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

《洛陽伽藍記》書名中“伽藍”一詞，即梵語“僧伽藍摩”之略稱，意為“眾園”或“僧院”，是佛寺的統稱。

《洛陽伽藍記》全書共五卷，按地域分為洛陽的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記述佛寺七十餘處。其體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為線索，以洛陽城的幾十座寺廟為綱領，以寺廟為綱維，先寫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築風格，再寫相關人物、史事、傳説、逸聞等，在對諸多佛寺形制規模的描摹和始末興廢的勾勒中，反映了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社會風俗人情，如皇室諸王的奢侈貪婪，南北朝間的交往，北魏全盛時期洛陽手工業、商業的繁盛，民間藝人的卓越技藝和演出盛況等。

《洛陽伽藍記》再現了北魏都城洛陽四十年間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傳記、市井景象、民間習俗、傳説軼聞，內容相當豐富，書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雲寺”條中所載之田僧超吹笳、劉白墮釀酒、孫巖娶狐女等。 ^[2-4] 

洛陽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遷都於此，直到東魏孝靜帝元善見天平元年（公元534年）遷都鄴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孝文帝推行改革後，洛陽城達到空前的繁榮，一時文物典章都極為可觀。其間因為天子后妃帶頭佞佛，王公士庶競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公元477—499年）末，下至永熙（公元532—534年），四十年間，修建寺宇達到1300餘所。

這些浮圖建築的壯麗，裝飾的華美和貴家的豪奢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寺院見證了北魏京城洛陽的興廢，不少大伽藍（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寧寺）還成為重大歷史事件的舞台。《洛陽伽藍記》作於北魏滅亡，東西魏分裂（公元534年）後，楊衒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國家興亡，其中既寄託了故國哀思，又寓含着治亂訓鑑。 ^[5] 

故都伽藍不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徵，而且是北魏國運的象徵。經歷了巨大歷史變故的作者在“重覽洛陽”之際，立志要讓消逝了的梵鍾之聲在文字中遺響後世，字裏行間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懷，構成了全書的情感主旋律。 ^[5] 

《洛陽伽藍記》有不少傳説典故，藴涵着的文學筆觸，將朝代歷史地理人文融入其中，獨特的近似紀錄片的鏡頭，使得《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齊民要術》合稱北魏三大奇書。 ^[6] 

《洛陽伽藍記》全書敍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寫則往往夾用駢偶，條理清晰，潔淨秀麗。其中有不少歷史故事和神怪傳聞的記述，情節雖不復雜，文字也頗簡練，但寫得生動具體，形象鮮明，與南朝的志怪小説和《世説新語》內容相近。

作者在語言表達上善於使用整齊的句法，主要為四言，有時也適度利用四六駢句，同時又能發揮散句的長處，節奏感與自由韻律得以有機結合，從而形成了典麗而清拔的風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善於吸取辭賦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賦狀物寫景的經驗，如卷三《高陽王寺條》描寫高陽王元雍的府宅：“白壁丹楹，窈窕連亙，飛檐反宇，修幅周通。”這裏的“飛檐反宇”一語將靜止的建築作動態的形容，為直接採納張衡《西京賦》“反宇業業，飛檐獻獻”之語而來。可見作者對前代京都大賦，由於其所表現主要是帝室皇居的空間之美，與該書有某種一致性，必有鑽味。當他正面記敍某一貴族豪侈生活或某項京城盛典之際，筆端似有意帶上了漢大賦式的氣韻，這對傳遞出特定對象誇飾的本質，無疑是相得的。 ^[5] 

《洛陽伽藍記》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7]  ，在20世紀，研究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北朝史學、中古佛學、中古文學、語言學、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築等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及研究空間。 ^{[3]  [6]  [7]} 

《洛陽伽藍記》的史學價值，史學界有較多的討論及研究。 ^[7] 

首先，在史學理論方面，台灣學者何寄澎《試論楊衒之的歷史精神》提出楊氏是在一份濃厚歷史感的驅策下創作《伽藍記》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傳述一段“信史”。李曉明《〈洛陽伽藍記〉的特點》，認為《伽藍記》有以下幾方面的史學特點和價值：（1）因地敍事，以地系史；（2）採取多樣形式，寓褒貶於敍事之中；（3）廣泛的史料來源和多方參證、勇於存疑的治史態度相結合；（4）豐碩的歷史文學成就。王美秀《從質疑歷史到爭奪詮釋權——以〈洛陽伽藍記〉的歷史論述為例》，指出楊衒之身處中國民族激烈衝突的時代，在北魏長期漢化之後又遭遇所謂鮮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牽動的文化認同問題勢難規避，此書顯露的歷史特質與此深有淵源。 ^[7] 

其次，《伽藍記》在佛教史研究領域得到了人們的關注。如潘桂明《〈洛陽伽藍記〉與北朝佛教》根據《伽藍記》記載的有關佛教事蹟，勾畫了佛教在北魏洛陽繁盛的圖景。盧寧《由〈洛陽伽藍記〉看北魏的中原法化》從《洛陽伽藍記》保存的有關建築園林、教法流播、民俗風情等大量寶貴資料分析，認為北魏統治者推行的漢化與佛教法化對中原地區產生過巨大影響。 ^[7] 

再次，人們對《伽藍記》所反映的北魏社會經濟、風俗民情、音樂藝術、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黃公渚《〈洛陽伽藍記〉的現實意義》，從揭露統治者的醜惡、反映都市經濟面貌、記錄各階層的動態和社會風尚等方面探討了《洛陽伽藍記》的社會現實意義。 ^[7] 

《洛陽伽藍記》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在文學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庫館臣評“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但由於傳統的文學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輕北朝，《洛陽伽藍記》亦因此淪為遺珠。直至20世紀80年代，《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價值才逐漸得到學界較多關注，林文月《〈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論》認為：楊衒之以冷筆寫空閭，故條理井然，以熱筆寫時間，故好惡分明，有別於後世修史之枯淡處，冷熱交織，遂令這部奇書呈現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陽伽藍記〉新探》則認為，《洛陽伽藍記》整體組織上善於經緯，融史筆與文采於一爐的局部描述是《洛陽伽藍記》一書的不可多得之處。 ^[7] 

韓國學者成潤淑《〈洛陽伽藍記〉的小説藝術研究》在範祥雍研究的基礎上，對《洛陽伽藍記》的小説史價值作了專題研究，認為該書已符合小説演進中的各種特質，不論從題材上還是從藝術手法，都已成為介乎六朝殘叢小語與唐代傳奇之間的過渡形態，台灣林晉士《〈洛陽伽藍記〉在文學史上之價值》對《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史價值進行了全面研究，指出《洛陽伽藍記》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説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從文學史料的角度而言，《洛陽伽藍記》記載的古籍逸文與俗諺歌謠，也為後世的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6]  [7]} 

《洛陽伽藍記》佛寺為中心，記述北魏京城的建築，次序整然，體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陽城市規劃、建築和園林藝術的重要資料。勞幹《北魏洛陽城圖的復原》，利用《洛陽伽藍記》和《帝王世紀》、《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晉元康地道記》等資料繪出了北魏洛陽城復原圖。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邦規劃》根據《洛陽伽藍記》的記載，確定了洛陽的規模和建築，提出北魏洛陽的“坊裏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同社會經濟性能的全盤都市設計。

孟凡人《北魏洛陽外郭城形制初探》，參照《洛陽伽藍記》記載，結合墓誌以及部分地區的實地考察，對洛陽外郭的形狀、郭門、城牆和主要建築佈局等進行了探究。張金龍《北魏洛陽裏坊制度探微》結合《魏書》和《洛陽伽藍記》記載，對學術界研究歧見較大、或未曾注意又關涉洛陽裏坊制度認識的一些主要問題作了探索。薛瑞澤《讀〈洛陽伽藍記〉論北魏洛陽的寺院園林》，認為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構成有兩種形式，其寺院園林具有達官貴人園林的特色。

在此方面，日本學者亦用力頗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寧寺解》（注：該文1939年初次發表，收入《中國佛教美術》，1968年），森鹿三《關於北魏洛陽城的規模》1（注：該文1952年初次發在，收入《東洋學研究》歷史地理篇，1970年）、服部克彥《北魏洛陽的社會與文化》（1965年）和《續北魏洛陽的社會與文化年》（1968）等，均是以《洛陽伽藍記》作為主要史料的翹楚之作。 ^[7] 

雖然《洛陽伽藍記》在歷代官修正史中的“藝文志”、“經籍志”等圖書目錄中屢有記載，但是關於《洛陽伽藍記》的最早出處，還當推清末民初著名藏書家、校勘家繆荃孫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記後魏城闕市裏之文出於《洛陽伽藍記》，觀《河南志》相關內容，當屬最古。繆荃孫自言該節蓋襲自北宋著名文學家、文獻學家宋敏求之舊志（編輯者注：宋敏求書見《宋史·藝文志》凡二十卷），則繆荃孫所錄者是北宋本。 ^[6] 

明代解縉主編《永樂大典》中有引及《洛陽伽藍記》處，散見於卷7328和卷1382，兩者相合約相當於原書的五分之三。《永樂大典》大多為宋元相傳之舊本，則《永樂大典》中所引之《洛陽伽藍記》，應是明代以前之又一古本。 ^[6]  以上是於今可考《洛陽伽藍記》兩處最古之出處。 ^[6] 

《洛陽伽藍記》刻本很多（編輯者注：一説有171種刻本，説見韓結根《洛陽伽藍記選譯·前言》 ^[10]  ），學界稱明刻本和清刻本。在明刻本和清刻本中，按其源流可分為二大系列：如“隱堂本”、“古今逸史本”。二者可稱後世一切刻本之祖本。其中尤以如隱堂本為善本，在各刻本中佔有權威的、重要的地位。古今逸史本雖傳刻不多，但由於出世較古，故多為後世校勘家所參證。 ^[6] 

如隱堂本不知何人所雕（注：趙萬里曾考為長洲人陸採所刻 ^[7]  ），據周祖謨，此版刻出於明代嘉靖間，應是現存最早《洛陽伽藍記》刻本。如隱堂本原刊本已不易見到，現易見者為董康及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木齋書中有之，但無清代人藏書印記。源出如隱堂本的有：綠君亭本及其衍生本嘉慶間張海鵬所刊學津討原本等，嘉慶吳自忠真意堂叢書活字本，道光吳若準集證本等。應該指出的是，吳若準集證本是如隱堂本鈔本而來，輾轉傳鈔，造成與如隱堂本有所不同，並且釐定了書中的原文與子注。也因此，《洛陽伽藍記》有了最早的校對本。後來的西平禪院本、李葆恂本、四部備要本源亦出於吳若準本。 ^[6] 

古今逸史本為明萬曆間吳琯所刻。觀其內容當是來源於《永樂大典》本。逸史本與如隱堂本來源不同，文字有異。逸史本訛誤頗多。逸史本從時間上晚於如隱堂本，但亦是如隱堂本之外的另一較古刻本，後世刻者亦有宗之。源出古今逸史本的主要有：乾隆間王謨輯校之漢魏叢書本（注：此本出自明人何鏜輯刻，歷代有增刻，清人王謨輯校重刻）；徐毓卿本，不題刻書年月，觀其字體及款式大概在清朝初期；等。 ^[6] 

唐晏鈎沈本。該本參校眾本所成。唐晏對吳若準集證本的子注區分尚不滿意，在其基礎上再將子注與正文詳加區分。陳寅恪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中，質疑其“標準多出主觀，是否符合楊書之舊，仍甚可疑。” ^[6] 

還有：張宗樣合校本1930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該本亦從各本中擇長而定，且注異文於下；四部叢刊影印如隱堂本：《洛陽伽藍記》，中國方誌叢書華北地方第307號，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據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影印本；範祥雍的《洛陽伽藍記校注》，1958年2月第1版，1978年12月又出新版，1982年7月第2次印刷時亦有所增補；周祖謨的《洛陽伽藍記校釋》，科學出版社1958年6月出第1版，亦是《伽藍記》今本中的權烕之作；《洛陽伽藍記選》（註譯本）陳慶元、章廷泗註譯，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該書是為普及本；《洛陽伽藍記校釋今譯》周振甫釋譯，學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該書是注、釋、譯本中的典範和集成之作；《洛陽伽藍記》，韓結根註釋本，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等。 ^[6] 

《洛陽伽藍記》在中國古籍文獻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其於國際漢學界，也頗受重視，國外有若干譯本及專著論述，取得不小的研究成果。如日本大正藏經本，《大正藏》全稱《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編，1924（大正十三年）至1934（昭和九年）刊行，是近代以來流傳最廣、使用最為普遍的鉛印本漢文《大藏經》，其卷五十一收有《洛陽伽藍記》校本，原書據如隱堂本排印，並參校眾本，列其異同於下。 ^[6] 

此外，還有日本學者人矢義高譯註的《洛陽伽藍記》（平凡社，1974）；英國W.J. F.Jemier譯註的Memnories of Loyang：Yang Hsiian-chik and the Lost Capital（493- 5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美國華裔學者王伊同的評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等。 ^[7] 

楊衒之，生於北魏，而《魏書》無傳，生卒無考，家世爵裏皆有爭議。唐釋道宣《廣弘明集》作陽炫之，雲其北平人。一作羊炫之，始自唐劉知幾《史通》，南宋晁公武《讀書志》因之。《洛陽伽藍記》書首署名“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