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

[important affairs of state] 國家的重大政策

“國是”專指國家大事、國策、規劃等重大事務 ^[2]  ，有政策法規等含義。“國是”所指的國家大事嚴格限用於國人在中央所議之國家大事。如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政協委員“共商國是”。

“國是”要比“國事”的範圍窄，因此不能用“國是”替代“國事”。

“共商國是”原本是“共定國是”，其源出於西漢劉向《新序》卷二《雜事二》：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國是”並不是一般的國事，而是治國的大政大策。 “是，則也”（《爾雅·釋言》），而“則，常也”，“法也”（《爾雅·釋詁》）。“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中的“是”即為則也，常也，法也，是國家長治的大政。“共，同也”（《説文解字》），即齊心協力的意思。這樣看來，共商國是，即可解釋為“齊心協力地商定國家大事”的意思。

“國事”與“國是”是近義同音詞，二者都是名詞，都指國家的政務、政事。但二者同中有異：

（1）詞義範圍不同，“國事”既可以指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的事情，也可以指一般的國家事務；而“國是”則專指國家決策、規劃等重大事務。

（2）適用對象不同，“國事”可用於國內，也可用於國際，如“國事訪問”是一國首腦接受他國邀請所作的正式訪問；“國是”所指的國家大事則嚴格限用於國人在中央所議之國家大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共商國是”。

（3）語體色彩不同，“國事”是頗具口語色彩的詞，“國是”是用於書面語的文言詞。

（4）語法功能不同，作為名詞，二者都能作主語、賓語，但“國事”還能作定語，如“國事訪問”；而“國是”就無此用法。

“兩會”期間，新聞經常會出現“兩會代表委員共商國是”這樣的説法，其中“國是”一詞引人關注，因為比較少見。有些人就會問為什麼是“國是”而不是“國事”。一般會得到這樣的答案：“國是”是國家大事，是指國家的大政方針。這樣的答案雖然權威，但是還是解決不了一些對詞語敏感的人的困惑：為什麼偏偏要用“國是”來特指“國家大事”，“是”可以代表“大事”嗎，“國家大事”這樣的解釋能夠準確把握住“國是”概念的內涵嗎？帶着這些困惑，我們來試着考察一下“國是”的真實內涵。

劉向《新序》卷二《雜事二》：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第一句話，楚莊王説他不知道拿什麼來做為“國是”，“是”在這裏有確定的意味，有“正確”的意思，也有人解釋為“是，則也”，也就是法則的意思。無論意思如何，國是在這裏就是一個國家確定下來的，認為正確的事情。這裏的“是”與“非”相對，所以孫叔敖回答“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把一些事情、政策定為“是”，與之相反的意見就是“非”，“國是”必定會遭到反對派的詰難，持“非”意見的人，必定會厭惡這個“是”。這就是“眾非之所惡也”。所以一件事是不是“國是”，不是君王輕易能定的（臣恐王不能定也）。於是楚莊王就説：單單君王不能定嗎？是不是臣下也定不了？孫叔敖回答：……君臣不合，國是就定不下來。夏桀、殷紂沒有和士大夫共同定下一個“國是”（國家定下來的認為正確的事情準則政策等等），而是合自己心意就定為“是”，不合自己心意就定為“非”（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所以到國家滅亡都不知道原因所在。楚莊王説：很好！願相國和諸侯士大夫們一起定下“國是”，我不敢恃國而驕。從“國是”出處這段典故來看，“國是”中的“是”始終是與“非”相對應的。正確的叫做“是”，不正確的叫做“非”，這裏是由一個人的是非引申到一個國家的是非，一個國家到底怎麼做才是對的，選擇哪些作為“國是”，哪些作為“國非”。這樣解釋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麼“國是”不同於“國事”，“國事”是一個中性詞，而“國是”不是中性的，它是代表一個國家確定下來認為正確的東西。當然，“國是”由誰來定，要分不同情形，像夏桀和殷紂憑由於處在君王的地位，憑自己的意願來定“國是”，結果只能是“亡國而不知”。

我們從出處已基本能解決我們前面提出的困惑了。但是，事物的演變總是很有趣的，後來人們在引述孫叔敖“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總是丟了一個“非”字，變成“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這就很難解釋了，為什麼“國是”會被“眾惡”。説起這段公案，還得回到宋朝，當時正值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變法，變法引來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於是就有了神宗和司馬光下面的對話：

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為天下耶？”

變法是在神宗的支持下進行的，神宗對變法偏心，在面對變法的反對者司馬光時，他説：現在普天下反對變法的聲勢浩大，真是孫叔敖所説的“國家制定了正確的方針而大家都反對”。神宗在這裏引用孫叔敖的話時，把“非”字去掉，這樣就完全改變了願意，變成了針對司馬光的語言武器，這句話隱含的意思變成，變法是對的，是國家正確的方針（國是），而大家愚昧無知都來反對。司馬光也毫不示弱，他回答説：確實如陛下所説輿論紛紛。但是，陛下應當辨別其中真正的“是”與“非”。今天，條例司（當時的改革機構）的所作所為只有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三個人認為是對的（以為是），天下人都認為是錯的（以為非）。陛下難道能只跟他們三個共同治理天下嗎？司馬光言下之意：陛下你所説的“國是”不是真正的“國是”，只是安石、韓絳、呂惠卿三人認為的“是”，而不是天下人認為的“是”，也就是這個“是”其實是“非”，才會導致“眾之所惡也”。在這段對話中，“國是”中的“是”依舊是與“非”相對應。我看了好多關於“國是”這個詞的解釋，都完全沒提及“是”是與“非”相對應的。宋神宗與司馬光的對話相較於楚莊王與孫叔敖的對話，“國是”的內涵發生了點輕微的變化，在楚莊王與孫叔敖中，國是的概念比較廣泛，是強調君主要與臣下共同來決定國家事務，國是在這時沒有特指什麼事。而宋神宗與司馬光的對話中，國是是針對變法與反變法兩條路線，這裏神宗跟王安石把變法定為“國是”。於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國是”的含義清晰化和狹隘化，變成指代國家認定的路線，用現代的政治詞語來説就是“正確路線”或者“最高綱領”。當然，這裏只能説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國是”這個詞有演化成政治詞語的苗頭，但是這時“國是”的出現是因為神宗引用孫叔敖的話，還沒有獨立使用，所以基本保持原意。也許這樣説讀者很難理解這種演化的意義。我舉個例子，“革命”本來是一個普通詞語，但後來演變成“革命”就是對的就是真理，只要哪一派政治團體取得了“革命”的地位，它就可以把對手稱之為“反革命”並進行打擊。至於什麼才是才是“革命”，那就是人説了算了。“國是”在北宋開始有這樣的演變是從王安石的變法開始。某派的政見一旦取得“國是”的地位，反對派就會被以“動搖國是”為罪名遭受打擊。特別是在南宋，用“國是”的名義壓制反對派是最基本的政治手段。不同的是，北宋只有變法一派把自己的政見定為“國是”，可見那時“國是”的作為政治詞語的概念還沒定型，到了南宋，無論哪一派都會爭奪“國是”的地位。北宋的“國是”在於“變法”和“恢復祖宗法度”兩條路線，南宋的“國是”在於“戰”“守”“和”三條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