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愷

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宇文愷出生。當時其父宇文貴任益州刺史 ^[29]  ，故宇文愷可能生於蜀地 ^[30]  ；也有研究者認為他生於代郡武川縣（今內蒙古武川縣），而長於夏州（今內蒙古烏審旗南白城子） ^{[25]  [28]}  。其先祖應為匈奴苗裔，後稱鮮卑宇文氏 ^[30]  。

宇文愷三歲時就因父功被封為雙泉縣伯，七歲時襲祖父宇文莫豆乾的爵位安平郡公。雖然身在將門，他與擅長騎射的兄弟們不同，喜好讀書，使自身博學多聞，擅作文章，多才多藝，號“名父公子”。 ^{[8]  [25]} 

北周末年，宇文愷最初任千牛（一作右侍上士），累官至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二年（580年），楊堅任北周丞相後，宇文愷又被任命為上開府、匠師中大夫，掌管“城郭、宮室之制及諸器物度量” ^[27]  ，在建築科學和工程管理方面嶄露鋒芒。 ^{[9]  [25]} 

開皇元年（581年），楊堅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隋文帝大肆誅殺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殘餘勢力。宇文愷原也被定入誅殺之列。由於宇文愷家族與北周宗室有別，二兄宇文忻又擁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華深得隋文帝的賞識，因而方倖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廟”，宇文愷被起用，任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負責宗廟的興修事務。宗廟建成後，被加封為甑山縣公，食邑一千户。 ^[9] 

隋朝建立之時，仍承襲北周以長安城為京都。長安城始建於漢代，已有近八百年的歷史，城市已顯得過於狹小，宮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嚴重不暢，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嚴重污染，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決定另建新都。開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詔將在龍首山創造新都，以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負責此役。因為宇文愷在建築方面有巧妙的構思，於是任命他擔任營建新城的副監 ^[17]  。時高熲雖為大監，不過總領大綱，而規模計劃皆出自宇文愷。 ^[10] 

由於楊堅在北周時曾被封為大興郡公，故新都命名為大興城（今陝西西安）。開皇三年（583年），新都建成，而倉廩尚虛，需要大量轉運關東米粟，渭水多沙，河水深淺不固定，漕運的丁役深以為苦。開皇四年（584年）六月，文帝下詔興建漕渠，令宇文愷率領水工鑿渠，引渭水通黃河，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叫廣通渠。渠成後，轉運便利，“關內賴之”，隋唐關中的富庶頗得益於此。 ^[18] 

後來，宇文愷擔任萊州刺史，在任上有“能名”。開皇六年（586年）閏八月，宇文愷的二兄杞國公宇文忻因謀反被誅，宇文愷也受株連而解職，“除名於家”，許久不得升遷。其後曾奉命修復魯班故道。 ^[11] 

開皇十三年（593年）二月，隋文帝令右僕射楊素在岐州（今陝西鳳翔）北營造仁壽宮。楊素以宇文愷有巧思，“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負責仁壽宮工程的籌劃和設計。楊素、宇文愷等人平山填谷，以構築宮殿，使之“高台累榭，宛轉相連”，宮殿區“制度壯麗”，成為極其雄偉的宮殿建築羣。但在營建過程中，楊素等人督役嚴急，造成大量服役丁夫死亡。很多人疲備不堪，倒地而死，屍體被填入坑中，上面用土石覆蓋，築成平地。死亡者數以萬計。 ^[12]  開皇十五年（595年）三月，仁壽宮建成，宇文愷被任命為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為將作少監。 ^[13]  後來，仁壽宮成為隋文帝經常臨幸的別宮。

仁壽二年（602年）八月，獨孤皇后去世。閏十月，楊素和宇文愷受命營造皇陵太陵。獨孤皇后入葬後，宇文愷因功被恢復安平郡公的爵位，食邑一千户。 ^[14] 

仁壽四年（604年）七月，隋煬帝楊廣繼位。鑑於大興城位置偏西，又水陸交通不便，也為了更進一步加強對河北、山東以及江淮地區的控制，決定在洛陽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為東京。 ^[15]  十一月癸丑，隋煬帝在巡幸洛陽時下詔説，洛陽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

大業元年（605年）三月十七日，隋煬帝命宇文愷為營東都副監（不久後遷將作大匠），與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負責營建東京，每個月役使壯丁二百萬人，又洛州城內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賈幾萬户充實東京；廢棄二崤道，開闢冊道。 ^[21]  到大業二年（606年）正月初六日，“東京成”，其營建過程前後僅歷十個月，是又一座在短時間內經周密規劃、設計、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營建東京時，宇文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故此宇文愷博得隋煬帝的歡心，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15]  [22]} 

其間，宇文愷還受命在河南郡壽安縣（今河南宜陽）營造顯仁宮。顯仁宮南連皂澗，北跨洛水，徵調大江以南五嶺以北的奇材異石，輸送到東京；又搜求海內的嘉木異草，珍禽奇獸，用以充實皇家園苑。 ^[21]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北巡，下詔修長城，命宇文愷負責“規度”。當時，煬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隋朝的強大，命宇文愷建造大帳，帳中可以容納數千人。七月初七日，煬帝來到這座設於城東的大帳，宴請啓民可汗及其部屬。八月，煬帝從榆林出發，經過雲中，溯金河而上，命令宇文愷等人制造觀風行殿，殿上可容納侍衞幾百人，行殿可以離合，下設輪軸，可以很快地推移。又命宇文愷製作行城，行城周長二千步，以木板為主體，用布蒙上，再畫上彩畫，行城上觀台、望敵樓全都齊備。突厥等族人驚歎，認為是神功，每每望見御營，十里之外就跪伏叩頭，沒人敢騎馬。煬帝見狀，非常高興，多次賞賜宇文愷財物。 ^{[16]  [23]} 

宇文愷曾建議按古制建築明堂，“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並曾用木料製作了模型。雖然沒有興建，卻表現了他的巧思和學識的淵博。 ^[16] 

大業八年（612年）三月，隋煬帝征伐遼東高句麗（時名為高麗）時，宇文愷亦隨行。為了渡過遼水（今遼寧大淩河），煬帝命宇文愷在遼水西岸架設三道浮橋。浮橋建成後，引着浮橋向東岸靠近，浮橋短，距東岸還有一丈多長的距離。隋軍只能跳入水中與高麗軍交戰，高麗兵佔據高地勢回擊，隋軍無法登岸，死傷眾多。於是隋軍收兵，將橋又帶回西岸。煬帝又命令少府監何稠接長浮橋，兩天接成，各軍依次相繼進發，才大破高麗。宇文愷所造浮橋雖因測量河寬不準確而未能成功，但卻為何稠的接橋工作奠定了基礎。事後，他因“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3]  [24]} 

大業八年（612年）十月，五十七歲的宇文愷在工部尚書任上逝世。隋煬帝深感悼念惋惜，賜諡號為“康”。 ^[3] 

宇文愷的一生，主要是擔任營造方面的高級官員，主持過許多大型的建築工程，起着相當於工程總指揮、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的作用。他在建築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但也應該指出的是，在他設計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開鑿廣通渠，客觀上有利於國計民生外，其餘大多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尤其是宮殿建築，不顧勞民傷財，取悦帝王。如營造仁壽宮時，“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營建東京時，他“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今河南滎陽），北至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相望於道”。長城之役，“死者十五六”。建仁壽宮和東京的工程，宇文愷雖掛的是副職，但他是實際的負責者，因此功過與他都有直接的關係。

大興城的營建，史稱“制度多出於高熲”，“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宋代的宋敏求在《長安志》中也説在隋大興城興建時，“命左僕射高熲總領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鉅鹿郡公賀樓（婁）子幹、大（太）府少卿尚龍義並充使營建”。可見高熲主要是提出都城的總的制度，並負責總的施建方針，而具體的規劃、設計則是由宇文愷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協助負責施工和材料管理諸事務。

大興城的興建，不是在舊有基礎上進行改建、擴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時間內按周密規劃興建而成的嶄新城市。全城由宮城、皇城和郭城組成，先建宮城，後建皇城，最後建郭城。開皇二年（582年）六月開始興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興城，次年三月即正式遷入使用，前後僅九個月，其建設速度之快實令人驚歎。整個工程的規劃、設計、人力、物力的組織和管理都應是相當精細和嚴謹的。在規劃設計和建設施工中，還得考慮地形、水源、交通、軍事防禦、環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場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的特點等諸多方面的因素，解決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因此大興城的興建標誌着當時的中國所達到的經濟和科學技術水平。

大興城的規劃吸取了曹魏鄴城（故址在今河北臨漳鄴鎮東）、北魏洛陽城的經驗，在方整對稱的原則下，沿着南北中軸線，將宮城和皇城置於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則圍繞在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南三面。分區整齊明確，象徵着皇權的威嚴，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京都規劃和佈局的獨特風格，反映了統治者專制集權的思想和要求。特別是把宮室、官署區與居住區嚴格分開，是一大創新。

北宋呂大防在《隋都城圖》題記中，曾稱讚大興城的佈局思想：“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佈，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製也。”

清代徐松也説：“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在大興城的規劃和興建中，對於環境美化和給排水問題，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整個城址位於渭水南岸，西傍灃河，東依灞水、滻水，南對終南山。根據其地理環境和河道情況，開鑿了三條水渠引水入城。城南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東為龍首渠，龍首渠又分出兩條支渠。三條水渠都分別流經宮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決給排水問題，而且可以進行生活物資的運輸。水渠兩岸種植有柳樹，形成了“渠柳條條水面齊”的宜人景色。城東南還開闢有曲江“芙蓉園”，其“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葱翠，柳蔭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是全城的風景區和旅遊區。

在大興城的規劃、設計中，也還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沒有很好地考慮當時社會發展的需求，城市規模過大，超越了時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裏坊，經過隋唐兩代三百多年的時間，始終沒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涼。正如宋敏求所説：“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其二是大興城的道路雖然很寬，但全是土路，雨雪時泥濘不堪，難以通行，有時連上朝都得停止。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間較高，兩側有寬、深各兩米多的水溝，但由於城內地形起伏較大，排水仍有困難，以致暴雨後常有坊牆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發生。

其三是在漕運方面也存在着較大的問題。有時漕運不通，即造成糧食供應匱乏。為此，終於釀成了都城的東遷。

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科技條件下，大興城有如此規模的建設和成就，是值得人們讚頌的。大興城的設計和佈局思想，不但對中國後世的都市建設有着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日本、朝鮮的都市建設也有着深刻的影響。如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興城的佈局特點而建造的。平城京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齊有序的棋盤狀。宮城也是位於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貴族邸第圍繞，明顯地體現着大興城的特徵。

營建東京是宇文愷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另一個重大成就。

東京，又謂“新都”，是隋唐時期的都城。它位於漢魏洛陽城之西約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對龍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正如李吉甫所説：“北據邙山，南直伊闕之口，洛水貫之，有河漢之象，東去故城一十八里。”由於水陸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為都城，成為一個政治、經濟和交通的中心。

東京的營建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據《隋書·食貨志》記載：“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大業雜記》中記載：“初衞尉劉權、秘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

唐初張玄素曾對唐太宗言及他所見營建東都的情況，説：“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今江西境）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若用木輪，便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狀況。建造大興城的用工狀況，雖缺乏史料記載，但參照有關東京的記載，當與東京的用工數量相當。

東京規模略小於大興城。據勘探，它的東城牆長7312米，南城牆長7290米，北城牆長6138米，西城牆長6776米，總計周長27516米，合55裏。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長方形。全城亦是由宮城、皇城、郭城所構成。洛水由西而東穿城而過，把城分為南北二區。由於地形的關係，東京不似大興城那樣強調南北中軸線和完全對稱的佈局方式，其宮城和皇城建於西北部，但整個規劃力求方正、整齊，仍與大興城相似。

開皇四年（584年）六月，宇文愷又受命負責開鑿廣通渠工程。據記載：“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其後，宇文愷出任萊州（今山東掖縣）刺史，“甚有能名”。

宮城名紫微城，宮城位於南北中軸線的北部，“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週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衞。實測東西長2820.3米（含掖庭宮），南北寬1492.1米。城內有牆把宮城分隔成三部分。宮城內有乾陽殿、大業殿等數十座殿、閣、堂、院，極其富麗堂皇。

李吉甫稱：“（東京）宮室台殿，皆宇文愷所創也。愷巧思絕倫，因此製造頗窮奢麗，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陽殿最為奢華，是皇帝舉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國使團的地方。“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房脊兩端的獸）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軒。文掍鏤檻，欒櫨百重，楶拱千構，雲楣繡柱，華榱璧璫，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衞兵。”“殿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宮城正門則天門，“門上飛觀相夾，門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至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淵令人焚燬另建。

宮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會通苑，在今洛陽澗西一帶。據《大業雜記》記載：“（大業）元年夏五月西苑，週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繞龍鱗溝。”苑內引澗河匯水成海，周十餘里，海中造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餘尺，台觀殿閣佈置在山上，風景非常壯觀。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堂殿樓觀，極為華麗。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愷還修築了月陂。

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記載：“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築斜堤束令東北流。當水衝，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陂。”

宮城的東北面為含嘉城，城裏為含嘉倉，是一座貯藏糧食的大型國家糧倉。據《大業雜記》記載：“大業元年，煬帝建東都洛陽，在宮城東建含嘉倉。”

據1969年以來的考古發掘，含嘉城的總面積約43萬平方米，四面有城牆，城牆為挖槽夯築而成。在倉城的東北和偏南地區，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圓形或橢圓形的地下糧窖287座，估計全城的地下糧窖應在400座以上。

由於東京漕運方便，又在含嘉城內儲藏了大量糧食，避免了大興城發生糧荒的問題，使其糧食供應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又稱子城，亦稱南城、寶城，在宮城南面，由一條橫街與宮城相隔，“東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週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實測東西長與宮城相同，南北寬為1843.6米。其城曲折，以象南宮垣”。

皇城是軍政機構和宗廟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左宗廟，右社稷。百僚廨署列於其間，凡省六，寺九，台一，監四，衞十有八。東宮官屬，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稱羅郭城、羅城、京城，隋時僅築有短垣，一説：“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週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實測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劃分為一百零八個裏坊和兩個商市，形成棋盤型的佈局。

白居易有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既形象又貼切地描繪了大興城的佈局特徵。二説：“東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實測南北最長處7312 米，東西最寬處7290米。全城縱橫大街各十條，一般寬41米，把全城劃分為“裏一百三，市三”。這些裏坊分佈在北區的東部和整個南區，其中南區的裏坊與街道最整齊。裏坊平面作方形或長方形，面積比大興城的裏坊略小，坊內闢十字形街道。由於裏坊小街道窄，臨街開門的住宅隨之增多，這樣就使城內各部分的關係顯得比較緊湊。

城中的街道都很寬。通向城門的街道之寬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寬的是界於宮城和皇城之間的橫街，寬達220米以上；位於南北中軸線上的主幹道朱雀大街寬150米；不通城門的街道寬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牆內側的順城街，寬25米。裏坊都築有坊牆，坊中也有街道。大的裏坊四面開四個坊門，中闢十字街；小的裏坊開東西二門，有一條橫街。這些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一個交通網絡，井然有序。各大街的兩側都開有排水溝，街道兩旁植以榆、槐為主的行道樹，株行距整齊劃一，使道路成為寬廣筆直的林蔭大道，為城市增添了風采。

魏徵：“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縱班、爾，當時制度，鹹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 ^[1] 

令狐德棻：“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 ^[26] 

張舜徽：“他對我國古代建築技術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5] 

大業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愷跟隨隋煬帝北巡。在此期間，他奉命修築長城，創制了三項活動性的建築物。

關於宇文愷修築長城事，有的論著僅引述《隋書》本傳的記載：“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未指明修長城時間，所修是哪段長城。

查史籍記載，隋煬帝在位時修長城有兩次。第一次修長城在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榆林郡系大業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及黃河東岸托克托、和林格爾一帶。紫河在定襄郡大利縣，《隋書·地理志》中記載：“大利縣，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南部清水河縣境。紫河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山西省西北長城外之渾河，蒙古語名為烏蘭穆倫河。

第二次修長城在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可見該役已結束。據《資治通鑑》卷一八零記載：“此榆谷當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長城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

據《隋書》本傳記載，宇文愷規度長城事是在“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之後，而據《隋書·煬帝紀》上記載，宇文愷拜工部尚書是在大業四年，因而其所修長城似應為第二次。實際上此記載有誤，因宇文愷大業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業三年隨隋煬帝北巡時，於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書》本傳長城役記載之後，也説“時帝北巡”，宇文愷在此期間造大帳和觀風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愷規度長城之役為煬帝時的第一次修長城，即大業三年七月，所修長城為榆林至紫河一段。

造於七月。《隋書》本傳記載：“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資治通鑑》卷一八零也記載：“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衞，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悦，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北史·煬帝紀》上亦云：“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衞，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

造於八月。據《隋書》本傳記載：“又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衞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又《資治通鑑》卷一八零也記載：“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衞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

造於八月。《資治通鑑》卷一八零記載：“又作行城，週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其中，大帳當是大型帳篷。觀風行殿應是一種活動性建築，上面為宮殿式木構建築，可以拆卸和拼裝；下面設置輪軸機械，可以推移，惜其具體形制和結構史無明言，難以詳悉。行城應是一種板裝並附有布屏的圍城，《資治通鑑》雖未明言系宇文愷所作，但其記述緊接在造觀風行殿之後，當亦是宇文愷負責製作的。

另據《資治通鑑》卷一八一記載，大業五年（609年）六月，隋煬帝西巡，至張掖（今甘肅張掖）時，亦“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此觀風行殿是否即是大業三年宇文愷所造的，抑或是重造，錄以備考。

這些大型的活動性建築，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他在機械製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詣。

除了規劃、設計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築工程外，宇文愷還在明堂設計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傳説其形制是周公所立，並“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後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聖化，成為中國古代舉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會及祭祀、慶典、選士、教學等大典，都在其中舉行。也可以説，明堂象徵着帝王的權威，即所謂“天子坐明堂”。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對明堂制度非常重視，但具體的明堂形制是什麼樣子，則僅憑臆測，眾説紛紜，爭論不休。因而各代雖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舉，卻均未能形成定製。

隋文帝平陳之後，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議事日程。開皇十三年（593年），詔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定明堂制度，當時任檢校將作大匠的宇文愷曾獻上明堂本樣。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復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宇文愷所獻的明堂木樣受到隋文帝的讚賞，於是文帝下令有關官吏在長安安業裏規劃出地皮，準備建立明堂。可是由於朝中的儒生意見不同，長時間不能形成一致意見，只好作罷。 ^[19-20] 

隋煬帝繼立之後，宇文愷又上“明堂議”及明堂木樣。關於宇文愷所上明堂議及木樣事的具體時間，據《隋書·禮儀志》一記載：“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則似應該是在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都開始之前，即大業元年一、二月間。但此時隋煬帝剛登位不久，忙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又欲興建東都，宇文愷是很會揣測帝心的，想不致於在此時奏上“明堂議”及木樣。而此記載也僅言大業中，若是在大業元年初，當會指明是大業初，而不會稱“大業中”的。據《隋書·宇文愷傳》記載：“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3]  隋煬帝徵遼東之役，是大業七年着手進行準備，第二年發兵的，則宇文愷所上的奏議和木樣當在大業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間，這應是比較可信的。

宇文愷所上的《明堂議表》除引經據典，考證明堂制度外，還附有建築設計圖和立體木製建築模型。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他“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説，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這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建築考古學文獻。雖説其所議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説，無能定論，但從他所繪製的建築圖和據此製作的木製立體模型，卻可以推斷他已經使用了比例尺。這種利用比例關係繪製建築圖和製作立體建築模型的方法，在中國建築史上是一大創舉，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

《隋書》稱，宇文愷在建築學方面的著述有《東都圖記》20卷，《明堂圖議》2卷，《釋疑》1卷，均見行於世。 ^[4]  但除《明堂圖議》的部分內容保存在《隋書·宇文愷傳》《北史·宇文貴傳》和《資治通鑑》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後來都亡佚，這實是建築學史上的一大損失。《全隋文》收錄有其文疏2篇。 ^[6] 

《隋書》卷68《宇文愷傳》 ^[1] 

《周書》卷19《宇文貴附宇文愷傳》 ^[26] 

《資治通鑑》卷175 ^[7]  ~卷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