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大小金川之戰

明清更迭之際，金川部落首領乘機脱離明朝的統治，形成割據勢力。順治十五年（1658年），瓦寺土司十五曲詡伸在清兵佔領成都之戰中率部歸附。其後，雜谷、金川、木坪、明正、革布什咱、巴底等各土司先後附清，並接受清廷的封授及印信、號紙。康熙五年（1666年），俊拉首領嘉勒巴歸附，清承明制，頒給康字四十七號金川寺演化禪師印信一枚。康熙六十年（1721年），嘉勒巴之庶孫莎羅奔遣頭目赴四川省城向清朝投誠，後又撥土兵500名，隨清兵出征羊炯（今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一帶）後因作戰有功，四川巡撫色爾圖、提督嶽鍾琪委莎羅奔以副長官司職銜，令其管理大金川駐牧事務。 ^[2]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為了削弱俊拉勢力，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朝廷授予莎羅奔大金川安撫司職銜，並頒給印信。習慣上稱俊拉為小金川。於是，有了大、小金川之別。從此，大、小金川成為兩個互不統屬的、獨立的土司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3] 

在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正式授給莎羅奔安撫司職銜以前，大、小金川之名就已經存在。 ^[4]  明朝初年，明王朝將董卜韓胡宣慰司所屬的一部分改為金川寺，封橫拉部首領哈依拉木為金川寺演化禪師。至明末，又將兩金川河流域地區分設土司衙門，始有“大金”、“小金”之名稱。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二十七日，川陝總督年羹堯在條陳裏就川陝事宜一折中説：“川省土司多有人眾地廣之處，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鈴束，如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炯，著有勤勞，應請給以安撫司職銜，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勢，小金川實為強橫故也”。 ^[5-6]  同年三月初五日，經兵部複議，從其所請，奉旨允准，其印信字樣作“大金川安撫司印”。就是説，大金川土司之稱謂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就出現了，只是在是年頒授印信以後，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認。乾隆以後，清代文書中所稱金川，皆指大金川，而將明朝以前相沿己久的金川土司稱為小金川土司。清廷此舉的目的是承認大金川土司的地位，以削弱小金川土司的勢力，使之借朝廷的封號與小金川抗衡，互相牽制，這是清初“以番治番”民族政策的產物。

惡劣的自然環境，貧痔的土地資源，閉塞的交通條件，落後的生產、生活方式，在嘉絨地區的藏族人民中，形成了以搶劫為榮，以怯懦為恥的社會風尚，他們崇尚武力、桀驁不馴、好勇善鬥，這也是嘉絨地區各土司互相掠奪、兼併，爭鬥不己、戰亂不息的原因之一。 ^[7] 

大、小金川西連甘孜藏族自治州，與康藏通，東連成都平原進入川西高原的咽喉——汶川縣，是嘉絨藏區通往漢族地區的要道之一。南接雅安地區，直通內地，北接川西高原，與青海、甘肅相通，為內地通往西藏、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的咽喉與橋樑地帶，它可以遠扼西藏、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近控川邊，因而，其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在川西北各土司中，“瓦寺、沃日、三雜谷稍逸而北，木坪、明正、革布什咱稍逸而南，惟小金川橫亙其中，金川又在小金川之西，即如維關南抵打箭爐（今甘孜州康定縣），其徑道計程不過數百里，因有小金川地方為之阻隔，必由成都繞道而行，幾至二千數百里，一切難於呼應” ^[8]  。大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三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連。

清朝統治者認為，“治藏必先治川，使四川各上司相安無事，則川藏大道才能暢通無阻”。這充分説明了嘉絨藏區在整個藏區中的重要地位。乾隆帝對此地區也一直比較重視，並且他的恩威並用的統治思想在這裏得到了具體的體現。 ^[9]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時期統治者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一種特殊的統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數民族貴族為世襲地方官，並通過這些官吏實現對各族人民的管理，達到加強對邊疆地區統治的目的。到乾隆初年，各土司已形成各自的勢力範圍，控制了整個川西北的嘉絨地區。土司制度下，土司是一個地區的統治者和土地所有者。百姓耕其地，必須向土司納糧當差。土司掌握着當地的政治、軍事、經濟大權。土司為世襲職，土司死，其子繼承，無子者，兄弟、女兒承繼。無兄弟而子尚幼者，可由土婦（土司之妻）攝政，待子成人後繼承土司位。

土司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適應社會的發展。當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從勞役地租向實物地租過渡時，世襲土司仍強迫人民無償服役。土司中又一再發生侵吞其他地區土地，甚至公開武裝叛亂的事件。清廷採納雲貴總督鄂爾泰建議，在西南掀起大規模“改土歸流”高潮。改土官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縣制。“改土歸流”的政策，在雲南和貴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當時卻只實行於與雲、貴接壤的少數民族地區。在川西藏區，則發生了大小金川事件 ^[1]  。

清朝統治者早己形成的“邊疆一日不靖，內地一日不安”思想模式。清朝本身是由崛起於東北一隅的滿族貴族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他們曾親身經受過明王朝的民族壓迫政策和明朝覆滅的歷程。因而清醒地認識到，要統治好全國眾多的少數民族，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分別對待，才能使其地位鞏固，國家安寧。因此，清朝統治者除了制定統治漢族的政策外，還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邊疆政策。他們的邊疆政策中，比較明確而且幾乎貫徹清朝始終的，就是“恩威並施”、“因俗而治”等政策。因俗而治的傳統思想便成為清朝統治者始終奉行不移的方針。清朝前期的統治者們都主張在不改變邊疆民族地區原有的行政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社會組織形式等情況下，因地制宜地採取統治措施，建立行政機構，以加強統治。在這一點上，清朝統治者獲得了成功。 ^[10] 

乾隆初期，對待嘉絨藏族仍然是恩威並施，偏重於以恩、以德服人的方針。這顯然是較為明智和符合時宜的，他的這一思想也彰響了地方官員對這一地區的管理。然而，隨着嘉絨藏區各土司實力和這個地區局勢的變化，乾隆帝的治理方針也發生了改變。從以前的側重於恩的政策轉變為側重於威。這在乾隆帝對待大、小金川土司的政策變化上面得到了體現。 ^[11] 

瞻對雖降服於清朝，但這裏部族林立，民俗尚武，以土司為首，經常相互仇殺，爭奪地盤，以致嚴重影響地方社會秩序的安寧。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時，清政府首次用兵瞻對，調集漢藏官兵萬餘名，攻入其境，擒獲部分首領，“番眾率先輸誠”，剿撫兼施，暫時安定了局面 ^[12]  。但是，“番性反覆”，清軍撤回不久，就恢復了原來的情況，且比之前更為嚴重，終至乾隆帝再次派兵對其征剿。

清軍接連制勝，下瞻對首領班滾考慮到畢竟瞻對勢小清軍勢大，便與早已投誠的俄木丁商定應敵之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二十三日，清軍圍攻尼日寨，班滾率眾轉移併火燒尼日寨，造成其與部眾皆被燒死的假象。慶復為了其前途早日班師回朝，便在未得到班滾等人被燒死的確鑿證據下上奏稱“賊番盡行燒斃，雞犬無存。班滾及伊家口並惡木勞丁、姜錯太等一齊燒斃命”。 ^[13]  雖然乾隆皇帝對慶復所奏存在疑問，但是由於乾隆帝沒有實據，瞻對平定的假象便成了慶復請旨乾隆帝休兵的台階。如此，瞻對之役便在乾隆帝論功行賞中草草收場。 ^[14] 

由於瞻對事件的草草收局，使清朝政府的威信在嘉絨藏族中大大降低，地方官的能力受到質疑，清朝官兵的實力也被輕視。因此，各土司之間為了爭奪土地、人口的兼併鬥爭日益頻繁，而且更加激烈。地方官員將這些紛爭歸因於土司僱用的漢族幕僚從中挑撥離間。大金川土司把開拓疆土、擴充人口作為自己的目標。金川土司更加藐視朝廷。金川土司的肆無忌憚和囂張，導致了第一次金川之戰的爆發。 ^[15] 

乾隆七年（1742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次年十一月，清朝任命其弟莎羅奔（色勒奔細）承襲土司職。莎羅奔上任不久，為了控制小金川，即把侄女阿扣嫁給小金川土司澤旺。澤旺性情懦弱，受制於妻。 ^[16]  阿扣則私通澤旺之弟土舍良爾吉。乾隆十年（1745年），莎羅奔勾結良爾吉，襲取小金川，生擒澤旺，奪取小金川印信，小金川地區由良爾吉管理。後來，莎羅奔又公然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巴旺土司，以期控制巴旺。 ^[17]  這時，清政府對瞻對的用兵剛剛結束，因此，對於大、小金川的矛盾與鬥爭，川陝總督慶復和四川巡撫紀山都無意派兵介入，僅僅以檄諭相告，以求息事寧人。 ^[18] 

然而大金川的擴張野心不死。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三月間，莎羅奔發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所轄的正地寨， ^{[17]  [19]}  又發兵攻佔了明正土司所轄的魯密、章谷等地，距離打箭爐僅四日路程，迫近進入內地的南大門，坐汛把總李進廷不能抵禦，退保呂裏。四川巡撫紀山以大金川“小醜跳樑”相責，一面奏聞請旨，一面派兵彈壓，卻遭到大金川土司的伏擊而宣告失敗。川陝總督慶復奏請用“以番治番”之法，暗令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等與大金川相鄰的土司發兵協助，對大金川進行圍攻，但屢試無效。乾隆帝令慶復前往四川省，駐紮要地，令紀山親赴番地總統，相機而動；後又連降兩道諭旨，召慶復回京辦理閣務，調雲貴總督張廣泗補授川陝總督。乾隆帝期望通過大兵壓境，迫使金川地區的事態得以平息，希望通過張廣泗用治理苗疆的方法和經驗來解決嘉絨藏區的問題。 ^[20] 

然而，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繼續勾結黨羽，攻圍霍爾章谷，千總向朝選陣亡，並侵壓毛牛，槍傷遊擊羅於朝。乾隆帝終於被震怒了。他命令督撫等迅速派選官兵、將弁，統率前往，相機進剿。同時，催促張廣泗迅速赴四川省指揮作戰，第一次金川之役就這樣開始了。 ^[20]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張廣泗銜命入川，希圖再建奇功。張廣泗到金川前線後，認為在大、小金川地區的現有漢、土官兵兩萬餘人各懷二心，不是在觀望形勢，就是逃匿潛藏，這些軍士是不能夠有大用的。而內地來的官兵又單弱，將來深入金川巢穴，進行攻剿碉寨、沿途防守等任務，也是很難的。 ^[21]  乾隆帝遂於貴州各營兵中再調兵兩千遣往金川前線供張廣泗調用。張廣泗在進剿之初確實有所進展，先後收復了大金川所佔的毛牛、馬桑等地；小金川土司澤旺也聞風投誠，並出兵協同清朝攻剿大金川。

大金川的主要據點一個在勒烏圍，由莎羅奔親自把守。另一個在刮耳崖，處於大金川要路。為了攻打這兩個據點，張廣泗分兵兩路，從西、南兩個方向進攻。西路又分四路：一路由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統兵四千五百名，由丹壩進取勒烏圍官寨；一路由參將郎建業等帶兵三千五百名，自曾頭溝、卡里進攻勒烏圍；一路由威茂協副將馬良柱率領漢、土官兵三千五百名，由僧格宗進攻刮耳崖；一路由參將買國良、遊擊高得祿率兵三千名，由丹壩進攻刮耳崖。南路軍由建昌鎮總兵許應虎統領，又分三路：參將蔡允甫率兵由革布什咱攻取正地、古交，然後與西路宋宗璋、郎建業會合，夾攻勒烏圍；泰寧協副將張興、遊擊陳禮帶兵由巴底前進，與西路軍馬良柱、買國良會合攻打刮耳崖；遊擊羅於朝帶兵會同土司汪結由綽斯甲布進發，攻取河西各寨。西、南兩路七軍共計漢土官兵三萬餘名，定期於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二十八日各路同時並進。乾隆帝同時傳諭張廣泗，對金川“不若盡興剿滅”，“不必專以召徠撫卹為剪金酋之勝算也”。 ^[22]  説明乾隆帝對剿滅大金川信心十足。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月末，清軍西路軍打到距刮耳崖官寨僅二十里地；南路軍攻得大金川碉卡數處，使金川番兵退守獨松碉寨。但是，到了八月，在大金川的戰碉面前，清軍束手無策了。張廣泗此時才意識到攻打碉卡之艱難。清兵用掘地道、挖牆孔、斷水路、炮轟擊等種種辦法均不能奏效。乾隆帝有些動搖了，只得傳諭張廣泗暫且移師向陽平曠之地，稍為休息，待第二年開春之時再戰。 ^[23]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初二日，大金川兵攻佔江岸的噶固碉卡，守碉的八十餘名土兵開碉門隨大金川兵渡河而去。十日，再攻取郎建業所立的卡倫七處，並殺遊擊孟臣。二十日，在大金川兵的追擊下，郎建業率部退至巴底，總兵馬良柱所部也撤退到了孫克宗碉寨，致使軍裝、炮位多有遺失。張廣泗損兵折將，進攻大金川的計劃完全破產。 ^[24] 

張廣泗進剿失敗後，乾隆帝計劃派遣嶽鍾琪入前線，但因為張廣泗與嶽鍾琪有隙，乾隆帝降旨嶽鍾琪以提督銜赴軍前效力。同時，命班第留駐軍中佐助張廣泗。班第自知自己難以影響張廣泗，遂又建議乾隆帝遣一員“能諳練機宜，識見在張廣泗之上”的重臣，前往軍前料理。乾隆帝決定派大學士、軍機大臣訥親為經略，赴金川前線指揮戰事。 ^[25]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初三日，訥親馳抵張廣泗駐紮的小金川美諾軍營。次日，張廣泗卻離開美諾前往卡撒軍營。可見，訥親、張廣泗二人並未仔細商討破敵之策。 ^[25]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六日，訥親也趕赴卡撒，會同張廣泗察看昔嶺等處地形後，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從昔嶺的色爾力山樑突破，直搗大金川老巢刮耳崖。六月十四日，署總兵任舉、副將唐開中、參將買國良分兵三路進攻昔嶺。結果，買國良、任舉先後陣亡，唐開中身負重傷。經此次慘敗，訥親的驕氣被打掉了。訥親對大金川束手無策，不敢再言進攻，且事事聽張廣泗調度，不再主持軍事，臨戰則避於帳房之中，遙為指示，自然受人恥笑，軍威日損。 ^[26] 

乾隆十三年（1748年）閏七月，乾隆帝接到訥親、張廣泗二人意見向左的奏疏。訥親前後所奏不一，已是胸無謀略，方寸大亂，而且把勞師糜餉的責任全部推到張廣泗的身上，作為經略，卻似毫無責任可擔，其原因則是“與督臣勢難共事”。 ^[27]  八月初八日，乾隆帝接到嶽鍾琪兩份告發張廣泗的奏摺。乾隆帝對訥親、張廣泗徹底失望了。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傳諭召訥親、張廣泗馳驟來京，面議機宜，川陝總督印務命傅爾丹暫行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嶽鍾琪相機調度。 ^[28]  十三日，又命尚書班第即赴軍營，與傅、嶽同辦軍務。

因張廣泗、訥親經過一年，徒勞無功。故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初六日，乾隆帝將傅恆從協辦大學士升任大學士。初九日，命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為了配合傅恆出征，乾隆帝決定增兵、添炮、撥餉。降諭從陝甘、雲南、湖北、湖南、四川及京師、東北增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名，加上原有的漢、土兵丁共計六萬人；除了在金川本地鑄造銅炮多位外，還命從京師運去很有威力的沖天炮、九節炮、威遠炮等；再令廣儲司備銀十萬兩派員運至金川軍營，另命傅恆攜帶花翎二十、藍翎五十，以為傅恆抵營獎賞官兵之用，從户部庫銀和各省撥銀四百萬兩以供軍需。

十一月初三日，經略大學士傅恆出師，他一路披星戴月，日行二百里，甚至三百餘里。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到卡撒軍營，即將小金川良爾吉、阿扣和漢奸王秋及其妻斬首示眾，以良爾吉之弟小郎素統領土兵。並立即向乾隆帝報告舍戰碉而搗賊巢的作戰方案。十二月十五日，當乾隆帝獲悉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郎卡乞降後，立即指示進剿金川機宜：“各路官兵限在明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以前到達金川；黨壩是取勒烏圍的正路，傅恆應直接由黨壩一路進兵，卡撒的防禦任務交與傅爾丹。希望這些在明年三月內成功，若過三月，應允許金川頭目求降，以省帑費，以惜人力。將來若得勒烏圍、刮耳崖，傾其巢穴，三兩日內，經略大學士即當凱旋，迅速還朝，一切善後事宜交策楞會同嶽鍾琪辦理。”面對乾隆帝對金川戰事態度的轉變，傅恆似有壯志未酬之憾，仍堅持掃庭犁穴，殲滅金川。

大金川在被清兵圍困了近兩年的情形下，已是彈盡糧絕，兵疲馬困，也無力把戰爭繼續下去了。於是，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屢次在戰場上請降，傅恆則堅持要求莎羅奔、郎卡叔侄親縛赴轅，方饒恕他們不死。大金川土司莎羅奔遣人具察至嶽鍾琪的黨壩軍營乞降，嶽鍾琪允准代奏，隨即稟告傅恆。第一次金川戰事結束。 ^[7]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與革布什咱因結親而構釁。乾隆帝本意，既不願對金川輕起兵端，以致重蹈覆轍。然而，亦不願大金川坐大，吞噬鄰邦。諸多土司聯兵攻打大金川，正是乾隆帝求之不得之事。所以，此時乾隆帝的“以番治番”政策並非僅圖安穩局勢，或培植某一忠於清廷的強部（如大金川）來震懾眾土司，而是希望憑藉邊臣的干預，“扶弱凌強”，以達到互相鉗制的均勢。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病故，其侄子郎卡為承襲土司職而討好清朝，郎卡剛承襲土司之職，就立刻出兵攻掠黨壩。各土司立即集兵協助抗拒。乾隆帝因勢利導，指示開泰聽從各土司協力剿除金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當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合攻大金川之時，開泰卻多次接見郎卡所遣之人，常加慰撫。這勢必引起九土司的疑慮。乾隆帝因而革去開泰總督之職，以阿爾泰代之，表明清政府支持九土司的立場。 ^[29]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大金川攻破黨壩的額碉，佔領巴旺的卡卡角，其他土司聞風喪膽，裹足不前。因為清政府的干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郎卡表示願意退還所佔各土司土地，但以清政府發給土司印信為交換條件，阿爾泰應允。 ^[30]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又得知郎卡將女兒嫁給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立即意識到“此又一伏釁端”，並諭示阿爾泰“當留心，不可隱諱。” ^[31] 

金川地區局勢的發展，不出乾隆皇帝所料。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小金川僧格桑藉口鄂克什（即沃日）土司信用喇嘛，咒詛澤旺、僧格桑父子，以致澤旺病倒，而發兵攻佔鄂克什的三個寨子。鄂克什遂向四川總督求援，阿爾泰委派屬員調解不成，又與提督董天弼親往彈壓，僧格桑被迫撤兵，但拒不退還所佔土地。其時，小金川土司澤旺已年老昏饋，不理政務，退居底木達官寨。小金川事務則由其子土舍僧格桑掌管印信，居住在美諾官寨。小金川此前因娶大金川土司郎卡之女為妻，故小金川與鄂克什發生糾紛時，大金川也從旁聲援小金川土司。因乾隆帝出面干涉，僧格桑懾於官府大兵，叩頭謝罪，表示願意退還所佔鄂克什的土地及人口。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大金川土司郎卡病故，土司職由其第四子索諾木承襲。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土司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澤旺子）再次發動反清叛亂。 ^[32] 

乾隆帝命温福﹑桂林分別自汶川及打箭爐（今四川康定）攻小金川。索諾木派兵助僧格桑抗擊清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五月，桂林兵敗被黜，乾隆帝以阿桂代桂林。十二月，清軍攻佔小金川美諾官寨，僧格桑奔大金川。

攻破小金川后，乾隆帝諭令温福等兵分三路進攻大金川，並派福康安為領隊大臣前往四川軍營。温福一路，命副都統舒常為參贊大臣，由功噶爾拉進逼喀爾薩爾，直搗索諾木所居的大金川心腹之地噶拉依；阿桂一路，命都統海蘭察為參贊大臣，自僧格宗、納圍、納扎木至當噶爾拉，攻取噶拉依；豐升額一路，命漢員、西安提督哈國興為參贊大臣，由章谷、吉地前赴綽斯甲布，會同現在該處的舒常進兵俄坡，攻取喇嘛莎羅奔等所居的勒烏圍官寨。 ^[33]  另由侍郎劉秉恬駐美諾，督理糧運，處置降番。

但是，三路大軍均未能突破金川負險構築的防線。副將軍阿桂一路佯攻當噶爾拉山，雖連得番兵碉卡，但當噶爾拉山為大金川緊要門户之一，設備嚴密，且此山樑連綿二十餘里，兵力不敷分佈，也未能連營而下。大金川在綿亙二十餘里的山樑上建有戰碉十四座，且相互聯絡、應援，碉外築有石牆圍繞，牆外有木柵，木柵外掘有深壕，壕中松籤密佈，層層佈防，使清軍難以推進。

温福一路受阻於功噶爾拉，只得改變進攻路線，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日移師木果木，計從昔嶺進逼噶拉依。而木果木東北連小金川，越山直接金川之勒烏溝，路通勒烏圍，金川番兵常潛出温福木果木軍營後路騷擾，早就引起乾隆帝的憂慮。此前，小金川頭人七圖甲噶爾思甲布投誠到温福營中，見底木達一帶董天弼兵力單薄，可以截斷温福後路，遂暗中約定僧格桑，分頭帶兵抄襲。適逢温福將後路防兵調離，情勢對清軍十分不利。六月初一日夜，金川兵潛至底木達，在內接應的小金川降番打開營門領兵湧進。董天弼聞訊趕赴底木達官寨，被番兵所擊殺。 ^[34]  隨後，番兵又搶佔了大板昭一帶的卡座、營盤，攻下清軍設在喇嘛寺的糧台，奪取布朗郭宗等處營卡。温福聞訊後，急命官兵前往喇嘛寺、底木達一帶保護糧台，肅清後路。阿桂也派兵星赴美諾、明郭宗，相機夾擊。然而，為時已晚，温福的後路已被大、小金川番兵切斷。九日，大、小金川番兵攻破木果木大營東北木柵。正在運糧等民夫三千人聞訊後，逃奔軍營。温福閉門不納，以致自相踐踏，連夜潰出，奔赴劉秉恬所駐登春站所。綠營兵也隨之潰散，金川兵搶佔了清軍炮台。十日，番兵攻佔木果木軍營後面木柵，温福率軍抵抗，左胸中槍身亡。 ^[35-37]  海蘭察見大勢己去，率部突圍，夜半至功噶爾拉軍營。 ^[38]  十二日，與劉秉恬部相繼撤至美諾。

木果木之敗，清軍損失慘重。温福所率二萬餘名，陷沒約四千人。陣亡將領除温福外，還有副都統巴朗等二人，提督董天弼等三人，以及總兵、御前侍衞、副將、參領、知府、知州、知縣、主事、同知、典史、都司、守備、參將等文武官員百餘人，損失米一萬七千餘石，銀五萬六千餘兩，火藥七萬餘斤，騷馬二百零八匹，並軍火各項約合銀三十餘萬兩。 ^[39] 

清軍失敗後，當時乾隆帝在熱河，聞報後，決定以阿桂為定西將軍，加派健鋭營﹑火器營兵兩千﹑黑龍江及吉林兵兩千入川增援。十月，復攻佔美諾。清軍第二次征伐金川以來，受到當地藏族人民的堅決反抗，深陷重圍，屢遭失敗。乾隆帝惱羞成怒，命令阿桂等人在討平小金川后，立即以全力征伐大金川。

為抵抗清軍的進犯，大金川增壘設險，嚴陣以待，其防守遠較小金川為嚴密，堅持鬥爭長達兩年，終以眾寡不敵而失敗。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索諾木鴆殺僧格桑，獻屍請降，不準。

八月，清軍攻破大金川勒烏圍官寨。次年正月，復攻破索諾木最後據守的堡寨噶爾崖，索諾木出降。清軍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歷時五年，耗費白銀七千萬兩，官兵死傷數以萬計。事平後，清朝在大、小金川設立懋功、章谷、撫邊、綏靖、崇化等五屯，駐軍屯墾，以防再次發生反抗事件。 ^[40] 

經過大小金川之役，清朝在這一地區逐漸廢除土司制，改置州縣。鞏固和發展了西南地區自雍正以來“改土歸流”的成果，加強了邊疆和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 ^[41] 

清廷徹底平定大小金川后，採取設立成都將軍、安營設汛、去土為屯等善後措施，從軍事、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對其加強控制，從而在兩金川及其周邊土司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清王朝建立之初，就積極經營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第一次金川之役爆發不久，清政府就開始籌劃金川事件的善後處理問題。清朝以改土歸屯為中心的各項善後政策，在許多方面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其一，在軍事上，它結束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混亂局面，使大小金川以至整個西川地區從此得到了相對的穩定和安寧，也使影響全國不少地區的金川事件得到妥善解決。

其二，在政治上，清廷對金川實行改土歸流、改土為屯，採用各種與內地一致的政治劃一政策，從此大小金川牢固地歸屬於中央政府統屬之下，使該地區加強了與中央及內地的聯繫和交往，這有利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利於金川地區的開發。

其三，經濟上，清朝廣興屯田，大辦屯務，使金川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改土為屯具有屯田和改土歸流相結合、兵番民錯處、經營耕種既自主又分散等特點，在中央加強對兩金川地區的統治、解放當地生產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及藏漢民族融合交流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意義。 ^[42] 

其四，在民族關係的處理上，就乾隆帝處置善後事宜的政策、措施本身而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總的説來也是比較得當的。大小金川雖為民族地區，但就當時清王朝所控制的疆域看，它已為內地，不屬邊陲。而該地土司頭人又長期混戰，叛服無常。平定金川戰事中清朝又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故平定大小金川之後，清朝多數政策措施先嚴後寬，這種因勢利導的作法基本上是適時的、恰當的，比如對降人的大多數，對喇嘛教的處置正是如此。因此，從局部與全局、暫時與久遠的角度來看，清平大小金川之戰絕非徒勞無功，應該説它的積極後果和影響還是主要的。 ^[43] 

清平大小金川戰役的結束標誌着從明中期開始的“改土歸流”政策終於取得了最終的成功，明清兩代耗費200年付出慘烈代價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使得中原王朝在南方的經營終於取得了成功，基本劃定了中國的南方邊界。 ^[7] 

乾隆年間，清朝通過兩次金川戰役、雜谷事件，一步步加強了對嘉絨地區的統治。清平大小金川之戰後，清朝在兩金川地區設鎮安屯，專令成都將軍管理當地大小事務及文武各員。清廷在小金川設美諾廳，大金川設阿爾古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清朝裁撤阿爾古廳，併入美諾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改為懋功廳。懋功廳管轄有大小金川地區的懋功、撫邊、綏靖、崇化、章谷五漢屯及河東、河西、八角碉、汗牛、別斯滿和宅壟六番屯。後來，鄂克什、綽斯甲都改歸懋功廳管轄。 ^[3] 

清政府通過乾隆年間對嘉絨的幾次戰爭，改變了金川地區的政治格局。由原來的土司分割統治區變為中央政府流官管轄下的土屯區。這一變化使雜谷、大小金川三個勢力強大的土司被廢除，代之以十一個番屯和五個漢屯，出現了屯土共存的局面。清政府對嘉絨土司定期到京城朝覲的規定，更強化了各土司與清朝的聯繫，促使清王朝與嘉絨各土司的君臣關係趨於密切，地方臣屬中央的觀念在土司頭腦中深化了。直到清末，嘉絨各土司對清王朝還朝貢不已。 ^[3] 

清朝將這些大大小小部落、村社的頭目動員起來，讓他們充當大大小小的土司，聽從清朝中央的管理，這不能不説是清朝統治對嘉絨藏區基層管理的深入，通過對各土司的管理來實現清政府對嘉絨藏區的統治。同時，將勢力強大的土司集團分割，劃整為零，以減少地方割據勢力的膨脹對中央王朝產生的威脅，以利於邊疆的安定和統治。另一方面，對嘉絨藏區的統治，較元明時期更為加強，使這一時期成為嘉絨藏區土司設置的鼎盛時期。 ^[44] 

清朝還利用大小金川地區土兵驍勇善戰的特點，來維護其轄區的統治秩序。清朝政府規定，凡土司管轄地區的少數民族精壯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他們平時保境安民，保護交通商旅、塘汛驛站，有重大戰事時則出征打仗。嘉絨地區的練兵、屯兵、土兵在維護祖國統一、防禦外來入侵的鬥爭中起到了特殊的歷史作用。清政府利用各土屯的力量四處征戰，使之成為清王朝的一支勁旅，對維護清朝的統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44] 

清廷規定：遇有軍事上的需要，諸土屯必須服從清政府的徵調，派出屯官、屯兵出征打仗，其辦法與土司相近。如瓦寺土司從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的幾百年間，先後受明清政府和民國政府的徵調，出兵四十次，每次從徵土兵多則二三千，少者數百人。雜谷五屯除奉調出徵四川省的金川、自貢等地外，還遠征貴州、湖北、湖南、青海、甘肅、台灣及廓爾喀，使他們成為清政府的一支重要軍隊。 ^[44] 

清平大小金川之戰後，有不少藏族兵民或陸續投附清朝官軍，或被官軍俘獲，留在軍中效勞，使藏族將士進人清軍的人數日益增加。嘉絨各土司的屯練武裝也正式歸入清朝中央政權的直接調遣之下，他們拉開了藏族將士在清軍中活動的序幕。後來，廓爾喀侵擾西藏的聶拉木、濟嚨、宗喀等地，嚴重摧殘了西藏人民的生產生活，對西藏的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在西藏駐軍難以抗敵的情況下，清朝即命成都將軍率所部滿、漢官兵和大小金川屯練，共3000餘名，迅速入藏抗擊侵略者。經過兩個多月的苦戰，把廓爾喀侵略軍趕出了西藏。可見，大小金川等地的屯練土兵一直被清政府視為保衞西藏地方安定和邊疆安全的重要武裝力量，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起着積極的作用。 ^[44] 

在這些平定叛亂、維護大一統國家的戰爭中，平定新疆準噶爾和回疆的戰爭，用兵五年，耗帑三千餘萬兩，闢地一萬餘公里；平定雲、貴、粵的戰爭，前後用兵十二年，耗帑七千餘萬兩，領土未有增加，但改革了三省政治。而平定大小金川的戰爭，前後兩次，歷時七年，耗帑七千餘萬兩，乾隆帝殺張廣泗、訥親、阿爾泰等將領，温福等將領戰死，陣亡將士三萬餘人，殺抗命苗番兩萬以上，而所平定之地，不過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縱深僅僅二百餘公里。與朝廷大軍作戰的，亦只是人不滿三萬、武器裝備非常落後的大小金川沿岸的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