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工業

天津近代工業的萌芽期是開埠後的洋務運動時期。從1866年開始，受洋務運動影響，清政府在天津及周邊地區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軍工產業。為應付對外通商事務，清政府又於天津設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天津成為李鴻章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區，這一時期也是天津近代工業的發展初期。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洋務運動興起，“洋務派”開始興辦近代以軍工產業為代表的官辦產業。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東18裏賈家沽道附近覓得土地22頃，在周圍挖壕溝，建造長1500餘丈的圍牆，建成天津機器局東局，是天津機器局火藥廠，俗稱為“東局子”，是當時中國北方最早、最大的軍工產業。該局為北方諸省提供軍需的槍支、彈藥，在北洋水師建成後，又負責提供北洋艦隊所需的軍需物資。在崇厚之後，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主持天津機器製造局，使其迅速發展成為機器製造、金屬冶煉、鑄造、熱加工、基本化學、船舶修造等規模可觀的大型軍工企業。天津機器局的東局子被稱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機器局之一。

清政府為加強海防，又於1880年由李鴻章在天津創建北洋水師大沽船塢。大沽船塢是近代中國北方第一座船塢，與旅順軍港、威海衞劉公島並稱北洋水師的三大基地，用於修理北洋水師的軍艦，1890年始造軍火。

為配合近代軍工產業的發展，清政府在天津修建了最早的電報線和中國第一條自主型標準軌鐵路，並創辦開平鐵路公司和開平礦務局，開平礦務局是中國最早的機械化大型煤礦，以保證軍工產業所需要的能源物資。 1878年由李鴻章委派買辦唐廷樞創辦開平礦務局，起初原擬官辦，後因清政府財政支絀，才改為官督商辦。 1879年，以直隸總督府為起點，經天津機器局東局子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營之間架設電線之間的電報線，是中國最早的電報線。此後又鋪設了天津至上海的電報線路。後在天津設電報總局，下設電報東局、電報北局、電報南局三個分局。天津電報局雖是“官督商辦”，但凡洋務、軍務電報，均為“頭等官報”，發報順序又定為“先官後商”。

而始建於1880年的唐胥鐵路，後經李鴻章建議，延長至大沽及天津，主要用於開平煤炭的運輸和北洋海防調兵運輸軍火。1887年李鴻章將開平鐵路公司更名為中國天津鐵路公司（又稱津沽鐵路公司）。津唐鐵路建成後，李鴻章考慮到北洋防務，以天津為中心，修築了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除上述為軍工產業服務的“官督商辦”近代產業，為方便南北貿易往來李鴻章早在1872年就創辦了輪船招商局，總局在上海，設津局位於天津的紫竹林南。

外資在天津最早經營的近代企業是1874年英國的大沽駁船公司，但比李鴻章籌辦的輪船招商局要稍遲一些。外國資本是在1871年才獲准在天津經營駁船運輸業務，須經清政府規定試辦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資興辦的大沽駁船公司成立了，資本為33000美元。1889年9月大沽駁船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為50萬兩。”至1900年天津共19家外資企業，英、德兩國佔16家。在19家外資企業中，以對外貿易的企業為主，其中打包廠有11家。此外，其他早期的外國資本多為小型民用工業。

天津的民間資本產業較外資產業還晚，1878年由朱其昂創辦的貽來牟機器磨坊。在1900年以前，天津貽來牟機器磨坊，每年獲利六七千兩，此後又有民間資本添沒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兩，足見銷路日旺。這些在19世紀90年代新設的機器磨坊，缺乏具體的歷史記載，目前可以明確考證的有大來生機器磨坊、天利和機器磨坊和南門外瑞和成機器磨坊3家。

1884年，廣東商人羅三佑創辦的德泰機器廠是天津第一家民間資本創建的鐵工廠。機器製造產業方面，天津還有1886年天津英租界內開辦的萬順鐵廠。此外，德泰機器廠、萬順鐵廠都設在毗鄰租界的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帶。20世紀初，這裏又設有熾昌鐵工廠等。因此與當時天津租界的發展是相適應的，海大道一帶是天津早期民族資本機器製造業的發源地。天津早期民間資本創建的機器加工產業，還有三條石大街1897年建成的金聚成鐵廠。其他的產業則如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來水公司、1897年創辦的北洋織絨廠、1898年創辦的北洋硝皮廠，都是當時的著名買辦吳懋鼎在天津投資興辦的，也是當時天津乃至北方同類行業中最早的。

天津近代工業初始期重要產業有三十餘家，十九家為外資企業。其餘十七家家民族工業中，六家為官辦或官督商辦產業，這六家產業多與軍事相關，即使為官督商辦性質，也多為官僚所控制。民間資本產業投資較晚，規模較小，類型也並不多。天津早期的近代工業主要以軍工產業為主、規模較大，創造了多項全國第一，具有開創性價值。如中國第一家近代化火藥廠——天津機器局東局；中國第一所工業技術學校——北洋電報學堂；第一條自主型標準軌鐵路、第一條電報線——“北塘—大沽—天津”軍用電報線；中國北方第一座船塢等都與天津息息相關。

主條目：河北新區

天津近代工業的發展期是從袁世凱在天津推行“新政”至中華民國成立初年。1902年前後，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凱在天津大力推行“新政”，至中華民國成立前後是天津近代工業的發展期，突出表現在河北新區的建設、近代工業教育的繁榮以及民間資本產業的發展。

20世紀初袁世凱在天津推行的“新政”為天津近代工業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1902年，周學熙受袁世凱之託創辦北洋銀元局，取得成功後又於1906年創建了北洋勸業鐵工廠等重要的官督商辦產業，河北新區一度成為重要的工業區。同時，河北新區還創辦了直隸高等工業學堂、考工廠、實習工場等教育機構，成為重要的工業教育基地。

周學熙又於1906年接手唐山因產品質量差而倒閉啓新洋灰公司，該公司前身為1889年唐廷樞創辦的唐山細棉土廠，是李鴻章委派招募民間資金創辦的。周學熙接手後引進當時國際最先進的水泥生產設備——丹麥史密斯公司的幹法水泥迴轉窯，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創了中國水泥工業的先河。

主條目：大沽船塢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後，天津大型的官辦軍工產業受到侵略軍的嚴重破壞。天津機器製造局的東局子被八國聯軍佔領，後被用作法國兵營，天津機器製造局的西局子海光寺機器局則被完全破壞。在1901年被日軍佔領，西局子的舊址被作為日本兵營之用。北洋水師大沽船塢於1900至1902年被俄國佔領達兩年之久。1906年，大沽船塢作為北洋勸業鐵工廠大沽分廠投入生產，並將原大沽船塢的炮廠劃為憲兵學堂之用，大沽船塢此時已成為官助商辦的產業。

“新政”時期天津的民間資本得到了發展，河北新區的建設，天津造幣總廠、直隸工藝總局、北洋勸業鐵工廠等相繼建成，加上天津的機器工業本身具備一定的基礎，三條石大街一代逐漸發展成機器製造工業的中心。同時，工業區的範圍由河北新區沿三條石大街向天津舊城西部蔓延。從1902至1911年，天津出現過的工業企業總計為139家，涉及礦業、水泥、機器製造、紡織、化工、食品等行業，其中紡織行業居首41家，化工行業（含火柴、皮革、化妝品、榨油）居次31家，食品加工行業（含煙草）居三20家，天津的支柱產業結構初步形成。著名產業如大紅橋附近的天津造胰公司建於1905年，紀鉅汾1908年創辦捲煙公司。這一時期的穩步發展為辛亥革命後民間資本工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民國初至日軍侵佔這段時期是天津近代工業的興盛期，這段時期主要表現在商辦產業的興盛。麪粉、火柴、紡織、化學、製革等類型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北方的工業中心，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

自“北洋新政”期間起，周學熙作為北洋實業的奠基人，創辦了直隸工藝總局，並倡導“大興工藝”並大力開辦工廠和工業教育。1904年，實習工場下設織機、染色、提花等科目，開始了機器織布工業。此後，天津及周邊地區興辦了數十家機器織布工廠。1915年由周學熙創辦的天津第一家機器紡紗廠直隸模範紡紗廠建成，1916年章瑞廷創辦恆源帆布有限公司，後與直隸模範紡紗廠合併，改名為恆源紗廠。1916年，周學熙退出北洋政府後，致力於實業，創辦新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建成天津華新紗廠，又在青島、唐山、衞輝三地設分廠。1918年至1922年間，裕元、裕大、北洋、寶成等紗廠相繼建成。六大紗廠初具規模。此外，天津市區還有單織廠87家。至此，天津已成為中國北方近代棉紡織業的中心。1931年仁立毛織廠在津建成，1934年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建廠投產，天津近代毛紡織工業自此開始形成。仁立、東亞是天津馳名的兩大毛紡廠。東亞毛呢紡織公司的取“抵制洋貨”諧音的“抵羊牌”毛線成為中國第一個國產毛線著名品牌，也是當時實業救國的代表。

1878年，天津已經出現使用機器磨面的磨房。1915年，中日合資在天津意租界內創辦壽星麪粉公司，產品旺銷。直到1919年，“抵制日貨”活動興起，該公司因有日資介入遭抵制而停產。1925年，該公司重組，更名為壽豐麪粉公司，後逐漸發展成華北規模較大的麪粉企業，下設三個分廠。大豐麪粉公司建於1921年，為二分廠，民豐麪粉公司建於1923年為三分廠。其他較為著名的麪粉企業還有福星麪粉公司，建於1919年，生產“蝙蝠牌”麪粉，嘉瑞麪粉公司建於1924年，生產“牧牛牌”麪粉。

主條目：天津鹼廠、久大精鹽公司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

天津地區古代就有鹽業，屬“長蘆鹽”。但傳統的食鹽製作粗糙、質量較差，精鹽製作已成必然趨勢。1914年在北洋政府的允可下，在鹽務專家景韜白的支持下，集資在塘沽創辦了久大精鹽公司，得到了眾多社會名流的大力支持，發起及贊助人有梁啓超、範源濂、李思浩、王家襄、景學鈐、胡浚泰、劉揆一等。

範旭東從日本採購機器，購地建廠。起初購鹽為原料，後自置鹽田，作為原料。使用重結晶法工藝生產出精鹽，產品商標為五角形的海王星。純鹼和硫酸的生產水平是20世紀衡量一個國家工業水平的指標之一。範旭東另一貢獻就是創建了永利鹼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進口鹼的數量急劇下降，中國人民只能食用“土鹼”，並且許多以純鹼為原料的工廠也被迫停工。範旭東等人決定採用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蘇爾維制鹼技術生產純鹼，1917年着手創辦永利制鹼公司，於1923年完成鹼廠基本建設，於1926年6月29日生產出雪白的純鹼，定名“紅三角牌”。精鹽和純鹼的研製成功，打破了外國企業的壟斷，填補了中國化學工業的空白。同時，“紅三角牌”純鹼使中國生產的化工產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早在1926年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上永利鹼廠生產的純鹼獲得了金獎和證書，證書中稱永利鹼廠為“發展中華民國主要化學工業之象徵”。

1898年吳懋鼎在天津創辦北洋硝皮廠後各地紛紛設廠，到民國9年農商部統計全國有新式製革廠3l家。1931年統計天津有新式製革廠11家，以裕津為最大，華北、鴻記為次之。裕津廠雖為中日合資產業，但廠內主要權力歸日本人，產量佔天津皮產量半數以上，主要產品有花旗、法蘭、箱皮、馬具皮等。華北廠在天津是華商經營的最大皮革廠，初期以馬皮為主，年產約2萬張，後來專心研製花旗，法蘭兩種皮革。鴻記廠建於20世紀30年代，主要有花旗、法蘭、鹿皮3種產品，是天津的名牌產品。利生廠是中國第一家皮革制球工廠，該廠從製革開始，自己縫製籃球、足球等皮製球類產品，後逐步增設木工部、製革部、制弦部、營業部，是中國體育用品製造業中規模最大的。天津制皮作坊約有三、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西南城角、太平莊、南開大街、南大道、華家場一帶。

清末機器加工業就開始萌芽的三條石地區經過“新政”時期的發展，到1914年這一地區有鐵業作坊、工廠17家。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到鼎盛時期。到1937年前，三條石地區從事鑄鐵和機器製造的工廠已達300家左右，成為當時有名的“鐵廠街”。三條石地區鼎盛時期較為著名企業的有1918年建成的郭天祥機器廠，在當時已經註冊了商標；以及1926年建成的福聚興機械廠。

主條目：天津電車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國電燈房

天津近代民族資本產業在興盛期除了紡織業、糧油加工、機器加工、海洋化工等的大型規模產業外，還有很多類型和著名產業品牌。如天津丹華火柴公司，是1917年華昌公司與北平丹鳳火柴廠合併形立的，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火柴廠。丹華火柴公司與同時期的天津北洋、中華、榮興等三家較大的火柴公司共同佔領了國內各地主要市場。1921年周學熙創辦的耀華玻璃公司，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玻璃企業，董事會和總事務所設在天津，由中方出股本，由比利時方出專利權，工廠設在秦皇島。1929年，陳調甫等人創辦天津永明油漆廠，首先製成酚醛清漆“永明漆”；1931年以後，經研發陸續生產醛酸纖維素漆、硝基纖維素漆；1948年又研製成功醇酸樹脂漆，即可刷、可噴、可烘的“三寶漆”。天津油漆工業長期處於全國領先地位。據當時的不完全統計，僅1912至1928年，天津民營資本廠家就有2471家，總資本額約8242.7萬元，涉及66個行業。其中，紡織1407家，總資本額為2687萬元，佔當時天津民族工業資本額的30%，無論是廠家數，還是資本額均居首位；化工企業有280餘家，資本總額1100餘萬元；食品工業130餘家，資本總額855萬元。從1900至1937年間外資企業在天津也得到發展。 ^[1]  1901至1928年，外商在天津設廠約90家，資本總額約3000萬元。1928至1937年，共有11個國家在天津投資建廠217家。其中較為著名的外資企業有1904年建成的比利時的天津電車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法國電燈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

1937年日軍佔領天津及華北後，成立專門統籌華北地區內城市建設事務的華北建設總署，多次制訂“華北開發計劃”並強調資源的開發與交通運輸事業建設兩大原則。而天津在計劃中被規劃成向日本本國輸送物資的交通樞紐。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侵華戰略為適應戰爭需要發生了改變，天津除了作為交通樞紐的作用之外，也成為華北進行長期工業建設的城市之一。為此，日本先後在天津制訂了《天津都市計劃大綱》、《塘沽都市計劃大綱》和《大天津都市計劃》等規劃。1939年華北建設總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別市公署下達的《天津市都市計劃大綱》，其方針是使天津成為華北貿易大港、商業都市和工業基地。 ^[2] 

在天津淪陷後，北洋水師大沽船塢、啓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工業企業被日本侵華軍隊佔領。永利鹼廠、久大精鹽拒絕與侵華日軍合作，永利公司總部被迫由天津暫遷香港，工廠便帶領技職人員和工人技術骨幹撤往四川。北洋水師大沽船塢被日軍佔領後，變成“軍事勞工監獄”。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先後成立了塘沽運輸公司、天津船舶運輸會社等機構，其造船部在大沽有東、西兩廠。東廠系新建，西廠即是大沽造船所，為軍管工廠委託經營。天津六大紗廠先後被官僚資本和日資所兼併。恆源紗廠和北洋紗廠分別於1925年和1936年被官僚資本的誠孚信託公司接管。裕大紗廠和寶成紗廠先後於1933年和1935年被轉賣給日資東洋拓殖會社和伊藤忠商事會社合組之大福公司。裕元紗廠和華新紗廠也於1936年被拍賣給日資鍾淵紡績株式會社，分別改為公大六廠和公大七廠。此外，日資在天津又新建成裕豐、上海、雙喜、大康等4家紗廠。

在抗日戰爭時期天津成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後方基地，為提供軍事侵略所需物資，日本因此在天津建設了部分與軍事相關的企業，如日商華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鋼業所等6家鋼鐵企業。在此期間，日本設立的重要企業還有北支自動車株式會社、日商東洋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漢沽工廠等。侵華日軍佔領時期，天津機器工業得到了較大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工業結構，提高了技術構成。直到戰爭結束日本投降時，天津已有300餘家機械廠。 ^[3] 

日後，這些工廠以及下屬的研究機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日商中山鋼業所解放後更名天津鋼廠，日商東洋化學工業株式會社漢沽工廠更名為天津化工廠，日商華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為今天的動力機車廠。原日本在華的紡織企業被接收後成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永利制鹼公司的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在日後，將社中一切財產和所有工作人員並歸中國科學院，成為中國科學院工業化學研究所。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