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

《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後分析，或先分析後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説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文字有改動），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

《更法》篇第一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去彊》篇第四論削除民不聽從政令帶來的弊端，並需要籍以刑罰，專心農戰，少事商賈做為解決之方。“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家把以對善人的寬大來治理奸惡的人民，國家必然陷入動亂，衰落。而如果國家以對付惡人的謹慎來治理善民，國家才可以穩定強大。

《開塞》篇第七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説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種歷史變化的觀點在哲學史上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在具體措施上，此書主張加強君權，建立賞罰嚴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貴族的世襲特權，獎勵軍功，提倡耕戰，同時反對用詩書禮樂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國家。

《弱民》篇第二十旨在闡述“弱民”與“強國”之間的相對關係。“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如果強了，國君的統治地位就不穩了，所以國君的統治地位要想穩定必須先“弱民”。

《韓非子·內儲説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中《靳令》《説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説：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篇、《農戰》篇，這説明韓非和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書之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對於《商君書》的作者，學界歷來充滿爭議。《漢書·藝文志》法家類：“《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云：“名鞅，姬姓，衞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這是最早明確將《商君》的作者歸於商鞅的著錄。

在唐代之前，學界對此並無異議。但到了宋代以後，各種觀點逐漸增多。已知最早對《商君書》的作者提出懷疑的是南宋黃震，他認為“其文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為心目紊亂，況當時身被其禍者乎！……或疑鞅亦法吏有才者，其書不應煩亂至此，真偽殆未可知。”不過黃震提出的僅僅是一種懷疑，畢竟文辭的煩碎不能作為偽出的證據，也可能是流傳的原因。同期的周端朝也表示“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 ^[4-5]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頗有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第二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這種看法的學者很少，因為學界已經在《商君書》中找到了多處後出的證據，這部分作品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商鞅死後至秦昭王時期的作品；另一類是秦昭王后至秦始皇統一天下前的作品。比如《更法》篇從《四庫全書》開始便被質疑非商鞅所作，一般認為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史官所作。《弱民》篇更是提到了商鞅逝世六十年後秦國攻破楚國鄢、郢之事，還有《錯法》篇曾提及秦武王時力士烏獲，此人出現時商鞅已經死了二十九年，故此篇決非商鞅所作。

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説：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説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5卷。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説“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説“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

而今，《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只有篇目而無內容，加上《羣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24篇半。《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現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無文，第21篇有錄無文，實存24篇。

《商君書》有嚴萬里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詁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

革新變法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説：“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所以聖人治國，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説法，商鞅説：“這都是俗人的言論。”

夏、商、週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針對杜摯“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的説法，商鞅説：“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效法哪個古人？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隨着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所以我説，治理人民，並非一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從而説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如《農戰》説：“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靳令》説：“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算地》説：“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

《去強》説：“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墾令》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如國家按統一標準徵收地税，農民負擔的地税就公平了，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可見。重農重戰。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説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錯法》篇説：“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常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竟以功，則兵必強矣。”《去強》篇説：“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去強》又説：“以刑去刑，國治；以刑改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也就是説，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用刑罰來招致刑罰，國家就亂。《開塞》説：“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

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賞刑》説：“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這就是説，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壹言》篇説：“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農戰》篇説：“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可見，法家對空談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語文中，“自治”二字作為一個固定詞組連用，蓋始自《商君書》，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詞，凡三見。曰：“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曰：“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願愨而各自治也。”又曰：“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從字面的意思看，《商君書》中的“自治”，是指民眾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學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視“法”的功能，他們強調整個社會應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這個前提下，民眾做好自己分內的職事則可，此即為“自治”。但是，在《商君書》特定的語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實際上是法制框架下的無條件順從；第二，從中可能體察出民眾自由和權利的缺失。筆者不揣淺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於方家。

《商君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涉及軍事，其主要的軍事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是積極主張戰爭。它認為戰國時代是武力征伐的時代，“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開塞》）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戰爭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稱王稱霸，就必須從事戰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反對所謂“非兵”、“羞戰”的論調，明確肯定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戰去戰，雖戰可也。”（《畫策》）

（2）是農戰結合。它認為，農耕為攻戰之本，因為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物質基礎，而且人民致力於農耕，才會安土重居，從而為保衞國土而戰。農、戰結合才能使國富兵強。

（3）是重刑厚賞，以法治軍。“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內》）通過刑、賞要造成人民“樂戰”的風氣，“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

（4）是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戰略、戰術。主張明察敵情，量力而行，權宜機變，靈活主動。強調用兵作戰要“謹”，反對盲動。注重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討了守城防禦作戰的原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處“車裂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