衚衕文化

作者：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衚衕。大街、衚衕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過去拉洋車的，逢轉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兩口睡覺，老太太嫌老頭子擠着她了，説“你往南邊去一點”。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別標明是斜街，如煙袋斜街、楊梅竹斜街。大街、衚衕，把北京切成一個又一個方塊。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

衚衕原是蒙古語，據説原意是水井，未知確否。衚衕的取名，有各種來源。有的是計數的，如東單三條、東四十條。有的原是皇家儲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庫衚衕、惜薪司衚衕（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這條衚衕裏曾住過一個有名的人物，如無量大人衚衕、石老孃（老孃是接生婆）衚衕。大雅寶衚衕原名大啞巴衚衕，大概衚衕裏曾住過一個啞巴。王皮衚衕是因為有一個姓王的皮匠。王廣福衚衕原名王寡婦衚衕。有的是某種行業集中的地方。手帕衚衕大概是賣手帕的。羊肉衚衕當初想必是賣羊肉的，有的衚衕是像其形狀的。高義伯衚衕原名狗尾巴衚衕。小羊宜賓衚衕原名羊尾巴衚衕。大概是因為這兩條衚衕的樣子有點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衚衕則不知道何所取義，如大綠紗帽衚衕。

衚衕有的很寬闊，如東總布衚衕、鐵獅子衚衕。這些衚衕兩邊大都是“宅門”，到現在房屋都還挺整齊。有些衚衕很小，如耳朵眼衚衕。北京到底有多少衚衕？北京人説：有名的衚衕三千六，沒名的衚衕數不清，通常提起“衚衕”，多指的是小衚衕。

衚衕是貫通大街的網絡。它距離鬧市很近，打個醬油，約二斤雞蛋什麼的，很方便，但又似很遠。這裏沒有車水馬龍，總是安安靜靜的。偶爾有剃頭挑子的“喚頭”（像一個大鑷子，用鐵棒從當中擦過，便發出噌的一聲）、磨剪子磨刀的“驚閨”（十幾個鐵片穿成一串，搖動作聲）、算命的盲人（早沒有了）吹的短笛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但不顯得喧鬧，倒顯得衚衕裏更加安靜了。

衚衕和四合院是一體。衚衕兩邊是若干四合院連接起來的。衚衕、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我們通常説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衚衕文化。衚衕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1] 

四合院是一個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獨門獨院”。北京人也很講究“處街坊”。“遠親不如近鄰”。“街坊裏道”的，誰家有點事，婚喪嫁娶，都得“隨”一點“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不這樣就不合“禮數”。但是平常日子，過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殺”一盤；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過去山西人開的酒鋪，都沒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塊規成圓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兩“個”（大酒缸二兩一杯，叫做“一個”）；或是鳥友，不約而同，各晃着鳥籠，到天壇城根、玉淵潭去“會鳥”（會鳥是把鳥籠掛在一處，既可讓鳥互相學叫，也互相比賽），此外，“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於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有窩頭，就知足了。大醃蘿蔔，就不錯。小醬蘿蔔，那還有什麼説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蝦米皮熬白菜，嘿！我認識一個在國子監當過差，伺候過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説：“哪兒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麼神？我仍考查不出來。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卻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個人一輩子吃的大白菜摞起來大概有北海白塔那麼高。

北京人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閒事。他們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北京是民主運動的策源地，“民國”以來，常有學生運動。北京人管學生運動叫做“鬧學生”。學生示威遊行，叫做“過學生”。與他們無關。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老舍《茶館》裏的王利發説“我當了一輩子的順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態。

我的小説《八月驕陽》裏寫到“文化大革命”，有這樣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您多餘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麪？”

“賣！”

“還是的。有棒子麪就行。……”

我們樓裏有個小夥子，為一點事，打了開電梯的小姑娘一個嘴巴。我們都很生氣，怎麼可以打一個女孩子呢！我跟兩個上了歲數的老北京（他們是“搬遷户”，原來是住在衚衕裏的）説，大家應該主持正義，讓小夥子當眾向小姑娘認錯，這二位同志説：“叫他認錯？門兒也沒有！忍着吧！——‘窮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這話實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別煩躁，別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衚衕在衰敗，沒落。除了少數“宅門”還在那裏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經很殘破，有的地基柱礎甚至已經下沉，只有多半截還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門外還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馬樁、上馬石，記錄着失去的榮華。有打不上水來的井眼、磨圓了稜角的石頭棋盤，供人憑弔。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

看看這些衚衕的照片，不禁使人產生懷舊情緒，甚至有些傷感。但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捲之下，衚衕和衚衕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也許像西安的蝦蟆陵，南京的烏衣巷，還會保留一兩個名目，使人悵望低徊。

再見吧，衚衕。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完） ^[3] 

這篇文章，是作者給攝影藝術集《衚衕之沒》寫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對現代文明進步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沒落，充滿複雜難言的感情。

什麼是文化？眾説紛紜。比較公認的文化定義，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誌中的廣義而言，是個複合的整體，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習慣。”簡單地説，文化是人們生活意識、習慣、觀念等的集合。説起文化，許多人可能覺得高深莫測。探討文化問題，必定是學者專家的“專利”。而本文作者説起衚衕文化，並沒有很嚴肅地討論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從瑣碎的日常生活、風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衚衕方方正正、衚衕內的四合院規規矩矩。衚衕、四合院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反過來也可以説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衚衕和四合院。讀了這篇文章，許多讀者也許會感覺到，文化這樣貼近我們的生活，文化也可以這樣探究。

書名是“衚衕之沒”，序言自然圍繞“沒”字下功夫。文章分三個部分，先談衚衕的起源、發展，再談衚衕文化的特徵，最後談衚衕文化在時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閒散漫，但其中的內在聯繫卻是非常緊密的。

作者一生對傳統文化都懷有深厚的感情，這可以從作者許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於某種傳統文化的沒落，作者的感情態度，首先是豁達，不保守、不頑固，與時俱進，能夠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對於北京的衚衕、四合院，作者是相當留戀的，對於北京胡同文化的許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並融合其中的。但他並沒有因為衚衕文化日趨沒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種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樣的時世交替。其次，作者對衚衕的沒落，是深懷嘆惋之情的，畢竟對多年生活的衚衕、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過衚衕文化許多的薰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價值觀，許多和衚衕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經過那麼多政治風波和人生挫折，還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對衚衕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認識到“衚衕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在現代信息化社會，國家、民族之間的交流日趨擴大，人為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封閉”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動落後。而“易於滿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汪曾祺作品的語言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本文語言平白、樸素，口語性強，富於表現力。比如開頭：“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衚衕。大街、衚衕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這幾句話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沒有什麼文辭的修飾，即使打比方，也充滿生活氣息，“像一塊大豆腐”，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但是説出來卻讓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東正西”，把事物的特點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簡字約，但是準確、生動；“城裏有大街，有衚衕”這樣的短句，表達乾脆利落，不拖泥帶水，和上下句子連貫起來，讓人覺得像北京藝人説書一樣，充滿韻味。這樣的語言特點在本文中到處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舉。汪曾祺作品的語言，還有很深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底藴，如“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四字四句，語如連珠，既雅緻，又通暢，毫無生硬滯澀之感，將古典語言與現代語言巧妙地融合貫通，給人一種別緻的感受。

中國傳統文化順應人情，重視常識，講究中庸之道，體現了一種現世的精神，因而親親、仁民、愛物是儒家思想的懷抱。這種人文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產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東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須從另一個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屢次談及自己與儒家思想的精神聯繫。他在《自報家門》中分析道：“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並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可見，汪曾祺親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倫道德的踐履中，表現出對俗世生活的執着與肯定，這構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現世品格。我以為這一現世品格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活的廣泛樂趣，一是對人的生老病死的通達態度。

汪曾祺對生活的熱愛，有兩個明顯的興趣點，即各地的風味吃食和風俗民情。先談他的第一興趣點。汪曾祺筆下的烹飪文化之精妙，讓人大開眼界，飽嘗“口”福。簡直可以與梁實秋的《雅舍》《談吃》相提並論。如《故鄉的食物》列舉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從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鴨蛋”到河裏的“虎頭鯊、昂嗤魚、硨螯、螺螄、蜆子”、野禽類的“野鴨、鵪鶉、斑鳩”和野菜類的“蔞蒿、枸杞、薺菜、馬齒莧”，無不一往情深，款款道來。

……

汪曾祺小時候讀漢樂府《十五從軍徵》，很為詩中的“真情”而感動，但他始終沒搞懂“採葵持作羹”的意思。各地植物稱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這些植物葉都不能吃。那麼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麼？汪曾祺直到後來讀到清朝吳其睿的《植物名實圖考》，才知道吳氏把“葵”列為蔬類的第一品。吳氏經過考證，激動地説：“葵”便是南方几省還有種植的“冬莧菜”。可見“葵”到清朝已經淪為無人知曉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詩經》中就有記載，後魏《齊民要術》，元代王禎的《農書》都把它列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測可能是後來全國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見，“蔬菜的命運，也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其興盛和衰微，提起來也可叫人生一點感慨。”從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興衰慨嘆，這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表現方式和精深之處。汪曾祺説：“草木蟲魚，多是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對於草木蟲魚有興趣，説明對人也有廣泛的興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風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筆下樂意表現的另一個話題。汪曾祺認為：“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的摯愛，對‘活着’所感到的歡悦。”汪曾祺從小就生活在風情名物所瀰漫的民間，後來在北京工作，他還曾編過幾種“民間文學”的刊物。因而，他對各地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對民間故事豐富的想像力和農民式的幽默詼諧，頗為着迷，並寫進自己的作品中。

……

在此，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次來看，存在於廣大農村的“活着”的民間文化，其實是傳統文化的滲透、融合和轉化的生動形式。《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場，鬼神之靈的實際存在與否，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乃是祭祀本身的意義。因此，馮友蘭指出：“儒家對於祭祀之理論，亦全就主觀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觀之，亦只求情感之慰安。”以上所述，可以得知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感情雖抽象，但它通過風俗形式而得以豐富的再現。汪曾祺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寫風俗，有點懷舊，但那是故國神遊，給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個現世品格就是對生老病死的通脱曠達態度。在儒家先哲看來，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覺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絕討論怪力亂神，他説：“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説：“朝聞道，夕死可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講的即是死的自覺，更是生的自覺。正因為“生”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對死亡的可以無所為甚至不屑一顧。汪曾祺寫的《對口》《瘧疾》《牙疼》等“舊病雜憶”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對待疾病的通脱態度。他在小時候，頸上長了一個“對口”，有“蓮子盅”大，醫生施行手術，他父親給他嘴裏“銜”一顆蜜棗，惹得醫生對他父親直誇：“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他每年都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準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着吧。”這種病甚為厲害，但汪曾祺卻引杜牧詩云：“忍過事則喜”，倡導對瘧疾只有忍之一法。對患牙病，他也是抱着這樣通脱的態度。俗話説：“牙疼不是病，疼起來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醫，恰巧不在，樂得“乘興而去，興盡而歸”，拿着這筆錢上牛肉館，美美吃它一頓，從他描述這些對待疾病的經驗看，他的確是一個苦樂隨緣、安時處順的人。他説：“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牙疼》）真是個沒治的樂天派。

《七十書懷》《自得其樂》《祈難老》《無事此靜坐》，這些文章都流露着汪曾祺隨緣自適、樂天知命的晚境心態。《祈難老》，汪曾祺從太原晉祠的“難老泉”説起，認為“難老”之名取得甚好。不説“不老”，而説“難老”。所謂難老，乃是希望老得緩慢一點，從容一點，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那樣的衰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規律，誰也逃不脱的。唐憲宗時的宰相裴度雲：‘雞豬魚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這樣的態度很可取法。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説明人之所以能夠知得“天命”，乃是對世間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對於人生能看得通脱和深入，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於中正和平使然矣。

（選自《江淮論壇》1998年第5期。有刪節）

為文作序，歷來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記敍為主，或以議論為主，或以説明為主。汪曾祺先生的《衚衕文化》，總體説來，是篇以説明為主的序言。但讀後你會感到，在平實的説明文字中，似乎飄忽着一縷情思，沉澱着某種哲理。

《衚衕文化》是作家為攝影藝術集《衚衕之沒》所寫的序言。但作家並未從攝影藝術的角度落筆。作家既不説明光與影的交匯和諧，也不論及構思、線條、色彩的運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現的對象──衚衕入手，再由衚衕引出衚衕文化，最後直撲全文主旨：“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捲之下，衚衕和衚衕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

衚衕，大概應該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築的主要形態。作家以敏鋭而細緻的觀察，介紹着衚衕的諸多特性：建築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來的市井味兒，衚衕的小而多，離鬧市區的近又似乎遠，衚衕與四合院的連成一體……總之，與衚衕相關的方方面面、種種情景，都説明得繪聲繪色，饒有興味。這不但給人以知識，而且為闡釋由衚衕形成的衚衕文化作了鋪墊。

衚衕是物質的，死的。而衚衕文化則是精神的，活的。於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飛動，文字也隨之活靈活現。北京胡同文化的種種表象便躍然紙上。安土重遷，捨不得“挪窩兒”，這是因循守舊觀念在居住上的表現；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獨門獨院生存環境之使然；有窩頭，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這是自滿自足的心態……作家從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細微之處，找尋着衚衕文化的表象特徵。並由這表象掘進內裏，對深藏於衚衕文化的實質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斷：“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作為一種傳統的心理定勢和道德規範，中國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數，而北京人尤為突出。因為北京這地方，是幾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統思想自然更為濃重，以至於使北京城像塊大豆腐，四方四正，見稜見角。這種方正觀念，不但影響着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着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閉的衚衕文化。

毫無疑問，北京胡同文化是一種傳統，傳統的東西自有其生存、發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訴我們，並非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會一成不變地存在，都會永遠發展。魯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説過這樣的話：

我有一位朋友説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隨感錄·三十五》）

封閉保守的衚衕文化，顯然已不適應開放進取的現今的時代，它的消亡是歷史的必然。懷舊也好，傷感也好，無奈也好，都不能阻擋這一趨勢。惟有開放的意識，鋭意進取的精神，才能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立足於世界之林。還是魯迅説得好：

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着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隨感錄·六十一·不滿》）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蘇高郵，但久居北京，也算是個老北京了。這篇序文便顯示出地道的京味兒。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條斯理，不火不愠的勁頭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現。在語言運用上，則俗白相間，韻味十足。如“睡不着，別煩躁，別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這一句，情感內涵之豐富，表情達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選自《中學語文教學》2000年第7期）

1．概括各段的要點

教師明確：第1自然段，“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第2自然段“衚衕的取名，有各種來源”；第3自然段“北京人説：有名的衚衕三千六，沒名的衚衕數不清”；第4自然段“衚衕是貫通大街的網絡”；第5自然段“衚衕、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第6自然段“衚衕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第7自然段“北京人也很講究‘處街坊’”；第8自然段“北京人易於滿足”；第9自然段“北京人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閒事”；第10~12自然段“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第13自然段“北京的衚衕在衰敗、沒落”；第14自然段“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第15自然段“再見吧，衚衕”。

2．作者是如何安排“北京胡同”和“衚衕文化”這兩部分內容的？

教師明確：作者在第5自然段指出：“衚衕、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我們通常説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衚衕文化。衚衕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本文的樞紐，它連接着“北京胡同”和“衚衕文化”兩部分。先説衚衕，再説文化，最後扣住“沒”字，寫如今衚衕衰敗的現狀、必然消失的前途，層層深入，步步推進，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也符合人們的認識心理。

3．作者是如何向我們展現“衚衕文化”的？

教師明確：先寫人們的生活習慣，再寫他們的人際交往，然後寫到處世哲學及精神面貌。在這種封閉的文化氛圍中，汪曾祺先生剖析了人們的心態：一是説北京人平常日子過往不多，更多的時候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四合院、衚衕文化的生動投影。二是易於滿足，飲食都相當平民化。這是小生產者在小圈子裏產生的不求高質量，只求過得去的自我滿足的心態。三是愛湊熱鬧，不愛管閒事。只要不直接關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那就算與己無關，權當看戲，圖個熱鬧。這是圍牆所體現出的戒備、防範心理，凡事都不願出頭、不敢出頭。所以，作者用一個字準確地抓住了這種封閉文化的核心──“忍”。林語堂在30年代就指出：“遇事忍耐為中國人的崇高品德，凡對中國有所瞭解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然而這種品德走得太遠，以致成了中國人的惡習。”作者舉了兩個例子來證明老北京的“忍”勁。“睡不着眯着”這話形象地活畫出一個“忍者”的形象。“眯着”，就是本來睡不着但又非得把眼微微閉上裝睡。“忍者”對社會上一些醜陋現象本也看不慣，但非把眼微微閉上假裝看不見，求的只是自家門前乾淨而已。衚衕以及衚衕文化也在漸漸消失，總有一天會消失乾淨的。所以作者結尾時在“衚衕”之前加了“再見吧”三個字，幽默地表達了一種樂觀超脱的態度。

作者是江蘇高郵人，他以外鄉人的眼光來看北京人，感受特別深。他長期生活在北京，對北京的掌故，對北京人的思想行為了如指掌。我們可以從文中詞語的感情色彩上去體會他對衚衕文化的複雜的感情。對北京人，他是有感情的，對於北京市民文化性格，他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們的自掃門前雪、容易滿足、不管閒事、逆來順受等等從較高的文明程度來説，是值得憐憫的，這種缺乏進取心反抗性、隨遇而安的生活品質是封建制度長期對其進行壓迫和鉗制造成的結果，也是歷史進程中的障礙。作者理解、尊重但並不讚賞北京市民的這種文化性格，所以，隨着衚衕、四合院的拆遷，作者隨北京人而懷舊、傷感。儘管如此，作者還用近乎調侃的語言如“‘睡不着眯着’這話實在太精彩了”“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等委婉而含蓄地批評了北京人那種疏於交往、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消極處世哲學，所以作者在文章最後用“再見吧，衚衕”來表達迎接時代大潮的一種慶幸而欣喜的感情。

汪曾祺作品的語言，在當代文壇獨樹一幟，樸實、口語化、民族化和藴藉、形象、意境化相結合。

寫衚衕文化卻從北京城的方正起筆，舉拉洋車“東去”“西去”的高叫聲，老太太嫌老頭子擠着她的埋怨聲的例子，意在表明“方正”是一種傳統的習慣和思想。文章每表達一個意思，總選用一些日常瑣事，用明白如話的京味很濃的語言加以表述。如“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北京人每個人一輩子吃的大白菜摞起來大概有北海白塔那麼高”，意在説明北京人的生活要求不高、易於滿足的特點；“還有個章法沒有”，“我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有棒子麪就行”等語言寫出了北京人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不管閒事的心態；還有“睡不着眯着”等生動而形象的語言道出了北京人“忍”的心態，課文最後用“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再見吧，衚衕”等語言，形象地説明了北京人的思想觀念隨着商品大潮的到來正發生巨大的轉變。

惟其羣體龐大，歷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衚衕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這些內涵可從三個方面來領略。

一、坊巷衚衕格局的肇建與變遷：格局是時代精神與價值取向的體現，因此從其規劃產生或自發形成之日起，便具有明確的文化內容。而其在不同時代所經歷的變遷、異動、更迭，也會印上不同時代思想觀念乃至社會倫理的烙痕。如元代的中央衙署散佈全城，是基於傳統的五行及形勝觀念，明之集中衙署於皇城前，體現了皇權的集中，民國之闢皇城垣又反映了皇權的覆沒。由此可見，一些街巷格局的變遷，並非偶然，而是隨着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市民文化乃至早期個性解放觀念、城市管理制度及其指導原則而轉移的。

二、街巷衚衕名稱的起源與嬗替：名稱的擬定，固然有多種途徑，但無不銘刻着時代色彩，體現着時代的文化風貌。總鋪衚衕後雖訛作總部衚衕、總捕衚衕、總布衚衕，但實源起於元、明的鋪、甲制度，此制後廢，其名因而訛傳；沙剌市之沙剌，和衚衕一樣皆屬蒙語，而牛錄衚衕、昂邦章京衚衕，則又系滿語，無不記錄着這兩個兄弟民族的統治者曾經以北京為其都城，至於牛巴巴衚衕、王老師傅衚衕等，則又是長期生息於此土的回族在北京街巷衚衕名中留下的銘記。從海波寺街、海北寺街的同異中，可以知道“北”之古音為“伯”。從南深溝、北深溝等名的聯繫中，可以印證其地為古之水道。從崗、坡、窪等名，可以窺見數百年前該處之地形地貌。從以椿樹、柳樹、槐樹為名的街巷衚衕甚多這個事實中，可知其為北京地區的鄉土樹種。總之，舉凡文化的層層面面，多可於坊巷衚衕名中，得其徵象，獲其答案。

三、街巷衚衕所經歷的人事滄桑：街巷衚衕就是一座歷史舞台，多少震撼人心的事件，多少歷史人物的活動，乃至衙署機構的興革，壇廟祠宇的盛衰，市肆廠作的演變，府邸宅第的起落，皆以此為依託，而不停地上演。平凡者的奉獻，偉大者的奮鬥，權勢者的所為，貧弱者的疾苦，白丁發跡，王孫沒落，善行，劣跡，嘉言，遺澤，奇聞，異事，吟詠，著述，風俗，民情，恩恩怨怨，風風雨雨，真可謂洋洋大觀。莊王府之毀，趙家樓之火，鐵獅子衚衕的槍聲，……言之痛切，聞之興感。非僅為掌故，也是珍貴的世事記錄。

由此三條途徑，大致可以獲得北京歷史文化的基本輪廓。想要了解北京，無妨自北京的坊巷衚衕始。

若綜合北京街巷衚衕之歷史變遷，僅其前後名稱，即可列舉七八千個。本卷旨在對北京街巷衚衕的文化表現作概括介紹，既非名錄，也非大全，只能擇要略述以勾畫輪廓，難作詳敍。因以原城垣內為範圍，城門外者不計。北京街巷衚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大舉更改，因本書重點在介紹傳統文化，故對此期間的更名，多從略。

（選自陳文良主編《北京傳統文化便覽》，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汪曾祺，小説家、散文家、戲劇家。1920年出生於江蘇高郵，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和藝術薰陶。1939年就讀西南聯大中文系，師從沈從文、聞一多、朱自清等，文學之路由此起步。1949年出版短篇小説集《邂逅集》，在文壇嶄露頭角。新中國成立前當過中學教員、歷史博物館職員等。1950年起先後任《北京文藝》《説説唱唱》《民間文學》編輯，接受了民間文學的諸多滋養。1962年到北京京劇團任編劇，直至離休，是現代京劇《沙家浜》劇本的主要改編者。1963年小説集《羊舍的夜晚》出版。新時期創作了《異秉》《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等一批風格獨特的小説，出版有小説集《晚飯花集》《菰蒲深處》《矮紙集》，散文集《蒲橋集》《晚翠文談》《塔上隨筆》《獨坐小品》《旅食集》《逝水》等。1997年5月16日因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77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