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奔書懷

遙夜何漫漫¹，空歌白石爛²。

甯戚未匡齊³，陳平終佐漢⁴。

欃搶掃河洛⁵，直割鴻溝半⁶。

歷數方未遷⁷，雲雷屢多難⁸。

天人秉旄鉞⁹，虎竹光藩翰¹⁰。

侍筆黃金台¹¹，傳觴青玉案。

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¹²。

主將動讒疑¹³，王師忽離叛。

自來白沙上¹⁴，鼓譟丹陽岸¹⁵。

賓御如浮雲¹⁶，從風各消散。

舟中指可掬¹⁷，城上骸爭爂¹⁸。

草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算¹⁹。

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²⁰。

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玩²¹。

太白夜食昴²²，長虹日中貫²³。

秦趙興天兵²⁴，茫茫九州亂。

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逖言²⁵。

過江誓流水²⁶，志在清中原。

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²⁷。 ^[1] 

長夜何其漫漫，徒然高歌着《白石爛》。

甯戚未做齊臣時是個商販，陳平最終作了漢朝大官。

彗星橫掃河洛地區，想以鴻溝為界把天下分成兩半。

大唐氣數未盡，眼下還多災多難。

永王執掌着節旄，兵符在手是國家的靠山。

我為他起草文書如登上黃金台，美酒滿杯佳餚滿案。

並非因為秋風已起，我早有歸山之念。

主將之間互相猜疑，永王的大軍忽然離散。

自從來到白沙洲上，丹陽岸邊鼓譟而行。

賓客衞士如浮雲，聞風各自消散。

城上被砍斷的手指可捧，城上用人骨燒飯。

匆匆逃出關隘，進退維谷沒有成算。

形勢緊急南奔，北兵勢大無邊無沿。

環顧沒有七寶鞭可留，道邊把追兵拖延。

太白星夜裏吞昴，大白天長虹又把日貫。

秦趙相戰兄弟相爭，茫茫天下從此大亂。

幸遇明主知遇之恩，仰慕祖逖當年的誓言。

過江時對着流水發誓，此去定要恢復中原。

拔劍砍向前面的柱子，悲歌不已難以重言。 ^[2] 

一般學者把《南奔書懷》繫於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認為此詩寫於天寶十四年（755年）冬季安祿山叛亂時。鬱賢皓《李白洛陽行蹤新探索》（《南京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一文認為此詩説明了李白攜宗夫人，由梁園經洛陽淪陷區向西過函谷關奔逃的經歷。這首《南奔書懷》是詩人李白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身經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而發自心靈深處的由衷之言。 ^{[2]  [4]} 

全詩以撫時念危、憂國傷亂為主脈，共分三個層次，在敍述自己入幕前後的經歷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層，從開頭到“自有思歸嘆”，寫詩人渴望從政匡濟的夙志，和成為永王幕賓之後動搖不定的思緒。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轉衰的特殊歷史階段。唐帝國的昌盛繁榮催發他產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偉的政治抱負。憑藉個人的才能，他選擇了不同於一般士子通過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隱而仕，走“終南捷徑”。他的希望與日趨黑暗的現實發生了尖鋭的矛盾，天寶年間，長安三載的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統治者的腐朽與兇殘，體會到政治迫害的冷酷無情。他帶着痛苦的精神創傷和全身避禍的念頭再度南北漫遊，以尋求新的出路。然而，個人的不幸沒能完全冷卻他的報國熱情，“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燒。作品開篇寥寥四句，便把詩人這種複雜微妙的心態，含蓄曲折地表現出來。甯戚、陳平是歷史上齊桓公和劉邦的輔弼大臣，對安邦治國皆有所建樹。不過甯戚未仕之前，為待明君而輔甘願隱遁山林，以“飯牛”為業，自得其樂。陳平求官之後，幾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僕，後從項羽入關征戰，均因難展襟抱又依劉邦，終算找到了滿意的歸宿。李白借典詠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説，自己雖浪跡天涯也不忘懷國運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為之籌謀獻策，實現經世濟民的偉抱。安史叛亂，國難當頭，身為一介布衣的詩人始終在密切地關注着時局的變化。“欃槍”四句詩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學發表了對形勢的看法。他認為，中原上空出現了慧星，它的長尾橫貫河北、河南之區。這恰是安祿山叛軍鐵蹄蹂躪廣大北方，割據兩河大半土地，進行稱雄作亂的標記。儘管帝國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災難，但是，天道沒有變，國祚不可搖撼。這裏，讀者透過天人感應神密色彩的薄霧，足可領悟到詩人憂國的焦慮，對復興的渴望。基於此，即不難理解和評價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於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詔，以抗戰平亂為號召，大張旗鼓經營長江流域。當其水師開赴九江，棲身廬山的李白，在“辟書三至”（《與賈少公書》）的邀請下，出於“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志，於是下山充任幕佐。詩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歡欣鼓舞、樂觀自豪的情緒。“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仗鉞秉旄，發號施令，指揮三軍，便能給統轄之地帶來“春日遙看五色光”（《永王東巡歌》其三）的希望，讓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筆”兩句寫詩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態。他受到永王的禮遇，博得府主的厚愛，不能不感恩圖報。他的同期詩作《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軍宴視為“如登黃金台”，感到很榮耀。他激勵同僚：“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來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沒多久他的思想出現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問題的明證。導致他思想轉變的根由是什麼恐怕一時難以定評。就鬥爭形勢考查，永王奉詔赴鎮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靈武之前，待玄宗禪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數萬將土之後，肅宗與永王的衝突才逐漸公開化。李白對統治集團內部明爭暗鬥缺乏瞭解，以為“永王正月（肅宗至德二年）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隨着肅宗兄弟鬥爭的激化，李白看清了問題的真象，他不願違背下山報國的初衷，打算退隱，這是含情入理的。當然也不排斥另説，認為永王闢聘李白僅為籠絡人心，而非用其經綸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會產生“徒塵黍幕府，終無能為”（《與賈少公書》）的嘆息。不管哪種因素起作用，歸根到底還是統治者的昏聵自私葬送了詩人，使他不能為慘遭禍辱的祖國和人民奉獻自己的才智和忠愛。

自“主將動讒疑”到“留連道傍玩”為第二層，描述永王所部分崩離析的見聞，反映了詩人憂懼、迷茫的心境。“主將”兩句是這層詩意的簡括，點出了永王軍隊潰敗的首要原因是主將狐疑猜忌，各懷異志。肅宗懂得，其弟佔據東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賦，如果羽翼豐滿，必成心腹之患。因此，當永王拒絕聽從他的歸蜀之命的時候，則開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計。李璘覺查後，戰幕拉開，而其部下將帥因反內戰卻首議退路。《新唐書》本傳載：“（季）廣深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鋭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掛叛逆，如後世何？……於是，（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季）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季、渾、馮是永王軍的主將，璘曾派季去攻打廣陵採訪使李成式，派渾去襲擊吳郡採訪使李希言。結果雙方未及較量，永王營壘不攻自散。彈指之間，李璘所部變成了勢單力薄的孤軍困旅。詩中“自來”六句是用具體事例描述永王軍到處埃打，賓幕竄逃，潰不成軍的情景。這裏運筆老健精練，敍事兼帶描狀，靈活善變，只取幾個鏡頭就把宏大的的空間，紛擾的戰局，繪聲繪形地浮現紙上。詩人先用“鼓譟”一詞，活畫出永王部隊在轉移中的情態，即軍紀渙散，士氣沮喪，吵吵嚷嚷。一羣烏合之眾擁向丹陽。這樣的武裝羣體不僅戰鬥力喪失，連軍心都很難維繫。然後，詩歌又以“如浮雲”、“從風散”在上下句之間復迭比喻永王的隨從潛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這樣寫法可謂取境真樸，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聯翩。據史料記載，永王的軍隊在丹陽一帶受到地方勢力的重創之後，便奔向鄱陽，企圖逃往嶺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關於此句詩做了下面的説明：“璘與（李）成式將趙侃戰新豐而敗，非水戰也。璘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甚言其撓敗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敗塗地，大局不可逆轉，這對具有風雲之心的李白來説，是無比的憂憤和失望。“草草”六句寫倉皇南奔的狼狽相，敍事中糅入抒情，詩人心跡閃灼於字裏行間。敗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喪生，不敢稍有停歇。詩人被裹挾在潰軍裏邊，也和眾人一樣，懵頭轉向，對未來前途茫然無知。尤為困擾詩人的是，安史叛軍還在廣闊的中原橫行，窮兇極惡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時，正需要有志之士奮起抗戰，而自己反倒成了一個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願一下子竟變得十分遙遠，這又平添了詩人的無限慌恐和不安。詩句“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中的“北寇”一詞，是把握詩人精神境界的鑰匙，它應和“三川北虎亂如麻”（《永王東巡歌》其二）裏的“北虜”同義，皆指安史敵軍。詩人憎惡統治集團自相殘殺，也不甘心充當內戰的犧牲品。詩人運用一則歷史故事表白了這層心思：《晉書·明帝紀》説，王敦陰謀起兵做亂，明帝得知消息，乘駿馬微行察王敦營壘，剛離去，就被軍士查覺。王敦立刻下令追趕，明帝逃離途中有馬遺糞，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糞。又見旅館前有位賣食的老太婆，於是給她一把七寶鞭，叮囑她説：“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過一會兒，追者趕到，問老太婆，她回答：“去已遠矣”，並拿出馬鞭給他們看。追者傳看把玩，逗留許久。又見馬糞已冷，相信明帝遠去無疑，因之，駐馬停追。詩人也希望能夠在肅宗兄弟的混戰中活下來，留得血肉之軀，為平息安史叛亂，重整河山的偉業儘自己的責任。此處，詩筆隨着空間場景的推移，流馳不居，從攝錄永王部隊敗北慘狀轉寫自己的心態，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後一層，寫詩人報效祖國的意志和決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憤。這一層如通首詩的聚光點，展現了李白靈魂的光輝。其情詞激楚，慷慨磊落，詩人的風采節概如在眼前。古時有一種傳説，認為人的精誠之氣上達於天，就會出現長虹貫日，太白食昴之類的天象。詩中“太白”二句採用誇張手法，形容自己懷有一團愛國的赤誠和噴吐進發的救亡熱情。這類虛説雖屬浪漫，卻富有詩意。它與“秦趙”兩句構成了內藴豐富的隱喻世界，宣達了詩人有口難言的複雜心理。“秦趙”的詮釋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記·趙世家》雲：‘趙之先與秦共祖’。中衍之後飛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惡來，其後為秦：惡來弟日季勝，其後為趙。故秦與趙乃兄弟之國。”而李白以“秦指肅宗集團，趙則喻永王軍勢”。由此推斷，在北寇氣焰囂張，國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處的非常時期，肅宗兄弟非但不能團結一心，同仇敵愾，反而丟開民族的敵人於不顧，干戈相見，殃及愛國的兵民，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從“感遇”至煞尾六句，詩人抒發瞭如怒濤奔湧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棄隱出世跟隨永王，確“因天下亂離，四方雲擾，欲得一試其用，以擴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語）。對此，詩人捫心自問亦無愧色，其忠肝義膽冰清玉潔，生死不渝。可惜，詩人不僅壯志成空，而且成了從王為亂的逆臣。真是出師未捷名先毀，世人終難信高潔。這樣的恥辱、這樣的冤枉，更是無法向人評説。詩人拔劍擊柱，悽愴悲歌。在這沉雄豪邁的詩句中表現了一顆潔美的心靈和黑暗的現實在劇烈的撞衝，彷彿奮鬥一生、掙扎一生、苦悶一生的悲劇主人公在呼號。詩歌結尾如重錘擂鼓，沉着有力，饒有餘音。

李白詩多以主觀抒情為主，即使在那些敍事性較強的篇章裏，也往往是借客觀事物勾動胸中的感情狂瀾，將它化為崢嶸駿發的藝術形象。比較而言，這首《南奔書懷》在整體謀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全詩結構是由兩條意脈交結而成。一是寫作者個人的理想，此線順貫整個篇章，首尾遙應，展現了詩人終生縈懷心際的精神支柱；另是寫永王軍勢興而轉敗的過程。這條線因事而顯，反映了作品基本情節發展的概貌。兩線勾連，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後者以敍事為主，互相轉合，不枝不蔓，形成條理有序的完整、嚴密的詩篇。這種構思自有它的妙處。一來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讓其生姿動態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獨自的人格美。二來能夠避免長篇古體詩因一味寫事而沉悶，或筆筆寫情而空洞。如此詩兩者相參，以情馭事，由事生情，和諧統一，才會有助於加強詩歌的張力。

其次，此篇使事較多，幾乎句不離典，用走馬觀花的方式去閲讀，不易理出頭緒。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蕭士贇那樣的結論：“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講，李白作詩特別善於在聯想的天地裏馳騁筆鋒，縱橫無阻，也喜歡藉助神話、歷史故事進行抒情、議論，剖白自己內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徵也與之相關。不過，詩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勢下創作這首詩歌的，其複雜心境，深隱苦衷都不宜直説，説亦難罄。只好把典實、傳説化為詩中的意象，將它們連為一氣，曲曲道出滿腔的忠憤感激之情。這樣，也為詩歌帶來了渾化藴藉的特點。 ^[2] 

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此篇自引甯戚、陳平，蓋以自況，思得見用於世之意。“欃槍掃河洛，直割鴻溝半”，謂祿山反叛，覆陷兩京，河北河南半為割據。天人，謂永王璘。……“侍筆黃金台……，自有思歸嘆”、謂在永王軍中雖蒙禮遇，而早動思歸之志，當是察其已有逆謀，不可安處矣。太白之於永王璘，與張翰之於齊王囧，事略相類，故引以為喻。惜乎其不能如翰之勇決，潔身早去，致遭污累也。……“自來白沙上……從風各消散”、言軍中擾亂，賓幕逃奔之狀，……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甚言其撓敗之形有若此耳。“草草出近關……留連道旁玩”，自言奔走匆遽之狀。“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喻己為國之精誠可以上幹天象。“秦趙興天兵……志在清中原”，明己之所以從璘者，實因天下亂離，四方雲擾，欲得一試其用，以擴清中原，如祖逖耳，非敢有逆志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自傷其志之不能遂，而反有從王為亂之名，身敗名裂，更向何人一為申論。拔劍擊柱，慷慨悲歌，出處之難，太白蓋自嗟其不幸矣。蕭士贇曰：“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果真灼見其為非太白之作耶？抑為太白諱而故為此言耳。 ^[3]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是屈原之後最具個性特色、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有“詩仙”之美譽，與杜甫並稱“李杜”。其詩以抒情為主，表現出蔑視權貴的傲岸精神，對人民疾苦表示同情，又善於描繪自然景色，表達對祖國山河的熱愛。詩風雄奇豪放，想像豐富，語言流轉自然，音律和諧多變，善於從民間文藝和神話傳説中吸取營養和素材，構成其特有的瑰瑋絢爛的色彩，達到盛唐詩歌藝術的巔峯。存世詩文千餘篇，有《李太白集》30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