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大臣們的爭議、勸諫、奏議等，以規範君臣思想道德和軍政思想，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有關貞觀政事的記載相比，較為詳細，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徵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資料。

作品中提出了”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的重民思想，務實求治、與民休息、重視農業、發展生產的施政方針，”愛之如一”較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賢才的主張，廣開言路的開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罰的統治策略，以及儉約慎行、善始慎終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國開明封建統治的戰略和策略、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

《貞觀政要》圖書目錄（據：中華書局2003年出版的謝保成集校本）

吳兢著《貞觀政要》旨在歌頌“貞觀之治”，總結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後來君主以為借鑑。書中所記基本為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徵等大臣的問答，以及皇帝的詔書、大臣的諫議奏疏等，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討論君臣關係、君民關係、求諫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居安思危為其重點。

雖然《貞觀政要》在史實上有所失誤，但由於敍事詳贍，文字明暢，論述的又是統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後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流傳到日本和朝鮮半島。 ^[2] 

開元十七年，吳兢因《上〈貞觀政要〉表》“書事不當”被貶，而其書沒有被禁燬。這樣，在玄宗之世有三個本子同時並存：一是正式進本，沒有朝廷認可，留在集賢院或史館而未經著錄，因而《新唐書·藝文志》將其列入“不著錄”的範圍。二是進本的底本，三是底本之前的稿本。後二種，在吳兢家中。

唐代官方關於《貞觀政要》的流傳情況，自玄宗至順宗四帝，均不見記載。《玉海》卷49引《會要》“元和二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近讀《貞觀政要》…… 六年三月帝曰：嘗讀《貞觀政要》…… ”，是迄今所見最早關於《貞觀政要》的記載。而憲宗讀《貞觀政要》，則不能不使我們將目光對準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德宗至憲宗時的著名史官蔣乂（音藝）。

蔣乂（747年－821年），吳兢的外孫。其父蔣明，集賢院學士，安史之亂後，圖籍淆亂，奏引蔣乂入院助其整理。蔣乂僅用一年多時間，便於亂中勒成部帙，得二萬餘卷。德宗貞元九年（793年）累轉右拾遺，充史館修撰。史稱蔣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諮訪。乂徵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

蔣乂出生時，吳兢尚在世，吳兢的藏書及《西齋書目》，包括他的著述的稿本和底本，是完整保存下來了的。《郡齋讀書志》著錄《吳氏西齋書目》：“唐吳兢錄其家藏書，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書，附於正史之末，又有續鈔書列於後。”吳兢故去後不幾年，幼年的蔣乂便“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蔣乂“家藏書一萬五千卷”，無疑包括吳兢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以及“兢自撰書”，必然能夠得見《貞觀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即便他著《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傳》不參考《貞觀政要》，但其《史臣傳》則不會不為吳兢立傳。然而兩《唐書·吳兢傳》都不談編錄《貞觀政要》之事。

玄宗一朝《實錄》及代宗以前《國史》等官方史籍沒有關於《貞觀政要》的記載，《舊唐書》沿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本，所以也沒有記載。而《新唐書》廣採雜史等官方記載以外的史料，蔣乂的《史臣傳》在採錄之列，仍然不見吳兢編錄《貞觀政要》之事，這的確是個難解之“謎”。但也有不可忽視的地方，這就是：《新唐書·吳兢傳》增舊傳《上中宗皇帝疏》、《上玄宗皇帝納諫疏》、《請東封不宜射獵疏》以及直筆記錄“張昌宗誘張説誣魏元忠”等事，均見於《唐會要》、《冊府元龜》，惟有“座書事不當，貶為荊州司馬”一事，“座書事不當”五字不見於官史，似當出自蔣乂《史臣傳》。這或許正是蔣乂留給後人考察《貞觀政要》成書、進呈的一個伏筆！

憲宗讀《貞觀政要》，跟“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必召蔣乂“諮訪”，蔣乂“徵引典故”，趁機推薦《貞觀政要》相關。憲宗所讀《貞觀政要》，當是留在集賢院或史館的吳兢正式進本，但這個本子也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而待整理。蔣乂入集賢院助其父“於亂中勒成部帙”，不可能不涉及《貞觀政要》，而整理《貞觀政要》又不能不參考家中所存《貞觀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如果連蔣乂都弄不清《貞觀政要》的成書問題和版本、文字的淆亂，恐怕其他人就更難有發言權了。

《貞觀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視為定本的本子，即是經蔣乂整理的本子。現今所見“讀《貞觀政要》”最早的記載在唐憲宗時，恰好證明是蔣乂使其外祖父的遺著得以重見天日的。經蔣乂整理過後，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讀、所見，均屬這一系統。宋刊本《貞觀政要》，無疑亦屬這一版本系統。《玉海》引《邯鄲書目》著錄的《貞觀政要》，也是這個版本系統。

蔣乂的四子中，系、伸、偕三人皆有史才，自文宗至懿宗相繼為史官。史稱：蔣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雲《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蔣氏家藏《貞觀政要》的底本或稿本，隨之而流向社會，各本雜相抄錄，所以出現淆亂。

迄今所知，在北宋編錄《新唐書·藝文志》之前，五代後唐國子監於天成二年（927）曾經刻印過《貞觀政要》，並流傳到南宋紹興年間。 隨後不久，傳入契丹。重熙十五年（1046），遼興宗命譯漢籍，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至金哀宗時，趙秉文輪直進講《尚書》、《貞觀政要》，並進《貞觀政要申鑑》。《貞觀政要申鑑引》尚保存在《閒閒老人滏水文集》卷15，但譯本不傳，不知所據版本情況。

吳兢的底本或稿本、蔣乂的整理本，經兩宋、遼、金數百年輾轉抄錄，出現“傳寫謬誤”的情況。另一方面，隨着理學在元、明時期的盛行，雖然當時的最高統治集團嚮往唐太宗“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卻又認為唐太宗“於正心、修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於是戈直在整理“傳寫謬誤”的同時，更注重採輯唐、宋諸儒之論，間以己意，對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作出新的詮釋。

22家言論以及戈直的“己意”，並非論《貞觀政要》其書，而是在評“貞觀之治”其事，反映着宋、元以來對於貞觀之政認識的演變。由此，戈直集論本便被視為一部詮釋“貞觀之治”的論著而受到推崇。由於詮釋的需要，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均被忽略不提。元順帝至元四年（1333）刊行後，明洪武三年（1370）又經宋濂以“中秘本”重校 重刻，成化元年（1465）憲宗“御製序”再刻。一枝獨秀，取代了其他傳本。

國內現存刊本，目前見於著錄和通行者兩種，一為國家圖書館藏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以下簡稱“明本”)，一為成化元年戈直集論本(以下簡稱“戈本”)。《四庫全書》所收內府本、嘉慶戊午(1798)掃葉山房重鐫本，均為戈直集論本的翻刻本。私家收藏情況，有待新的發現。集校中發現，王先恭校注《魏鄭公諫錄》所引《貞觀政要》，有與鈔本全同而與刊本互異者。《魏鄭公諫錄》卷二《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條末，王先恭引《政要·安邊》文字，與鈔本卷九《議安邊》第一章文字全同，甚至連“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也與鈔本一樣，訛作“十二年”。

國外刊本，現存四種，即元刻、明初重刻（以下簡稱“明本”）、成化再刻（以下簡稱“戈本”）和韓版註解本（以下簡稱“韓版”）。

國外鈔本，目前所見基本都在日本。清和貞觀年間（859－876），冷泉書院失火，圖書盡毀。在隨後的10來年間，藤原佐世奉敕根據重新蒐集到的圖書編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中，“卅雜家”著錄有《貞觀政要》，表明《貞觀政要》一書在此之前已經傳入日本。其“正史家”著錄《東觀漢記》百卌三卷，後有如下一段文字:

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錄注云：此書凡二本……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隨寫得如件。今本朝見在百卌二卷。

由這段文字可知，吉備真備從唐朝帶到日本大批圖籍，並編有目錄。吉備真備作為遣唐留學生，是天正靈龜二年（717）隨遣唐使入唐，聖武天平六年（734）隨下一次遣唐使返回。孝謙天平勝寶三年（751）又被任命為遣唐副使，至五年返回。天平六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船舶飄流安南，後入唐為官，未回日本。吉備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圖籍，應當是其遣唐留學的17年間（717－734）。在其“營求”的圖書中如果有《貞觀政要》的話，只能是吳兢的稿本或吳兢家中所藏底本。此時，吳兢剛剛遭貶，進本尚未獲得朝廷認可，不可能讓吉備真備抄錄。而且，就目前日本現存鈔本承傳情況看，也與吉備真備沒有多少關係。更何況《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貞觀政要》，是火災過後殘存下的十四（卷或篇）。

日本現存《貞觀政要》鈔本數目雖多，約20餘種，但完整的鈔本基本上分為三大系統：一為南家本系統，一為菅家本系統，另一個為“異本”系統。

（一）南家本系統，奧書記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安元三年（1177），由正三位行宮內卿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藤原永範“奉授主上既訖”。此即“安元本”，今僅見於小田原本考異中。

其後，經建久五年（1194）、建保四年（1216）、嘉祿三年（1227）、建長三年（1251）、六年傳寫講授，到建治元年（1275）鈔寫的一部，其奧書記曰：“於時建治第一之歷初冬上旬之候，於燭下所終功也，治部權少輔平朝臣兼俊。”是為建治本，日本現存《貞觀政要》最古寫本中最完整的一部。

（二）菅家本系統，奧書記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建保四年之前，中經建保四年（1216）、嘉祿元年（1225）、貞應三年（1224）、安貞二年（1228）、嘉禎四年（1238）、仁治三年（1242）、弘長二年（1262）傳寫講授。到永仁四年（1296）鈔寫的一部，其奧書記曰：“永仁四年（丙申）十月三日書寫訖，執筆宋人明道。”此即永仁本，今僅見於小田原本考異中。

永祿三年（1560），李部大卿菅長雅抄錄一部，為內藤湖南氏藏，故稱內藤本，是現存菅家本系統最古寫本。卷一《政體》貞觀十九年一章，末句為“庶幾於時康道泰爾”。“時康”二字旁註以“光孝天皇諱”，“道泰”二字旁註以“文德諱”。日本當時“御座時，不讀御諱”，這是為了提醒向兩位天皇講讀時，注意避諱所作的旁註。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由此可知菅家本傳入日本的時間一定在文德天皇之前。吉備真備之後，文德天皇之前，有兩次派遣遣唐使，一次在恆武延歷二十年至二十四年（801－805），正當唐德宗晚年；一次在仁明承和元年至六年（834－839），正當唐文宗時。

原田種成推測：菅家本《貞觀政要》是菅原清公為遣唐判官，從唐朝帶入日本的。菅原清公受命為遣唐判官，時在恆武延歷二十年（801）八月，正式出發則在二十三年七月，至延歷二十四年（805）六月即返回日本，在唐朝時間僅僅一年（804－805）。不論是菅原清公，還是仁明承和年間的遣唐使，兩次抄錄《貞觀政要》，都只能是蔣乂家藏吳兢底本或稿本，而蔣乂整理本既未經著錄，豈能任人鈔寫？更何況，原田種成也僅僅是一種推測。還要提醒讀者的是，菅家本卷九原闕，是據宋刊本補入的。

文化六年（1809），菅原長親寫本卷二、卷九末奧書，與內藤本奧書同。各卷末有文化六年五、六月間菅原長親寫記，此為菅原長親本。菅原長親本，又有若干轉寫本，均出文化年間。

（三）在南家本、菅家本兩個系統之外，還有一個被稱為“異本”的系統，卷四與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完全不同。

寫字枱文庫藏本（寫字枱本）缺卷一、卷二。

藤波家藏本（藤波本）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

兩本均缺奧書識語，傳授情況不得而知。

現存最古假名《貞觀政要》（假名本），卷第四與寫字枱本、藤波本全同。此本乃源賴朝妻北條政子命菅原為長用假名翻譯之譯本，文祿四年（1595）梵舜自寫，正保四年（1647）木版刊印，大正四年活字刊印。據菅家本奧書，菅原為長仁治三年（1242）為後峨嵯天皇進講《貞觀政要》，用的是菅家本，而此譯本所據則非菅家本系統。由此可知，“異本”系統與菅家本系統差不多同時傳入日本，只不過沒有受到重視而已。“異本”與南家本、菅家本同時傳入日本，更加説明藤原氏、菅原氏、北條氏等傳鈔的《貞觀政要》，要麼是吳兢最初的稿本，要麼是吳兢進本的底本，而絕非進本或定本。

三大系統而外，還有一個江家本。奧書記道：“本雲 以累代秘説本奉授聖上了，尤可秘藏也。寬弘三年三月五日，吏部大卿江判。朱雲 寬弘九年閏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校了。江匡衡。”寬弘三年，公元1004年，這是所見日本最早給天皇進講《貞觀政要》的記錄，也説明江家本的年代。今僅見於狩谷掖齋校本、松崎慊堂手澤本所引。

此外，完本尚有興福寺藏本（興本）。卷10末奧書，自安元三年至建久六年為菅家本奧書，接下來是“承元二年（1208）四月十五日甲寅奉授主上既訖。此書當家已奉授二皇了。實帝王之龜鑑、吾道之重寶也。雖片時不可出他處者也。從三位行民部卿藤原朝臣光範（春秋八十三歲）。”以下，為貞永、永仁、弘安記，正德二年修補。寶曆五年（1755）南都興福寺謄寫，是為興福寺本（亦稱寶曆本）。第一冊第一葉欄外，有記雲：“凡朱書者菅本之原本也、墨書者南家本之寫也。”

鈔本之多，難以盡數。文政元年（1818），阿波介、山田以文，以所見古寫本合校，是為現存第一個較完備的合校本。現錄其《古本校合凡例》如下：

八條左府本; 二條院御點本; 菅本; 或本; 南家本; 異本; 古本; 一本; 摺本; 亻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菅長雅卿親寫本，有永祿三年之奧書，故稱永本，今為五條家藏）; 江家本（原本卷子本，有匡衡朝臣奧書，故稱江本）。

由此《古本校合凡例》可知，當時存世古本不下15種。以所見奧書識語為據，《貞觀政要》在日本受到重視、開始流傳，是在大江匡衡（952－1012）所在年代，相當北宋太宗、真宗時期。而系統承傳、抄錄，年代則大致相當北宋末年。比較上述三大系統鈔本與元、明刊本，發現其間的重大差異如下：

（一）篇目的有無不同

1、卷第二，《直諫》附，南家本、菅家本無。元刻、明本、韓版15章，見於寫字枱本卷第四者12章，多鈔本3章。戈本10章。

2、卷第四，南家本、菅家本與刊本篇章同。寫字枱本卷第四，篇章與各本完全不同，為《輔弼》第九（4章），《直言諫爭》第十（13章），《興廢》第十一（3章），《求媚》第十二（1章），計4篇21章。元刻、明本、韓版15章中，有2章與《輔弼》同，有10章與《直言諫爭》同。《直言諫爭》第二章、第三章，《興廢》全三章，共5章為各本所無。

3、卷第八，《禁末作》附，元刻、明本、韓版有，凡3章。鈔本、戈本無。

4、卷第八，《辯興亡》第三十四，鈔本無。《玉海》引《邯鄲書目》有。明本2章，戈本5章。由此，卷九、卷十出現編序不同的問題：

菅家本：卷第九（據宋刊本補，所以作）：《議征伐》第三十五、《議安邊》第三十六；而卷第十又為：《論行幸》第三十六，《論畋獵》第三十七，《論祥瑞》第三十八，《論災異》第三十九，《論慎終》第四十，出現重複編序（“第三十六”）的問題。

南家本、寫字枱本：卷第九，《議征伐》第三十四，《議安邊》第三十五；卷第十，《論行幸》第三十六，《論畋獵》第三十七，《論祥瑞》第三十八，《論災異》第三十九，《論慎終》第四十。

（二）篇章的有無不同

1、刊本有、鈔本無者12章：卷二《納諫》3章，《直諫》附3章，卷三《君臣鑑戒》1章，卷五《論公平》1章, 卷六《論貪鄙》4章。

2、鈔本有、刊本無者16章：卷一《政體》6章，卷六《慎所好》1章，《杜讒佞》3章，《論悔過》1章，《論奢縱》1章，《論貪鄙》1章，卷七《論文史》1章，卷八《務農》1章，《論刑法》1章。

3、《上貞觀政要表》，鈔本、明本有，而元刻、韓版、戈本無。

（三）必須提出的文字問題

1、不論鈔本（南家本、菅家本、寫字枱本），還是刊本（元刻、明本、韓版），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以原田種成所集《貞觀政要定本》、《貞觀政要》上、下（校釋本）二書為例，卷一《政體》第二、四、五、七、十九章，卷二《求諫》第五章，卷三《論擇官》第三、六章，卷四《教戒太子》第一章，卷五《論忠義》第十章、《論孝友》第四章，卷六《論儉約》第二、三章、《論仁惻》第三章、《慎言語》第二章、《論貪鄙》第二章，卷八《論赦令》第二、四章，卷九《議征伐》第十三章，以“太宗”作“上”。同樣，卷二《任賢》第三章，卷五《論誠信》第一章，又以“太宗”作“帝”。這顯然是唐代《實錄》或《國史》原文，吳兢抄錄出來準備編錄“貞觀故事”或《貞觀政要》。一部進本或定本，怎麼會對唐太宗有如此不統一的稱謂呢？

2、以鈔本、刊本文字比勘，互有重大脱漏、錯訛。

(1)鈔本脱漏者。卷二《任賢》，各本均8章，排序完全相同，然文字互異處頗多。魏徵一章，刊本、《舊唐書》有而鈔本大段脱漏者5處，約180字。李勣一章，僅章末兩處，鈔本就脱漏125字。羅振玉校卷五、卷六，指其大段脱漏者：卷五《論忠義》貞觀五年一章，鈔本脱19句100字；《論公平》長樂公主一章，鈔本脱漏56字；《論誠信》魏徵上疏一章，鈔本脱漏396字（羅振玉未見的菅家本、寫字枱本，《論誠信》貞觀十一年魏徵上疏一章，中間僅一處就少1465字）；卷六《論奢縱》馬周上疏一章中，鈔本有24字為刊本所無，而刊本卻另有600多字為鈔本所無。

(2)刊本脱訛者。羅振玉校卷五，《論誠信》貞觀十一年魏徵進言一章，戈本脱漏35字，以致“脱誤不可通”。羅振玉未見的元刻、明本、韓版，《論誠信》貞觀十一年魏徵進言一章，章末之前較鈔本、戈本少2953字。特別要提到的是，卷十《論慎終》各本編次完全相同，但貞觀九年的一章中，有一段文字鈔本、刊本互異，致使文意完全背離。

鈔本原文：房玄齡進曰：“臣觀近古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漢光武年三十三。豈如陛下年十八便事經綸，遂平天下，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已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此又文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吏，此又懷遠勝古也。已有此功業，何可得不善始慎終耶？”

刊本原文：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扌為 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

兩段幾乎相同的文字，鈔本是房玄齡讚美唐太宗，而刊本則成了唐太宗自我讚美。前一篇（《論災害》）前一年（貞觀八年），唐太宗剛剛表示過：“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一年過後，同樣的讚美之辭，出於房玄齡之口，比出於唐太宗自己，更覺合乎邏輯。況且刊本中唐太宗還有“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一句，也是表示自謙之意的。兩段文字，當以鈔本為妥。

(3)互為錯亂者。卷九《議安邊》，鈔本3章，戈本2章，是關於安置突厥和以高昌為州縣事。以高昌為州縣一事，鈔本、戈本各為一章，文字相同。安置突厥，鈔本分作兩章：一章為安置突厥部落。突厥部落來降，詔議安邊之術，中書令温彥博與魏徵辯論，太宗用温彥博議，自靈州至幽州置四都督府，居長安者近萬户。十二年（按：當為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夜犯御營，事敗被斬，太宗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另一章為安置突厥首領。突厥首領來降，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百餘人，惟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涼州都督李大亮上疏，以為突厥頃國入朝，悉授大官，非中國之

較比《通典》卷197《突厥》上、《舊唐書》卷189上《突厥傳》、《唐會要》卷73《安北都護府》，則李大亮上疏在前，而朝議安邊之術在後；温彥博與魏徵辯論之外，尚有中書侍郎顏師古、夏州都督竇靜、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上奏、上表，太宗用温彥博議。

針對安置突厥首領，以李大亮上疏為一章，並無不妥，但鈔本第二章以“貞觀十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開頭，緊接着就是中書令温彥博對曰云雲、給事中杜楚客云云，這顯然是貞觀四年朝議安邊之術的內容，被錯置在此，而且標年也標錯了。戈直髮現這一問題，便以《通鑑》敍事為序，認為安置突厥部落、安置突厥首領“共為一事”，便“次第其辭，合為一章”。

不論鈔本、戈本，温彥博所言“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60字，則不見《通典》、《舊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

出現上述重大差異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貞觀政要》原本就沒有一個所謂的“吳兢定本”。

《上貞觀政要表》，鈔本、明本有，而元刻、韓版、戈本無。開元十七年吳兢因《上貞觀政要表》“書事不當”被貶，其書雖然未被禁燬，正式進本卻也沒有朝廷的認可，留在集賢院或史館而未經著錄。這樣，就出現了《上貞觀政要表》與《貞觀政要》分離的情況。前面多次提到，鈔本得自吳兢家藏的可能性最大，自然有《上貞觀政要表》。而元刻、韓版承襲宋版，為宋代皇家藏書，吳兢因表獲罪，表、書早已分離，因而無《上貞觀政要表》。

寫字枱本與南家本、菅家本不同，比較客觀的説，寫字枱本是吳兢撮錄《國史》舊文，着手編錄“貞觀故事”的草本，而南家本、菅家本則是吳兢家藏稿本。卷第四的4篇21章，絕大多數都很重要，不可棄而不用！若以吳兢進書前的境遇，更希望“直諫”玄宗，因而在最後編定上奏前，不可能改變全書結構，便從《輔弼》選出2章、《直言諫爭》選出10章，又從鈔本所未見的稿本中選出3章，編為卷二《直諫》附15章。

《禁末作》附，也應當是吳兢在最後編定上奏前所增。以明本的3章而論，第一章，段綸奏進巧人造傀儡戲具，鈔本在卷第八《論赦令》，無論如何都有“分類不當”之嫌。第二章，“貞觀九年上謂侍臣曰”，雖然與卷六《論儉約》第一章有重出的部分，但唐太宗一開始所説“為政之要，必須禁末作。……”38字，卻為《論儉約》所無。編用此章，旨在強調禁末作，故有此38字。而《論儉約》，着重在戒奢從簡，因而沒有這38字。

《辯興亡》，明本僅2章，均在鈔本卷五《論仁義》。此篇的有與無，牽涉後面各篇排序。鈔本無《辯興亡》，後面《論祥瑞》、《論災異》分作兩篇。刊本有《辯興亡》，後面則合《論祥瑞》（1章）、《論災異》（3章）兩篇為《論災祥》一篇，仍然是同樣內容的4章。將祥瑞、災異分開編目，無論從《唐會要》、《舊唐書》，乃至北宋前期所編有關唐代的歷史文獻看，都是符合當時編纂習慣的。吳兢編纂之初，設此篇目沒有疑義。但當最後成書之際，卻發現整部書10卷40篇，惟有《論祥瑞》一篇僅一章，而又無其他符合此篇內容的章可以移入。這在最後編定時，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據《玉海》引《邯鄲書目》著錄，宋代《貞觀政要》有辯興亡篇，則經蔣乂整理本應有此篇。是否蔣乂整理時增補了《辯興亡》，同時合《論祥瑞》、《論災異》兩篇為《論災祥》一篇，解決了吳兢留下的一篇一章的問題呢？由於蔣乂整理本到北宋刊行後才得以流傳，因而便與日本現存鈔本出現較大差異。

至於鈔本有、刊本無的16章，如果説是宋刊本有所取捨造成的話，那麼鈔本無而刊本有的12章，卻只能是日本現存各鈔本外，還有他們沒有見到的本子。因而，現存鈔本不可能是所謂“進本”或“定本”。其他，篇章移易、文字脱漏，則主要是在流傳過程中造成的，不再論列。

總之，上述種種情況充分説明，南家本、菅家本、異本所據絕非“吳兢定本”，而元刻、明本、韓版所據更難斷定為“吳兢定本”。陳寅恪教授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通過白居易作《七德舞》詩與《貞觀政要》文的對照，已有論斷：羅振玉“雖有‘欲復唐本之舊，苦未能得其全本’（見羅氏松翁近稿貞觀政要殘卷跋）之言，其實縱得日本傳寫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復吳氏原書之舊觀。”[57] 現存各種鈔本、刊本，均非吳兢原本！

660多年前，戈直集論《貞觀政要》而未作集校，國內流傳各種本子卻因此而消失。於是，出現了中國學者無他本可以校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而日本學者則成果不斷湧現的尷尬局面，這不能説不是一大憾事。日本學者憑藉流傳的各種鈔本、刊本，對該書進行過多次校合、整理，在文字校異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因大都囿於南家本、菅家本兩個承傳系統，又過分相信江家本《上貞觀政要表》最後所署題銜，便誤以為日本所傳《貞觀政要》古寫本為“吳兢定本”。其實，所謂的“吳兢定本”實非定本。

為追尋一個完備的《貞觀政要》本子，就所見海內外鈔本、刊本進行一次集校，共得287章。其中，各本完全重複者1章，實為286章。其篇目、編次各本（鈔本南家本、菅家本、寫字枱本，刊本元刻、明本、韓版、戈本）多所不同。依據現今所見最早完整著錄《貞觀政要》篇目的書目――《玉海》所引《邯鄲書目》（北宋編成），編次《貞觀政要》10卷40篇。同時，保留刊本卷二《直諫》附、卷八《禁末作》附兩個附篇。鈔本寫字枱本卷第四，編為全書附錄，以供參考。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衞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恆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居史館任職30餘年，以敍事簡練、奮筆直書見稱。曾認為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史》、《齊史》、《陳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後。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餘卷，世稱“良史”。曾從事官府藏書的整理、國家書目的編制工作。

開元中，詔馬懷素領校圖書，馬懷素奏用元行衝、齊翰、吳兢、韋述等26人同在秘閣詳錄四部書，開元九年（721）共同編成國家圖書總目《羣書四部錄》200卷，由元行衝奏上。吳家收藏圖書甚富，編撰有《吳氏西齋書目》1卷，著錄圖書13 468卷，該書目影響頗大。

所藏之書在他去世前後，贈送給外孫蔣乂。編著有《樂府古體要解》、《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勳史》、《睿宗實錄》、《中宗實錄》、《貞觀政要》、《則天實錄》、《唐高宗實錄》（與劉知己合撰）等，僅《貞觀政要》傳於今。

《貞觀政要》系“隨事載錄”而成，以君道、政體、任賢、納諫、君臣鑑戒等為篇目，分別採摘唐朝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邊大臣如魏徵（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玄齡（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論、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內容包括治國方針、選賢任能、精簡機構、申明法制、崇尚儒術、評論歷史得失等方面，同時強調統治者的自身修養，如敬賢納諫、謙遜謹慎、防止奢惰等。 ^[3] 

《貞觀政要》雖記載史實，但不按時間順序組織全書，而是從總結唐太宗治國施政經驗，告誡當今皇上的意圖出發，將君臣問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為君之道、任賢納諫、君臣鑑戒、教戒太子、道德倫理、正身修德、崇尚儒術、固本寬刑、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等一系列專題內容歸類排列。這部書是對中國史學史上古老記言體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創作出來的，是一部獨具特色，對人富有啓發的歷史着作。

《貞觀政要》寫作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的社會仍呈現着興旺的景象，但社會危機已露端倪，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吳兢已感受到衰頹的趨勢。為了保證唐皇朝的長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總結唐太宗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為當時的帝王樹立起施政的楷模。《貞觀政要》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政治目的而寫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國安民的重大參考價值，而得到歷代的珍視。

書中所記述的封建政治問題是全面而詳備的。吳兢把君主作為封建政權的關鍵，他在開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討了為君之道。他列舉唐太宗的言論説明：要想當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正自身。把安民與修養自身當作為君的兩個要素，對於君主的個人修養，他以唐太宗為例，説明清心寡慾和虛心納諫是相當重要的。做到這兩點，是唐太宗成功的關鍵，從歷代統治者的施政實踐上看，這兩條對於政權安危具有普遍意義。

在書中，吳兢還重點記述了人才使用問題。書中介紹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賢的事蹟。唐太宗對用人有較深刻的認識，他一再強調“為政之要，唯在得人。”（《貞觀政要·崇儒》）對於人才，他提出了必須具有高尚品德，能夠克己恭儉，正直廉潔等要求。為此，他不但採取了一系列選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視對官員的考核和賞罰。通過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於初唐政壇，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現，也在鞏固封建政權，組織民眾生產，安定民眾生活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賢，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出現。吳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徵的觀點：“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書》卷66“後論”）知賢用賢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視的問題，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實踐，為此提供了一個成功的佐證。《貞觀政要》對此的記述，則把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了深入。

吳兢在書中還對太宗朝的大政方針進行了歸納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學、加強禮治、執法寬弛、休養生息、安定民眾，採取懷柔政策，安撫周邊少數民族等等。農業是安定民心、治理國家的根本，這是歷代有識統治者的共識，但真正能抓住這一環節不放，取得實際效果的，卻不多見。唐太宗也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他説：“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貞觀政要·務農》）這個説法比之前代政論家的言論，應該説沒有太多新意。

但作為一個執政者本身，有了這個認識，又能把它貫徹到自己的政策方針中去，其作用就難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擾攘之後，把自己的簡靜無為，推廣為對天下民眾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貞觀後期天下豐足，可以上比漢初的文景盛況。對此，歷代統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過努力把它變為現實，卻是相當大的難題，《貞觀政要》對此的記述，很有理論指導意義。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對於如何保持長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穩如磐石是非常關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貞觀政要·君臣鑑戒》）有鑑於此，他對於皇位繼承人的選擇、教育，頗費了一番苦心。雖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後歸於失敗：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驕奢淫逸被廢，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無能，沒能很好繼承他的事業。但他慮及身後，嚴教子弟的作法，顯示出他的政治遠見，對於封建帝王來説，他的作法值得學習。吳兢特立《太子諸王定分》、《教戒太子諸王》等篇，對此進行記述，説明他也認為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大問題。

《貞觀政要》中，也反映了吳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極東西。如書中第五卷羅列了關於封建倫理道德的一些説教；第六卷中又列舉了許多關於修身養性的議論。這固然是希望統治者能夠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吳兢對封建倫理的重視和虔誠。 ^[2] 

清高宗為《貞觀政要》作序言：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皡之美。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而鑠今。及貞觀，太宗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隊，佈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節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日《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

元至順間，戈直又刊其書，以行於世。餘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複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己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1] 

《貞觀政要》對中國史學史上古老記言體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創作，是一部獨具特色、富有啓發性的歷史著作。

《貞觀政要》既有史實，又有很強的政論色彩；既是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歷史記錄，又藴含着豐富的治國安民的政治觀點和成功的施政經驗。《貞觀政要》是現存記載太宗朝歷史較早的一部史書，在史料學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貞觀政要》以記言為主，所記基本上是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關於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的諫議和勸諫奏疏。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保存了較多的重要史實，比它晚出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書所記貞觀年間史實，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詳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