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

“貞觀”為唐太宗李世民年號，其詞出自《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 ^[1] 

唐初，由於隋煬帝造成的大亂，隋朝留下了破壞嚴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給”隋朝的人口有690萬户（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而且沒有大的戰亂，而隋煬帝造成天下大亂，人口鋭減，隋朝“留給”唐朝户口僅有200餘萬户（按《通典》記載杜正倫奏，經隋煬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亂，到了唐初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户） ^[2]  ，以及內外眾多強敵、破壞空前嚴重的爛攤子。李淵、李世民統一中原與南方，為貞觀之治創造了條件。

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大隋的興亡，農民戰爭瓦解隋朝的過程，認識到了農民階級對君主專制統治穩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吸取隋亡教訓，糾正前朝之弊端，調整統治政策，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 ^[3] 

由於唐太宗勵精圖治，在政治上加強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在外交上加強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在軍事上積極平定四夷，在民族關係上對待少數民族“愛之如一”，貞觀年間，唐代版圖空前遼闊，超過漢宣帝在位時期，至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達到鼎盛，是時領土東臨於海，西逾葱嶺，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5] 

唐太宗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令隋末動盪之局得以穩定下來。 ^[4] 

中國君主專制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權。這種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6]  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

中書省發佈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佈詔書。詔書發佈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佈。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當時的賢臣魏徵就供職於門下省）。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在一些方面與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有相似之處。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唐太宗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帝王個人可能作出的不慎重的決定。 ^[7] 

隋末民變，使唐太宗認識“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亂，使二十七歲登基、英氣勃發的太宗時時引以為戒，叮嚀自我剋制慾望，與大臣們經常議論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原因，叮囑臣下勿懼上不悦而停止進諫，致力糾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這是貞觀君臣共濟致治的基本因素。 ^[8]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因此能夠從各階層蒐羅許多傑出人才。

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人稱“房謀杜斷”，後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

此外，太宗能不計前嫌，選用俊才。如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李建成另一舊部王珪，降將秦瓊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謂人才濟濟。 ^[8]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後5次頒佈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於唐太宗重視，貞觀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樑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9] 

唐太宗善於用人和納諫，也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貞觀時期被稱為治世的表現之一。 ^[8] 

唐太宗重用人才，虛懷納諫，得人善任，從諫如流，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10] 

太宗以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即位後盡力求言，他把諫官的權力擴大，又鼓勵臣下直諫。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納，又如王珪、馬周、孫伏伽、褚遂良皆以極諫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10]  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説：“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8] 

唐太宗能夠兼聽眾議，注意納諫。其臣下敢於犯顏直諫，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有的良好政 ^[10]  治風氣。

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省並冗員，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另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勵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時政治清明。 ^[11] 

貞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貪污的歷史時期，這也許是唐太宗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唐太宗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唐太宗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7] 

唐太宗在位期間使隋制更趨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並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區（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擴大統治基礎。

他還下令合併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於減輕人民負擔。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説：“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

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覆思考，慎之又慎。他説：“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史書記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集權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12] 

“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户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13] 

在重視法治的同時，唐太宗讓臣下按寬簡原則修訂法律，制定出《貞觀律》。減輕刑罰，修訂法律，制定了貞觀律。貞觀時期的社會秩序穩定，最少的一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貞觀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唐太宗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14] 

628年6月3日（貞觀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統一全國。630年（貞觀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唐軍在李靖的調遣下，攻滅東突厥汗國，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後，太宗繼續經營西域，先後多次用兵。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寇邊，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軍攻打吐谷渾。次年閏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庫山（今青海湖東南）擊敗吐谷渾軍。唐軍分兵兩路，李靖、李大亮、薛萬均等率軍向北，出吐谷渾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軍向南，出吐谷渾之左。李靖的部下薩孤吳仁戰於曼都山，斬殺吐谷渾名王。諸位唐朝將領在牛心堆、赤水源擊敗吐谷渾，俘獲吐谷渾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雋，繳獲雜畜數萬。侯君集、李道宗在烏海擊敗吐谷渾，俘獲名王梁屈葱。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渾天柱三部落，收雜畜二十萬；李大亮又俘獲吐谷渾名王20，雜畜五萬，到達且末西境。吐谷渾伏允逃跑，薛萬均指揮騎兵追擊，擊破吐谷渾餘黨。士卒缺水，刺馬飲血。侯君集、李道宗率軍在荒原行軍兩千裏，當地在盛夏也會降霜，缺乏水與草，士糜冰，馬秣雪，路過星宿川，到達柏海之上。執失思力擊破吐谷渾車重。吐谷渾王伏允的兒子伏順率全國投降於唐軍，伏允自縊而死，吐谷渾歸附於唐朝。伏順被封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渾成為唐朝屬國。 ^[15-16] 

貞觀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贊干布率軍擊破党項、白蘭羌、吐谷渾，進攻松州。韓威率領少見人員去偵察吐蕃軍，被擊敗。唐太宗派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執失思力、牛進達、劉蘭為副，率軍迎戰吐蕃。唐軍主力侯君集部還沒出手，唐軍先鋒牛進達部已經打敗了吐蕃軍，松贊干布懼，退出党項、白蘭羌、吐谷渾，遣使謝罪。派重臣祿東贊獻金五千兩、珍寶數百於唐朝，再次請求和親。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將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松贊干布親自到柏海迎親，江夏郡王李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松贊干布行子婿之禮、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後，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築城、建立宮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徵高句麗返回後，吐蕃松贊干布上書稱臣於唐朝，説“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夫鵝猶雁也，臣謹冶黃金為鵝以獻 。”松贊干布還接受唐朝的冊封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 ^[17-19] 

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貢，遂命侯君集、薛萬徹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沒想到唐軍趕到，被嚇死，其子麴智盛繼位，投降唐朝。太宗於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護府，西域各國皆到長安朝貢。

貞觀十五年（641年），強盛時期的薛延陀汗國派20萬軍隊南下，唐太宗派數萬唐軍迎戰。後面的數萬唐軍還沒趕到，李績率領的3000唐軍與3000唐朝下屬突厥兵已經早諾真水與薛延陀軍大戰。3000突厥兵與薛延陀軍交戰，不勝，突厥兵撤走。薛延陀軍與3000唐軍交戰，射傷了唐軍的馬，李勣指揮唐軍執長槊攻打薛延陀軍，薛延陀軍潰敗，薛萬徹用數千唐軍騎兵奪取了薛延陀軍的馬匹，薛延陀軍失去馬匹，不知所為，唐軍大破薛延陀，俘獲超過5萬人，薛延陀的甲仗輜重也大量被唐軍奪取，剩餘的薛延陀人失去輜重難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凍死。 ^[20-21]  唐太宗對薛延陀的使者説“李勣率領的只有數千唐軍騎兵，已經使你們狼狽到這種地步。回去告訴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22]  唐太宗説：“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 ^[23] 

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領10萬軍隊征討高句麗。營州都督張儉擊破高句麗軍，斬首數千級。李勣等攻佔蓋牟城（今遼寧撫順市），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攻佔卑沙城（今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大黑山），獲男女八千口。李勣、李道宗又擊敗高句麗步騎4萬，斬首千餘級。車駕渡過遼水，唐軍李勣攻破遼東城（今遼陽市區遼陽老城東北隅），殺高句麗軍1萬多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唐軍契苾何力擊破高句麗軍，斬首千餘級。 ^[24-29]  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率領高句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與唐軍發生大戰。唐軍打敗高句麗、靺鞨兵，斬首二萬餘級。延壽等將領率領剩餘軍隊依山自固，唐軍包圍了他們。延壽、惠真率眾投降於唐軍。唐軍繳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都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 ^[30-31]  唐軍攻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户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唐軍斬首高句麗軍四萬多級，唐軍死了接近二千人。 ^[32]  唐軍攻打安市城（今遼寧省鞍山市海城市營城子鎮）時，因為“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師返回。唐軍耀兵於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 ^[33]  之後，唐太宗派李績、牛進達、李海岸攻打高句麗，也都取勝了。 ^[34-38] 

貞觀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領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貞觀二十年（646年），唐軍反擊並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于都護府，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闕州（後改名餘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遼闊疆域。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作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隻身逃到吐蕃，借來吐蕃軍和尼泊爾軍向印度進發。連戰三天，印度軍大敗。唐軍斬首三千餘級，水中淹死印度兵約萬人。阿羅那順棄城逃跑，副使蔣師仁追上並俘虜之。此戰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匹。

唐太宗在位期間武功全盛，將唐帝國發展為當時東亞地區最強、文化最盛的國家。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向後攻滅突厥汗國、吐谷渾汗國、高昌、焉耆、龜茲等西域諸國、薛延陀汗國，並且將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納入唐朝的統治之下，還打敗高句麗、吐蕃，吐蕃稱臣於唐朝。由是唐朝聲威遠播。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風俗，並設置都護府制度，終貞觀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則被周邊諸族尊為“天可汗”，並築“朝天可汗道”，向唐室進貢，即使包括回紇在內的漠北諸部也每年向唐朝繳納貂皮作為賦税。唐太宗成為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國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39-41] 

唐太宗從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人民羣眾力量的偉大，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説：“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百姓休養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徵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裏住了很久。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獎勵墾荒，“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衣食有餘，安居樂業，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唐初賦税徭役比隋朝有所減輕，尤其力役徵發，比較有節制，注意不奪農時。對災區免除租賦，開倉賑恤。另外還緊縮政府機構，以節省政府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並通過"互市"換取大批牲畜，用以農耕。 ^[8]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注意輕徭薄賦，徭役的徵發不奪民時；同時太宗崇尚節儉，曾遣散宮女三千多人，並下令免去四方珍貢，從而農業及民生得以不斷髮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亂，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唐太宗招撫流亡回鄉，授田給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關中連年災荒，太宗即開倉賑濟災民，又準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為災民贖回賣出子女，使災民得以度過荒年。 ^[8] 

唐太宗重視發展生產，減輕農民的賦税勞役。中國君主專制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君主專制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不歧視商業的君主專制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唐太宗的高瞻遠矚之處。在他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 ^[7] 

唐朝的強盛給統治者在對外關係上帶來了無比的自信，因而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 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

自漢開闢的“絲綢之路” 一直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7] 

王孝通，唐朝數學家兼天文學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數方程解法的數學家。

孫思邈，唐朝醫學家，時人尊為藥王，著有《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

呂才，唐朝自然科學家、哲學家、全才。著有本土因明邏輯學著作。

李淳風，唐朝數學家、天文學家，貞觀七年（633年），李淳風通過改進傳統渾儀，創造性在赤道環上增加了黃道環和白道環，研製出當時絕無僅有的“三重環”渾天儀，名為渾天黃道儀。貞觀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渾天儀的《法象志》[5]。註釋《算經十書》《推背圖》《典章文物志》《秘閣錄》《乙巳佔》等書。指出《戊寅元歷》的錯誤。又以劉焯的《皇極曆》為據，編成《麟德歷》。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風的《麟德歷》。

《新唐書·志四十一》：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 ^[42] 

《舊唐書》地理志記載貞觀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縣的人口數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區與人口》一書，對其進行了詳細加總，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該統計也並不完全準確，因為《舊唐書》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數字。 ^[43] 

唐太宗佈德懷柔，民族關係密切。對於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變其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尊重其習俗，任命各族首領以統轄本部。還通過"和親"進一步發展民族關係。唐太宗被少數民族尊奉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東有稽胡的擾邊，西有吐谷渾的威脅，北有突厥的侵襲，尤以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突厥武裝曾直逼唐廷首都長安（今西安）的近郊，成為當時的主要威脅。李世民即位後，經過三、四年的認真努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好轉，政權得到一定的鞏固，便對突厥的騷擾從防禦轉入反擊。 ^[44]  但是同時對它周邊的少數民族採取懷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説：“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

627年（貞觀元年），又説：“朕以天下為家。”

644年（貞觀十八年），又説：“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又説：“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45] 

唐太宗的這種認識和思想，顯示了處理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政策。 ^[45] 

630年（貞觀四年），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後，沒有采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採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設置了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立了新的羈縻府州制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45]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形成了少數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制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調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開明友善的民族關係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了多民族共同發展進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形成，奠定了現代中華民族的基礎。 ^[45] 

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對西域等地區的管轄，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説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裏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中亞和東亞各國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 ^[7]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7]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學館，有十八學士，即位後更在京設弘文館，徵集圖書二萬餘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擴充京師國子監，延聘名儒出任學官，生員多至萬人，並接受新羅、吐蕃、日本等的君長皆派子弟來華求學，由是時文教生員背景多元，復興卓然有成。 ^[46] 

命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朝國史，開官修歷史的風氣。

太宗戮力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外國君長如高句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傳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高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 ^[47]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貞觀年間，太宗的各項善政，使官吏廉能，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解決温飽，經濟發展迅速，造成中興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業。

貞觀年間，經太宗的苦心經營，延續了隋代的多種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常平倉制等，堪稱完備，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47] 

太宗施政有方，選賢問廉能，克己納諫，成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歷代有為的治國者，皆追慕「貞觀政風」而力圖仿效。

太宗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舉代門第，逐漸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世家豪族輪流掌政的惡習，廣開平民高仕的機會，清除舊社會的觀念，緩和了社會矛盾。 ^[47]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古代集權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48]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於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為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自然就和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着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徵。 ^[49]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説：“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裏學的。”太宗聽後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着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着長孫皇后説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説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藉口，屢屢“求為散官”。 ^[49]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徵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後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説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説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徵所説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徵之後，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瞭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50] 

唐·吳兢：“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 ^[51] 

北宋·歐陽修：“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52] 

北宋·司馬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北宋·蘇轍：“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

北宋·範祖禹：“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曾鞏：“法度之行，禮樂之盛，田疇之制，詳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近人曾有學案爭議，最後多方核實，此段是説太宗超越前王，而非不及）

北宋·何去非：“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藉兵於府，置將於衞，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衞，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為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 ^[53] 

北宋·胡寅：“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南宋呂祖謙：“當時之治，不唯貞觀而已，雖並隆於堯、舜可也。”

南宋陸九淵：“太宗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

南宋真德秀：“後世人主好學者莫如唐太宗，貞觀之規模不可以不復。”

郭思貞：“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人如拉朽，所向無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元吳澄：“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於米三錢，外户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

元·戈直：“至於後世之君，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然屈己以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人之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以時沈克終為難，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哉！”

明太祖：“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明季歷代論書彙編，有評價唐太宗：“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明·趙弼：“（太宗）傳三百載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宰輔，內有長孫之賢后，致治之美庶乎？ 成康秦漢以來皆莫及也。實天之時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皆痛哭剪髮勢面割耳流血灑地，非有得於華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浚儀國史修文志：“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

明憲宗：“三代以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莫若貞觀之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也，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有治未純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遠登高之助也。”

張緒通：“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監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

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 由於唐太宗的豐功偉績，一個不可預知的中國，一個英雄史詩的中國，並改寫了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着的文明史。”

柏楊《中國人史綱》：“李世民大帝是中國最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國，不久就為中國開創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個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