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瑭

學醫四年後，他的侄子因患喉炎而發燒很嚴重，請來醫生因醫治不當反而病情加重，連話都説不了。後來又請來幾位醫生，都因方法不對頭，導致病人病情惡化而死去。此後吳瑭更加發奮學醫。

經過數年的努力，他終於探索出一些規律和醫治方法，並於1798年著成《温病條辨》一書，他的這部書，是祖國治療温熱病較有系統的一部温病學著作，對後世影響很大。他還著有《吳鞠通醫案》等著作，他的著作對葉桂的温病著作作了豐富和提高，使温病學更加完整和系統化，他成為清代著名的温病醫學家之一。

他曾在北京檢核《四庫全書》，得見其中收載了吳又可的《温疫論》，深感其論述宏闊有力，發前人之所未發，極有創見，又合於實情，便仔細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啓發。他對葉天士更是推崇，但認為葉氏的理論“多南方證，又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於是他在繼承了葉天士理論的基礎上參古博今，結合臨證經驗，撰寫了《温病條辨》5卷，對温熱病學説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為温病有9種，吳又可所説的温疫是其中最具傳染性的一種，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八種温病，可以從季節及疾病表現上加以區分，這是對於温病很完整的一種分類方法。書中創立了“三焦辨證”的學説，這是繼葉天士發展了張仲景的六經辨證，創立了衞氣營血辨證方法之後，在中醫理論和辨證方法上的又一創舉。“三焦辨證”法：就是將人體“橫向”地分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為主，中焦以脾胃為主，下焦包括肝、腎、大小腸及膀胱。由此創立了一種新的人體臟腑歸類方法，此法十分適用於温熱病體系的辨證和治療，診斷明確，便於施治。而且確立了三焦的正常傳變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順傳”途徑，“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為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則傳下焦。始上焦，終下焦。”因而，由傳變方式也就決定了治療原則：“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漚，非重不沉。”同時，吳氏對《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同樣採取了積極採納的態度，認為“傷寒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入深，須橫看；本節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這些理論，雖然從立論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仍是對葉天士的衞氣營血辨證法的繼承，並對其進行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對疾病變化的認識上，是可以權衡協調的，二者並無矛盾之處。同時，三焦辨證法也完善了葉天士衞氣營血説的治療法則。葉氏的《温熱論》中沒有收載足夠的方劑，而吳鞠通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在《温病條辨》當中，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優秀的實用方劑，像銀翹散、桑菊飲、藿香正氣散、清營湯、清宮湯、犀角地黃湯等等，都是後世醫家極為常用的方劑。現在臨牀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條辨》方佔十之八九。

吳塘對中醫學的貢獻，在於對中醫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論上的完善，尤其對於温熱性疾病的治療，他對於理論的發揮和留下的諸多方劑，可以説使得中醫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熱性病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在劃分中醫“四大經典”的時候，有一種劃法，就是將吳氏的《温病條辨》與漢代的《黃帝內經》、《傷寒論》和《神農本草經》並列為中醫必讀的“四大經典”。可見該書在中醫理論發揮上的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