、一個仄聲字本來應該讀得比較短，如果在一句五言詩的第二個音節的位置，或七言詩第四個音節的位置，卻須適當拖長——例如：“君家何處講，妾住在橫塘”第二句的那個“住”字；“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中的那個“盡”字，都是仄聲，卻要讀成長音。這樣看來，在詩句之中平仄的區別主要不在聲音的長短上，而在聲音的高低上。可以説平仄律是藉助有規律的抑揚變化，以造成音調的和諧優美。

齊梁以前並不知道聲調的區別，齊梁之際才發現平上去入四種聲調。《南史·陸厥傳》雲：“永明間，盛為文章。……汝南周顆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為‘永明體’。”《梁書·沈約傳》雲：“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究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書。庚肩吾傳》雲：“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眺。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周穎偏重於四聲本身的研究，沈約致力於四聲在詩中的應用。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的一段話，可以説是運用四聲的總綱領：“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者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所謂宮羽、低昂、浮切、輕重，都是指平仄而言。簡單地説就是要求一句之內或兩句之間各字的聲調要有符合規律的變化。沈約還創立了“八病”説，規定了八種應當避忌的聲律方面的毛病。前四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都是屬於聲調方面的。“八病”是消極的避忌，轉到正面就是平仄格律的建立。從永明年間的沈約到初唐的沈儉期、宋之間，這個過程大概有兩百年。平仄的格律配上聲病説（原“神韻”？）和對偶的格律，再固定每首詩的句數、字數，就形成了律詩、絕句等近體詩。

聲病説的提出和永明體的出現，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着詩人們尋求詩歌的音樂美已經取得重大的進展。從永明體到近體詩又是一大進步。單論詩歌音調的和諧，近體詩可以説是達到完美的地步了。它充分利用了漢語的特點，把詩歌可能具有的音樂美充分體現出來。

和諧的音調對於思想內容的表達，無疑會增添藝術的力量，這樣説決沒有否定近體詩藝術表現力的意思，音調和諧只是詩歌藝術性的一個方面。從表現思想內容的需要出發，有時反而需要拗。是諧是拗，全在詩人的恰當運用。

除了平仄之外，經典詩歌還常常藉助雙聲詞、疊韻詞、疊音詞和象聲詞來求得者調的和諧。

雙聲詞和疊韻詞是由部分聲音相同的字組成的詞，聲母相同的叫雙聲詞（淋漓），韻母相同的詞叫疊韻詞（盪漾），疊音詞是聲音完全相同的詞。李重華《貞一齋詩説》雲：“疊韻詞如兩玉根叩，取其鏗鏘：雙聲如貫珠相聯，取其宛轉”王國維《人間詞話》雲：“餘謂苟於詞之盪漾處多用疊韻、促節處用雙聲，則其鏗鏘可誦，必有過於前人者。”鏗鏘、宛轉，盪漾、促節的細微區別，雖未必盡然，但雙聲、疊韻的音樂效果是確實存在的，而且疊音詞的效果也是一樣，它們的音樂效果可以這樣概括；即在一連串聲音不同的字中，出現了聲韻部分相同或完全相鬧的兩個鄰近的字，從而強調了某一個聲音以及由此聲音所表達的情緒，鏗鏘的越發鏗鏘。婉轉的益見婉轉，盪漾的更加盪漾、促節的尤為促節。至於象聲詞則是模仿客觀世界的聲音而構成的詞，它只有象聲的作用而不表示什麼意義，象聲同的效果在於直接傳達客觀世界的聲音節奏。把人和客觀勝齊的距離縮短，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雙聲、疊韻、疊音、象聲，這類詞在中國古典詩歌裏運用得相當廣泛。如“參差荇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聊逍遙以相羊”、“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這些詞用得恰當，不但增加了音樂美，也加強了抒情的效果。 ^[2] 

以上所説的節奏和音調，是就聲音論聲音、是一首詩中各個字的字音內配合組織。然而。古典詩歌的音樂美並不完全是字音組合的效果，還取決於聲和情的和諧，就象作曲時要根據表達感情的需要選擇和變換節奏，調試一遍。寫詩也要根據表達感情的需要安排和組織字詞的聲音。只有達到聲情和諧，聲情並茂的地步，詩歌的音樂美才算是完善了。 ^[9] 

2022年，中國詩歌學會命名清遠為中國第一個“中國生態詩歌之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