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城市規劃

中國古代城市有一部分是按照規劃意圖，平地建造起來的，如一些新建的王朝都城──隋大興、元大都城等。它們功能分區明確，平面嚴整規則。另一部分城市是由於所處地理位置優越，有經濟基礎，逐漸發展或經重建、擴建而成的，如南京、成都、蘇州等。有些城市由於受地形條件的限制，整個城市平面不甚規整，但內城（子城或宮城）部分則是按規劃建造的，比較方正規則。 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從遺址看，有王城和外郭的區分，曲阜魯國故城城和郭呈“回”字形；燕下都遺址、邯鄲趙國故城、鄭韓故城是城和郭並列；臨淄齊國故城則王城位於外郭內西南角。

夏王朝以二里頭為都邑，影響遍及中國東半部廣大地區的時代，該都城是一座精心規劃、龐大有序、史無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項中國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於此。 ^[1] 

漢長安城是先建長樂宮、未央宮，然後修建城牆的，所以城市平面不甚規整。

漢魏洛陽城作為中國古代公元前6世紀----公元6世紀的重要都城，其都城形制和格局變化軌跡清晰，發展演變具有延續性和開創性，具有重要承前啓後作用。 ^[3]  漢魏洛陽城始建於西周時期，經過長期的修繕和增築，規模不斷擴大，北魏時期達到頂峯，總面積約100平方公里，大致相當於12個西方羅馬城的大小，是當時全球範圍內規模最大的城市，至唐初時被廢棄，建城史長約1600年。 ^[4]  東漢時期的城址呈南北縱長方形，城四周共12座城門，城內分佈南、北兩座宮城，佔據大部分城內空間。曹魏及西晉時期原址沿用東漢城址。曹魏時期南宮已逐漸衰落甚至消失，僅存北宮；城內西北隅新建金墉城。 ^[5] 

三國時期曹魏的都城鄴城，雖然規模不大，但根據文獻繪製的城市平面復原想象圖，表明它是一個有整體規劃，分區明確，以主要幹道和宮殿建築羣形成中軸線佈局的城市，對以後中國城市的佈局影響較大。

南北朝時的北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對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在原來東漢洛陽城的東、南、西三面擴建居住裏坊和市，形成王城居中偏北的佈局。北魏洛陽城繼承並確立了曹魏以來不斷探索的南北向城市軸線、單一宮制、外郭城制度、裏坊制等城市形制，發展創新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城市形態，成為中國古代都城制度變革期的重要城址。北魏洛陽城包括宮城、內城、外郭城三重城。 ^[5] 

隋唐長安城的規劃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城市規劃成就之一，582年由城市規劃家宇文愷制定，並按照規劃進行建設。城市平面為矩形，宮城居中偏北，採取嚴格的中軸線對稱佈局，影響深遠。位於松花江一帶的渤海國上京龍泉府、日本的平安京和平城京都仿效隋唐長安城佈局。

隋唐洛陽城作為唐帝國的東都，與隋大興城、唐長安城並列為隋唐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之一，是中國7~10世紀帝國時期具有國際影響的大都市之一，其遺址當屬中華文明史上昌盛繁榮時期的重要物證。隋唐洛陽城的整體格局中包含了諸多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模式，如空間佈局軸線、城郭制度、裏坊制度等，是中國農耕文明中期傳統城市的典型代表，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曾對我國北方和東亞各國古代城市的規劃產生過深遠影響。如：渤海國的龍泉上京與中京、東京以及日本7世紀後半葉到8世紀後半葉修建的藤原、難波、平城、長岡、平安五座都城的規劃設計，都明顯受到隋唐洛陽城的影響。隋唐洛陽城是中國農耕文明時期城市住居模式的最佳範例。 ^[2] 

開封城原為汴河連接黃河的漕運重鎮。五代後周世宗柴榮和宋初進行大規模的改建和擴建，形成宮城居中的三套城牆的佈局。這種佈局方式影響了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規制。

元大都也是完全按照規劃建設起來的都城，由城市規劃家劉秉忠主持規劃，採用漢民族傳統的都城規劃原則，佈局嚴整對稱，南北軸線與東西軸線相交於城市的幾何中心。

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成的，清代繼續作為都城。它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傑出典範，受到舉世稱讚。

考古發掘證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代中國已經有城市。這些城市的規劃情況正在探索。對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城遺址研究證明，當時中國城市的規模已經很大，城市功能已很複雜。從三國開始，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有明確的意圖，有整體綜合的觀念，有處理大尺度空間的豐富藝術手法，也有修建大型古代城市的高超技術水平，在城市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城市的類型從秦始皇起，中國就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城市的職能很大程度上同行政管轄權限相關。如有全國政治中心的首都，如漢魏洛陽城、隋大興城（見長安城）、隋唐洛陽城、北宋開封城、明清北京城等;也有地區性的中心城市如州郡的治所。元明以後，行政區劃逐漸形成“省”的建制，省會就是地區性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如太原、濟南，南昌等。還有省以下地區性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或稱府，或稱州，如南陽、大同、潮州、泉州等。再下面，是數量很多的縣城。各級政治中心城市的規模不等，但都是不同官府、衙門在其中佔居主要地位，並建有寺廟和文化機構如孔廟、學宮等。都城規模較大，一般每邊設三個城門，幹道正對城門，有內城、宮城等幾重城牆。府城州城，一般每邊兩個城門，道路骨架成井字形，城中有的也有王城或衙城（或稱子城）。縣城規模較小，通常是每邊一門，道路成十字形。 中國古代還有一些邊防、海防城市。明代沿長城內側，按一定的距離和防禦建制，建立不同等級和規模的城和堡，如宣化、榆林、左雲、右玉等；在沿海要衝也建造了一些防衞性的城鎮，如威海衞、金山衞、鎮海衞等。這些防禦城堡如無經濟上的作用，當政治形勢變化而失去防禦作用時，就衰落下去。

中國古代在一些交通要津（如江河交匯處），出現一些商業城市，如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揚州，嘉陵江匯入長江處的重慶，漢水與長江交匯處的漢口等。這些城市，人口稠密，商業繁榮，城市佈局有自發發展的傾向。城市生活中心靠近河道碼頭。中國古代還有少數以手工業為主要職能的城鎮，如陶瓷業中心景德鎮，鹽業中心自貢等，這些城市佈局形態也不規整。

中國古代的城市，特別是都城和地方行政中心，往往是按照一定的制度進行規劃和建設的。《考工記》中對周代的城市建設制度有明確的記載。城的大小因受封者的等級而異，城內道路的寬度、城牆的高度和建築物的顏色都有等級區分。《考工記》關於王城的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這些關於城市規劃的原則，一般認為有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據，雖然在南北朝以前的都城規劃中尚未充分體現，但對於隋唐以後都城的規劃佈局發生很大影響。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規劃佈局，可以説是嚴格遵循上述原則的。 中國古代城市一般都重視城市的選址。《管子》一書中就反對商周以來用占卜確定營邑的方法，提出“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的原則，主張建設城市要選擇依山傍水的地形，以免受旱澇之害，節省開渠引水和築堤防澇的費用。中國一些著名的城市如西安、洛陽、開封、蘇州、杭州、北京、南京等的選址，都經過周密的考慮。千百年來它們雖遭受不少天災戰禍，但經過重建、改建或擴建，仍保存。

中國古代城市的道路網多為方格形，這種街道便於交通，街坊內便於佈置建築。漢長安城中即有集中的市，設官吏管理。唐長安城集中設置的東市、西市規模很大，按行業設肆。北宋開封城則將道路和商業結合起來，沿街設店，形成繁華的商業街。漢長安城中就有作為居住區單位的裏；唐長安的裏坊有坊牆坊門，嚴格管制。宋以後的城市雖有裏坊名稱，但已無坊牆坊門。

中國古代按規劃建造的城市所體現的中軸線對稱的平面佈局，既統一又富於變化的空間處理手法等，是中國古代城市佈局的傳統特徵。這種佈局的淵源有二：一為中國傳統的內向庭院式低層建築羣所具有的主次分明，以中軸線突出主要建築物的佈局手法；二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反映封建統治階級意圖的不正不威的等級觀念和秩序感。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重視水源的利用和城市的綠化。北方城市如唐長安、宋開封和元大都，都因地制宜地把水流引入城內，在總體佈局上把城市建築和水面、綠地巧妙地結合起來，既滿足了生活用水的需要，也美化和改善了環境。不少南方城市的規劃更注意利用河流的舟楫之便，有的還在城中因勢開闢一套與街道相輔的河道網，供交通和排水之用，形成獨特的城市佈局結構。古代城市的建設與園林綠化往往是同時進行的。帝王苑圃和私家園林雖為宮廷和私人所獨佔，但對美化城市面貌和改善城市小氣候都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