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榷

《國榷》是一部記載有明一代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全書一百零四卷，加上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根據本書義例，原書本分作百卷，現在的本子是近人張宗祥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後重分的。卷首四卷，彙輯有明一代朝章典制，分門別類作綜合性的敍述，計有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勳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正文則纂輯史事，按年、月、日編載，上起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終於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敍述過程中，間附周暉、焦駭、錢士升等各家及自撰評語，以闡述其事實，辨明其得失。 ^[24] 

（參考資料： ^[10]  ）

談遷生活的年代，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明朝統治者消極怠政、宦官專權亂政、黨爭結社頻頻，天災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再加上清軍不斷叩關。值此國危的時代，“士習甚囂” ^[2]  的言論不絕於耳，懷抱着經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們不甘朝野傾軋、世風日壞，期望憑一己之力，救國家與人民於危難之中。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願望往往受現實的摧殘，在農民起義的洪流和清軍鐵蹄的征服下，這批在野士大夫們被迫接受這樣的身份轉換，成為了明朝遺民，從此開始了對人生及未來的抉擇和思考。談遷就是這樣一位“遺民”的代表，他親歷時代的鉅變，思想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轉變，更迭的世局逼其發出“亡國不亡史”的疾呼。

談遷對明朝史學的總體評價，見於他天啓六年寫作的《自序》。這篇自序，反映了談遷對明代官方史學與民間史學的基本看法。可以看作是談遷進入明史學之前對明史學編纂現狀的一個分析報告。按照現代的科學研究模式，作者的問題意識越強，越能發現現狀問題之所在，才能找到正確的努力方向。談遷修史的直接動因是不滿意晚明的當代史纂修事業。晚明時期，明史纂修成風時代。研究談遷史學，應將之放到晚明明史編纂風中加以思考。談遷寫《國榷》的學術背景，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晚明的《通紀》續補風，二是晚明司馬遷派考信史學的復興。新史料、正宗的史實增加了，人們的眼界高了，相對地對明史的編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編纂新的明史著作，故而晚明出現以《通紀》改編及續補形式出現的明朝編年史編纂熱潮。談遷編《國榷》正是在這一熱潮影響下進行的。 ^[21] 

自古以來，修史總是作為一種“鑑往事，知來者” ^[7]  的文化觀念，根植於儒家文化體系中，無論治世，抑或是亂世，修史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或揚長避短，或褒貶善惡。而明末清初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亂世時期，更是為大批史學家修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對國家和社會前途命運的擔憂成為他們致力於撰史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對過去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向的探討”。 ^[8]  明清易代對於像談遷這樣的史家而言，不僅僅是變了天，換了皇帝，更是正統、道統如何繼續維持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在他們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漣漪，經歷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後，思想上同樣經受了一番衝擊，必然希望從根源上找到明代社會何以走向滅亡。而修史則是他們表達這一心理變動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史言志可以説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他們政治立場的平台。然後站在史家的立場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並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去評價有明一代的統治得失。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行將入土，這不僅僅是明朝歷史走向衰亡的時期，更可以説是談遷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談遷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夏，談遷赴京考試 ^[3]  再次失敗之後，他並未像其它書生那樣終其一生繼續考取功名，而是認清了自己難以考中，於是自願置身田園。 ^[4]  選擇“綴耕之暇，匯為《兔園冊》” ^[4]  的耕讀之路。壬戌夏，談遷結識了錢而介，每個月都見面商討編書事宜。之後分別，也多次書信往來。 ^[4]  從天啓二年（1622年）夏，二人認識，每月會面，到天啓四年（1624年）兩人分手仍維持書信往來，談遷與錢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廢然返矣”， ^[4]  由漫無目的耕讀到有意識地讀書，從吟詩作文到集中研習經史著作。

談遷放棄了科考，也等於放棄了從政路線。既然不能在政治上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就乾脆退而求其次，走學術研究路線。“經史是古代學術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讀書人主要的研究方向”， ^[5]  談遷“少讀國史，輒仰名閥”， ^[6]  再加上晚明時期，湧現出了大多數在競爭激烈的科場中屢次敗北，遂把畢生精力放在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學者型史家，於是形成了一股治當代史的風氣。史家羣體的出現，使得修國史成為士人們引以為傲的事情，受這一時風的影響，在閲讀了大量當代史著之後，天啓元年（1621年）前後，談遷終於選擇了自己後半生的奮鬥目標——治當代史。

天啓元年（1621年），談遷28歲，母親亡故，他守喪在家，讀了不少明代史書，覺得其中錯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符合明代歷史事實的明史的志願。天啓元年（1621年）開始編著， ^[9]  在此後他長年揹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處訪書借抄，飢梨渴棗，市閲户錄，廣搜資料，終於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後陸續改訂，積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撰成了百卷400萬字的鉅著《國榷》。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

順治四年（1647年），《國榷》全稿被竊，談遷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1653年），談遷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閲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國榷》第一稿已經失傳，幸好談遷的自序、凡例、朋友喻應益的序還留世，還有失稿後給錢士升寫的信，尚可以對《國榷》第一稿有關情況作一推測。喻應益序明確稱：“孺木《國榷》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由此可見，原稿就稱《國榷》。 ^[21] 

《國榷》取材於明歷朝實錄，但又校正實錄。因為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萬曆）熹（天啓）之載筆者皆宦逆閹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 ^[11]  可見明代歷朝實錄中，太祖、孝宗、神宗、熹宗各朝記載有失實、醜正、歪曲的毛病，崇禎朝沒有實錄。 ^[9] 

明亡後，崇禎、弘光兩朝實錄，已無人顧及，談遷不忍“國滅而史亦隨滅”，他訪求邸報、詢及遺老，補齊兩朝史事，寄亡國之情丁先朝史書的編修，自署“江左遺民”。這和常時留心國史典故之史家編撰史書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

《國榷》又廣採溥引，遍覽私家著述，擇善而從，取捨嚴謹，秉筆公正，不以個人愛憎為務。他參閲“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 ^[12]  。其中徵引最多的有：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鄭曉的《今言》《吾學編》，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薛應旗的《憲章錄》，焦竑的《獻徵錄》，高岱的《鴻猷錄》；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彙編》；徐學謨的《世廟識餘錄》，鄧元錫的《皇明書》等等。所以，他編撰《國榷》雖據實錄，但又不完全依賴。

第一，按日記錄，內容豐富。《國榷》一書，成書時間前後達35年之久，談遷所蒐集的資料成千上方，全書雖以“實錄”為主，但不唯“實錄”為是，引用和參閲的私家著述及方誌等書即達300餘家，就以前32卷引書看，就徵引了明人著述120多家，還有大量的調查訪問資料，所以本書確實做到了旁徵博引。由於材料的豐富具體，一般的編年體史書，只及月份而《國榷》則可以按日記載人和事，所以，該書又被稱為“皇明日錄”，成為研究明代歷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之一。尤其是所載萬曆以後與明清之際晚明之史事，其詳盡豐富，為他書所不及，史料價值極高。全書共記317年史事，萬曆至明亡的70餘年竟佔了1/3的篇幅，而天啓、崇、弘光最後三朝共僅25年，篇幅卻佔全書的1/6。尤其是崇禎朝，原來沒有《實錄》可以參考，談遷完全根據邸報及訪問所得資料，編述而成，彌足珍貴。

第二，據事直書，信而有徵。談遷在是書《義例》中，認為“月日一時，是非千古”，下筆不可不慎。他對司馬遷《史記》“據實以書”的直書精神十分推崇，明確表示自己著書要繼承這一優良傳統。這種直書精神在此書中隨處可見。如朱元璋晚年大肆殺戮功臣之事，《明實錄》只記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至於因何而死，則隱諱不載，談遷不僅將殺戮的事實如實加以記載，而且反覆指責朱元璋“多所猜忌”“厲刑威讀”的本性。對於建文帝，《明實錄》也根本不承認，談遷不僅恢復建文年號，而且真實記載了建文帝與明成祖的關係。對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貪，思宗的剛愎虛偽與好名不實，弘光的愚昧腐朽等等，都作了實事求是的記載，並視之為明朝滅亡的原因。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關於明末與清興起這段歷史的記載，當時具有很大的風險，因為清統治者對自己的祖先努爾哈赤原來不過是臣屬於明朝的一名建州衞左指揮使這段歷史諱莫如深，認為很沒有面子。所以清修《明史》便隱去了這段歷史。談遷在《國榷》中，則毫不避諱，據事直書，甚至還直稱之為“女真野人頭目”。可見，他為了留信史於人間，早已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要做到據事直書，除了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膽識外，史料無疑首先必須真實無誤，談遷對史料的取捨標準是“人與書當參觀”，即將人物本身與資料記載結合起來考察比較，擇善而從，決不輕信。

第三，夾敍夾議，文筆簡練。談遷既要衡評、商耀歷史，評論歷史的是非得失便成為一個重要內容。在《國榷》中，他隨時夾插了許多按語，或評或辯暢敍己見，頗多真知灼見。有的則是引用諸家之説，借別人的議論表達自己的看法。這部分內容不僅可以啓迪人們對歷史作出分析思考，而且也成為後人研究談遷的史學思想和歷史觀的重要材料。《國榷》一書的文筆也很簡練，作者自己在《義例》中稱“寧潔無靡，寧塞無猥，寧裁無贅”。黃宗羲也説此書“按實編年，不炫文彩”。當然，此書一些地方亦有失之過簡之缺陷，史實也有混之處，其中的一些觀點在現在看來也並不正確。 ^[23] 

該書記敍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弘光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國榷》寫出了《明實錄》因政治利益顧忌而沒有寫出的真相。如果分段來考察，《國榷》中對於明朝開國史的考證最費時間。明朝的開國史，尤其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最為難寫，問題最多。自晚明以來，朱國禎、錢謙益諸人，一直在關注這段歷史。談遷作為一個鄉村秀才，自然不知道朱國禎、錢謙益在做這些事。當然，《明實錄》是較為全面記錄明朝歷史活動軌跡的史書，所以，談遷寫《國榷》繞不過的。歷史的真相，經常被各種利益集團無端矇蔽，因此，要通過重讀來廓清事實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私修國史與官修國史的不同，某種程度是政治原則與歷史原則的不同。

《明實錄》的不足之一，就是掩飾真相，主要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其次是靖難之役的粉飾。經過二次改修的《太祖實錄》，確實編進了不少朱元璋欣賞燕王的故事，由此可以肯定，《明太祖實錄》有關燕王部分記錄，都是臨時編制出來的，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飾。這種政治粉飾，可以欺騙一時，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歷史。從這些事例中，談遷總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而其在裏者已不可見。” ^[13]  也就是説，實錄提供的是表面事實，而缺乏內在原因的資料。或者説，實錄中不少內容都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信息，必須輔之其他材料來揭示。

《國榷》補充、糾正了《明實錄》存在的失誤。韓國曆史學者金澤中將之概括為幾個方面：（1）遺漏重要史實；（2）過於主觀；（3）敍述錯誤；（4）記錄疏略；（5）觀點混淆。從以上的五個方面實錄考證與補充例子來看，談遷確實是下了功夫，作過考證的。《國榷》中所記事實，作為知識，經過了科學意義上的拷問，也更具有參考意義。也就是説，《國榷》突出的應該是實證精神上與參考價值上。考證顯示的是研究水平，考據是一種歷史研究。用考據解決的問題，數量不多，但成績值得高度肯定。將實錄與羣書作一對比研究的人，談遷是其中之一。在明末清初，能有機會閲讀《明實錄》，且作過詳細研究的人並不多。《明實錄》的政治性，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動地被使用，必須重新被拷問。在這種情況下，《國榷》無疑是判斷《明實錄》真偽的最好佐證材料。 ^[14] 

《國榷》可補明末三朝記錄不足之缺。可考的《國榷》抄本，多是關於明末天啓、崇禎、弘光三朝的。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自嘉靖以來，出過不少明史，多寫到嘉隆朝，間及萬曆朝。前14朝編年史已經有著作出版，自然不需要再抄了。崇禎朝、弘光朝的編年史，是談遷《國榷》特有的。1958年版《國榷》六大冊，僅晚明三朝就佔了一冊，可見內容詳細程度。特別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至弘光二年（1645年）之間，內容尤為詳盡。談遷是當時人，有自己的感性與理性視角，這部分歷史內容的選擇，自然有其獨到的史料與編纂價值。現存《崇禎長編》內容不全，《國榷》就有了獨到的價值，也特別詳細。特別是，清朝早期一段歷史，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國榷》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9] 

《明實錄》有史料信息檢索功能。與《明實錄》的詳寫相比，《國榷》的特點是簡略。這是不足，也是優點。如果《國榷》與《明實錄》一樣詳細，就沒有了《國榷》的地位。詳略的不同，決定了它們的不同價值與不同的歷史地位。今人如欲使用《明實錄》材料，而又嫌實錄部頭太大、檢索不便的話，完全可以先讀一下《國榷》，然後再按圖索驥，到《明實錄》中找相應的更詳細的材料。古代中國政府有一個規定，實錄不能公開流傳。《明實錄》也一樣，長期擱置在皇宮中。晚明以後，開始流傳民間，有了多種抄本。但因為是政府之物，有政治風險，又因篇幅太大，所以，一直沒有正式刊本。流傳下來的，僅有多種抄本。尤其是實錄是編年體史料長編，材料按時間順序編排，沒有詳細的內容目錄，更沒有索引。所以，《明實錄》的翻檢與使用是十分不便的。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部簡明扼要的《國榷》是十分迫切的。當年吳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對《國榷》這部書表現出欣喜若狂之情。在《明實錄》不能完全檢索化的時代，《國榷》的檢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 ^[9] 

《國榷》作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它的史料價值為史學家們所公認。黃宗羲稱談遷寫《國榷》“按實編年，不炫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 ^[15]  。《國榷》的可貴之處是作者的“按實”編撰，肯於“直書”，寫出了《明實錄》避而不談的事，也記錄了清朝統治者忌諱的一些史事。

史學家羅仲輝認為，談遷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編撰《國榷》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所以在書中大力筆伐朱棣冒嫡奪位，鼓吹“帝統必不可違，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際民族矛盾十分尖鋭的時候，還在糾纏朱棣是否“正出”，景帝應否讓位的問題，其思想認識與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相比，顯得落後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過的實錄作了大量糾正，不僅暴露出封建統治者在爭權奪位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兇狠殘忍，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部分較真實的歷史記載。 ^[16] 

書中敍事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事件前後記敍重複且説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統史觀、儒家天命論、佛道等迷信思想，在書中也有濃重反映。由於書中對清政府頗多譴責，當時成為禁書。

朱彝尊也説：“（談遷）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及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對其書在訂正史實尤其是辨證《明實錄》之失上的功績都予以稱揚。明史大家吳晗評價其人其書“主要的根據是列朝實錄和邸報，參以諸家編年，但又不偏信實錄，也不側重私家著述。他對史事的記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廣泛，但選擇很謹嚴，擇善而從，不憑個人好惡。”而謝國楨先生亦言其“編次謹嚴，頗有法度。”“記有明一代史事之書，取材之廣，要以此書為備。” ^[19] 

談遷認為在他之前成書的諸家編年明史“訛陋膚冗”，不能起到總結明朝興衰經驗教訓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實錄為本，參閲諸傢俬著，自成“一家之言”。 ^[17]  談遷的《國榷》秉筆直書，一是《國榷》初稿完成於天啓六年（1626年），此時清兵尚未入關，寫來毫無顧及，二是再稿成書於順治前期，尚無文字獄之興，談遷以故國遺民的悲憤心情編撰國史，對建州史事毫不隱諱。更重要的是此書寫成後長期未曾刊刻，僅有傳抄本，清初曾一度都列為禁書，所以它躲過了四庫館臣的胡刪亂改，成了獨詳萬曆以後建州史事的唯一鉅著。用以校對清修《明史》和清初史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18] 

《國榷》科舉史料的記載較為系統和完整，具體來講，大致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國榷》科舉史料的記載時間跨度較大且較為系統。《國榷》按年、月、日編成大事記，以編年的形式，保存了系統而豐富的科舉史料。其次，《國榷》科舉史料的記載較為完整。從筆者對該書科舉史料的輯錄情況來看，該書對應天和順天的鄉試主考、會試主考、殿試、庶吉士考選等四項信息，除少數幾卷沒有記載外，其餘每卷都有系統的記載。 ^[20] 

《國榷》也寫出了《明實錄》因政治利益顧忌而沒有寫出的真相，補充、糾正了《明實錄》存在的失誤。 ^[21] 

談遷（1594—1657），明末清初浙江海寧人，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明亡後自署“江左遺民”。明諸生，終身未仕，多為人傭書，或任記室。弘光元年（1645）為閣臣高弘圖之幕僚，出謀贊畫，力圖恢復。曾受高弘圖、張慎言等人賞識，擬薦為中書舍人及禮部司務，辭不就。性喜博綜，致力於子史百家之言，諳於歷代掌故，立志編撰明史。明天啓元年（1621），以《明實錄》為本，參閲諸家史書，著《國榷》，天啓六年完成初稿。後又陸續修訂，清順治二年（1645）續補崇禎、弘光兩朝事蹟。兩年後全稿被竊，發憤重寫。順治十年，攜《國榷》稿北上。在京兩年半，走訪降臣、皇親、宦官和公侯門客，蒐集明代遺聞，作補充、訂正。另曾擬寫紀傳體明史。順治十三年夏南返海寧，次年夏應故人邀請遊山西，十一月病死於平陽（今山西臨汾）。尚著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棗林集》《棗林詩集》《北遊錄》《西遊錄》《海昌外志》《史論》等。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