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全

1892年，史可全出生於湖北省天門縣幹驛鎮史嶺村一户貧苦農家，原名史泰金。12歲時。史可全開始給地主家放牛、幫工，並利用夜間拜師習武，不怕吃苦，練就一身好功夫。史可全練成武術後，在光緒末年至民國初期，經常被鏢局請去“押鏢”。 ^[5] 

1926年，史可全和一夥弟兄幫人“押鏢”時，半路被人多勢眾的“青紅幫”把貨搶了，無法回家，只得在蘆葦蕩摸魚捉蝦充飢度日。10月，史可全在共產黨員馬振幫、姚普生、史光煥的影響下，到幹驛鎮參加了農民協會。 ^[5] 

1927年3月，史可全加入中國共產黨。 ^[5] 

1928年初，天（門）漢（川）暴動失敗後，史可全經黨組織介紹與江陵地下黨負責人段德昌等取得聯繫，以雜貨店夥計身份為掩護，在馬家寨鄉從事地下工作，建立地下交通站，負責籌集經費，輸送物資，護送幹部。史可全任公安縣區蘇維埃政府擁紅委員。在此期間，史可全還成了段德昌與彭德懷之間的聯絡人。 ^[5] 

1929年3月間，史可全得知國民黨軍將進犯馬家寨，便連夜通知段德昌，使得在馬家寨的游擊隊安全轉移。國民黨軍撲空後，便將他抓起來嚴刑審訊三天。開始時，他被拷打三個多時辰時，靠氣功運氣，身上皮膚竟完好無損。後來精疲力竭了，實在沒勁運氣，被打得皮開肉綻，但始終未暴露身份。後來，史可全經地下黨組織營救被釋放，又在馬家寨以開甜食館為掩護，繼續為游擊隊輸送人員和武器。 ^[5] 

1930年，史可全回到家鄉，任區蘇維埃政府護衞委員，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輸送人員和武器。 ^[5] 

1932年春，史可全在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段德昌率部開闢襄北時，動員了幾百名羣眾打草、鞋做子、織手巾，收集雞蛋和魚肉，裝了五六船送到紅九師駐地。段德昌稱讚他説：“你為我們送來這麼多物資，我就叫你擁紅隊長吧。”不久後，史可全參加了天潛縣（1932年由天門、潛江兩縣析置。以兩縣首字為名。）游擊隊，任第四大隊八班班長。9月，部隊編入紅三軍襄北獨立團一營，史可全任軍需。11月，史可全任第八師第二十二團二連司務長，後任紅二軍團四師十一團供給處主任、師供給部部長。 ^[5] 

1936年，史可全任紅二方面軍供給部糧秣科科長。史可全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完成後勤工作任務，多次受到賀龍表揚。他隨部參加了長征。 ^[5] 

全面抗戰爆發後，史可全任八路軍第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供給部部長，雁門軍區供給部部長。 ^[5] 

1944年，史可全任晉綏軍區獨立第二旅供給部部長。 ^[5] 

1945年3月，史可全跟隨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南下幹部支隊到達中原軍區，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後勤部部長。江漢軍區在洪湖成立後，賀炳炎、廖漢生分別任司令員、政治委員，史可全任供給部部長。 ^[5-6] 

1946年6月，中原突圍前夕，史可全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江漢軍區）供給部部長，負責突圍前的準備和善後工作。突圍出發前，史可全和兩個紅軍出身的警衞員，將金條、銀圓、法幣，分裝在數十個彈藥箱內，每個箱底都附賬單一份，表面用手槍和子彈覆蓋，再用鐵皮封死。他們以死相托：此舉甚密，除了我們三人，不得讓任何人知道，必須以黨性和生命擔保。餘下的金錢，則用棉布包好，塞進乾糧袋，三人分別纏在身上，並再三交代：乾糧袋日夜不得離身，這是咱部隊的“家底”，人在金在！真金白銀，筆筆記錄在賬，一式三份，分別收藏在三人身上。與此同時，對押運人員也進行了嚴格的編隊，彈藥箱統一編號定人，相互之間不得拿錯。6月26日晚，在王震司令員的率領下，部隊從宣化店出發，經過長途跋涉和多次戰鬥，6月30日凌晨，順利通過平漢鐵路。

1946年，史可全任晉綏軍區第三縱隊供給部部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第七縱隊供給部部長。 ^[5] 

1949年2月，史可全任第一野戰軍七軍後勤部供給部部長。6月，史可全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七軍後勤部供給部部長。 ^[5] 

新中國成立後，史可全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7軍後勤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甘肅省軍區後勤部部長，西北軍區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蘭州軍區後勤部副部長。任西北軍區北京辦事處主任期間，為節省開支，史可全在京辦事時不管多遠從來都捨不得坐車，也不允許其他人隨便用車。 ^[5] 

1955年，史可全任蘭州軍區後勤部副部長。 ^[5] 

1955年9月，史可全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5] 

1957年，史可全離開職位，回家鄉休養。他常常穿着自己雙手打的草鞋，深入到工廠、機關、農村、學校調查研究，為被錯打成“右派”的同志解決問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帶領全家開墾了大片荒地，種紅苕、棉花和各種瓜果蔬菜，解決生活問題，減輕國家負擔。除了自家吃用外，還把大部分勞動成果都送給了看守監獄的戰士和周圍老百姓，幫貧濟困共度時艱。 ^[5] 

“文革”中，史可全雖已離休多年，遠離政治舞台，但還是未能倖免，被打成“賀龍分子”。到了1974年，史可全已82歲高齡了，患有多種疾病，但因戴着“賀龍分子”的帽子，在當地醫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時任總參管理局局長的黎化南，跟他都是從紅二軍團走出來的老戰友，又都是長期從事部隊後勤工作的同行，知道老戰友窘境後，頂着壓力，冒着風險，想方設法把史可全接到北京，住進北京301醫院南樓。 ^[6] 

1979年7月16日，史可全在武漢逝世，享年87歲，安葬於天門老家父母墳旁。史可全逝世後被批准為烈士。 ^{[5]  [7]} 

史可全授銜時63歲，是最年長的開國少將，也是唯一一位比毛主席年長的開國少將。在整個開國將帥中，他的年齡也僅比最年長的朱德元帥（1886年出生）小6歲，連領導過他的彭德懷元帥都親切地稱他為“老哥”。1955年授銜的少將中，有10位十九世紀的老人，除史可全外，還有山東軍區後勤部第一副部長李元（61歲），授銜當年便去世的華東軍區後勤部財務部政治委員資鳳（60歲），山東軍區後勤部政委彭顯倫（60歲），起義將軍、55軍副軍長魏鎮（60歲），瀋陽軍區後勤部副政委張濟民（59歲），武漢軍區軍事法院院長丁武選（58歲），武漢軍區後勤部部長姚醒吾（58歲），海軍副參謀長袁也烈（56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衞生部部長李治（56歲）。 ^{[4]  [6]} 

1927年下半年，受黨組織的委派，史可全到江陵縣馬家寨，以雜貨店夥計身份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經馬家寨黨組織安排，成為在這一帶領導武裝鬥爭的段德昌的秘密交通員。這期間，史可全做的一項讓他終生感到榮耀的工作，就是成了段德昌與彭德懷之間的聯絡人。那時，段德昌在攻打江陵彌陀寺的戰鬥中負傷，史可全護送他秘密回到家鄉湖南南縣（與湖北相鄰）養傷。段德昌得知駐防南縣的湘軍是彭德懷所部，心裏十分高興。早在北伐時期，充滿正義感的彭德懷就與共產黨員段德昌結識。在段德昌的引導下，彭德懷十分嚮往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段德昌受黨組織的派遣，潛回洪湖地區開展農村武裝鬥爭；彭德懷則率部隨軍東征，後移駐南縣。段德昌派史可全秘密聯繫上了彭德懷。彭德懷迫不及待地讓史可全帶他連夜去看望段德昌。兩人一見面，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彭德懷關切地詢問段德昌的傷情，讓隨他一起去的團部醫官給段德昌治傷，還帶了不少雞、魚等滋補品給他。他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談論對局勢的看法，彭德懷再次向段德昌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迫切願望，段德昌緊緊握住他的手説：“德懷同志，非常歡迎你加入共產黨，我願意當你的入黨介紹人。”出於保密考慮，段德昌與彭德懷約定，儘量少見面，有事可由史可全聯絡轉達。史可全便成了那段時間段德昌與彭德懷之間聯繫人。史可全比彭德懷年長6歲，每次見面，彭德懷總是“老哥”稱呼他。根據段德昌的建議，中共南華安特委很快同意吸收彭德懷入黨，並上報湖南省委批准。段德昌破例讓史可全把彭德懷請來，履行入黨介紹人的職責，與彭德懷談話。段德昌的談話重點有二：一是要十分重視黨在軍隊中的工作；二是入黨後要做好受委屈、甚至犧牲的準備。他還送給彭德懷兩本書，一本是《通俗資本論》，一本是《無產階級哲學説》，囑咐彭多讀書，提高理論水平。彭德懷後來深情地寫道：“幾十年來，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誰也沒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後一次談話。”在段德昌傷愈準備離開南縣時，彭德懷讓史可全詢問段德昌需要什麼幫助，段提出需要槍支彈藥和路費，準備回洪湖地區繼續發動羣眾，開展武裝鬥爭。彭德懷立即命人將未上號冊的私槍10支和幾百發子彈以及一筆經費，通過史可全秘密送給了段德昌。史可全隨段德昌返回洪湖地區後，繼續在馬家寨雜貨店做黨的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3月，史可全收到一份國民黨軍將進犯馬家寨的情報，連夜送交段德昌，使在馬家寨的游擊隊迅速轉移，轉危為安。國民黨軍撲空後，進行了大搜捕。史可全被捕，被關到長江南岸的公安縣鬥湖堤敵軍營部。敵人施用酷刑，拷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他堅定地問答：“不是。我就是一個雜貨店夥計，每天下午五點就上鋪板關門，外面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打手用燒紅的烙鐵來威脅他，他一口咬定：“我啥事都不知道！”敵人一無所獲，只得將他關進牢房。不久，經馬家寨地下黨組織派人打通了敵營長的關係，史可全被釋放回到了馬家寨。段德昌特地來看望他，稱讚他勇敢堅強，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是個好樣的共產黨員，鼓勵他：“要繼續好好地幹。”並安排他在馬家寨再開一個甜食館，繼續做黨的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7月，紅四、六軍在公安會師組成紅二軍團，賀龍、周逸羣、段德昌率領紅軍主力創建了洪湖革命根據地。1931年3月，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也在這一年，史可全回到家鄉擔任鄉蘇維埃擁紅委員。1932年春，擔任紅三軍九師師長的段德昌率部開闢襄北根據地，在天門東北部組織文家墩戰役。史可全聽説老領導帶領紅軍打過來了，心情特別激動。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動員羣眾籌集軍需物資，裝了五六船，運送到紅九師駐地張家場。段德昌見到史可全，稱讚道：“你在馬家寨做秘密交通搞得不錯，這次糧秣運輸也搞得不錯呢！”段德昌指揮紅軍在文家墩打了一個漂亮的大勝仗，共俘敵2000餘人，擊斃敵團長1名，生擒敵旅長韓昌俊。這一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洪湖蘇區的“圍剿”，給蘇區羣眾以極大的鼓舞。不久，史可全和30多名青年一起正式參加了紅軍。此時，史可全已經40歲了。顯然，這把年紀已不適合拿槍桿子上戰場衝鋒陷陣了。段德昌對他説：“我看你籌集物資有一套，你就去做糧秣工作吧！”於是，史可全被安排做後勤工作，這一干就是大半輩子。史可全從連隊的軍需幹起，然後是連司務長、團供給主任，1935年長征時，史可全擔任紅二軍團（1934年10月恢復此番號）四師供給部部長、紅二方面軍供給部糧秣科科長。在國民黨軍的“圍剿”下，籌集、運輸、保管糧草都非常困難，但史可全的後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為部隊在困境中生存下來作出了特殊貢獻。賀龍多次稱讚史可全“是紅二軍團的大功臣”。 ^{[2]  [6]} 

全面抗戰爆發後，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史可全任三五八旅兵站站長，1942年任該旅供給部長，這時他已年過半百。當時八路軍的許多幹部都向往去延安抗大學習充電，出身貧苦、文化水平較低的史可全更是渴望到抗大去學習，幾番向組織打報告，他終於得償所願，接到了去抗大學習的通知。他高高興興地忙着做交接工作，一心準備去抗大學習。可是，第二天又跟着來了一道命令，要調他到晉綏二軍分區（雁門軍區）去任職，立即赴任。對此，他開始有些牴觸情緒，就找旅長張宗遜反映自己的想法：“我文化低，好容易得到一個學習機會，怎麼又不讓我去了呢？”張宗遜笑道：“誰叫你‘駝子摔筋斗——兩頭翹（俏）’呢？部隊現在急需要你。許光達到晉綏去開闢根據地，成立二軍分區，説要個得力的供給部長。選來選去，賀老總選中了你。”張宗遜這麼一説，史可全表示完全服從新的任職命令，打趣地説：“我這個供給部長，絕對‘供給’你們調動！”二軍分區所處的晉西北地區，是一塊貧瘠的土地，加上日軍的瘋狂“掃蕩”，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根據地軍民生活極其困難。儘管史可全使出渾身解數籌集給養，但部隊的日子仍過得緊緊巴巴的。一次，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要來二軍分區視察工作，司令員許光達心裏很着急，就找到史可全説：“彭老總要來，你想點辦法給老總改善一下伙食。”聽説彭德懷來，史可全心裏樂開了花，想都沒想就拍了胸脯：“這事包在我身上！”雖誇下了海口，但史可全心裏明白，在貧窮的晉西北弄到改善伙食的食材可不是件容易事，部隊機關已幾天沒吃上菜了，大家都是用鹽水當菜拌小米吃。他帶着供給部的兩個戰士漫無目的地出了門，轉來轉去，轉到一條小河溝邊，他眼前突然一亮，有河溝就一定有魚呀！他從小在湖邊長大，摸魚捕鱔是拿手好戲。他興沖沖地跳下河溝，忙乎了個把小時，撈上來一兩斤魚和黃鱔，總算是“手中有菜，心中不慌”了。餐桌上擺上一缽鮮魚湯，彭德懷興奮地對許光達説：“嚯，打牙祭啦，這可是不容易呀！”許光達連忙把史可全介紹給他：“這都是老史的功勞。”史可全緊緊握住彭德懷的手，激動地説：“彭老總，您不記得我啦？我是史可全呀！”彭德懷這才認出他來：“是你呀，老哥！有十幾年沒見面了吧？”史可全點點頭，這些年來，他多麼盼望跟彭老總説上幾句話，可一想到彭老總指揮千軍萬馬，時間金貴，他不敢打擾啊。史可全簡要地向彭德懷報告了自己十幾年來的革命經歷，彭德懷勉勵他繼續為革命多做貢獻。後來，彭德懷碰到賀龍，還稱讚史可全是個幹後勤工作的能人。1944年11月，史可全參加賀炳炎、廖漢生為首的幹部大隊，隨王震南下到中原軍區。襄南軍分區、江漢軍區在洪湖成立後，賀炳炎、廖漢生分別任司令員、政治委員，史可全任供給部長。1946年8月，史可全隨部參加中原突圍返回延安，又回到許光達為司令員的晉綏軍區第三縱隊任供給部長。1947年夏，三縱隊歸建西北野戰軍，史可全直接在彭德懷指揮下戰鬥。彭德懷經常到部隊檢查指導工作。就餐時，史可全總是因沒有條件把彭德懷招待好而感到愧疚，真誠地説：“彭老總，等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好好招待您一頓。”彭德懷動情地説：“老哥，已經很難為你這個供給部長了。等全國解放了，我一定來吃你的飯！”“文革”中，史可全雖已離休多年，遠離政治舞台，但還是未能倖免，被打成“賀龍分子”。到了1974年，史可全已82歲高齡了，患有多種疾病，但因戴着“賀龍分子”的帽子，在當地醫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時任總參管理局局長的黎化南，跟他都是從紅二軍團走出來的老戰友，又都是長期從事部隊後勤工作的同行。知道老戰友窘境後，黎化南頂着壓力，冒着風險，想方設法把史可全接到北京，住進301醫院南樓。南樓是將軍病區，需要經過幾道哨卡才能進的地方。史可全年紀大、身體弱，能夠的活動範圍就是短短的走廊。他經常拄着枴杖在走廊慢慢踱步。與他相鄰的病室門口一天到晚都有警衞嚴密把守，只要他走到跟前，就會被警衞無聲地擋開。歷經戰火硝煙的老紅軍憑着特有的政治嗅覺，敏鋭地察覺到那間戒備森嚴的病室裏一定住着特殊的病人。史可全生性倔強，警衞越是揮臂阻攔，他越想知道病室裏住的是誰。一次，他見那神秘的病室門半掩着，趁警衞不備，猛一探頭，瞅見病牀上躺着一個衰老側影，好似在哪兒見過？從此，他為那個揮之不去的衰老側影而冥思苦想。一天，陪護他的女兒史紫雲攙扶他坐在病室的陽台上曬太陽。他下意識地將目光投向那間神秘病室的陽台，驟然間他的心一下子抽緊了。他看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緊閉雙目半卧在輪椅上，乾枯的臉上沒有一點生機。他覺得似曾相識，愣愣地注視良久，突然他激動得難以自已，猛地扔掉多年來寸步不離的枴杖，“嗖”地一下站起來，“彭老總!”悲涼深沉的呼喚從他心底迸發而出。他顫巍巍地將右手舉向頭側，莊嚴的軍禮凝聚着他對彭老總的無限崇敬和思念。彭德懷沒有絲毫反應，他已被折磨得“脱了相”。史可全不忍久視，閉上雙眼，渾濁的老淚從眼縫湧出，掛在他那寫滿滄桑的臉上。打那以後，史可全天天都守望在陽台上，哪怕是陰天沒有陽光。不僅醫生查房時他不願進屋，就連輸液、吃飯都不願離開陽台。他根本就不像一個住院的病人，倒像是個忠於職守的老警衞。一連20多天，史可全每天都在陽台上苦苦地守望着、守望着。進入11月後，北京的天氣已經很寒冷了，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空中飄灑下來，早已結冰的陽台上鋪滿積雪。在凜冽的寒風中，史可全依然執著地守望在那裏，誰勸他就對誰吹鬍子瞪眼發脾氣，任性得像個不懂事的孩子。一位護士實在看不下去了，便把史紫雲拉到一邊，含着淚悄悄地説：“告訴老爺子吧，別等了，人幾天前就沒啦！”沒想到戰功赫赫、英雄一世的彭老總竟然這樣無聲無息地走了。史可全沒想到守望多日，近在咫尺，卻沒能最後看上他一眼。沒了希望和寄託，史可全彷彿失去精神支柱，在病牀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裏噙淚，不言不語，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他突然大吵大鬧要求出院，還一個勁地嚷着要吃烤鴨。他的老首長彭紹輝副總參謀長聞知，派人從京西賓館送來了一隻烤鴨。入夜，朔風呼嘯，大雪飄飄。史可全捧着那隻來之不易的烤鴨，在病室的陽台上長跪不起，泣不成聲地説：“彭老總，我還欠你一頓飯啊！可我再也還不上這頓飯了……” ^[6] 

史可全是老百姓眼中的將軍、大官，但是一點官架子都沒有，一身舊軍裝，一雙草鞋，如魚得水般地來到他所熟悉的鄉親們中間，同大夥兒一起拉家常，鄉親們倍感親切，親熱地叫他“草鞋將軍”。鄉親們從來沒有近距離地接觸過這麼大的官，有什麼事情，都願意跟將軍説，特別是有了冤屈都習慣找將軍傾訴，央求將軍為自己做主、伸冤。可史可全離休了，無職無權，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傾聽，好言相勸，並留他們吃飯。有段日子，他家每天開兩三桌飯，有時還得開流水席，他説：“羣眾對我講心裏話，是看得起我老頭子，把我老頭子當親人。”對鄉親們的請託，不論辦得到還是辦不到，史可全都不遺餘力伸出援手。他不顧年事已高，白天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深一腳淺一腳地行走在泥濘的小路上，往返幾十裏地瞭解情況，幫羣眾説話，紓解困難；晚上回家後，在常常停電的情況下，點亮煤油燈，戴上老花鏡，憑着那點有限的文化，本着對黨、對羣眾負責的態度，寫出了幾十份有理、有據的調查材料，然後親自呈交給省、地、縣的有關領導，希望他們能夠幫幫鄉親們。在當時那種政治大氣候下，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老紅軍，這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一個大雨滂沱的仲夏，史可全家的院子裏積了60多釐米深的水。大雨中，一個十五六歲、骨瘦如柴的年輕人站在門口不肯走，被淋得像一隻落湯雞。史可全連忙把他喊進屋，吩咐兒子找衣服給他換上。年輕人説他是個右派，是來找老將軍伸冤的。家裏人提醒老將軍，右派是敵我矛盾，要注意劃清界限。老將軍立刻板起臉説：“亂彈琴，他還是個小伢子嘛!”年輕人很聰明，13歲就考上了師範學校。只因在學校裏給黨員班長提了一條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取消了分配工作的資格，被遣送回鄉監督勞動改造。史可全從小受苦無錢讀書，沒有多少文化，但他十分敬重有文化的人。史可全把年輕人安頓在家裏住下後，又親自帶着他到學校去核實情況，到教育局去申訴，到縣委找領導上訪，一有機會，還讓他在領導面前吹拉彈唱、刻章作畫，展示其才華、才藝。儘管史可全無法幫助他摘掉蒙冤的右派帽子（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才最終得到徹底平反），但終於幫他解除了監督改造的桎梏，重新獲得分配工作的機會。他那含辛茹苦的老母親撲通一下跪在老將軍那雙穿着草鞋、沾滿泥漿的腳下，失聲慟哭。史可全一把扶起她，連連説：“使不得、使不得，老嫂子！我是個老紅軍、老黨員，為人民服務是我的本分！”史可全把這件事看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成就：既幫助一個年輕人人盡其才，又為國家避免了人才的浪費。後來，那位老母親親手打了5雙草鞋送給史可全，説：“老將軍，家裏窮，沒啥好謝您的。鄉親們都管您叫‘草鞋將軍’，我就打了幾雙草鞋送您，包管您穿得跟腳，走路踏實。”“草鞋將軍”雙手捧着草鞋，激動地注視着它，那是年輕人的老母親用自己種的麻漂白後，搓成精細的麻繩，精心編織出來的。史可全非常珍惜它，一直不捨得穿。在後來的20多年中，他先後搬了5次家，都把它珍藏在身邊，視作人民羣眾送給自己的一件珍貴的禮物。史可全從部隊離休不久，就趕上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老將軍憂國憂民，寢食難安。他主動找到在中原軍區時的老戰友、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説：“為減輕國家負擔，我打算像戰爭年代一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並詳細談了自己的打算。張體學高興地説：“當年中原突圍那麼困難，我們都一起拼過來了。你回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我完全支持。”還表示要號召老同志們向他學習。史可全打算幹自己的老本行：種地。他把目光投向了距離荊州古城15多公里的一片蘆葦蕩。他與蘆葦蕩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小時候沒飯吃，就鑽進蘆葦蕩討生活；當秘密交通時，他憑藉蘆葦蕩的掩護，躲過了反動派一次次追捕；他當江漢軍區供給部長時，又把一片片蘆葦蕩變成了供給基地，解決了部隊的給養問題。這一次，他要再次藉助蘆葦蕩，渡過眼前的困難。史可全帶着警衞員、炊事員等身邊工作人員，來到蘆葦蕩安營紮寨。年近古稀的他，每天精神抖擻，揮舞鐮刀“咔嚓、咔嚓”地砍蘆葦，轉眼間一大片蘆葦便倒在了他的身後，連身邊那些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都甘拜下風。三伏天的蘆葦蕩熱得像個大蒸籠，史可全像一個地道的老農一樣，揮汗如雨，開墾了大片荒地。孩子們一放暑假，史可全就把他們帶到蘆葦蕩，既是為開荒種地增添人手，更重要的是想鍛鍊孩子們，讓他們從小就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磨練艱苦奮鬥的作風。孩子們砍蘆葦手上打起了血泡，弄破後疼得他們直叫喚，史可全説：“沒事，等起了繭子就好了。”最叫孩子們開心的是，他們跟父親學會了摸魚的絕技。從湖裏摸到幾條魚上來，在蘆葦茬中間支起鍋子，用湖水煮湖魚，然後美美地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史可全手把手地教孩子們種紅薯、棉花和各種瓜果蔬菜。辛勤勞動換來成果，除了自家吃用外，大部分都送給了看守監獄的戰士和周圍的羣眾。用賣蘆葦的錢買回幾隻小豬仔餵養，過年殺年豬，史可全就把周圍的鄉親和城裏的名師、名醫、名演員請到家裏來做客，吃肉喝湯拉家常。得到幫助的周圍羣眾受到啓發，紛紛跟着史可全鑽進蘆葦蕩討生活。大家都佩服老將軍有眼力，不愧是供給部長，帶領大夥兒找到了勤勞謀生的好路子。史可全一生簡樸，省吃儉用，賙濟羣眾，身後未留分文，家中最值錢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電視機。他自立自強、踏實坦蕩的人生觀，確是留給子女們最寶貴的遺產。史可全的子女們都傳承了老將軍的優秀品質，不改本色。從部隊轉業後，他們大都成為企業的普通職工，後又在企業改制中先後下崗，但他們沒有怨天尤人、自暴自棄，而是像他們的父親一樣開荒種地，養雞養鴨，過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6]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4] 

史可全將軍烈士陵園位於湖北省天門市幹驛鎮沙嘴村3組，陵園由將軍亭、將軍墓和紀念碑三部分組成，2015年11月動工，2017年1月竣工。烈士陵園的修建旨在弘揚烈士精神，緬懷革命先烈，傳承紅色基因，用他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教育啓迪後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