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

孟憲實，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主要從事隋唐史、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著有《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敦煌民間結社研究》、《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唐高宗的真相》等論著，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百家講壇》播出《玄武門之變》，主講人是孟憲實，是《百家講壇》第一個關於唐朝的系列節目。 ^[2] 

《百家講壇》的編導看中了他把嚴謹的學術和大眾的興趣相結合的能力。在節目錄制前，《百家講壇》有這樣一個規定：新主講人首先要做一個小系列節目，讓觀眾有接受這個新主講人的心理準備，然後再主講大系列。孟憲實就先講了“玄武門之變”，把它作為《貞觀之治》系列講述中的一部分。

據孟憲實介紹，《貞觀之治》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運用了大量的特技鏡頭，從而體現出唐朝初年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風貌。為此，《百家講壇》的編導專門找到劇組，把這些素材運用於《百家講壇》，作為孟憲實的講述過程中插入的片花，用來豐富視覺效果和製作懸念，為欄目增色不少。

1979年~1983年，南開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畢業論文《論漢初的黃老政策》（指導教師劉澤華教授）。

1983年~1994年，新疆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職稱講師。

1994年~1998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中國史專業隋唐史方向碩士學位，學位論文《唐前期括户研究》（指導教師吳宗國教授）。

1996年~1997年，北大派出，在日本新潟大學人文學部短期留學一年。

1998年~2001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隋唐史方向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唐前期軍鎮研究》（指導教師吳宗國教授）。

2001年7月初，到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任教。

2001年11月，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博士後流動站。2002年9月，轉入人民大學歷史系。

2003年10月，博士後出站，出站報告《唐宋時期敦煌民間結社研究》。

2004年6月，出版《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齊魯書社），晉升副教授職稱。

2005年8月，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2006年12月，於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主講《玄武門之變》。

2007年5月，《百家講壇》欄目主講《貞觀之治》。

2007年5月，出版《孟憲實講唐史--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

2008年5月，出版《唐高宗的真相》。

2009年11月，出版《孟憲實讀史漫記》

1、《中國古代通史II》

2、《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

3、《敦煌學概論》

4、《資治通鑑研讀》

5、《中國古代政治得失》

6、《中世史研究》

7、《貞觀政要》 ^[3] 

1、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

2、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3、中國古代斷代史研究 ^[3] 

論文：《試論劉邦用人》，《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4期，88~93頁。

論文：《麴氏高昌祀部班祭諸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新疆文物》1991年3期，71~79頁。評論：日本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89號。

論文：《新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維吾爾—其人與其文化—〉一書的啓示》，《新疆藝術》1992年6期，4~8頁。

論文：《吐魯番古墓出土隨葬衣物疏的性質與發展》，《新疆地方誌》1993年1期，40~44+11頁。

論文：《關於麴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1993年2期，24~30頁。

再錄：人民大學複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11期，45~51頁。

評論：日本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104號。

論文《吐魯番出土張行倫墓誌考讀》，《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2期，67~73頁。

再錄：人民大學複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9期，48~54頁。

評論：日本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106號。

論文：《試論唐朝在高昌推行州縣制的歷史與文化基礎》，《新疆文物》1993年3期，128~136頁。

論文：《〈蓋蕃墓誌〉與唐太宗西州移民》，（作者孟憲實、劉玉鋒）《新疆地方誌》1993年4期，26~30頁。

書評：《隋唐五代墓誌彙編 新疆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1993年1期，7~13頁。 ^[3] 

論文：《統一後西州人故鄉觀念的轉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2期，39~51頁。

論文：《吐魯番出土墓磚題錄》（作者：侯燦、孟憲實），《新疆文物》1994年2期，74~89頁。

論文：《都市牧人——試論周濤獨特的文化傳承》，《崑崙》1994年6期，168~174頁。

論文：《論麴氏高昌中央諸曹職掌》，（作者：孟憲實、宣紅）《西域研究》1995年2期，16~25頁。

再錄：人民大學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 先秦至隋唐》1995年9期，111~120。

論文：《高昌國的覆滅》，《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95年4期，37~43頁。

論文：《從“義和政變”到“延壽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作者：孟憲實、姚崇新），季羨林、饒宗頤、週一良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163~188頁。

論文：《關於麴氏高昌晚期紀年的幾個問題》，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8月，298~309頁。

書評：《吐魯番出土文書》壹、貳，《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163~188頁。

翻譯：池田温《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評介，《敦煌學輯刊》1997年1期，139~141頁。

日本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簡介，《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3期，124~126頁。

日本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簡介，《西域研究》1998年2期，96~99頁。

論文：《麴文泰與玄奘》，季羨林、饒宗頤、週一良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89—101頁

專著：《思想者的產業——張伯苓與南開新私學傳統》，撰寫第2、3章，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38~96頁。

書評：《吐魯番出土文書》（叁）（肆），《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581~586頁。

書評：王素《吐魯番出土文獻編年》，《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12月，590~596頁。

書評：王素《高昌史稿 統治篇》，《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12月，596~600頁。

專著：《敦煌百年——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作者劉詩平、孟憲實），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

《倡導學術書評》，《中國圖書評論》2000年3期，署名史末

再錄《新華文摘》2000年7期，205~206頁。

百年敦煌專題：《不設防的年代》、《中國學者來了》、《千年記憶》，載《南方週末》2000年8月10日第22、23兩個整版。

書評：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中國學術》第四卷，2000年10月，328~331頁。

論文：《唐朝政府的民間結社政策研究》，《北京理工大學學報（文科版）》，2001年，第1期，25~30頁。再錄：人民大學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 魏晉南北朝隋唐》2001年5期，28－33頁。

論文：《科舉制是怎樣完結的》，《文史知識》2001年3期，4－13頁。

論文：《敦煌社邑的分佈》，《敦煌文獻論集——紀念藏經洞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422——435頁。

論文：《麴氏高昌追贈制度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147——160頁。

書評：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2001年5月，398~401頁。

書評：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集校》；山本達郎、土肥義和、石田勇作《社組織及其相關文獻》，《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413~418頁。

論文：《論科舉制的完結》，《廣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72~79頁。 ^[3] 

論文:《論唐宋時期敦煌民間結社的組織形態》,《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59-65頁。再錄:人民大學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魏晉南北朝隋唐》2002年4期。

書評: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六卷,2002年8月,409-413頁。 ^[3] 

《唐代前期的使職問題研究》(70000字),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專著第七章),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176-264頁。

論文:《略論唐前期河北地區的軍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2003年8月,101-109頁。再錄人民大學複印資料《中國古代史-魏晉南北朝隋唐》2003年6期,40-47+77頁。

論文:《略論高昌上奏文書》,《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26-37頁。

論文:《唐宋時期的敦煌官人結社》,劉澤華主編《公私觀念與中國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133-150頁。

書評:《為了忘卻的紀念--讀李冬君》,《中國圖書評論》2003年第10期,23-24頁。

書評:《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評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2003年12月,93-95頁。轉載人大複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4年2期,76-78頁。 ^[3] 

論文:《西漢戊己校尉新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2004年1月15日),第128-135頁。轉載人大複印資料《先秦秦漢史》2004年4期,85-92頁。

論文:《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中華書局,2004年1月,1-12頁。

論文:《試論麴氏高昌的綰曹郎中》,《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48-53頁。

《吐魯番出土文書》,《文史知識》2004年第5期,47-52頁。

專著《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齊魯書社,2004年5月。

論文:《論高昌國的下行文書--符》,《西域研究》2004年2期,17-26頁。2004年6月15日。

書評: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國學術》2004年第1期,2004年10月,第371-374頁。

《論渠人社》,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三輯,三秦出版社,2004年11月,121-145頁。 ^[3] 

《試論敦煌的婦女結社》,《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八卷,中華書局,2005年1月,第89-104頁。

《唐官修譜牒與王權主義》，載《王權與社會--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崇文書局，2005年7月,387-400頁。

《新發現的陳寅恪書信》，光明日報，2005年11月8日。

《唐宋之際敦煌的民間結社與社會秩序》,《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543-558頁。 ^[3] 

《官法與鄉法--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為中心》,《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99-105頁。轉載人大報刊複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4期,56-62頁。

《論敦煌民間結社的社條》,《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九卷,中華書局,2006年5月,317-337頁。 ^[3] 

專著：《孟憲實講唐史--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

專著：《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5月。

（講座）：百家講壇-唐高宗真相

與榮新江、李肖聯合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

《論敦煌民間結社與佛教寺院的關係》，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等出版，社會、思想卷，2008年7月初，119-132頁。

《論敦煌民間的結社抗災》，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九、十輯（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1029-1039頁。（為2006年12月香港大學等為饒宗頤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安樂公主墓誌>初探》，載《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週年華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315－323頁。

《傳統史學、新史學和公共史學的“三國鼎立”——以武則天研究為例》，《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12期，43-47頁。

《唐令中關於僧籍內容的復原問題》，《唐研究》第十四卷，2008年12月,69-84頁。

《吐魯番新出趙同墓誌初探》，孟憲實、劉麗，《西域文史》第三輯，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187-195頁。

《試論唐代西域的民間結社》，《西域研究》2009年1期，1-12頁。（收入《報刊複印資魏晉隋唐》，2009年3期，2009年3月9日刊發，26-36頁。）

《傳統史學、新史學和公共史學的“三國鼎立”——以武則天研究為例》，《新華文摘》2009年7期，65-67頁。

《成熟的敦煌民間結社》，《漢唐盛世的歷史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425-438頁。

《論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編造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3期，5月20日出版，136-143頁。全文轉載複印報刊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5期，2009年9月9日刊發，49-56頁。

《論敦煌民間結社內部的轉帖》，《國學學刊》2009年第一期（2009年3月25日），71-83頁。

《新發現的寺院手實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2009年10月15日）,170-179頁。

2009年11月，出版了《孟憲實讀史漫記》

孟憲實還是電視劇《貞觀之治》的主要編劇，和另一個編劇、著名作家阿城合作，孟憲實負責歷史史料的真實，而阿城負責文學的潤色，歷時兩年完成了劇本創作。

《貞觀之治》運用了大量的特技鏡頭體現唐初的歷史風貌。為此，《百家講壇》把這些素材運用於孟憲實講述過程中插入的片花，用來豐富視覺效果和製作懸念。

孟憲實説，“當初我和阿城各拿出一個劇本，最後再進行融合。我的劇本原有一條愛情線，阿城則是想把宮廷鬥爭部分放大，但根據相關部門當時要做正劇的指示，我們把這兩條線都砍掉了，盡力‘一正到底’，是否真實、是否忠於歷史的問題，這個也很難界定，很難量化。” ^[4] 

不過，同為歷史正劇，《漢武大帝》做到了“既叫好又叫座”。對此，孟憲實分析説，“電視劇講究戲劇衝突，戲劇衝突要有對手。漢武帝有對手，一生可以用‘如何解決匈奴問題’串起來；但唐太宗沒有對手，有人會説突厥問題可以成為該劇的大背景或主線，事實上，當時突厥勢力已是強弩之末，根本構不成威脅。因此，曾考慮用‘陰謀加愛情’的套路，這樣戲劇衝突肯定是有了，但又不符合歷史。做到文學性與歷史性的結合，做起來太難了。”

《百家講壇》能當編劇的歷史學家肯定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2006年，《百家講壇》找到孟憲實，問孟憲實想講什麼，孟憲實還是想講貞觀之治，因為雖然電視劇《貞觀之治》拍得很真實，但是畢竟還有不少虛構的地方，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説，只要有虛構，心裏就會不踏實，講講純粹真實的歷史才會踏實。另外，電視劇中沒法展開的很多問題，也可以在《百家講壇》繼續講講。

孟憲實演講圖片集錦(10張)

不過要真正登上《百家講壇》，卻還需要一個複雜的過程，要過好幾關。第一關，到孟憲實的課堂上來錄像，拿回去研究，看是否適合上電視；第二關，讓孟憲實準備個題目到演播室去試講；第三關是讓孟憲實講一個小人物，其實是進一步考驗，如果通過就可以播出，通不過就作廢了。孟憲實順利闖入了第三關，開始講長孫皇后，講了兩集後他們就讓孟憲實直接進入大題目，講李世民。孟憲實覺得在《百家講壇》講課很費勁，而又有很多別的工作要做，就覺得時間不夠用。中間有一段時間孟憲實就撂挑子不幹，不願意再講。《百家講壇》的工作人員就來給孟憲實做工作，説為了讓大家的工作都不白做，還是請孟憲實繼續講完，於是就又匆匆講了兩集，湊夠八集，以《玄武門之變》為題播出了。播出的效果還不錯，收視率很高，所以電視台和孟憲實的同事、朋友都希望孟憲實能繼續講下去。這樣，孟憲實就又以“貞觀之治”為題，講了十二集。最後播出了十一集。

“登壇”之後，孟憲實的生活發生了不少變化。“比如我突然知道，原來講課還可以這麼講。我把在鏡頭前的講課方式運用到課堂上之後，發現我的課更受同學們歡迎了。”不過雖然“登壇”講課讓孟憲實獲得了很大的知名度，但他表示，自己不想當於丹、易中天那樣的“明星學者”，只希望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內繼續踏踏實實地幹。

《百家講壇》雖然深受普通觀眾歡迎，但是其中講歷史的節目在很多歷史學家眼裏，卻不過是些皮毛。對此，孟憲實説：“我覺得歷史學家看《百家講壇》講歷史，純粹是無聊。這就好比《貓和老鼠》，明明是給小孩子看的，你大人非得説貓也能説話是違反基本規律的，這多沒勁，《百家講壇》講的歷史不是講給歷史學家看的，是講給普通觀眾看的。所以我在講課的時候，儘量以最通俗的方式表述出來，不過最後整理成書稿的時候，我還是加入了不少自己的學術觀點。希望能增加圖書的含金量。”

李世民還是秦王時，與太子李建成的派系爭奪得很厲害，雙方互相“挖牆腳”、搶人才，爭奪對方的骨幹，李世民在這個期間挖到很多對方的人才，但他自己的“秦軍”中卻沒有一個人背叛他。

孟憲實説：“為什麼李世民在自己的隊伍中有這樣高的威信，不僅僅是因為他是秦王，有權力，更重要的是一次次衝鋒陷陣中，李世民都是身先士卒。李世民從來不是一個只坐在陣後的指揮家，佈置完基本的戰略後，他一定率他的鐵甲兵衝在最前線。連李世民的父親都説，他打仗好像只會用一招，就是率着精鋭部隊穿陣而過，就是從敵人的正中央穿過，在敵人的陣後展開秦王大旗，那時候是肉搏戰，只要你的旗子出現於敵人的陣後，敵人就覺得敗了。”而李世民之所以敢於衝鋒陷陣，緣於他從小習武，據説他最擅長弓箭，坊間傳説他的鬍子非常堅硬，可以把弓放在鬍子上。正因為他是一個靠武功打天下的人，曾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次戰爭，與部下共生死、同命運，每次的勝利都是和部下用共同的鮮血、共同的犧牲換來的，所以他們內部非常團結，在後來的鬥爭當中，經受住了考驗，因此他的部下非常敬重他。

李世民説過，他早年是不讀書的，後來才開始看書。因為早年他打天下靠的是武功，後來治天下他靠的是文功，就是讀書治理天下。而想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聽別人的意見，李世民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促使他成功，那就是他的自我剋制能力很強，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如果他的自我剋制能力很弱，他自己錯誤的一面就會氾濫成災，如果他自己公私不分，大我小我不分，那就很麻煩了。而古代的帝王大多在這個問題上出差錯。

孟憲實講唐史(5張)

在研究唐史時，孟憲實發現了一個不同的結論：唐高宗李治並非史書描述的很軟弱。“史書一方面講唐高宗很軟弱，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明顯不是軟弱的表現，這種概括明顯有問題。”孟憲實覺得唐高宗是一個冤案，其實唐高宗是一個外圓內方、心思縝密、膽大心細的人。孟憲實説，唐太宗在世時，高宗利用父親生病的機會，勾引了父親的“才人”武則天，他倆發生了關係。“太子喜歡皇帝的女人，這種‘亂倫’顯然是違反綱常的，但是他還是勾引了，説明這傢伙一點也不老實，更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我看他是主動的，按照當時武則天的處境，她不敢胡來。”所以這證明李治的孝、他的仁都是做給唐太宗看，做給大臣看的，背地裏他不露聲色，該他做的，他表現得很好，不該他做的，他想做也偷偷地做了。

“為了妖魔化武則天，不得不把高宗寫得很弱智。”過去的史書講到高宗時，基本都是把武則天當一號人物，把唐高宗當二號人物，讓人覺得武則天是唐高宗背後更厲害的角色，孟憲實認為這是對武則天的妖魔化。《資治通鑑》為什麼妖魔化武則天，就是為了提醒宋朝的當政者，武則天不能在宋朝出現，上來就把武則天寫得很壞，她有野心從進宮開始就準備當皇帝。所以像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寫《新唐書》的歐陽修身為歷史學家又是政治家的雙重角色，普通讀者難以從中窺查。唐高宗何以背上千年軟弱無能的“黑鍋”呢，在孟憲實看來，一方面，有客觀的原因，“前面有個唐太宗，高大全，後面有個武則天，‘邪派領袖’，一正一邪，把唐高宗壓在中間施展不開。”唐高宗成了妖魔化武則天的副產品。

對史書記載武則天殺女一事，孟憲實感嘆説。“其實武則天哪，也怪可憐的。因美貌出眾被召進宮中做了才人，太宗賜給她武媚的稱號。但她一丁點也沒有朝廷的依靠勢力，和唐高宗的感情是她的資本。”至於“公主之死”，那是一系列妖魔化的描寫之一。《資治通鑑》上説，武則天趁王皇后來看她剛出生的女兒之際，親手掐死了女兒並誣陷王皇后。孟憲實説，“事實上是不可能，史書進行了文學性的描寫，時間交代不清，細節之處值得懷疑，事實上是自然夭折。殺女兒這件事不澄清，武則天的形象就立不起來。”至於“獅子驄”的故事就更不可信。唐太宗的寵馬，武則天敢説用鐵鞭、鐵撾、匕首制服嗎，孟憲實認為，這與唐高宗喜歡小鳥依人的女人不符。

至於武則天稱帝的舉動，孟憲實解釋説：“武則天太超前了，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武則天的形象也是分階段的，這和高宗有一比，高宗在太宗的時期，就是一乖兒子，要多乖有多乖，武則天在高宗面前是一乖媳婦，要多乖有多乖，一副沒有野心的樣子。因為女人要當政，她必須依靠孃家的勢力，可她對孃家的勢力處理得很乾脆，不講任何私情、面子，這都給高宗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而且高宗死的時候56歲，武則天那時候已經60歲了。60歲的一個老太太，兒子都20多歲了，你想高宗能預料到這個60歲的老太太還會去做皇帝嗎，所以沒法觀察得到。另外，當時確實比較開放，人們對於是否女人當皇帝都無所謂了。在孟憲實看來，如果從純粹歷史審美這個角度講，出來一個女皇帝還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孟憲實籤售會照片(10張)

一個採訪過孟憲實的記者這麼評價他：”這是個在學術上絕對靠得住的人。“這麼一説，有一點倒是可以放心，就是無論孟憲實在《百家講壇》上講述唐史講得讓人愛聽還是不愛聽，他的史學專著讓人愛看或不愛看，至少，可以聽到和看到一個真正的史實。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