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復

孫復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經歷已不可確考。北宋天聖五年（1027年），孫復年屆三十六歲，范仲淹守喪居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學。孫覆上書范仲淹， ^[1]  範給予其經濟資助，併為他謀了學職，授以《春秋》。以後范仲淹服滿復職，孫復去應舉。

景祐元年，孫復第四次科舉落第，孫復科考失利，蓋由於其重義理而輕傳注，而宋廷沿隋唐學風，專以辭賦取士，偏重文學修養，所以孫復“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退”。 ^[2]  通過鄆城舉子士建中介紹，孫復認識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築室，邀孫復去講學，並與張洞等執弟子禮師事孫復。孫復居泰山八年，主要從事經學的研究與講學，撰寫了《易説》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等著作，聲名漸顯於世。

慶曆一年（1042年），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薦下，孫復以布衣超拜，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他與石介一起，積極支持范仲淹等的"復古勸學"主張，在太學實施舉人應考須有聽書日限及擴大太學錄取人數等措施，使得學生人數驟增，北宋太學從此而興。

孫復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當朝一些大臣的關注，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仁宗到太學巡視，賜孫復緋衣銀魚，並有意委孫復為侍講，為皇帝進講，解釋古書的疑義，後因人反對而未成。

慶曆七年（1047年），坐徐州舉子孔直温案，貶外職，後重返太學任教。時有徐州人孔直温，因引誘軍士謀將捕，搜其家時得到孫復的詩詞，孫復因而受到牽連，並遭到貶官處理，遣為應天府判官事。這時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官員為其説情，最後仍留為國子監直講，後又被遷任為殿中丞之職，至卒。

孫復病重時期，當朝大臣韓琦將此事稟告了宋仁宗，並選派了一個書吏，給予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協助孫復得書15萬言，錄藏於秘閣中。

嘉祐二年（1057年）七月，孫復病逝。

孫復治學突出儒學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謂玄妙難測的宇宙本體，乃是指一切社會政治倫理的最高原則。他繼承韓愈之説，構建了一套由遠古伏羲、炎黃經堯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統，認為孔子使“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上孔給事書》）這一學説將孔孟宣揚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論凌駕於皇權之上，使儒家傳佈之道儼然成為包括帝王在內的萬眾遵行的根本原則，儒家碩學成為帝王之師，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對皇權專制構成有力的制約。這是理學在興起之初最有價值和富有進步意義的亮點。雖然，這種道德説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皇權至上的壟斷性，但究竟在理論上有一種客觀的價值評判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礙帝王的胡作非為，有利於百姓的安居樂業。

孫復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從事教化幾十年，卓有成效。因為他認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質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揚大道，必先施之於教化：“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沒有教化，人便混同於禽獸，天下就不成為人的天下。

孫復批評漢宣帝的鄙視儒士不足為用，結果紀綱目亂，風俗日壞，導致西漢衰亡。孫復進一步提出教化當以太學為根本：“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顯然，這就把太學的教化與政治是否清明聯繫起來，並將之安置到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這個見解是十分明智的。

孫復的治學方法論亦有重要的創造。首先他提出“舍傳以求經”的治經方法，即以時代的需要為出發點，直接從經學中尋求有用之道，並以自己的理解，進行闡述，提出見解。

孫復的“不惑傳注”“舍傳求經”的方法，一方面發展成為理學家的“義理之辨”的思維模式，對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脱，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義，因而對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機，推動了古代思維的發展。另一方面，這種方法具有玄想特徵，由於闡述經學原則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性，所以易於流於空泛議論之途。其次，孫覆在提出“舍傳求經”方法時，已經注意到這種方法含有的不確定性，又主張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務實之學，在方法上為研究經學開拓了一條新路。

在道與文的關係上，唐韓愈倡“文以載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孫復則進一步稱“文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詩詞歌賦的文章“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這就批評了道家廢文遵道的偏頗，承認文的大用是為道的倡明來服務。他認為所謂儒學六經是聖人之文，均是闡明儒道之言，六經因孔子傳播，有極高的地位。所以明道離不開六經，但同時要直指六經，通其義理。

孫復專重六經義理之説的主張，開了後世宋學即理學敢於突破前人舊説的先例，宋學的創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發揚光大，這在當時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經學方面，孫復撰有《易説》，早佚。孫復經學為學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學，今存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孫復《春秋》學的特點，在於置《三傳》於不顧，憑己意詮釋。以"尊天子，黜諸侯"立論，認為《春秋》"有貶無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思想，而實質與北宋強化中央集權統治有關。

除《春秋》學外，其學術思想中值得注意處有三點：一、提倡儒家"道統"：他説："吾之所以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孫明覆小集·信道堂記》)二、排斥佛、道二教：寫了《儒辱》、《無為指》等文，專門攻擊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進而號召儒者起來"鳴鼓而攻之"，試圖重振韓愈攘斥佛道的事業以復興儒家文化。三、抨擊科舉時文：他對當時士人熱衷於四六時文的現狀大為不滿，強調"文以載道"，認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應該"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孫明覆小集·答張洞書》)。

孫復是北宋慶曆之際經學變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風影響頗大。程頤《回禮部取問狀》記："孫殿丞復説《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户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這説明當時學者對其學風的認同。孫復開了風氣，以後治《春秋》者相繼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孫覺、劉敞、瞿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説、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等，他們的《春秋》學在內容上固然與孫復多有不同，舍傳求經、變專門學為通學這一特點是完全一致的。

史家評價道：“以後來説《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為根柢。”

歐陽修評論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説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意為多。” ^[3] 

朱熹：“近時言《春秋》者，如陸淳、孫明覆，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 ^[4] 

乾隆間的四庫館臣批評他“遂使孔庭筆削，變為羅織之經”；“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

孫復辛勤於治學，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舉與功名，後是研究學問與講學，故而在40歲（一説50歲）尚未成婚。時宰相李迪，深知孫復人品、學問俱佳，將其侄女嫁給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時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績都很顯赫，為人處事亦很正派，他將其侄女下嫁給孫復，增其賢名，而世人則由此更知孫復之賢。孫復之學及其為人，很快傳聞於天下，他一時成為學界權威。

孔子的後裔孔道輔，時為龍圖閣待制，很有聲望，亦前來拜見孫復。拜見時，石介立侍孫復的左右，舉行禮儀時，升降拜則扶持着，往謝孔道輔時亦然。孫復所主持的泰山書院一時盛況空前，成為當時的一個學術活動中心。

孫復著有《春秋尊王發微》12卷，《春秋總論》3卷，《睢陽子集》10卷，《易説》64篇。《孫明覆小集》等。

曾祖：孫君房

祖父：孫勝

父親：孫有功

長子：孫大年，於嘉佑三年十一月（1058年），因張萬平上言，特補效社齋郎，後不顯。

孫子：孫元，世居泰安市範鎮岔河村，在村北建祠堂（遺址仍存），經營百畝祭田。

來孫：孫佑邦，字良輔，其人文武兼備，功蓋天下。於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被敕封為“忠義承信郎”。在兗州奉符縣（今泰安）岔河村經營祠堂，積田百畝。淑配範夫人，范仲淹之後，繼配王夫人，側室餘夫人，共生六子，人煙甚旺。良輔去世後，其一子名得回原籍臨汾東宜村老家，為明覆公祀。後該支又分出東西兩支。

關於孫復和胡瑗的關係，後人的認識中多有歧見。這主要集中於兩點：一是孫復和胡瑗是否在泰山同學過？二是孫復和胡瑗是否“交惡”？

今所見最早的認為孫復和胡瑗曾同學泰山的記載，是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一〇所引胡瑗曾孫胡滌的説法，謂兩人曾“同讀書泰山”，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亦依此為説。然而，有兩點卻讓人懷疑此説所述事情的真實性：

其一，考諸現存文獻，可知李燾《長編》卷一三八、《宋史·孫復傳》中孫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時間當是在景祐二年冬。石介初執弟子禮事孫復時，曾作一詩，名為《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泂明遠、楚丘李緼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此乙亥年即是景祐二年。而據樓鑰《范文正公年譜》記載：（景祐二年）冬十月，（范仲淹）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可見，胡瑗也在此時釋褐入仕。此後，兩人經歷記載明確，無任何在泰山同學甚至交接之舉，可斷定在景祐初年後，兩人未曾同學於泰山。

其二，如上引石介詩名所示，他是在景祐二年冬孫復退居泰山時才執弟子禮而問學，在泰山與胡瑗更無交接，胡滌所謂的胡瑗與“石守道同讀書泰山”，實乃無稽之談。

因上兩點，今人多懷疑、甚至否定胡滌所謂的胡瑗和孫復曾同學於泰山之説。但胡滌畢竟是胡瑗的曾孫，由其所云，再聯繫南宋時其他人的説法，如黃震亦云“其（胡瑗）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可以認定胡瑗早年確曾在泰山讀過書。再結合上文所論，可以推斷：如果孫、胡確曾同學於泰山，則應當是在景祐初年以前。對此，朱長文作於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的《春秋通志序》中的一個説法，值得重視：

朱長文是孫復於仁宗至和年間（1054年3月—1056年9月）再為國子監直講時的親炙弟子，他所謂的“孫明覆隱泰山三十年”當屬概説，但不至於大誤。孫復因范仲淹、富弼舉薦而自泰山釋褐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是在慶曆二年十一月（可參見《長編》卷一三八、《宋史·仁宗紀》），前推三十年，可知孫復自真宗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後期始，就有過讀書泰山的經歷。因此，可以斷定，若孫復和胡瑗確曾在泰山同學，那麼時間當是在大中祥符後期至景祐初年間。又，《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輯有胡瑗《春秋説》七條，將其與《春秋尊王發微》中相關解説作比較，兩者解説立意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這表明其《春秋》學當所出同源或兩人有過學問交接。由此，基本可斷定兩人確曾同學泰山，且是在景祐初年以前。

孫復惡胡瑗之説，最早見於邵博《聞見後錄》：

李燾《長編》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一月”條文、《宋史·孫復傳》等均採納了此説。又據《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本朝》三”有條記載雲：

此記載所云原因雖異，但“孫復惡胡瑗”卻均是事實。朱熹師徒間的問答，更表明此事在南宋時幾為士人們所公認，以致被引為談資。

最先對此説提出異議者，是黃宗羲之子黃百家，他在《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作按語云：

是認為孫、胡兩人“始終友善”。近代以來的相關著作，也多擁持黃百家此説而斥“孫復惡胡瑗”説為妄。其（如胡鳴盛《安定先生年譜》）所拈出的重要證據，是胡瑗於慶曆間所上《請興武學書》（見章如愚《山堂考索後集》卷二九）中提到孫復：

但該“書”的主旨，是薦梅堯臣乃至胡瑗自己可隸武學，至於孫復，似乎是迫於其經學聲望而不得不提及。孫復於仁宗至和年間再為國子監直講時，胡瑗亦任國子監直講，但他們及同時人所撰流傳至今的文獻資料中，難能見到兩人交接的任何記載。邵伯温因乃父邵雍的關係，與當時許多知名學者有交接，其中就包括胡瑗的高弟程頤，其子邵博於《聞見後錄》中記載的“孫復惡胡瑗”之事，當不會出於捕風捉影。況且李燾將此事載入《長編》，應當是經過審慎考擇的。因此，可以説“孫復惡胡瑗”説當得其真。 ^[7] 

孫覆墓位於山東省東平縣梯門鄉東瓦莊村東南1000米處的鳳凰山峪內，墓北、東、南三面環山。墓現存封土堆高6米，直徑約30米，雖然當地羣眾築壩修堤對墓的封土有所破壞，但未觸及到地下墓室。從地表封土斷面上觀察，夯土層不很明顯。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