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部隊

516部隊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從事化學作戰的部隊，設於中國東北齊齊哈爾。

1942年10月左右，由一個毒氣大隊和一個迫擊大隊組成的部隊作為化學部的練習隊。歷來是協作關係的實戰部隊成為隸屬於化學部的部隊，關東軍化學部成為名副其實的化學研究的一大中心。

關東軍化學部是隸屬於關東軍的重要部隊，在關東軍的勤務令中有專門關於該化學部的一節。內容為： “第94 關東軍化學部長隸屬於關東軍司令官。負責向關東軍提供化學戰的準備，進行化學戰的資材的調查、研究、試驗。

第95 關東軍化學部為執行上述任務，在得到關東軍司令部允許後可指揮迫擊聯隊長、特種汽車隊長。同關東軍氣象隊長及其他隊長協商後，亦可使用其部隊。”步平主編《化學戰》，第136頁。

同時，在日本陸軍化學部隊中，關東軍化學部的地位遠較其他的化學部或化學實驗重要，它雖然隸屬於關東軍，但實際上是日本陸軍化學戰研究、訓練機構在中國的支部。該部隊的250名成員大部分是技術軍官，曾在日本習志野學校培訓過。516部隊共設5個課，即總務課，負責以下各課的統籌工作；第一課，負責毒氣探測和毒物合成；第二課，負責毒氣防護研究；第三課，負責毒氣治療研究；第四課，負責化學劑研究。1939年，516部隊在佳木斯建立了一座掛有“三井花園”牌子的秘密研究所——“三島理化研究所”（因該研究所由日本人大島和福島掌管，受偽三江省警務廳特務科長兼三江地方局理事官島村三郎所轄，故名“三島”）該所表面上是在進行“科學研究”，實際上從事毒劑、細菌實驗等不可告人的勾當，併為516、731部隊提供實驗對象，是關東軍進行細菌戰和化學戰的重要基地和秘密監獄。

除516部隊之外，關東軍指揮的化學戰部隊還有： 迫擊第2聯隊（滿洲第525部隊），該聯隊於1938年5月在齊齊哈爾組建，是日本陸軍第一支迫擊聯隊，也是關東軍化學部隊的骨幹力量。曾參加了諾門坎戰爭。1941年“關特演”時，迫擊第2聯隊改編為迫擊第10大隊，該部隊一直與516部隊關係密切，是關東軍化學部的重要實施部隊。 迫擊第10大隊（滿洲第526部隊），1941年由迫擊第2聯隊改編，當時關東軍為準備對蘇戰爭，便以第10大隊為母體組建新的化學部隊。到1942年10月，由於派出人員過多，餘下部隊與特種車第1聯隊合編組成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 以上部隊是長期與關東軍化學部協作密切的化學部隊。

此外，迫擊第11～14大隊，都是以第10大隊人員為骨幹在東北編成隸屬於關東軍的。後隨戰局變化陸續調往南洋和日本。這些部隊也在關東軍的指揮下進行了化學戰實驗和訓練。步平主編《化學戰》，第123～129頁。 二關東軍的化學戰實驗及實戰 對於516部隊所進行的罪惡活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個謎。直到幾十年後，曾在516部隊服過兵役的高橋正治和若生重作才走出戰爭的陰影向世人揭露了這個部隊的秘密。據他們回憶，516部隊不僅對外嚴格保密，而且內部各部門之間也不能隨意往來，而且每個加入這支部隊的人都必須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訓練，不僅通過教材瞭解各種毒氣的外形特點，化學性質，還要親身體驗毒氣。有一次在講堂上，軍曹滕川及助手當場將毒氣釋放出來，隊員們沒有人敢動。當10多分鐘後門被打開時，講堂內的人已被毒氣嗆得拼命咳嗽，頭昏腦脹，眼淚、鼻涕橫流，好不容易喘過氣來，只聽軍曹和助手大聲喝道：“好好記住，這就是毒氣！”《東北淪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頁。

化學武器是進行化學戰的物質基礎，日本陸軍研製的進攻性化學武器（包括化學毒劑）大致可以分為14類，百餘種。其中被制式化的化學毒劑達9種之多。從時效性上看，可以分為一時性毒氣和持久性毒氣。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大量化學武器，造成中國軍民傷亡8萬多人。這中間，關東軍化學部隊也是重要的實施者。 由關東軍516部隊生產的毒氣製品有：芥子氣（黃色1號）、路易氏氣（黃色2號）、氰酸（茶色毒氣）、碳酰氯肟（青色毒氣）、聯苯氰基胂（赤色毒氣）。芥子氣是一種糜爛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氣屬於速效性糜爛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酰氯肟和聯苯氰基胂都屬於刺激性毒瓦斯。516部隊研製的這些種類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氣彈外，還把它裝進迫擊炮彈內。這些毒氣彈，首先由與其毗鄰的滿洲第525部隊（即關東軍迫擊第2聯隊）使用。

516部隊在其駐地南約600米處設有大型地下倉庫，貯藏着各類毒氣彈20萬發。這些毒氣彈除了供應關東軍和華北、華中、華南派遣軍外，日本侵略軍攻打菲律賓和在沖繩同美軍作戰時也都秘密使用過。 關東軍進行化學戰的主要方式有：撒播實驗、活人實驗、化學戰演習，以及化學戰實戰等。 撒播實驗，有的是通過演習方式進行，有的直接撒播在東北的村莊、道路、河川等，以觀察效果。據曾在關東軍化學部隊服役的渡邊國義，飛松五男、齊滕美夫等戰犯供述，這種化學戰實驗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和廣泛的地區進行。以下參見《細菌戰與毒氣戰》第440～445頁；《日軍罪行錄：吉林分卷》第318～320頁。 1940年5月，在遼寧新民縣遼河左堤防附近，日軍對奉天甲種幹部候補生進行瓦斯教育時，隊長南部讓吉少將命令關東軍化學部用輕型坦克牽引散毒車，在長200米、寬400米的地域內散佈持久瓦斯。結果，由於瓦斯蔓延，毒死了100多隻羊，並使48萬平方米的土地染上液狀瓦斯，使這塊牧地1年內不能使用，同時還毒殺了2名中國人。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關東軍化學部在偽興安北省海拉爾日軍飛機場兩公里草原及村莊道路上秘密散佈了面積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殺傷效力1000名，毒氣有效時間1星期的黃劑（糜爛性持久瓦斯），還在小河裏放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結果有6名中國農民通過放毒地區時，由於身體中毒腐蝕而死。7月中旬，關東軍化學部於黑龍江省富拉爾基東4公里通向中國人村莊的道路和草地上散佈了面積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殺傷效力1000名，毒氣有效時間1星期的糜爛性持久瓦斯，結果有5名中國農民通過散毒地區時中毒後身體受腐蝕而慘死，另有25名中國男女農民的手腳被毒瓦斯傷害。1944年8月，還是在這一地區，進行了同樣的試驗，毒死5名中國人，10人受到毒瓦斯腐蝕。從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9月上旬，在偽興安西省扎蘭屯周圍山地，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先後4次試驗糜爛性毒瓦斯效力，共毒死10名中國農民，140名中國百姓手腳受到不同程度的瓦斯腐蝕傷害。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關東軍化學部練習隊在偽興安西省碾子山東3公里山地施放了糜爛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國農民手腳受到腐蝕。

“這個世界只要有戰爭，軍事家們就絕對不會對毒氣置之不理。毒氣是一種殺人的更高形式。”——1918年化學戰創始人，德國科學家弗裏茨·哈柏教授在接受諾貝爾獎時的演説。

一戰中在歐洲戰場上廣泛使用的毒氣戰，雖然並未改變整個戰爭形勢，但其所產生的巨大殺傷力及對敵方士氣造成的恐慌，無疑使戰後各國軍方對這類新式武器產生了毫不掩飾的興趣，儘管戰後制定的國際法明令禁止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但各國仍未放棄對化學武器的研究。日本就是這其中一個很典型的國家。

直截了當地説，負責研究開發毒氣武器的是陸軍科學研究所的第3部，後來轉到了第2部，還有陸軍第6技術研究所，海軍的技術研究院毒氣部也是研究化學戰的重要機構，雖然日本海軍於1923年開始研究化學武器，1925年陸軍才步其後塵，但日本陸軍對化學戰始終抱有極大的熱情，不惜投入極大的人力物力來研究化學戰。日本的各細菌戰研究機構，在進行細菌戰研究的同時，也肩負對化學戰的研究工作。日本於1928年開始實驗性生產芥子氣。6年後日本人每週生產一噸路易氏氣，1937年產量上升到每天兩噸。大量地製造毒氣是在瀨户內海的大久野島[即毒氣島]，稱為陸軍造兵廠火工廠-忠海兵器製造所”，該廠主要生產合成毒劑和各種化學炮彈。日本海軍則在神奈川縣寒川“相模兵工廠”製造類似產品。在福岡縣企救郡的曾根兵工廠專門將大久野島的毒氣工廠生產的毒氣和製造的彈體裝填成毒氣槍彈。日本人獻身於化學戰的研究工作精神，有時到了狂熱的地步。對於1933年在東京東21英里的千葉縣的習志野成立的佔地40英畝由陸軍教育總監管轄的陸軍化學兵學校則是研究毒氣戰和培養訓練實戰人員的教育機關，被稱為‘練習隊’校長陸軍少將山崎“約法三章”“凡是不能保守秘密的人都要受到公正而嚴厲的懲罰”。

（1）通過訓練使學生掌握作戰戰術和指導戰爭的技術，從而把戰爭引向最終勝利。

（2）學校應該培養學生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對戰爭的最終勝利充滿信心。

（3）學生應該無條件服從命令，徹底履行自己的義務。

該校專門培養化學戰軍官、士官，學期3—6個月。戰爭中增開學期1—2個月的短期培訓班，設立教導聯隊(團)。一萬多名在此接受化學戰訓練的軍官和軍士成為化學戰的急先鋒。在以後的12年裏共培養了3350名化學戰專家，習志野學校的畢業生被分配到陸軍第六技術研究所，從事毒氣的研究和發明，與此同時，他們也成為了關東軍第五一六部隊的成員，是指揮毒瓦斯部隊的候補軍官了。1939年8月，在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火車站以東1公里的郊外成立的關東軍第五一六部隊，正式名稱是關東軍化學部第五一六部隊即以恐怖名聲威震滿洲的毒瓦斯部隊，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駐齊齊哈爾市隸屬關東軍技術部的化學兵器部，五一六部隊對外又稱齊齊哈爾研究所（是陸軍軍械部第6技術研究所派駐我國東北的分支機構），下設4個課，分別負責毒劑的偵檢，毒物的合成，化學制劑的研究，防護和治療，編制為250人。第五一六部隊在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使用毒氣武器的實驗和訓練，並曾和第七三一部隊合作共同進行過多達50餘次的毒瓦斯人體實驗，2003年8月4日齊齊哈爾的日軍遺棄化武傷人事件也與這支惡魔部隊有着重大幹系。關東軍五一六毒瓦斯部隊等於第六技術研究所駐滿洲的常駐機關，第六技術研究所發明的毒瓦斯使用方法經過習志野練習隊的特別訓練，由設置在滿洲齊齊哈爾的五一六部隊實施。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説是一環扣一環。日軍廣泛的化學武器試驗——包括1930年在台灣熱帶條件下的試驗（在鎮壓我台灣同胞反日起義的霧社事件中使用毒氣）——促使研究出一系列可怕的毒氣武器：能夠把十升戰劑投射到二英里外的布毒器，發射“毒霧”的裝置，把經改裝後噴射氫氰酸的火焰噴射器吊在降落傘下，在慢慢飄行的過程中釋放出毒氣流的芥子氣噴灑炸彈，能用芥子氣鋪染七米寬的地段的遙控染毒拖車；還有一種能裝置一公斤的氫氰酸的手擲反坦克武器。防護方面的研究也並駕齊驅，並極力尋找適合馬，駱駝佩帶的防毒面具（有兩英尺長，八英寸寬）以及狗佩帶的防毒面具，綁腿和鞋。1936年，西安事變。日本退出國聯裁軍會議。日本陸軍計劃採購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萬套，輕便防毒具120萬件。1937年，日軍正式裝備氯氰酸。日軍的化學武器已達到了很強的攻擊作戰能力。“讓實驗室的成果走向戰場”已成為狂熱的軍國主義份子叫囂的口號，災難正逐漸迫近。

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真正在戰場上長期地，有組織地，大規模地進行違反國際法的化學戰的國家只有日本。而從1937年起，日本人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就廣泛使用了毒氣，換句話説，日軍早在二戰正式爆發前即有系統，有針對性的對中國進行了化學戰。中國無疑是化學戰最大的受害國。日軍在1937年8月的凇滬會戰中首次使用了催淚性氣體和噴嚏性（嘔吐性）氣體，此後日軍在中國各個戰場上紛紛使用毒氣，尤其是自1938年8月開始的武漢會戰，日軍使用毒氣更加肆無忌憚並開始使用劇毒的糜爛性毒氣芥子氣和路易氏氣。據最新資料顯示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曾生產過746萬發毒氣彈，這其中除沒有能研製出神經性毒氣外，幾乎研製和裝備了世界各國所裝備的所有毒氣。如芥子氣，路易氏氣，光氣，二苯氰砷，氫氰砷，二苯基乙酮，苯氯乙酮和三氰化砷等8種標準毒氣。日軍的毒氣兵器種類繁多，除各種毒氣航彈，炮彈外，主要還有毒氣筒，布毒器，布毒車，毒氣鋼瓶等等。瓦斯部隊成為侵華日軍的常設兵種，毒氣則是日軍的必備裝備。日軍進行毒氣戰的部隊有三種：野戰瓦斯部隊，迫擊大隊和步兵臨時發煙部隊。野戰瓦斯部隊和迫擊大隊是日軍是日軍專業毒氣部隊，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毒氣攻擊，步兵臨時發煙部隊為步兵中臨時改編組成的毒氣攻擊部隊，實施局部放毒。為發揮毒氣作戰的效果，還同時配有特種氣象班和毒氣指導班輔助實施。日軍先後在中國的瀋陽，太原，宜昌，濟南，南京，漢口，廣州等處設立製造毒劑的工廠或化學武器的裝配廠。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駐紮有專門從事化學戰的部隊，這些部隊裝配有糜爛性毒劑和窒息性毒劑等裝料的化學彈藥。如裝有芥子氣，路易氏氣，光氣，二苯氰砷，亞當氏氣，二苯基乙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劑的多種口徑的化學炮彈，化學迫擊炮彈，化學手榴彈，毒煙罐，毒氣盒等。為了協調統一指導化學戰，督促化學武器生產，日本大本營還專門設立了化學兵監。這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和軍隊的最高統帥部對日軍化學戰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沒有大本營的允許和批准，化學戰絕對不會大規模的頻繁使用。除此之外，日軍在每個戰區設野戰化學試驗部，指導學化戰，如1937年在華北和華中兩個主要作戰方向上，分別設立第1、第2野戰化學試驗部，並建立了野戰毒氣廠、野戰毒氣分廠和野戰毒氣支廠組成3級獨立補給系統。日本每個師團都設有化學兵，而且都配製在小隊，中隊，大隊，炮隊，工兵隊，輜重隊，旅團和師團司令部。軍官和士兵均系受“瓦斯特業教育”，在編制上是“瓦斯特業”。這些部隊裝備有催淚性瓦斯，可使人的呼吸器官及內臟受損失，即使少量吸入，人體的各種機能也會在15----30分鐘內受到影響。日軍使用毒氣的種類一般是催淚性的苯氯乙酮，嘔吐性的聯苯氯化砷和聯苯氰化砷，糜爛性的芥子氣和路易氏氣，偶爾還有窒息性的光氣，氯化鉀基吡啶和氰酸氣。為了掩蓋進行毒氣戰的罪行，日軍制定了嚴格的保密制度，規定將毒氣稱為特種煙，彈藥和彈藥箱的標記必須除掉後才能交付部隊使用，為了區別普通彈藥，日軍在化學彈劑上印製紅色或藍色及其他幾種顏色的標誌帶，如黃1號表示芥子氣，黃2號表示路易氏糜爛性瓦斯，茶色表示氰酸鉀，藍色表示碳酰氯，紅色表示氰化砷。日軍在中國大陸使用最多的毒氣就是被稱為“紅色”的砒霜類毒物聯苯化砷。同時在使用中日軍要求必須努力殲滅敵人，毀滅人證。據一位前蘇聯權威人士估計，日本運到中國的總彈藥中，有三分之一是化學彈藥。“在數次戰役中，中國軍隊被毒氣傷亡數字佔總傷亡數字的百分之二十。”日本人發現對付那些缺乏訓練，無知但極頑強的對手，毒氣是極理想的武器。與日本相反，中國軍隊卻沒有供攻擊用的毒氣武器，甚至連防毒面具這類防毒器材都很缺乏，中國的最高統帥部也缺乏對日軍化學戰的研究，防毒機構不健全，上級機關不重視，各部隊的防化兵的編制名存實亡，士兵對毒氣一無所知，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國軍民在日軍化學戰攻擊下損失慘重。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先後在中國14個省市，77個縣區，使用化學武器1731次，另外在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防毒處的記錄中記載日軍使用毒氣傷害了36968人（其中2086人死亡）日軍毒氣戰在中國軍隊（國民政府軍）中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為8.5%最高年份達到28.6%(1937)。日軍進行毒氣戰的次數是1937年9次，1938年105次，1939年455次，1940年259次，1941年231次，1942年76次，1943年137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總計1312次（1945年的數據不完全統計）。1945年5月8日在豆腐屯（音譯）戰鬥中日軍進行了在中國的最後一次的毒氣戰。當然上述這些資料並沒有反映出日軍在中國共產黨控制區進行毒氣戰的實情。在國民政府軍政部防毒處還記載着由國民政府軍防毒處處長楊昌凱少將和被派到中國軍隊中的美國聯絡軍官J.H.斯多塔上校證明的1942年日軍在侵入緬甸時針對中國遠征軍使用窒息性毒氣的事實。日本人曾把在中國作戰的事例作為使用化學武器的戰例而編入教科書來大肆宣傳。他們把毒氣襲擊的情況編成了一套叢書，題名為《中國事變之教訓》，在習志野學校的學生中散發，這套叢書的原稿就是由習志野學校草擬的屬於“絕密”級別的《日中戰爭中化學戰例證集》。書中記述了從1937年7月7日日中戰爭開始時起到1942年11月這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進行的56例毒氣戰，逐例介紹了“作戰經過圖”，“一般情況”，“戰鬥經過概要”和“教訓”但對使用的毒氣種類和攻擊方法只進行簡略的敍述，每個戰例都隱去了日軍個部隊的名稱和作戰年份，只記述了戰鬥的狀況和局部地區地名，以及作戰的年月。《日中戰爭中化學戰例證集》是日軍中樞機關自己對化學戰事實加以證明的重要資料。

在日軍在華進行的眾多化學戰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次就是在1941年秋髮生的宜昌攻防戰，當時武漢地區的日軍第11軍正在進行第一次長沙戰役，國軍最高統帥部獲悉日軍作戰期間在宜昌地區的警備兵力明顯減少，便嚴令第6戰區司令官陳誠奪回宜昌，防守宜昌的日軍第13師團（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於10月上旬被國軍完全包圍，一時瀕臨全軍覆沒的危險，在10月8日到10日的攻防戰期間日軍長時間地向中國軍隊發射大量的毒氣炮彈（總數超過1000發）才總算包住了宜昌。根據作戰後的調查，日軍使用芥子氣和氰化氣體的事實一目瞭然。另外，還有使用路易氏毒氣的證據。據報告中國軍隊受害嚴重，受毒氣損傷者達到1600人，其中500人死亡。日軍在宜昌進行的這次毒氣戰是戰鬥剛結實後由美軍化學軍官證實的為數不多的戰例之一。另外，中國政府當時也強烈地譴責了這次毒氣戰，因此它在國際上也廣為人知。這場化學戰從戰術上講日軍粉碎了國軍佔領宜昌的預定計劃，是一場“較大規模地使用黃色彈和紅色彈，挫敗敵人優勢兵力圍攻的戰例”使國軍第6戰區損失慘重，再難以在較短時間內組織大規模的進攻。但從戰略上來看日軍化學武器在戰場上的大規模使用使日本在國際上極為被動。雖然日軍極力否認，但其依然受到各國的譴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國鑑於此次事件，普遍擔心日本人會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化學戰，一方面發表了一系列聲明，如1942年7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發表過對日軍使用毒氣的行徑進行嚴重警告的聲明：“如果日本對中國或其他同盟國繼續使用這種非人道的戰爭形式，那麼我國政府將把此行為看作是針對美國的，並給予同樣而且充分的報復”。一方面盟軍加強了對化學武器的開發研究，各國都制定了龐大的化學戰計劃。從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的1942年起，日軍毒氣使用次數逐漸減少，其原因就是盟國在毒氣製造方面勝日本一籌的強大的震懾力，使日本人控制了毒氣的使用。一直到戰爭結束時，盟國才發現，他們所擔憂的日本人的所謂毒氣儲存情況被過分誇大了。實際上在1935年日本人的化學戰進攻準備工作就已達到頂峯。從那時起，這項工作就開始衰落，而到了1941年，這項工作基本上已停止。1942年日本結束了習志野毒氣學校的化學戰進攻訓練工作。1944年，日本最高統帥部命令從戰場撤回所有的毒劑。美國調查員報告顯示，除了問世20年的毒氣之外，日本人沒有研製出任何其他的毒氣，他們使用了雜亂無章的研究方法，也沒有得到過德國人的幫助。因此，無論從進攻和防護方面來説，日本的國力都“不足以發動一場現代化規模的毒氣戰”。戰爭結束時，日本的毒氣只有7500噸，而美國的毒氣則有135000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有參戰國使用毒氣的總和還要多20000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達摩克利斯之劍從善良的人們的頭上摘了下來。在遠東，美國水手把繳獲的日本化學武器沉到了太平洋底。蘇聯軍隊把繳獲的芥子氣連同板條箱一起拋進日本海，然後用機槍掃射，讓它們一一沉到海底。日本化學武器發展史在這裏就應該畫上一個永遠的句號了。然而對於中國這又像是一個新的開始。二戰後，日軍在華遺留了大量化學武器，共有4大類約10種，如今共發現230萬件化學武器，120噸化學制劑。化武傷人事件屢見不鮮，致死致殘人數也逐年增加。災難並沒有結束。

2022年8月15日，在“8·15”日本戰敗並宣佈無條件投降77週年之際，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向社會公佈了《關東軍化學部留守名簿》，其中包含這個部隊414名成員的真實姓名和個人信息。這是中國首次公開關東軍化學部成員信息，為開展日本化學戰歷史及戰後影響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