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建

周秉建是周恩來的親侄女，周家六兄妹中，秉建最小，排行小六。總理非常關心這個最小的侄女。

1968年8月7日，16歲起她插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和西烏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圖大隊。曾任阿拉坦圖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團支部書記，公社黨委委員，自治區團委委員、常委。

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就讀於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專業。第五屆內蒙古自治區人大代表、團十大代表、中央委員。

1979年她與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蘇榮結成百年。

1978年8月至1994年3月，歷任內蒙古錫盟西烏旗團委副書記，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蒙古文學所副所長、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並掛職錫林浩特市政府副市長。

1994年3月，任財政部財政監督司財政監察專員、財政部幹部教育中心副主任、財政部離退休幹部局巡視員。

2009年，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上，出現了周秉建的名字。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建備受關注。談到自己，她數次重複着“我就是個普通人，我和別人沒什麼不同”。

2013年2月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周秉建在周家六兄妹中，秉建最小，排行小六。總理非常關心這個最小的侄女。電影《周恩來》中有一個感人的鏡頭，久卧病牀的總理，微睜雙眼，連續叫着“小六，小六……”總理心中一直惦記着遠在內蒙大草原的周秉建。

1968年，15歲的周秉建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報名到內蒙牧區插隊。行前，秉建去向伯伯和七媽告別。他們十分高興，伯伯叮囑她，一定要注意和尊重那裏的風俗習慣，要多想些困難，想得太簡單了，遇到困難就容易動搖。插隊後，她當了一名普通牧民，住進蒙古包，學蒙古話，穿蒙古袍，幹牧業活兒，融入了牧民之中。插隊時期，她吃了很多苦，也經受了刻骨銘心的鍛鍊。

參軍，是當時青年的追求，周秉建也一樣。1970年冬，憑着自己的良好表現，她通過正當途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1971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草綠色的新軍裝，高高興興地到北京來見伯伯和七媽。沒想到，伯伯見面第一句話是：“你能不能脱下軍裝，回到內蒙古草原上去？”看到秉建眼淚汪汪，一時不能理解，總理又和顏悦色地説：“你不是説內蒙古草原是廣闊天地嗎？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這麼多人裏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上？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當時，確有一些幹部子弟通過“走後門”當兵，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影響。但秉建在牧區的生產隊參加勞動，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她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但她心裏有一點最清楚，那就是伯伯的話一定有他的道理。後來她才知道，伯伯收到她的信後，已經派人去部隊瞭解她是怎樣被批准參軍的，是否通過正常的手續？秉建回部隊後，向領導彙報了離開部隊重新回到草原上去的想法。但是部隊想把秉建留下來。他們認為，總理工作忙，也許拖幾個月就會把這件事忘了。他們沒想到，總理辦事從來是一絲不苟的。他知道這一情況後很生氣，還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總理説：“你們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於是，只有三個月“軍齡”的秉建很快又回去當了牧民。與此同時，秉建在延安插隊的小哥哥秉和也在伯伯的勸説下，從蘭州軍區脱下軍裝回到了黃土高坡。 ^[2] 

周秉建(1張)

周秉建在牧區經常給伯伯七媽寫信，信中除了彙報自己的勞動、生活，也會談到當地的政治運動情況。這些信，總理都在百忙中看過，而回信一般由七媽完成。周秉建不知道，伯伯居然從她的信中發現並糾正了內蒙古“文革”運動中一個重大問題。當時，受“極左”思潮影響，內蒙到處都在“揪內人黨”，許多老黨員、老幹部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迫害至死。秉建所在的生產隊的一個領導就説：“隊裏只有三家是紅的，其他牧户都是反革命的內人黨，他們的小娃娃也是內人黨分子。”這兒壞人怎麼成了大多數，秉建覺得不能理解，在給伯伯七媽的信中就提到了此事。後來，周總理在一次會上就批評到：“我從一個在牧區插隊的女知青那裏得知，內蒙挖內人黨都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羣裏去了。”總理還把情況反映給毛主席，使這一錯誤得到制止。消息一層層傳開，基層羣眾很是鼓舞，人們都傳説“問題反映上去是有明白人給中央寫信了”。有人認為是周秉建寫的，可她傻呼呼的，一點也不知道那個寫信人是自己。多年後，七媽提起這件事來，説“當時你伯伯就是最先從你的信中得知此情況的。可按他的處境，也只能起到一點遏制作用。” ^[2] 

回到牧區後，周秉建經過踏踏實實的勞動，入了黨，後來又被選為大隊黨支部副書記。1975年，身患癌症的周總理已經住進了醫院。但當伯伯得知秉建有學習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想法時，在病牀上與秉建通了電話，鼓勵秉建學好蒙古語文。當時周恩來做完手術不久，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手顫抖得幾乎連話筒也拿不穩。不久，秉建由牧民推薦到內蒙古大學中文系蒙文專業學習。大學畢業後，周秉建再一次回到牧區旗縣工作。1994年，夫婦二人調北京工作。11年過去了，儘管人在北京，但他們仍與內蒙有着割捨不斷的情感。

周秉建清楚地記得，1972年，她回到北京探望伯父，伯父認真地和她談起了婚姻問題：“你能不能找個蒙古族青年呀？過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婦了嗎，蒙古族小夥子是很不錯的。”

周秉建記住了伯父的這番話，也是天賜良緣，後來她遇到了蒙古族青年拉蘇榮，與他結為夫妻，周秉建説，應該説伯父對我講的那番話有很深的意義，他是為了民族之間的大團結。

説起丈夫拉蘇榮，秉建臉上露出無法掩飾的幸福。她説，我們相濡以沫幾十年，生活得非常美滿，到如今我們出差，分別幾日後，見面時都要擁抱一下。我們北京的家裏，就像當年住蒙古包一樣，經常有內蒙來的老朋友，家中時常飄溢着羊肉和奶茶的香味。

>>>做委員，責任光榮，也有壓力。

>>>伯父從小教育我們要和老百姓一樣，過老百姓的生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