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中興

正德十六年（1521年）在位十六年的明武宗正德帝去世，由於他沒有子嗣，再加上又是單傳，所以皇太后和內閣首輔楊廷和決定，從最近支的皇室尋找繼承人，遂以“兄終弟及”的原則立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弟為帝，次年改年號為“嘉靖” ^[9]  。

嘉靖帝削除大批舊臣後，擢用了張璁、方獻夫、桂萼等一批新進官員。張璁等在輔政期間，輔佐世宗推行了一些改革積弊的新政。 ^[35] 

大明王朝自從宣德時期，最高的權力就形成了三角體制，皇權之下還有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特別是文官集團，隨着內閣制度的成熟，不但話語權越來越大而且對皇權形成制約。而言官的勢力也是水漲船高。 ^[10] 

對於文官集團，嘉靖帝通過大禮儀之爭為其父母爭名，加強皇權，打擊文官勢力，迅速擺脱了楊廷和的控制 ^[11]  。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壇新的人事格局。這是自永樂帝以後明朝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君臣更迭，為嘉靖革新確立了有力的組織保障，形成了推行全面革新的政治條件，嘉靖帝為了否定守成君主的敗政行為，他全力維護洪武祖制的神聖性，而效法祖制的做法較好地解決了革新與繼承之間的關係，確保了改革的順利進行。 ^[7] 

整頓翰林院各項積弊，為了提高內閣大學士的行政能力，讓內閣有了密奏專權，看似是權力提升，但幾任內閣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裏。嘉靖帝還調解朝廷中不同的各方勢力，由着大臣之間相互掐，根據利益需要搭把手 ^[10]  。同時打破重內輕外的觀念，激發地方官員的進取之心；整飭言路，實現對百官的有效監督，裁革冗濫，以減輕財政負擔 ^[7]  。

嘉靖帝，革罷鎮守中官，抑制了宦官勢力的發展。派太監協鎮邊關，最早自永樂年間開始。明仁宗時，正式派太監王安為甘肅鎮守太監。宣德年間，又進一步派太監鎮守內地。英宗正統時，宦官不僅鎮守省一級地區，甚至連府一級地區都有宦官出任分守。 ^[35]  至武宗時，鎮守太監的權力大肆擴張，與巡撫、都御史相侔，有權干預刑名政事了。鎮守太監，多有貪污納賄、剋扣兵餉、延誤軍機、交結內宦等不法行狀。張璁任首輔期間，裁撤鎮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錦衣衞官五百人，並以京師親軍改屬兵部。以後，又陸續裁革了浙江、兩廣、湖廣、福建的鎮守太監及一些地區的分守太監。這些大刀闊斧的栽革，極大地打擊了宦官勢力。史稱：世宗“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 ^[36] 

鎮守中官的革除是明朝嘉靖時期裁革冗濫過程中的典型代表，亦是最大成就之一。這一舉措施徹底扭轉了長期以來宦官干政弄權的局面，清除了明代政治領域內的最大毒瘤，便明朝因此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明朝人李樂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的積極作用給予較為全面、客觀的評價，言：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小，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至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 ^[13] 

嘉靖帝認為外戚為害天下。他又和張璁、方獻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問題上達到了共識，下令永遠廢除此制 ^[12]  。

正德沉溺於嬉遊淫樂、靡費無節、導致朝政日益腐敗。明臣張原亦言：“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 ^[14]  出現了“天下洶洶，幾至大亂”的局面 ^[15]  。諸王、勳戚、官僚“請求及奪佔民田者無算” ^[16]  。

當時社會土地兼併問題是產生流民及起義的源頭，農民起義接踵而起，社會失序，岌岌可危。在嘉靖帝欽定大禮之後，奠定了張璁改革的良好基礎，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制土地兼併的進一步惡化，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而那時土地兼併最為激烈、數量最大的是皇宮、王府、勳戚等所佔有的莊田。明仁宗建立皇莊，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正德九年（1514年）僅畿內皇莊就佔地37594頃。藩王、勳戚、宦官、官僚等向皇帝乞請和強佔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莊田有332處，佔地33000餘頃。“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這就是説，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世宗即位後，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而宦戚輩中撓，世宗猶豫，收效甚微。張璁堅決清理莊田，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計57400餘頃，其中26000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撤回管莊軍校，嚴定禁革事例，不許再侵佔或投獻民田，違者問罪充軍，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併的衝突和百年積弊，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

嘉靖帝限革莊田，清理勳戚莊田，以遏制土地兼併狂潮；推行新的賦税制度，以減輕民眾負擔。 ^[7] 

明晉江人黃光升《昭代典則》載：“張孚敬（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17] 

《明史·本傳》説張璁：“清勳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

明萬曆本作《國史傳》贊張璁説：“清勳戚莊田，罷鎮守內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絕，海內治矣。”

嘉靖帝執政的前半段，是明朝及其繁榮的時代之一，國家財政穩定，儲備充足，商品經濟發達，每年富餘白銀就多達五百多萬，糧草夠支用十餘年，民間經濟也富庶東南商品經濟蓬勃發展。而且從嘉靖四年（1525年）起，明朝宣課司正式改白銀收税。此舉的結果就是白銀正式成為法定貨幣，經濟意義重大。 ^[18] 

嘉靖帝執政時期，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戰爭極多。南方的倭寇還有北方的韃靼部落，每年輪流騷擾大明邊境，史稱“南倭北虜”之患。 ^[19] 

從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開始倭寇越鬧越兇，嘉靖帝積極調兵遣將，集結精鋭部隊到東南，多次重拳打擊倭寇，很快摔打出許多善打硬仗的鐵血部隊。在嘉靖帝執政的最後二十年裏，東南抗倭戰局，在戚繼光和俞大猷、譚綸等這些將士浴血奮戰下，終於扭轉了戰局，並最終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隨着最後一股倭寇團伙在越南萬橋山被殲滅，肆虐大明近二百年的倭寇之患，終於徹底肅清。 ^[19] 

北方在馬芳等人的鎮守下，多次挫敗韃靼部落的侵擾，邊防形勢大大改觀。 ^[20] 

早在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滅掉了馬來王國，在當地建立殖民據點，從此控制了馬六甲航線，也逐漸瞄準隔海相望的大明王朝。 ^[21] 

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艦隊第一次抵達中國沿海，依靠在珠江海面，要求上岸進行貿易。但是遭到當地官員的拒絕後，隨即佔領了珠江對面的屯門島，在島上建築工事，並刻石碑宣示葡萄牙主權，長期滯留在廣東一帶。同時還派遣使者拜訪正德帝會。後來嘉靖帝即位，登基僅三天的嘉靖帝就收到了馬來王國王子的訴狀請求大明幫其復國，嘉靖帝還收到官員的奏摺，説葡萄牙人久滯不去，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覺。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帝下旨，命廣東官員驅逐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屯門島海面集結艦隊，負隅頑抗，由此揭開了中世紀東西方之間的第一次海上較量—屯門海戰。 ^[21] 

明朝政府詔令東南沿海各省水師“遇佛郎機船可立毀之，遇佛郎機人可立殺”。葡萄牙人屢戰屢敗，最終在雙嶼島戰役中被殲滅。直到明亡，葡萄牙人基本上老實了。 ^[21] 

對於文化和教育方面，嘉靖帝即位後馬上整肅科舉制度，來確保選舉的良性發展；倡行三途並用，激勵士氣；整頓學政，來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 ^[7] 

嘉靖帝在位時期意義最深遠的無疑是文化成就，《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名著得以刊刻發行，《西遊記》和《金瓶梅》也在這一時期問世，陽明心學廣為傳播，流派縱橫，此外戲曲繪畫乃至科學領域都是巨匠雲集。李時珍、李開先、徐文長等一長串姓名，見證了這是自由開放的文化盛世。 ^[18] 

同時嘉靖帝十分重視《永樂大典》一書，由於宮中意外失火，他命人重新抄錄副本，副本一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才宣告完成，與永樂正本的格式、裝幀完全一致。永樂時期正本移放到文淵閣，明亡之後下落不明。而眼下能看到的都是嘉靖時期的副本。 ^[22] 

這一時期的明朝，思想更加自由開放，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強烈衝擊，官風和民風受到影響。 ^[23] 

嘉靖年間戴璟在廣東進行的驛遞制度改革，戴璟的改革是明代驛遞制度改革的先驅。 ^[24]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嘉靖帝決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遺址，四面環繞修築京城外郭城。最初規劃的外城長七十里，東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設城門十一座、敵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門外和通惠河設置水閘兩處，其他低窪地帶設置水關八處。由於工期浩大，在嚴嵩的建議下改為先修築南面，將正陽門外的大片繁華市區包入，得到嘉靖帝的許可。後因用兵頻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災後將財力物力集中於宮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沒有再築。1564年增築外城各城門的甕城。嘉靖初年還在四郊新建了地壇、日壇、月壇。 ^[25-26] 

嘉靖帝去世後，先後是隆慶帝和萬曆帝在位，期間張居正逐步掌握大權，開始了張居正改革。而張居正改革正是效法嘉靖帝前期革新措施 ^[27]  ，張居正的施政特點就是恢復有益於時政的嘉靖革新措施，所以説，張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餘波或者説張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繼承者 ^[7]  。特別是“一條鞭法”也是嘉靖前期改革的產物，由桂萼創建，被張居正很好的加以改進。甚至有人提出“隆萬大改革”和“嘉隆萬改革”的觀點 ^[7]  。

明朝從嘉靖帝時起之所以又能延續120多年的統治，離不開嘉靖帝對社會時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其改革以最大限度掃除了百餘年來的明代積弊，激發了明統治階層的活力，遏制並扭轉了國勢日衰的趨勢。其影響波及隆慶至萬曆前期，為之後的“隆萬”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並減輕了阻力，高拱張居正的很多改革措施不過是嘉靖帝改革的延伸。他們對其予以儘可能效法。從而將“嘉隆萬大改革”推向了最高潮。

通過嘉靖帝的革新，在較大程度上清除了大明王朝百餘年的積弊，從根本上確立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徹底解決了楊廷和集團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使嘉靖一朝時期因此避免了宋朝歷史上新舊黨爭所導致的政局混亂 ^[7]  。還可以通過明朝新君即位詔書所列前朝弊政款數的變化就可説明其革新所取得的效果，嘉靖帝時期的弊政遠遠低於前後諸帝 ^[28]  。嘉靖帝以其圓熟的政治手段，成功的製造了一個國富民強、文化繁榮的大明帝國。以帝王業績論，相當出色 ^[18]  。亦有人指出嘉靖帝是明朝第一明君。

贊曰：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託，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於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