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革命根據地

洪湖革命根據地是湘鄂西蘇區的中心，包括今天的洪湖、監利、沔陽、江陵、石首、公安、潛江、天門、京山、漢川、華容、漢陽、應城、雲夢、孝感、南縣、安鄉等縣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區。如今的洪湖瞿家灣是當時湘鄂西蘇區首府，至今還保存着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遺址。

與眾多在崇山峻嶺中建立的根據地不同，洪湖根據地處於江河交錯、湖汊遍佈的江漢平原。這裏有着良好的自然環境：盛產棉花、水稻、菱藕，能為根據地軍民提供豐富的物質資源；河湖港汊遍佈蘆葦、荷叢，有利於根據地軍民迂迴殲敵，開展游擊戰爭。這樣一個全國少有的根據地，毛澤東曾作過高度評價：“紅軍時代的洪湖游擊戰爭支持了數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帶能夠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證明。”

但是，這樣的地方沒有高山掩護，交通便利，敵人調兵圍攻也非常容易，毫無羣眾掩護，會非常危險。因此，湘鄂西黨組織把贏得羣眾支持當成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規定：游擊隊員在作戰空隙儘可能參加生產勞動，以防脱離羣眾；戰爭中繳獲的物品要分一些給貧苦羣眾；在羣眾家吃飯，要付伙食費等，以此強化軍民聯繫。

除此之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還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靈活的游擊戰爭策略：“集中指導、分散遊擊”“敵來我飛、敵去我歸”“晝伏夜動、神出鬼沒”等，長期與敵人周旋，使敵人疲於奔命，從而有效地打擊敵人，保存和發展了自己。

全盛時期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包括洪湖、湘鄂邊、襄棗宜、荊當遠、巴興歸等八塊根據地，控制50餘個縣，370多萬人口，主力紅軍3萬餘人，地方武裝20餘萬人。它地處華中腹地，威逼武漢、長沙等重要城市及東西南北水陸交通要道，與鄂豫皖、湘鄂贛、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及川東遊擊區和川陝根據地遙相呼應，相互配合，為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 ^[5] 

1928年（民國十七年）春夏之交，國民政府在湖北反覆進行“清鄉”。5月底，設於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機關遭受破壞，書記張計儲等大部分領導人被害。此時，正在監利、石首一帶指揮游擊戰的周逸羣聞訊後，立即趕至沙市，集合流散同志，組成中共鄂西臨時特委，並將機關遷至宜昌。7月中旬，中共鄂西特委在宜昌重建，周逸羣任書記，萬濤任副書記。

鄂西特委重建後，糾正了“左”傾盲動主義影響和地方主義觀念，改組了各縣縣委，重新登記黨員，發展新黨員，恢復黨，羣組織，在軍事上，組織各種精幹特務隊，在鬥爭中發展游擊隊；在羣運工作上，城鄉兼顧，而以農村為重點，提出了土地分配的原則，集鎮則以“反苟捐雜税”，“抗債抗租”等口號發展職工鬥爭，爭取中小商人的同情和支持。至1928年冬，各地黨組織及農民協會得到恢復並有所發展，遊擊武裝力量日益壯大。發展較快的有鄒資生帶領的特務隊，段德昌、彭國材指揮的洪湖沿岸游擊隊，和段玉林帶領的石首、江陵游擊隊。在石首、華容交界的東山也有零星游擊隊。至此，游擊隊在洪湖畔的柳集、劍口等地，白露湖附近的沙崗、龍灣等地，以及石首、華容交界的東山等地，初步立穩腳跟，打破了國民黨的“清鄉”計劃。

1928年秋後，由於鄂中特委遭到破壞，鄂西特委除領導鄂西各縣的黨和遊擊武裝外，還指導原鄂中區所屬各縣的黨組織和武裝鬥爭。鄂西特委實際管轄包括原鄂中的沔陽等縣，鄂西區及湖南省委撥歸湖北領導的華容、南縣、安鄉等縣在內的大片地區。

1929年3月6日，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崗召開擴大會議，確定政治、經濟、軍事任務。會後，江陵、石首、監利游擊隊合編為鄂西遊擊大隊，由周逸羣、段德昌指揮。經過一段艱苦鬥爭，至1929年夏，初步形成包括江陵、石首、監利、沔陽及湖南華容等縣農村的洪湖革命根據地。 ^[2] 

由於游擊戰爭不斷取得勝利，洪湖地區武裝割據範圍日益擴大。正如1929年8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所説的，“在江陵、監利、石首、沔陽幾縣鬥爭，已經發展到橫互幾百裏成為赤色區域，廣大的成千成萬的羣眾，已經成為有組織的偉大力量，一切封建剝削關係在赤色區域已經漸次掃除，土地已經歸諸農民……這些區域的政權，事實上已經在農民協會管理之下”，12月中旬，洪湖遊擊總隊攻克沔陽南部重鎮峯口後，特委遵照黨中央指示，將總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一師（亦稱中央獨立師），段德昌任師長，下轄3個縱隊，全師共四五千人。這時候，傳來紅四軍進抵長陽、枝江一帶的消息，令人振奮。為此，鄂西特委決定紅獨一師一、二縱隊集結於江陵，以便兩軍配合行動，擴大洪湖地區的游擊戰爭。但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1930年2月上旬，紅獨一師一、二縱隊，在監利縣會師，鄂西特委召開軍事會議，傳達中央指示，宣佈紅獨一師升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軍長孫德清（不久因病離職，由曠繼勳接任），副軍長段德昌，政治委員周逸羣；還組成了紅六軍前敵委員會，王一鳴任書記。

紅六軍組成後立即投人戰鬥，先後攻克江陵縣的龍灣、熊口、老新口等重鎮，接着揮師東下，佔領監利新溝咀和沔陽漁洋鎮等地。2月22日，紅六軍攻克潛江縣城。於是，江、石、人、監、潛邊的割據區域大體聯成了一體。4月初，紅六軍又揮師跨長江南下，先後攻克江南重鎮藕池、調絃口和石首縣城等地，振奮了公安、石首、華容、南縣等地羣眾的革命鬥爭，向南擴大了紅色區域。

與紅軍軍事鬥爭勝利的同時，洪湖地區許多縣的蘇維埃政權先後成立。繼1930年1月江陵縣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這年春天，又有潛江、石首等縣蘇維埃政府成立。一些縣如沔陽縣的區、鄉也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為了統一指導各縣的武裝鬥爭，奪取更大的勝利，鄂西特委於4月中旬在調絃口召開了包括江陵、石首、監利、沔陽和潛江等5縣的工農兵代表大會，出席大會代表50餘人。大會總結洪湖地區工作經驗，討論了關於建立和健全蘇維埃政權，深入開展土地革命等問題。大會宣佈成立鄂西蘇維埃五縣聯縣政府，周逸羣任主席。紅六軍和鄂西聯縣政府的成立，標誌着洪湖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它是中國湖區第一塊紅色區域。 ^[3] 

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建設對於中國革命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它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以洪湖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等都為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並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過巨大影響。正如毛澤東在論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所言：“紅軍時代的洪湖游擊戰爭支持了數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帶能夠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證據。”“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只有在建立了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眾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步地具備之後，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洪湖緣何成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在我看來，除洪湖區域具備毛澤東關於建立根據地的三個基本條件外，還應該從洪湖獨特的地理位置、較好的羣眾基礎、實行經濟民主、開展“反文化圍剿”及採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等主客觀因素去思考。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較好的羣眾基礎是洪湖地區形成革命武裝割據的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湘鄂西根據地發展史》《洪湖志》等著作，對洪湖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較好的羣眾基礎均有論述：《中國共產黨歷史》關於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部分寫道：“位於武漢、沙市之間的洪湖地區，經受過大革命的洗禮，羣眾基礎較好，地理位置重要。”周逸羣在《鄂西農村工作》《鄂西遊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兩個報告中指出：“這裏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等數十個湖泊組成，總面積近千平方公里，通稱‘千里洪湖’”，“洪湖地勢之好，可以實行‘跑兵’政策”（“跑兵”指迂迴遊擊）。許光達曾回憶：“洪湖地區在大革命時代就有黨組織，農民運動也較開展。”1928年1月18日，賀龍察看洪湖岸邊的剅口地形時對周逸羣説：“這一帶像水泊梁山，將來我們要是在這裏安營紮寨，敵人縱有千軍萬馬，也奈何我們不得。”由此可見，賀龍、周逸羣等人以洪湖為中心創建革命根據地，看中的是這裏湖泊塘垸眾多，地形複雜，便於開展游擊戰爭，具備創建河湖港汊根據地的客觀條件。同時羣眾基礎好，也為根據地的創建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建立革命武裝和不斷戰勝敵人是洪湖地區形成革命根據地的根本保證。1927年，黨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給洪湖地區的黨組織和人民指明瞭方向。黨在洪湖地區成立了“中共鄂中南部特別委員會”，具體指揮洪湖地區的武裝暴動。9月10日，洪湖西岸的監利剅口和洪湖西北岸的沔陽戴家場，同時舉起“秋收暴動”的大旗，拉開了洪湖地區土地革命的序幕。洪湖沿岸的監利瞿家灣、柳家集、橋市、三官殿、螺山、沔陽的府場、鄭道湖、小沙口、白廟等地都舉行了暴動，在武裝暴動的基礎上，創建了洪湖地區的第一支工農革命武裝“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五軍”。1928年1月，賀龍、周逸羣抵達洪湖開展荊江兩岸“年關暴動”，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十九路軍”。1929年6月，洪湖地區的游擊隊在監利三屋墩整編為“洪湖遊擊總隊”（後為鄂西遊擊總隊），正如周逸羣所指出的：“洪湖遊擊大隊不如朱毛彭德懷等先有一部分軍隊作基礎，士兵的成分完全是農民自願軍。”後根據中央的指示：“鄂西可成立一師，師的名號由你們自定。”不久，“洪湖遊擊總隊”在沔陽峯口鎮改編為“中國紅軍獨立第一師”。1930年2月5日，獨立師一、二縱隊會師於監利汪家橋，升編為“紅六軍”。紅六軍深受羣眾擁護，廣大貧苦羣眾“莫不稱道紅軍好”，鄂西特委也向黨中央報告：“紅六軍成為人民的軍隊了。”2月7日，紅六軍在監利誓師出征，先後攻克了大批集鎮和縣城，擊潰殲滅了大量敵軍。紅六軍連戰連捷，為根據地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農民赤衞隊發展到20萬人，游擊區擴大到17個縣的廣大農村。1930年4月10日，在石首調絃口皇陵廟成立“鄂西蘇維埃五縣聯縣政府”，標誌着洪湖蘇區的形成。

實行正確的鬥爭策略、廣泛發動民眾參與革命是洪湖地區形成革命割據併成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的歷史動力。一是堅強的黨組織和正確的政治路線是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根本保證。根據地內黨的區鄉政權，農協組織，農團、少先隊、婦救會等羣團組織逐步建立，為湘鄂西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奠定了政治、組織基礎。周逸羣指出：“黨確實能在羣眾中起領導作用，支部能夠應付該區域的政治環境”，“監利、洪湖附近一帶，縱橫約五六十里，完全成為割據的形勢，很能得到當地羣眾熱烈的擁護。”

二是在根據地內廣泛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1929年12月召開的鄂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指明瞭“只有根本解決了土地問題，才能解決一切問題”，規定了土地革命的步驟和方法，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頒發“土地使用證”；1930年春，監利縣《土地問題決議案》第九條規定：洪湖為大宗漁業生產的湖水，同時它又能供給農業的燃料和肥料，因此也是社會生產上的水產基地，應歸蘇維埃管理，同時探索了河湖港汊的分配使用問題；同年10月，湘鄂西特委制定的《土地問題決議大綱》和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革命法令》，明確要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並提出具體標準。如規定雖“兼僱用少數工人耕種”，“但其土地數量與其人口需要剛剛相符者”，“仍不失其為中農，不能因其少有餘裕認為富農”。

三是成立文化委員會，打造湘鄂西革命運動“喉舌”，進行“文化反‘圍剿’”。周老嘴、瞿家灣設立列寧室，開闢圖書館、講演所和閲報室；在“逸羣書店”裏，可以購買到從上海等地運來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國巴黎公社》等幾十種革命書籍；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縣紅色政權等相繼創辦出版了《紅旗日報》《工農日報》等紅色報刊；洪湖蘇區軍民成立“戰鬥劇社”，創作紅色歌曲歌謠，如《洪湖水浪打浪》《赤衞隊歌》《一盞紅燈照洪湖》等，有力推動革命運動蓬勃發展。1929年，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工農羣眾中，最容易發生效力的，是歌謠及其一切有韻的文字，因為最適合他們的心理，並且容易記憶。”重視思想教育和革命文化是我們黨的重要傳統，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各政治部宣傳科負責徵集並編制各種表現羣眾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部編制委員會負督促及調查之責。”

四是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有效地打擊敵人，擴大紅軍影響。這就是：游擊戰爭是隨時進攻的，而不是保守的；不攻堅，不打硬，但決不是逃跑主義；要求得到羣眾的擁護和支持，以政治宣傳戰勝敵人；分散以發動羣眾，集中以應付敵人；遊擊得越寬越好，不死守一個地方；分散遊擊，集中指導；只打虛，不打實，要打必勝，不勝不打。這些戰略戰術後來成為毛澤東系統論述中國革命游擊戰戰略戰術的實踐基礎和理論源泉。

五是實行經濟民主政策，促進根據地經濟社會發展。這些措施包括：合理負擔和保護商業，允許正當貿易，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建設軍需工業和發展個體民用手工業，如湘鄂西造幣廠、紅軍被服廠、剅口匡家老墩兵工廠；成立蘇區商業機構，分為經濟公社（又稱蘇維埃店，也叫紅色商店或紅軍商店）、生產消費合作社和個體商店三種形式，執行“赤區經濟務須與白區相流通”的政策；按一定累進率收取農業税和營業税。這些經濟政策活躍了蘇區經濟，為革命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6] 

在洪湖生態旅遊風景區北側，沿着靜靜流淌的內荊河，一條寬不到5米、長400餘米的青石板老街遊客熙攘。這便是瞿家灣鎮著名的“紅軍街”。“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湘鄂西蘇維埃省政府”“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看似不起眼的老街上，竟分佈着21處革命舊址。遙想當年，賀龍、周逸羣、段德昌等老一輩革命家就是在這些簡易的民居和祠堂裏，指揮着湘鄂西蘇區的革命鬥爭。

老街的武器展館裏，展示有赤衞隊員當年使用的梭鏢、魚叉、自制手槍等文物。原本是用於打野鴨的土銃，也成了赤衞隊員的克敵“法寶”。展廳的一角，陳列着一艘名為“水上飛”的小船。講解員介紹説，在洪湖水上游擊戰爭中，連敵人的機動船也常常被它攪得人仰船翻。

距離瞿家灣大約1個多小時車程，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陵園南臨長江，北望洪湖。

講解員楊銘説，湘鄂西蘇區創建於1927年底，鼎盛時期擁有主力紅軍3萬人、地方武裝20萬人，犧牲了近20萬人。1957年，國務院為洪湖革命烈士紀念碑撰寫碑文，1978年批准建立湘鄂西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

烈士紀念館中，一張“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編號為“第零零零壹號”，簽發人為毛澤東。“段德昌同志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原來，這是1952年毛澤東給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段德昌的親屬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號烈士證書。

段德昌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洪湖革命鬥爭中，他首創“敵來我飛、敵去我歸、敵多則跑、敵少則搞”的游擊戰術，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提出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電影《洪湖赤衞隊》中，韓英和劉闖率領赤衞隊多次運用這一戰術，最終消滅了彭霸天。在洪湖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鬥爭中，段德昌指揮部隊連戰連捷，被譽為“常勝將軍”。1933年在湖北巴東犧牲，年僅29歲。 ^[4] 

近年來，洪湖市整合紅色旅遊資源，加快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舊址羣、劉紹南故居等文物修復工程建設，以瞿家灣為中心，打造紅色旅遊精品路線，不斷擦亮這張紅色名片。該市革命傳統教育基地接待參觀的人數年均達200萬以上，紅色旅遊也帶動了老區人民脱貧增收。

同樣吃上了“旅遊飯”的，還有洪湖上岸漁民李金存。上世紀80年代，大量漁民在湖中發展圍網養殖，無序擴張導致洪湖超70%的水域被圍網“吞噬”，水質一度下降到劣Ⅴ類。2016年以來，荊州市組織拆除洪湖水域的全部圍網。2018年7月，洪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施全面禁捕。

如今，經過拆除圍網、退垸還湖等措施，洪湖濕地的生態環境明顯好轉，野生荷花恢復近10萬畝，到湖區越冬鳥類超過10萬隻，洪湖重現水清岸綠“浪打浪”的生態美景。

耳畔是“洪湖水浪打浪”的美妙歌聲，眼前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荷塘美景……每當開着遊船，看着大湖一天天變美、遊客一天天多起來，李金存的心裏，簡直比抹了蜜還甜。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