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

李思浩（1882―1968），字贊侯，浙江慈溪人。祖父經商，積有大量家產，在餘杭縣境內購置棉田兩萬畝，死時遺囑將該項舊產作為兒孫們攻讀、仕進的資本。他20歲時到北京，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讀書。1904年回浙江應鄉試，考中舉人，不久又進京繼續就讀。1905年，赴河南開封參加會試（庚子以後，北京會試考場被八國聯軍梵毀，會試地點改在開封），名落孫山。回京後，出錢捐了一個主事，在度支部（後稱財政部）當差。這是李思浩從政的開始。

李思浩從事財政工作主要參與鹽政。清末捐資主事，他即參加鹽務工作；以後，逐步爬高，先後任鹽務署場產廳廳長、署長，財政部次長、總長，管理鹽務的時間相當長。清末，李思浩進度支部時，鹽務由部直接管理，並未另設機關。1909年，度支部因鹽務紛繁，另設鹽務籌備處專管其事。1911年財政部下設鹽務署，張弧為第一任署長，署長下設總務、場產、運銷三個廳，李思浩任為場產廳長。由於“大借款”的關係，把鹽税作為償還擔保，因此，鹽務署的權力很小，由外國人控制的鹽務稽核所獨掌鹽政。稽核處最初掌握在英國人手裏，總辦叫丁恩。丁恩卸職回國後，繼任總辦易純士，也是英國人，一切都按丁恩的成例，嚴密控制鹽務。1915年，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張弧辭去署長職，李思浩繼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在“大借款”以前，鹽務署是財部下屬有錢有權的熱門機關，向各省鹽務機關調撥款項幾乎不受限制，更談不上受外人干預。1913年4月26日，未經國會批准，袁世凱指使趙秉鈞、周學熙、陸徵祥與五國銀行團簽訂2500萬英撈的善後大借款合同，以中國當時的主要税收鹽税和關税餘額作擔保。這是袁世凱為了對付南方國民黨人，所借的一筆大借款，其中以鹽税作擔保的條款使全國鹽税歸外國監督，從此喪失了鹽税主權。北京政府設立了財政部鹽務稽核所，所有鹽務實權，實際落人英國人之手，財政部或鹽務署調撥款項，必須先經丁恩簽字。所有鹽税，都歸鹽務稽核處掌握，首先按期歸還“大借款”到期本息，餘款存英商匯豐銀行，名日“鹽餘”，這筆款項，還主要作為其他外債和內債的擔保，只有一小部分可作為行政費。

李思浩任鹽務署長之初，鹽務署有一筆可以自由使用的“另款”。這是張弧當署長時，與李思浩合作編制的名目。“大借款”以後，鹽税被列為主要抵押，連“鹽餘”也要由稽核所總稽核同意、核准，政府才能動用。但是，從清末以來，各省所解京的税款，向例都拖欠數年時間，有的長達五六年。鹽務的主要積贊就是這種長時間拖欠。各省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挪用這筆錢來營利。張弧和李思浩從這裏找到了支用鹽餘的辦法。他們向總稽核丁恩交涉，申明：大借款以鹽税作擔保，這是指簽字以後的鹽税，而現在各地解來的鹽税，多數還是幾年以前的舊款，不應用作擔保，中國政府有權動用。丁恩雖不願意，但找不到反對的理由，只好同意。從此，各省解來的税款屬於此類的，就另外記賬，劃人鹽務署的賬上。這筆款項，稱為“鹽務另款”。在李思浩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期間，大約每月有幾十萬元。這筆錢，除了應付財政部本身開支，其他上級機關如國務院、總統府，也常常挪用。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是挪用“另款”最多的人

自“大借款”以後，不僅中央有鹽務稽核所，外國人操縱監督鹽税,即各地鹽場、主要產鹽地大都有外籍稽核及顧問人員，操縱鹽務，他們不僅薪金高、權力大，且反客為主。他們主要由“五國銀團”所屬五國派人組成。如浙江的鹽務所規模小，沒有外籍人員；兩淮和長蘆等規模大，有不少外籍稽核和顧問。五國中如英、法、日等國人員的多少以大借款額度多少按比例分賠，也是按各國在華的勢力範圍而由他們商定的。比如，在兩淮鹽場，英、法人多些，長蘆鹽場，日本人就佔一定比例。中國的鹽政主權喪失死盡。

1915年，袁世凱帝制自為，自然有人給他抬轎捧場。張弧接到上海方面寄來的恐嚇信，説他幫助袁世凱復闢帝制，如不引退，將遭到懲罰。他有些害怕。李思浩勸慰他説：袁世凱搞帝制還沒有什麼影子，你當你的鹽務署長，與袁世凱復闢帝制有什麼關係，不要管那一套。但張到底還是辭職了，沒有上李思浩的當。由於徐樹錚的竭力推薦，段祺瑞立即委李思浩繼任。李思浩與徐樹錚是世交，得到徐的全力提攜，從此，平步青雲，官運亨通，一直追隨段祺瑞，成為皖系的重要一員。 ^[1]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當政最久。1918年3月8日，徐樹錚奉段祺瑞之命組織安福俱樂部，王唐為首，徐樹錚、姚震、李思浩等則是幕後主使者。因李思浩不是國會議員，而被徐樹錚推薦為福安俱樂部的國會院外“評議員”。其所掌管的財政部夥同曾雋所掌的交通部，曾大肆挪用辦公經費支持安福俱樂部（即安福系）的活動。安福系的活動一般是他們幾個決定之後，在安福俱樂部形式上通過。1919年9月26日，李思浩與中華匯業銀行簽訂借款160萬日元合同，以鹽税、關税餘款作擔保。此款用作西北邊防軍維持費。11月26日，靳雲鄂及財政總長李思浩與美國太平洋拓業公司代表在北京簽訂借款550萬美元合同，以北京政府煙酒公賣為直接抵押，但北京政府要聘一名美國人任煙酒公賣會辦，以監督煙酒税收。此項借款供北京政府“撥充欠發軍費及清還到期債務之用”。1920年2月18日，李思浩與日本正金銀行代表武內、金平在北京簽訂900萬日元的借款合同，以鹽税作擔保，供本年2月份的行政開支。此舉遭到中華民國各界聯合會、中華民國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各界聯合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四團體的猛烈抓擊。“以事實言之，則不音假強盜以殺人越貨之武器；我國人民皆極端反對”。李思浩遭指名遣責。3月1日，財政部又與中日實業公司簽訂中華三紗廠日金300萬借款合同，以中華實業公司紗廠全部財產及津浦路貨捐為擔保，用於承辦紗廠資金，但其後被用於行政費用。

此時上台的大總統徐世昌，雖是段祺瑞擁上台的，但卻不甘心以倪自居。在軍事力量方面，他利用馮、段互不相讓的膠着局面，力圖靠攏直係軍閥，試圖消除直皖兩派的鴻溝，重新把北洋軍閥整合為一體，從而使自己成為北洋第一領袖，還想重現袁世凱唯我獨尊的地位。在外交問題上，他重拾馮國境的以和為主的一貫策略，即所謂的“和平混一”，主張南北相互妥協。而段祺瑞雖擁徐世昌上台，也並不表明他甘心退休，他認為自己的武力統一政策不能切實執行，只是由於自己還沒有足夠的武力。因此他利用南北和談進行期間，以其參戰督辦的身份和職權，以最短的時間，用日本的武器裝備了參戰軍三個師。他迫於國內外壓力，不能公開反對議和，只能拖延時間，擴張武力。在北京政府選派議和代表時，段祺瑞安插了包括李思浩在內的幾名安福分子，授意他們：“和談只許失敗，不許成功”。皖系政府對付新聞與論的方法之一是由其派系中人辦報刊，作為自己的喉舌，為他們的統治製造聲勢，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講話。安福系的《公言報》在倒靳內閣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還有蘇州的《蘇報》（直到1920年7月27日，皖系在直皖戰爭中失敗，李純下令其停刊）的經理王伯、主筆朱梁任、編輯顧鋒亭等都拿安福系的津貼。控制輿論的方法之二是收買大眾傳媒。李思浩在當財政總長、次長期間，這種做法成為一種慣例。李思浩專負收買新聞界之責。他曾説：在這期間，要結交幾個新聞界的朋友，也要應付應付一般新聞界的需索，給他們一點津貼，是必不可少的。在朋友中，胡政之和段祺瑞、徐樹錚關係很深，和我們都很熟，自非一般可比，可以説是我們團體中的一員。除《大公報》（當時由王致隆出面主辦）以及胡後來辦的《新社會報》要給以相當數目的資助外，對胡本人，我記得在我當財部總、次長的幾年間，每月送他三四百元，從未間斷過。邵飄萍和段派沒有什麼關係，但因為他是當時的名記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應酬。經常的津貼是沒有的。記得兩次送給他成筆的錢，數目相當大，每次總達好幾千吧，究竟多少，現在已記不清了。

吳佩孚聯合南方七省組成七省反段聯盟（後來河南加入，成為八省聯盟），為阻止吳佩孚北歸，段祺瑞指使安福國會通過了任命吳光新為河南督軍,安福系眾議院秘書長王印川為河南省長議案。但徐世昌只同意改派省長，不同意變動督軍。靳雲鵬內閣毫無辦法。靳被段大罵一頓。1920年3月1日段祺瑞指使安福系發動倒閣行動，3月3日，安福系閣員李思浩、曾疏雋、朱深相約不出席國會會議，實施倒靳閣行動。李思浩等三人於4日提出辭職，拆靳雲鵬的台，並以“愛國者”自居，罵漸是一手簽訂中日軍事協定的賣國賊，是忘恩負義、背師賣友的叛徒。實際上這是段祺瑞一手主使的，這一系列賣國行徑都源於段祺瑞的賣國政策。他為了打擊直系，到這時不惜自己往自己臉上抹黑。但由於以曹張為首的八省聯盟和徐世昌的極力挽留，段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挽留勒內閣。也就在同一天，李思浩等三人受段指使，取消辭職，以待時機。

隨着直皖兩系的劍拔臀張，6月19日，張作霖以調停人身份到京，徐世昌及曹銀向段提出調解條件，其中第二條是靳雲鵬復職；第四條是：罷免安福三總長。財政總長李思浩曾夥同交通總長曾航雋動用大量公款作為安福系的活動經費。段祺瑞提出繼任者必須保證對此不予追究，才可叫他們下台。由於李思浩等安福三總長，事事與靳雲鵬作對，靳雲鵬無法復職。

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軍失敗，段內閣因而倒台。這月29日，大總統徐世昌下令輯懲徐樹錚、曾硫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偵等十人，當時報上稱他們為安福系的十大禍首。所謂的十大禍首在下令前就已逃人東交民巷，九人住在日本兵營裏，由使館衞隊長土肥原和天津日本駐軍司令南次郎掩護逃往天津日租界。李則因和道勝銀行買辦孫吉甫有關係，避居道勝銀行宿舍。李思浩在那裏一住三年多不敢出東交民巷一步，該行的法國大班介紹一個法國人給李思浩當了兩年的保鏢，李每月要付300元作為保鏢費。直至1923年黎元洪再度就任大總統時，經王士珍等的疏通，才取消了對這幫禍國映民幫兇的通縫令，李得以離開東交民巷，迴天律閒住，不久就去浙江投奔盧永祥。

1924年齊盧戰爭爆發，不久盧永祥失敗，李思浩也跟着盧逃出杭州，到了上海。1924年11月25日，李思浩被執政段祺瑞任命為財政總長。段祺瑞執政府組成是以安福係為中心，點綴了幾個圈外人士。這一時期的所有對外借款及有關財政經濟的對外關係，大都有李思浩參與。

1930年中原大戰後，蔣介石和宋子文發生紛爭，彼此爭吵激烈，蔣對宋説：不要以為你不幹，我就找不到人搞財政了，我可以另外找人來幹。宋子文生氣跑到廣東，蔣不久回到奉化。期間，蔣介石通過虞洽卿電報，請李思浩南下。

李思浩那時住天津，電報到後，他徵求段祺瑞的意見。段祺瑞説：現在蔣介石一統天下的局面已經形成，你跟他幹，不會有什麼問題。李思浩到上海後，與虞洽卿一起坐了虞的三北公司的輪船到寧波，轉赴奉化溪口。蔣特地在雪竇寺設宴招待。 ^[1] 

1935年《何梅協定》後，華北進一步“特殊化”，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任主任委員。經濟委員會主任一職，宋有意讓蕭振瀛擔任，徵求蔣的意見。蔣對蕭不放心，考慮到李思浩和日方有密切接觸，又是自己的同鄉，就對左右説：還是找老贊來擔任此職吧。他徵得宋哲元的同意後，即電南京，叫翁文凝通知李思浩，用飛機送李到洛陽。李思浩到洛陽見蔣，蔣説，決定派你擔任冀察政委會副主任兼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到北京就職。

蔣介石很擔心華北局勢失控，主要怕宋哲元完全脱離他的控制，但他自己又沒有適當的人可以派到北方起作用。蔣介石起用李思浩意在牽制宋哲元，不能使他完全滑向日方。

七七事變後，日本人找到李思浩，要他出來替他們收拾華北局面。李思浩從北平到天津後，從天津向南逃難的人很多，船票很不容易買，他費了很多周折，才託人包到了一個房艙，帶着老婆和兩個傭人上了船。李去塘沽上船時，就看見有兩個人暗中跟着。他意識到這是監視他的。第二天，他把這兩個人找來，對他們説：你們是戴雨農（笠）派來跟着我的吧？他們目澄口呆，結結巴巴地説：您怎麼知道？李思浩説：我混了這麼多年，當然看得出來。其實，你們不要為我的事操心，我到上海後，本來想見見雨農的，請你們向他報告，約個時間談談好了。

李思浩到上海的第二天，和戴碰面後，向他談了在平津的經過，並對他説：我看清了日本成不了事，我不會下水，請你放心，以後不煩那麼對我操心。

1937年底，在上海戰事還未結束，日本的清水董三就不斷找李思浩談，先是要他出來，看李無出來之意，又要李介紹梁鴻志給日方。就在梁過河（蘇州河，當時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地區，為日方所控制）以後，有一天，一個在日本領事館做事的中國人來找李思浩，帶來一個小包，李思浩和他談了幾句話，問他包裏是什麼，他説，是5萬元鈔票，是日方送給李的。李思浩對他説：我的境況，不是不需要錢，但是這個錢我決不能收，請你帶回去吧。那人説：我知道總長不會收，只是清水先生一定要我送來，我不能不照辦。既然如此，我只好帶回。他走後，李思浩感到日方不會就此罷休，就立刻託人幫他買船票到了香港。

在李思浩在香港期間，戴笠數次來港，每次都與李思浩見面。有一次，他半開玩笑地對戴笠説，在你的黑名單裏，我李思浩是高居第一名。現在，我離開了平津、上海，不再和日方接觸，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勾去了吧。戴笠笑着説：我們早是一家人了，還説這個做什麼。但令李思浩想不到的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香港，在香港劫持了一批原冀察政務委員會成員以及一些和日本有密切關係的政客，並送回上海，準備成立偽政權，其中包括李思浩在內。李思浩又成為戴籤密切關注的對象之一。

到上海後，日方不斷有人找李思浩談話，但由於日方和汪精衞等關於政府組成、職位安排等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汪精衞方面不願李登場，因此李思浩能夠逃過這一關。在此期間，土肥原來過上海，也來找李思浩談過話。李思浩對他説：你們這樣到處樹敵，我不相信你們會成功。

李思浩沒當正式漢奸，卻沾了漢奸的邊。被日方從香港押回上海後，日本官方沒有強迫李出任偽職，但要李在一些經濟等團體掛名，回滬不久，李就被推為偽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等等。

1944年後，李思浩一直住上海，1968年病死，終年86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