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龍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受業於同縣章懋，登正德三年進士。除郯城知縣。稟大盜劉六，數敗之，加俸二等。父喪，服除，徵授御史，出按雲南。錢寧義父參將盧和坐罪當死，寧為奏辯，下鎮撫覆勘。會遣官錄囚，受寧屬欲出和，為龍所持，卒正其罪。土官鳳朝明坐罪死，革世職。寧令滇人為保舉，而矯旨許之。龍抗疏爭，寢其事。再按江西，疏趣張忠、許泰班師。三司官從宸濠叛者猶居位，龍召數之曰：“脅從罔治，謂凡民耳。若輩讀書食祿，何壎顏乃爾。”立收其印綬。擢陝西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召為太僕卿。嘉靖七年改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奏罷淮西官馬種牛，罷壽州正陽關榷税，通、泰二州虛田租及漕卒船料，民甚德之。召拜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

十一年，陝西大飢。吉囊擁眾臨邊，延綏告警。詔進龍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齎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行救荒十四事。時吉囊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十皮為渾脱，渡入山後。俺答亦自豐州入套為患。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屢被獎賚。召為刑部尚書。大猾劉東山構陷建昌侯張延齡，興大獄。延齡，昭聖皇太后母弟，帝所惡也。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龍獨執正東山罪。“大禮”大獄及諸建言獲罪者，廷臣屢請寬，不能得。會九廟成，覃恩，龍錄上充軍應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豐熙、楊慎、王元正、馬錄、呂經、馮恩、劉濟、邵經邦而已。考尚書六年滿，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歸侍養。久之，用薦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兵部尚書戴金罷，召龍代之。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尋代熊浹為吏部尚書。龍有才，居官著勞績。及為吏部，每事諮僚佐。年老多疾，輒為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並論龍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為民。龍已有疾，輿出國門卒。後數年，子修撰汝楫疏辯。詔復官，贈少保，諡文襄。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實夏言主之。而汝楫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官至左諭德。後坐嵩黨奪官。 ^[1] 

少時求學於章懋。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參加鄉試考中舉人。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進士。授郯城知縣。郯城盜賊橫行，唐龍督兵鎮壓，斬首三百餘級，賊人大怒合兵來攻，唐龍利用碗口長柄諸炮又殲滅精鋭六十餘人。因功升任雲南監察御史。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之亂平定，唐龍被派往賑災。

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由陝西提學副使升任山西按察使。嘉靖七年(1528)，升任太僕寺卿，不久又升任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任間奏罷淮西民户代養官馬種牛，廢壽州正陽關榷税，免通州、泰州虛田租及漕卒船料，民感其德。歷任左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

嘉靖十一年（1532），陝西大飢，蒙古吉囊、俺答二部擁眾自河套入陝西，延綏告急。唐龍被任命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奏行救荒十四事，皆切時實惠。又用總兵官王效、梁震率兵擊退入侵諸部。改任刑部尚書，任滿加封太子少保，以母老請求歸養。後又起用為南京刑部尚書，調吏部尚書，因有邊警，改兵部尚書，到邊設防緝奸，敵遠徙，加太子太保轉任吏部尚書。未幾有病，三上章乞休，以言過激切失旨，又因劾而被罷黜為民，輿出都門30裏卒於旅舍。數年後，詔追復原職，贈少保，諡文襄。

唐龍1477—1546)，正德三年(1508)進士，為官38年，官聲卓著。嘉靖十一年(1532)，陝西大災。數百萬人受飢，且邊境連連告急。唐龍臨危授命，領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解救了數十萬瀕臨死亡的饑民，並且綏靖三邊。後任刑部尚書，徹查大猾劉東山構陷張延齡株連140人的大冤獄，正了劉東山的罪。六年屆滿，加太子少保，官居一品。後調南京刑部尚書，旋改吏部。嘉靖二十五年(1546)，竟因一個小案“引疾不報”而被宰相夏言罷黜為民，出都門三十里，卒於館，年70歲。“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實夏言主之”(《明史·唐龍傳》)。時嚴嵩與夏言同為首輔，夏言罷唐龍，嚴嵩連一句話也沒有説。可見嚴嵩與唐龍的關係也僅此而已。 夏言何許人也？他是江西貴溪人，與嚴嵩(分宜人)同鄉。嘉靖十五年拜相。前期“維新庶政”有稱。後“以廢棄久，務張權”，“志驕氣溢”(據《明史·本傳》)。他與嚴嵩(嘉靖二十一年拜相)是死對頭。僅僅因為“龍故與嚴嵩善”，就把功勳卓著的一品大員、70歲的唐龍削職為民。可見為朋黨之私多麼心狠手辣。夏言亦因朋黨之禍於嘉靖二十七年被“棄市”，下場可悲。 嘉靖三十一年(1552)，皇帝直接下詔為唐龍平反覆職，贈太子少保，諡文襄，賜祭葬，徹底恢復名譽。二十多年後，隆慶皇帝還兩次親題匾額“學術精深”，“忠勤端亮”，賜與唐龍後代，懸於蘭溪唐文襄祠中(均據《光緒蘭溪縣誌·卷五》)。這與唐汝楫恢復名譽恐也不無關係。

唐龍與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有過一段很深的交情，上海圖書館至今還珍藏着明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寫給唐龍的一封親筆信函，見證了四百九十多年前兩個浙籍名人的真摯情誼和道德文章。

張忠、許泰一班奸佞小人，乘武宗派他們帶兵入贛處理宸濠後事之機，屢屢在武宗面前誣陷陽明，並抓了陽明門人冀元亨(後冤死獄中)，欲置陽明於死地。就在此時，唐龍由雲南按察使轉任江西按察使來到南昌，查明原委後，唐龍立刻上書武宗，不僅力辯陽明清白，並要求武宗馬上撤回張忠、許泰一班擾民亂政的親兵。通過唐龍及張永等人的努力，王陽明平叛首功終於得到武宗的認可，並命他兼任江西巡撫。此後兩年，唐龍在王陽明配合下妥善處理了朱宸濠叛亂案的遺留問題。

公務之餘，唐龍還與王陽明切磋儒家學問，推助了王陽明“致良知”學説的形成。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唐龍被調到陝西任提學副使，離開了江西。行前與王陽明匆匆作別，上任途中又不辭鞍馬辛勞，寫了一封長信與王陽明探討“行知”之説，對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説作了補充，言辭多所鼓勵。王陽明在廣信收讀到唐龍的信，十分感動，就援筆寫了這封題為《與唐虞佐侍御》的回信。此信一開頭便説“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接着陽明就對儒家心學作了詮釋，認為“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並提出了“遜志務時敏”的觀點，説：“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處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溥淵泉而時出之。”並預言他的學説將達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施及蠻貊，而道德流芳於無窮”的境界。最後，陽明以顏子語錄隱喻唐龍的道德學問。尾言：“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怏悒。”短短數語，寫出了知心明友之間分別的離愁。這通信函用行草寫成，清秀俊逸而不失古人規矩，為上圖鎮館之寶，當然也是我們蘭溪人的研究先賢行藏事蹟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2] 

龍文頗具浩瀚之氣，詩尤長於五言。 ^[3]  所著有《易經大旨》、《羣忠錄》、《黔南集》、《江右集》、《關中集》、《晉陽集》及《淮陽集》，今存《漁石集》四卷，《四庫總目》行於世。

子：唐汝楫，嘉靖二十九年(1550)狀元，官至右諭德（一説太僕寺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