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漢學

二戰前後，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二戰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二戰後此則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由此“帶來的四裔偏向，既表現為研究方面，更在於研究方法 ，從而導致該領域的表面繁榮與潛伏隱憂（引用網絡資料）”。戰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後來居上，戰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國際漢學，由域外到本部學説的確立。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為，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並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後，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為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後一派的台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説："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裏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　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説：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導巴黎學派正統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比方史料來源的批評，鑑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國自尼博爾（B.C.Nibuhr）、欒克（L.von.Ranke）以後，史學家對史料的來源、記載、口傳、與古物的分別，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對於記載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評），著作人是否願意報告實事（內部的批評），都是慎加選擇，寧缺疑，不願輕信。（引用資料）”。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説時稱：“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

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説：“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高氏晚年稱："我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著述，只有愛護本國文物歷史而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

國際漢學，研究趨向由單純四裔進而溝通中外，表現有三：

一、對中國文獻的理解力提高，重視程度加強，中外資料會通比勘。

二、與中國學者的聯繫交往增多。

三、開始研究純粹中國問題。

1、目錄學與藏書。

2、實物的收集。

3、與中國學者的接近。

歐洲“漢學態度”：將中國文明作為與印度、埃及、希臘羅馬文明並駕齊驅的世界文明之一，視為純粹學問的智的對象，以法國為代表；從本國的政治、貿易等實際利益出發，英、德、俄為典型。 國際漢學：日本京都學派與巴黎學派相呼應，是時塞外民族史料層出迭現，西域研究盛極一時，狩野直喜在宮崎市定赴歐留學之際告誡道：敦煌研究也要適可而止。或許西方學者以為日本人只對敦煌有興趣。英國漢學家很多同時又為傳教士，傳教的同時又對中國語言的研究作出了極大貢獻，如薩默斯的傳世之作《漢語手冊》，漢學家對中國語言文學的研究是深厚和獨到的。

戴仁（Jean-pierre Drege）法國高等實驗研究學院教授、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兼該院與國家科研中心合辨的中國寫本、金石圖像研究組主任。法國漢學研究所IHEC創立於1920年3月，當時由法蘭西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總統最高層贊助。它於1921年被承認為"公益"性組織之前，曾獲得過普通民事社團的地位。它的創建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保羅·潘勒維（Paui Painleve）部長。其目的是發展法中之間的多種文化關係，為此而要通過多種手段，包括組織對古代和近代中國的高等研究、創辦一座漢學圖書館和出版重要的漢學著作。法國的這個社團也是藉助出自中國在義和團事件之後每年支付的庚子賠款為基金。法國漢學研究所最早由保羅·潘勒維主持，其第一任所長是葛蘭言(Marcel Granet)，直到他於1940年逝世為止。伯希和(Paul Pelliot) 繼任了他，直到1945年為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在此後數年間，由於巴黎大學的資助，漢學研究所才得以運行。戰後，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領導該所的工作。在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的幫助下，他力求獲准將該所正式歸併巴黎大淡。直到1959年，這種歸併才被獲准。該所享有一筆正常預算，當時設在巴黎索邦大學（Sorbnne，即巴黎大學），該所的領導職務被委託給了韓百詩 (Louis Hambis)。

1968年，經過對法國大學的廣泛調整之後，漢學研究所被置於法蘭西學院的監護之下，設立在亞洲會館那比較寬敞的場所。它與其他同類機構共享這一設施，諸如日本學研究所和印度文明研究所，它們同樣也附屬於法蘭西學院；但那裹也有各種亞州研究機構，如法蘭西遠東學院。法國漢學研究所此後又相繼由吳德明（Yves Hervouet）和侯思孟(Donold Holzman)主持。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89年，漢學研究所於這一時間與其他亞洲研究所一併被安置於它今天所處的新所址。當時由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主持到1992年，然後將其位置傳給了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和戴仁（Jean-Pierre Drege）。

法國漢學研究所自創立到60年代末，其主要活動之一便是在多種領域中教學，諸如語言、文學、宗教、藝術和歷史。漢學研究所獲得了法國與中國最優秀專家們的協作。漢學研究在大學範圍內取得了發展，先在巴黎大學，後在波爾多和普羅旺斯地區的埃克斯（Aix-En Provence）設立專門講座；漢學在重要的高級教育機構的範圍內也獲得了發展，諸如高等實驗研究學院、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或者是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這種發展導致了漢學教學活動向新結構的方向發展。漢學研究所的另一項活動是出版學術著作。自1934年以來，該所於其《漢學研究所文庫》中，共出版了大批法文漢學著作，至今已出版29卷，其中列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白樂日（Etienne Balazs）、戴密微、戴何都或石泰安（Rolf·A·Stein）的著作。此外還有一套《通檢和書目》叢書。自1975年以來，又出版了一套叫作《漢學研究所論叢》的叢書，旨在發表優秀博士論文或同等水平的著作，現已出版了6卷。出版進度是每年兩卷。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提及以下幾種。

《漢學研究所文庫》中有：

漢學研究所的第三項重要活動（也可能是耗費精力最多的一項）是維持該所圖書館的運作。漢學研究所的藏書是自該所創建以來，通過逐漸獲取而組成的。50年代，通過剛剛運回國內的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的特藏，該圖書館的藏書量大幅度地增加。從此之後，這兩批特藏集中在一起了。全部藏書共包括近10萬部著作，也就是近30萬冊書。該圖書館向大學教授、科研人員和大學生們開放。此外，該圖書館利用與亞細亞學會圖書館相毗鄰的有利地位。法國亞細亞學會是一個"被稱認為是公益性"的學會，創建於1833年。亞細亞學會圖書館藏有大批漢學書籍，特別是由沙畹、馬伯樂和戴密微遺書中的重要藏書。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每年增加近2000卷書，尚且不計偶爾出現的遺贈。例如，台北漢學研究中心一次就向法國漢學研究所贈送1000多部著作。法國或外國的私立基金會也時而幫助增加其藏書量。該圖書館共擁有600多名註冊讀者經常出入。如果説其古籍藏量不非常豐富的話（因為那裹未收藏任何明代之前的著作），那麼其藏書中卻包括相當多的一批方誌。儘管預算有限，使它無法獲得範圍更大的系列圖書，但法國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仍為歐洲最重要的漢學圖書館之一。

蕭瑟，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在德國最古老的大學--海德堡大學，隸屬於東方學和古代文化研究學院的漢學系，是一個年輕的系科。它的古代漢學專業建立於1962年秋冬學期。根據德國的大學體制，教授是一切教學和行政活動的中心。任何一個系科專業的建立，均以教授職位的設置為標誌。主任教授（C 4級）為當然的系主任。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首位主任教授為鮑吾剛（Wolfgan Bauer,1930）博士。它於1971年完成的、為他贏得了廣泛聲譽的著作《中國人的幸福觀》，已經在若干年前被譯成中文出版。1966年，鮑吾剛應返回他獲得博士學位的慕尼黑大學任漢學教授，他的繼任者為德博（Gunther Debon,1921）教授。德博以中國古典詩歌和《道德經》的翻譯而知名。他於1986年退休。

瓦格納博士（R.G.Wagner,1941-）於1987年成為古代漢學專業的第三位主任教授。此前，他曾多年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和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研究和客座講學。他的主要研究（1982）、《中國當代新編歷史劇--四個實例研究》（1990）和《服務行業之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92），以及即將出版的《正始時代的語言學、哲學和政治學：王弼與老子》；後者是他長達20年專題研究的成果，這一研究使他以"王弼專家"在西方漢學界知名。1993年，他榮獲德國科學協會頒發的萊布尼茨獎金，在為獲得這項德國最高學術獎的第一位漢學家，也為海德堡大學漢學贏得了榮譽和財源。

1986年，海德堡大學舉行了盛大的建校600週年慶典。巴登-符騰堡州政府作為大學的主管部門所贈送的禮物之一，是一個現代漢學的主任教授職位。1989年，贏得了這個新的教授職位的魏格林博士（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l,1955-），是第一位以現代中國研究為教授論文內容的德國漢學家、也是當時在德國人文學科領域裹最年輕的女教授。她曾有若干年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從事學習和研究。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20世紀中國歷史編纂學、20世紀中國文學和近代中國的傳統思想與西方思想的關係。她以中共黨史編纂的專家而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其代表作為《當代中國的黨史編纂學：類型，方法，主題和作用》（1984年），以及《"史"與"論"：當代中國的史學方法研究》（1988）。

1994年，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又設置了一個關於社會和經濟史方面的非主任教授職位（C 3級），由來自荷蘭的漢學家田海（Barend J.Ter Haar,1958-）獲得。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民間宗教和秘密社會，並撰有相關的專著《中國宗教史上的白連教》（1992）。他又完成了一部新著《天地會：事實和神話》，並正在撰寫《食人主義》一書。至此，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已經成為德國為數不多的幾個設有3個教授職位的漢學系之一。建系34年來，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培養了20多名博士和百餘名碩士，其中至少有4位已經在德國的大學中擔任漢學教授。彙集海德堡大學的漢學、日本學和東亞藝術學研究成果的"海德堡東亞學叢書"，在西方漢學界頗具影響，魏格林教授為主編人之一。

所謂"古代漢學"或日"古典漢學"，指的是以上古至清末這一時間跨度為對象的中國研究。瓦格納教授開設過的課程中，可以舉出《文本與註釋》、《（論語）的解讀歷史》、《"地獄"在中國文化中的發展》和《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等。他已經培養出了5名博士和30多名碩士，他指導着4名正在撰寫教授論文的博士和約20名博士/碩士研究生。1994年，在布拉格舉行的歐洲漢學年會上，瓦格納教授率領的陣容強大的"海德堡代表團"，提交了9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引起了與會者們的矚目，顯示了海德堡在歐洲漢學地圖上的不可忽視的存在。

"現代漢學"這個概念為海德堡大學所首創，其研究對象的時間跨度為1840年至今。魏格林教授認為，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現代漢學專業的特點是：第一、在教學和研究中多方面地涉及近現代中國的文化現象，而以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學為重點；第二，在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對象的同時，也在各方面兼顧台灣和香港；第三，不僅研究國界線之內的中國，也注意到無時不處於與外國的各種關係之中的中國。

圖書館成為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最大組成部分，配備了專職的館長和館員各1名以及若干兼職的學生助理，其工作被置於瓦格納教授的直接領導之下。全系的室內面積共約3300平方米，圖書館佔用了約2000平方米。全年圖書資料經費10萬馬克，年均購書約8000冊。這一經費數額遙居全德30餘個漢學系之冠，購書量居於海德堡大學各系之冠（全校各系年平均購書量50-500冊）。截止1996年6月為止，海德堡大學圖書館藏有中文圖書80000餘冊，西方圖書26000餘冊，已進入全德各漢學系藏書量的前3位。此外，還訂有450種現期期刊、18種中文報紙，並收藏有2500種過刊和700部左右的中國電影錄像帶，以上4項數據均列歐洲漢學界首位。

由魏格林教授主持創辨並直接領導的漢語預備班，配有5名專職語言教師和4名來自中國的語言教師，對學生實行為期1年（含假期）的現代漢語強化教育；其間伴有關於中國概況和漢學資料檢索等基礎課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的漢語預備班，已經以及高質量的教學效果而名揚全德。1994年，巴登--符騰堡州政府向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頒發了"大學教育大獎"，以表彰漢語預備班在教學形式上的創造及其所取得的優異成績。漢語預備班不懂是漢學系所有新生們的必經之路，而且也為日益增多的只打算學漢語、不準備日後成為漢學家的人士們提供了機會。

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及其漢學研究。在西方的漢學研究機構中，那不勒斯東方大學（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的歷史最為悠久。其前身是意大利傳教士Matteo Ripa建立的中國學院（Collegio de Cinesi），1732年4月7日得到教皇克萊門七世的正式確認。起初的中國學院，主要致力於招收和培養中國青年，向他們講授歐洲文化和基督教教義，以便進一步在中國傳教，並加強商業聯繫。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一直被視為意大利的漢學研究中心。她設有人文學院、政治學院、現代語言學院和伊斯蘭研究學院，承擔主要教學工作；此外還有一些系所，承擔研究工作。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宗教學、藝術考古學及藝術史、地理學、政治學、外國經濟、以及數十種東西方語言，是其主要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在該大學任職的幾位著名漢學家，如高察（Filipo Clccia,1934-1997）、蘭契奧蒂（Lionello Lanciotti）、史華羅（Paolo Santangelo）等，不僅為西方漢學界所矚目，也與中國學者有着密切的聯繫。1992年，那不勒斯東方大學與羅馬的"意大利非洲與東方研究所"合作，創辦了漢學研究學刊《明清研究》的主旨是對前現代和現代的中國社會與文化進行深層研究，並由此貫通漢學與西學的研究領域。

《明清研究》的主編是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史華羅教授，他的同事蘭契奧蒂教授（Lionello Lanciotti）和威尼斯大學的薩巴蒂尼教授（Mario Sabattini）為副主編。史華羅教授出生於1943年，1966年在羅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歷史專業教授，併兼任《中國歷史與文化百科全書》第五卷主編，歐洲漢學研究學會理事。意大利漢學研究學會理事。他的主要研究是15-19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已出版十幾部專著並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其中《明清文學中的自然觀》、《生態主義與道德主義》等，曾在港台被譯為中文。從《聊齋志異》的二、四兩捲入手，並對其中有關情感表達和情感評價的語彙進行？儘性的歸納和分析。這項研究將通過一種多視點的讀解，有助於人們去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文明的情感世界，重新審視這一"靶式化"了的私人生活和精神過程。史華羅教授已多次訪問中國，並與中國人民大學和廈門大學的學者進行合作。關於《聊齋志異》的素材整理結束以後，這項成果的出版，將在總體上代表目前意大利漢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日本的中國學學會，較具規模的有三個。

1、日本中國學會：成立於1949年10月，包含文學、語言學、哲學三大部分，會員總數超過了2000人。從70年代後期開始，它作為中國學學者交流的場所，起到的是一種類似"同業幫會"的作用。研究中國近現代問題的中國學學者也有所增加，不過年會的論文宣讀和每年一期的《會報》所載論文，仍以中國古典研究為中心。

2、現代中國學會：1951年10月創建。80年代以後，思想文學的研究者也加入進來，形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學會。

3、中國社會文化學會：前身是設在東京大學本部的"東大中國哲學文學會"，在1986年經大幅度改組而成。此外，尚有"中國語學會"，它以語言學和中國語教育問題為中心開展活動。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1997年4月，日本愛知大學正式成立了現代中國系（日文名稱為"現代中國學部"）。這是日本國內第一個以"中國"命名的院系，同時這在世界上也是一個創舉。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國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日本的當務之急。古代中國的科學文化曾經對日本的發展有過巨大的促進作用。愛知大學的前身是東亞同文書院，後改稱大學。1946年11月15日，經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原校長本間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職員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愛知縣以原東亞同文書院為基礎成立了愛知大學。日本的大學中，愛知大學還是為一個與中國的大學簽訂學術教育交流協定的學校，已與中國八所大學簽訂了交流協定，即南開大學（1980年），北京語言文化大學（1980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1984年），上海外語大學（1984年）、復旦大學（1985年），上海交通大學（1994年）、西安交通大學（1995年）。愛知大學擁有精通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文學、語言等方面的知名學者，他們出版了許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辭典》。1950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批准將東亞同文書院老師們積累的漢語卡片返還給愛知大學，這之後通過愛知大學漢語專家們數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完成了這本辭典。愛知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也很豐富，以霞山（東亞同文會創始人近衡？磨，號霞山）文庫為代表，涉及古典、近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歷史、哲學等各個領域，總數達10萬冊，古籍36000餘冊、中國雜誌219種，其中有些珍貴文獻堪稱世界文化遺產。在籌建現代中國系時，還購入了大量文革時期的寶貴資料及戰後主要在美國從事研究的德國漢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貴個人藏書。現代中國係為學生安排了日本大學中從未實行過的以下三個教學內容：一、當地漢語教學：一年級下學期，學生們赴南開大學，在愛知大學與南開大學共建的"南開愛大會館"，學習漢語及中國情況，時間為8月到12月。二、中國教授直接用漢語授課：從中國聘請知名學者為專職教授，並由他們給從南開留學回來的學生們上課。這種做法可以使學生掌握中國的最新知識並提高專業漢語水平。三、當地社會調查：從報名學生中，選拔品學兼優者，與上述中國？妹校合作，在年級暑假時，去中國進行當地調查研究。通過接踵中國的產業、文化風土及生活習慣，使學生們真正瞭解中國，為中日友好做貢獻。調查地區設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調查內容為大城市及近效的產業、文化、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