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理百年大發現

張相文一生致力於地理教育，並親赴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和內蒙古進行地理考察。1908年張相文在《新撰地文學》中寫道“北帶：南界北嶺淮水，北抵陰山長城。”所謂的“南界”，就是南北分界線。“北帶”就在長城與秦嶺—淮河之間。秦嶺—淮河線的提出，首次正確界定了我國南北方的自然地理分界線，對於認識我國自然地理規律和指導農業生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竺可楨於1972年發表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繪製出近五千年來中國氣温變化曲線圖，即“竺可楨曲線”，這是對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首次揭示。其基本結論是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兩千年間，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1972年高2℃；此後的一系列冷暖變動，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動週期，歷時約400—800年。氣候的歷史波動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時期，似乎都首先從東亞太平洋沿岸出現，而後波及歐洲與非洲的大西洋沿岸。

3. 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劉東生等提出了黃土“新風成説”，並發現黃土中保存有距今250萬年以來全球氣候變化的記錄

從20世紀50年代起，劉東生等對黃土高原進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實驗分析，完成了《黃河中游黃土》、《中國的黃土堆積》等多部專著，提出了“新風成説”。後又根據黃土與古土壤的多旋迴特點，建立了環境變化的多旋迴理論。20世紀80年代，劉東生基於中國黃土重建了250萬年以來的氣候變化歷史，使中國黃土成為古氣候變化記錄的最重要檔案庫，與深海沉積、極地冰芯並列成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三大支柱。

1956年以竺可楨、黃秉維為首的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分別對地貌、氣候、水文、潛水、土壤、植被、動物和昆蟲八大要素進行區劃，連同綜合自然區劃一起，分9冊撰寫於1959年出版。1959年黃秉維主編的《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為中國最詳盡而系統的全國自然區劃專著。它第一次系統而詳盡地揭示了中國的地理地帶性規律，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研究提供了地域自然結構的依據。1972年由竺可楨、黃秉維等組織全國地理界200多人，撰寫《中國自然地理》系統專著，至1987年全部完成，是前項工作的繼續和深入，成為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里程碑。

1900年3月末，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隊沿着乾枯的孔雀河左河牀來到羅布荒原，他的助手在宿營地撿到幾件木雕殘片，使斯文·赫定異常激動。1901年3月3日開始挖掘，發現了1座佛塔和3個殿堂以及帶有希臘藝術文化的木雕建築構件、五銖錢、文書和木簡等大批文物。隨後他們又在這片廢墟東南部發現了許多烽火台，一直延續到羅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風沙掩埋的古城，這就是樓蘭城址。樓蘭遺址的發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也為研究歷史時期當地自然環境演變提供了最好的例證。

早在清朝康熙年間（1719年）的“皇輿全覽圖”就標出了朱母郎馬阿林（即珠穆朗瑪峯），1858年被英國人篡改為埃佛勒斯峯（Mount Everest）。1951年王勤堉首先提出應恢復珠穆朗瑪的名稱，1952年中國政府正式恢復珠穆朗瑪峯的名稱。1958年，林超發表《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名稱》論文明確提出：“把此山峯用科學的方法記錄在地圖上的，則是1715年至1717年到西藏測量的中國測量隊員勝住、楚兒泌藏布和蘭本佔巴。”1975年，國測一隊首次對珠穆朗瑪峯進行精確測量，通過6000米以上的6個測繪點，測得海拔高程為8848.13米，先後被世界各國使用；2005年國家測繪局應用3S及現代地球物理技術，測得珠穆朗瑪峯最新高程為8844.43米。這項結果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各國的承認（1975年數據停止使用）。

胡煥庸於1935年在《論中國人口之分佈》中提出黑河（愛輝）—騰衝一線，將我國分為東南和西北人口疏密懸殊的兩部分，東南半壁人口密度較大，以佔國土36%的面積集中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人口稀少，佔國土64%的面積上，其人口僅佔全國的4%，後人稱這條線為“胡煥庸線”。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利用ArcGIS進行的精確計算表明，按胡煥庸線計算而得的東南半壁佔全國國土面積43.8%、總人口94.1%，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85人；西北半壁佔全國國土面積的56.2%、總人口的5.9%，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人。東南半壁與西北半壁總人口之比仍為94︰6。

8. 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以劉東生、施雅風、孫鴻烈等領導的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取得一系列重要發現

①發現喜馬拉雅地熱帶：東西綿延2000公里，數量多、時代新、温度高、水熱活動顯示類型豐富，構成環球地熱帶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填補了地熱學科的空白。②提出青藏高原隆起過程及高原季風的形成演化：將360萬年來隆起的階段性分別命名為“青藏運動”、“崑崙-黃河運動”及晚更新世的“共和運動”，相應地導致東亞季風不斷增強、黃土堆積、長江黃河水系形成、高原進入冰凍圈。③高原植被的地理地帶性：揭示喜馬拉雅山脈中、東段植被獨特的垂直帶性質及與水平地帶的關係；闡明高寒荒漠、高寒草原等植被的地帶性類型並提出西藏植被的高原地帶性理論。④確認雅魯藏布江正源與高原寒旱核心：確定傑馬央宗為雅魯藏布江正源，比斯文·赫定認定的庫比藏布長，水量也大；確證中崑崙山南翼-北羌塘高原為高原寒冷乾旱的核心區域，並通過北緣的阿爾金山中段與嘎順戈壁一帶相連，構成亞洲高地乾旱核心。⑤確定湖泊的成因及湖泊化學特徵變化的地理地帶性：論證了高原上大多數湖泊都是地殼抬升過程中發生斷裂或擠壓而形成的“構造湖”；實測了大量湖泊的水深、動力、水温等，發現許多大中型湖泊具有熱儲備的特徵；高原湖泊的化學特徵具有明顯的地理地帶性變化規律等。⑥通過對青藏高原冰芯的研究，揭示了歷史氣候的變遷。

1952年，鐵道部勘測設計院與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開展騰格裏沙漠南緣風沙地貌和沙丘移動的定位觀測研究，1954年嚴欽尚經過對毛烏素沙地實地考察，從地貌、沉積物物質特徵和地層特徵，結合歷史資料，在《科學通報》撰文提出“就鄂爾多斯而言，沙是就地而起的”，首次提出中國沙地的“就地起沙”學説。在這次考察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1954年在寧夏中衞沙坡頭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風沙觀測站。1959年中國科學院成立治沙隊，對中國各大沙漠進行綜合考察。朱震達等從沙漠地區第四紀古地理、下伏沉積物組成、分異特點入手，提出“就地起沙”的論點，闡明瞭從沙餅到沙丘鏈的發育過程、沙丘移動與沙丘高度的關係，從而揭示了各種形態沙丘形成的基本過程和移動規律。

1976年和1978年，長江水利委員會對長江源進行了兩次實地考察，確認長江有三源，北源楚瑪爾河，南源當曲，而發源於唐古拉山主峯各拉丹冬雪山姜根迪如冰川的沱沱河為正源，經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量算的長度為6300公里。1952年黃河水利委員會對黃河河源進行了考察，確定約古宗列渠為黃河正源，黃河全長5446公里。1978年，青海省測繪局再次組織人員進行黃河源考察，提出卡日曲為黃河正源。關於瀾滄江的源頭有十幾種説法，1999年6月中國科學院遙感所考察測量的結果是，其源頭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雜多縣吉富山，海拔5200米。從這裏算起，瀾滄江（湄公河）的長度是4909公里。

20世紀50年代中期，高由禧等根據青藏高原熱力作用提出“高原季風”的概念。在高原的熱力作用下，在青藏高原上形成一種獨特的季風現象。夏季的高原為熱源，其近地層為熱低壓，而冬季高原為冷源，形成高氣壓，與氣壓場相對應，在高原1000米的高空，形成一個冬夏盛行風向相反的季風層，這一發現對研究青藏高原及其周圍地區的氣候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初，赴羅布泊地區考察的中外學者，在羅布荒原中發現大面積隆起的土丘地貌，當地人稱“雅爾當”，即維吾爾語中“陡峻的土丘”之意。發現者將這一稱呼介紹了出去，以後再由英文翻譯過來，“雅爾當”變成了“雅丹”。從此，“雅丹”成為這一類地貌的代名詞。在世界乾旱區許多地方的類似地貌，均統稱為雅丹地貌。

13. 周立三、鄧靜中、鍾功甫等提出中國農業區劃方案，吳傳鈞等編撰了《中國農業地理叢書》和1:100萬《中國土地利用圖》

周立三、鄧靜中、鍾功甫等在借鑑西方和蘇聯農業區位論、農業類型和農業區域劃分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提出了中國農業區劃方案。該方案按照各地區農業生產的條件、特點、潛力、方向和途徑，根據區內相似性與區際差異性原則，由大到小逐級劃分，形成各具特點、不同等級的全國綜合農業區劃系統。與此相配合，20世紀70年代吳傳鈞主持編寫了《中國農業地理叢書》，80年代編纂了中國首套1∶100萬《中國土地利用圖》，隨後又編撰了《中國土地利用》專著。這些對農業生產分區規劃、分類指導和分級實施提供了科學依據。

1928年，馮景蘭等在粵北仁化縣發現了形成丹霞地貌的紅色砂礫岩層，命名為“丹霞層”。此後陳國達、吳尚時、曾昭璇、李見賢（黃進）等考察研究，命名了“丹霞地貌”。現今定義為“有陡崖的陸相紅層地貌稱為丹霞地貌”，廣東省韶關市東北的丹霞山以赤色丹霞為特色，由紅色砂礫陸相沉積岩構成，是世界“丹霞地貌”命名地，2004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為中國首批世界地質公園之一。

1935年克山病首先發現於黑龍江省克山縣，故名克山病。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地方病組從20世紀60年代末起開展了克山病區的環境研究，進行了病區和非病區內外環境中硒的測定，發現病區的水和糧食中硒含量明顯降低，病區人羣的血硒和頭髮硒含量亦低，説明硒缺乏與克山病發病的關係密切。調查發現，在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北、陝西、甘肅、四川、雲南等地的荒僻地區存在着一個低硒帶，其重病區多位於海拔200—2000米之間，大體分佈在我國地形的第二級階梯，沿興安嶺、長白山、太行山、六盤山到雲貴高原的山地。這一發現對克山病的防治和治療提供了科學依據。

16. 1934年丁文江等首次利用等高線分層設色繪製《中華民國新地圖》，20世紀60年代由竺可楨、黃秉維領導，陳述彭主持編纂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大型自然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地圖集》

1934年，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首次採用等高線分層設色繪製《中華民國新地圖》由序圖、普通地圖和城市圖 3 個系列組成，序圖7幅，採用亞爾勃斯等面積投影。普通地圖44幅，按經緯線分幅，採用多圓錐投影。該圖集第一次科學地反映了中國地勢為三級階梯的概貌，開拓了我國地圖學的新紀元。20世紀60年代，由竺可楨、黃秉維領導，陳述彭主持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地理圖集》，共有540幅地圖及大量圖表、照片和30多萬字的地圖説明，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大型自然地圖集。

銀杉是我國特有樹種，20世紀50年代，廣西植物研究所鍾濟新等最早在廣西臨桂縣發現，1957年由陳煥鏞、匡可任命名；水杉是世界上珍稀的孑遺植物，20世紀40年代初於鐸首先在湖北、四川交界的利川市謀道溪（磨刀溪）發現了倖存的水杉巨樹，王戰等採集了模式樣本，到1946年，由胡先驌和鄭萬鈞研究鑑定它就是億萬年前在地球上生存過的水杉；朱䴉是稀世珍禽，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鳥類學家，在陝西秦嶺以南的洋縣金家河、姚家溝發現了兩個朱䴉的巢，共2對成鳥，3只幼鳥，朱䴉的重新發現在國內外引起很大震動。

陸大道於20世紀80年代在借鑑區位論等基礎上，提出“點—軸”系統理論。該理論的科學基礎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經濟社會要素集中在“點”上的同時，“點”與“點”之間就形成由線狀基礎設施聯繫在一起的軸。軸不僅對附近區域經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且也是“點”上社會經濟要素向外擴散的路徑（方向）。陸大道及其研究團隊認為在未來15年乃至更長一段時期，中國國土開發和經濟佈局應實施以沿海地帶和長江沿岸地帶兩條一級軸線為基本框架的“T”字型戰略。這一論斷被當時開展的《全國國土規劃綱要》採納，併成為其後歷次五年計劃全國經濟佈局的宏觀框架。

中國科學探險協會先後於1991年和1993年對雅魯藏布大峽谷進行探險考察。1994年楊逸疇、高登義、李渤生等論證確認雅魯藏布大峽谷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峽谷。峽谷全長496.3公里，最深處5382米。1998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該協會組織的考察隊又徒步穿越了大峽谷，並對大峽谷進行測量，進一步確定了在世界最大峽谷的地位。

中國冰川考察始於1958年中國科學院冰川研究機構的建立（名稱多次變動），並與大學合作，首先大規模考察祁連山冰川分佈、氣候、水文、地貌條件與儲水量，後相繼考察其他冰川山地，承擔國際組織規定的中國冰川目錄編制任務，提供每條冰川34項指標，設計冰雷達測定冰川厚度，詳細、徹底查明冰川資源，在總結研究基礎上提出山地冰川物理氣候分類，劃分高亞洲冰川為海洋型、亞大陸型、極大陸型三類，考察巴基斯坦長59公里特大型巴托拉冰川後，補充複合型類，受到廣泛應用。

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約7500多年）中發現亞洲最古老的稻米實物遺存，如稻穀、穀殼、稻葉、莖稈和木屑、葦編交互混雜的堆積層，最厚處達80釐米。稻穀出土時色澤金黃、葉脈清晰、芒刺挺直，經專家鑑定屬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秈混合種，以秈稻為主。伴隨稻穀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水稻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

吳徵鎰自50年代以來全面系統地研究了中國植物區系的特徵和地理分佈，在我國首先把板塊學説與植物進化聯繫起來，將中國植物區系劃分為泛北極與古熱帶2個植物區以及7個亞區和22個地區。1996年他將中國現存的2980個植物區屬按地理成分劃分為15個分佈區類型和33個變型，還提出被子植物區系古泛大陸熱帶起源學説，認為我國的熱帶植物區系與東南亞熱帶區系最為密切，我國南部及中南半島北緯20°—40°之間的地區最富特有古老科屬，首次在植物區系分區上將青藏高原處理為一個獨立的亞單元。吳徵鎰提出的植物區系分區以及植物屬的分佈區類型劃分原則已成為我國植物區系地理研究的規範。

1930年，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的克勒脱納（W.Credner）率隊考察雲南點蒼山，發現了洗馬潭古冰斗（海拔3800米），認定是古冰川作用的遺蹟。1939年，魏斯曼（H.V.Wissman）據此提出中國更新世末次冰期並命名為“大理冰期”。這是中國第四紀研究中第一個有真實根據的冰期命名。林超教授當年是考察隊成員之一。

1920年12月16日今寧夏海原地區（原屬甘肅）發生8.5級大地震，翁文灝帶病率隊赴現場考察，之後撰寫了“甘肅地震考”，揭開了中國近代地震考察的序幕。1923年他在《科學》第8卷第8期上發表《中國地震分佈簡説》一文，並繪製出第一幅《中國地震區分佈圖》，揭示了中國境內四類地震帶的位置及其與大地構造、活動大斷裂的密切關係。這是中國首張地震區劃圖，首次用地理空間的方式直觀地表達了我國地震災害的分佈。

侯仁之在實地考察和文獻考證的基礎上，從交通區位、水系分佈、地理環境的角度，首次系統地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形成、發展、城址轉移的全過程，深刻分析了古代北京城平面設計思想的特點以及城市形態與地形、河湖水系分佈之間的密切關係，提出了現代北京城市建設中如何繼承和保護古都風貌的基本原則。他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成為制定現代北京城市規劃中有關歷史文化風貌保護與繼承措施的重要基礎依據。

由地理、氣象、農業等眾多學科的專家，利用1954-2001年中國大陸681個站的氣象資料，分析了中國沙塵暴的時空分佈特徵、發生原因及發展機制，提出了風沙災害的防治區劃和措施，以及包括生物與工程措施和調整土地利用格局為一體的區域防沙治沙體系。研發了沙塵暴定量預警技術，實現了對中國沙塵暴的天氣預報。

吳尚時在1947年發表《中國之山脈概論》中，對中國山脈的分佈格局和總體特徵概括為“一帶三弧”，即“崑崙—秦嶺為重要之軸線，北為向南突出的蒙古弧，南側有藏滇、華南兩弧，分據西東，融會於康定昆明道上”。同時探討了山脈格局與地質構造的關係，提出“中華對角線”的創見：即從大興安嶺至滇南谷地畫一條直線，將中國分成西北與東南兩大部分，闡明瞭中國地形的東西分異，並明確提出我國地勢“三級階梯”的總體格局，這是認識我國自然地理區域的重要依據。

20世紀60年代初，周廷儒開創了自然地理學的古地理研究，並率先開展了中國新生代古地理研究，先後發表多部專著，揭示了中國新生代古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他最早提出了中國老第三紀（古近紀）的自然帶受行星風系控制呈南北分異，到新第三紀（新近紀）轉變為受季風環流影響的東西分異的重大推斷，並將古季風的形成歸因於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的行星風系的破壞及歐亞大陸與太平洋對比關係的改變；進而提出，青藏高原隆起驅動了季風氣候的出現，導致中國東部季風區、西北乾旱區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區分異的形成，從而奠定中國現代自然地理環境分異的基礎。

1946年9月，中國政府收復二戰時淪於敵手的南海諸島並確定中國最南邊界為曾母暗沙。1983年4月25日，中國地名委員會受權發表公告，根據全國地名普查的統一要求，對中國南海諸島中的島、洲、礁、暗沙、暗灘共287個地名進行標準處理，並附有漢語拼音、地理座標和當地漁民的習稱。從1984年起，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單位對我國南海諸島進行了連續系統的綜合科學考察，從領土歸屬、資源、環境諸多方面進行研究，獲得了大量資料，為維護南海諸島領土主權和開發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台灣山地是否存在第四紀冰川遺蹟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問題。日本學者鹿野忠雄1926—1934年間多次考察雪山後，認為台灣存在第四紀冰川遺蹟。田中薰、鹿野忠雄1934年報道了南湖大山的冰川侵蝕地貌，但在台灣地學界對此仍有兩種不同的意見。1998年，台灣大學的楊建夫邀請北京大學崔之久赴台進行考察，他們在雪山主峯附近發現了典型的第四紀冰川作用遺蹟，包括大型磨光面、擦痕、冰磧堤、冰磧丘和冰蝕窪地等，並首次做了年代測定。從而終結了台灣學術界爭論多年的第四紀冰川遺蹟問題。

內涵的界定　發現（看到、提出，包括首次給予解釋的）以下類型的地理事象、地理景觀、地理結構，並作出了一定的科學解釋（成因、形態、變化和影響）的，可以作為“地理發現”加以推薦。

1，（某）地理現象或地理事物、地理要素的發現。

如，山脈、河流、溶洞、鹽湖、

丹霞（地貌）、河口攔門沙、長壽區、大都市羣、冰蝕湖、峽谷、地方病（區或帶）、克山病、低硒帶、動物羣、凍土區、分叉型河道、古河道、亞熱帶（界線）、構造湖、產業集聚帶、經濟帶……等等。

2，（某）地理系統、地理結構（景觀）或者空間結構的發現。

如，中國自然區（劃）、地理地帶性及其界紅、綠洲效應、植物區系、流域的河流系統（演變）、河流襲奪、綠洲人—地系統、胡烯庸線、中國農業區（劃）、大城市城市人羣時間地理行為、“T”型國土開發和經濟佈局構架、“點—軸系統”、半城市化地帶、主體功能區、大都市區的空間結構、風能區和風電場……等等。

3，地理系統演變過程（地理過程的成因、過程）和過程模擬。

包括：地理現象、地理要素以及區哉之間的相互關聯，地理（生態）系統中的能量交換等及其演變（動力、機制、方向等）。如（某地區某）作物生長期水分蒸騰、（某種或某地區）環境生物地球化學（效應）、青藏高原隆升對中國東部環境（氣候）的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其格局、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作用及其演變……等等。

4，其他

自然界中已經長期存在的（某）事物或者（某種）現象，發現了其具有影響地理過程和進理結構的性質和性能等，這也可以稱作“地理發現”。如（某）旱生植物的發現……等等。

外延的界定　1，關於“發現者”的界定

A，中國學者，原則上也包括外國學者；

B，學者個體或者羣體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的重要發展

C，項目和課題研究的科學結論

D，發現（看到、提出，包括首次給予解釋）者的認定以首先正式發表為依據

2，關於“中國”的界定

A，原則上包括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在中國地域範圍內的地理發現

3，有些事象、事物，雖然是相鄰學科（如地質學、植物學等）的研究對象或研究客體，但其對於某些地理過程、地理結構等也具有重要影響。對這樣的“事象”、“事物”的發現（包括解釋）也可以作“地理發現”。如（某）旱生植物的發現。

日前，在廣泛徵集全國地理研究單位和地理專家們推薦意見的同時，編輯部特別邀請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城環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台灣大學地理系等多家單位的專家分別推薦，並整理而成123個百年來的地理發現的初選名單，推薦時所依據的辦法如下：

1，“地理發現”不僅要具有科學意義，還要具有對公眾的意義，我們希望這次評選對公眾認識中國、瞭解中國有所幫助，能激起公眾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能增強公眾對地理學者的理解、以及對地理學的熱愛。

2，只評選中國境內的地理發現，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做過的工作。

3， “地理發現”突出“地理”而非“地學”的概念。“地理發現”的範疇要反映一個開放性的地理學概念，關於地理學的各種定義都包涵在內。部分與地理學相鄰學科的內容，如地質學、生物學、考古學、氣象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學科中具有地理意義的發現，都可進入我們的候選。特別説明如下：

①地球深層科學的研究屬於地質學範疇，如大地構造學説、古生物化石的發現、地質礦產的發現（新疆煤田、山東金礦、大慶油田、克拉瑪依油田等），不進入候選；

②第四紀的研究有一部分可以屬於地理學的範疇，如黃土研究、火山研究、古人類化石的發現等，可以進入候選；

③生物物種的發現，如歷次綜合考察中發現的動植物物種，如果對公眾認識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進入候選；

4，我們強調的是對地理現象或關係的首次揭示或全新的認知。（如居住在當地的藏民首先“看到”了雅魯藏布大峽谷，但這種“看到”不能算作“發現”，只有在對雅魯藏布大峽谷進行科學考察，對它有了科學的認識，認識到對雅魯藏布大峽谷是世界最深、最長的峽谷之後，才能算作“發現”）。

5，“地理發現”在社會上不一定有廣泛的知名度，只要滿足上述條件，就可以列入選擇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