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辛白

黃辛白(2張)

1921年生，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在光華大學附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放棄報考重慶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的志願，留上海進入大同大學電機系，併成為另一全校性組織“課餘參觀團”的負責人之一。 ^[1] 

1942年10月因敵人追捕，撤退到新四軍四師，任師供給部文化教員。

1943年1月至抗日戰爭勝利，在淮北蘇皖邊區四中任教務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中野戰軍九縱隊政治部、華中七地委秘書，地委宣傳科科長，江淮區黨委聯絡科副科長等職。

1949年2月後擔任華東大學皖北分校教務主任、校委委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共青團皖北工委學生部部長、華東工委統戰部部長。

1952年10月調上海交通大學任副教務長。

1953年11月起，先後擔任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副司長、司長。

1965年7月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不公正待遇。

1971年12月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擔任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

1979年4月重新擔任教育部副部長。

1981年5月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秘書長並擔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的領導職務，連任一、二、三屆會長。

1985年6月獲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教育學名譽博士。

黃辛白同志是第七屆、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3] 

2008年2月29日， 教育部原副部長（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黃辛白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 ^[7] 

黃辛白妻子為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原水電部部長錢正英。

2008年3月11日上午10時，春光乍暖又寒，哀樂低迴。千人齊聚在莊嚴肅穆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眼含熱淚送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教育部原副部長黃辛白同志。

黃辛白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8年2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黃辛白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温家寶、賈慶林、曾慶紅、習近平、李克強、王剛、王兆國、王岐山、劉延東、李源潮、吳儀、汪洋、俞正聲、曾培炎、薄熙來、李鵬、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尉健行、李嵐清、羅幹、李鐵映、司馬義·艾買提、何魯麗、丁石孫、許嘉璐、顧秀蓮、路甬祥、韓啓德、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肖揚、賈春旺、王忠禹、阿沛·阿旺晉美、李貴鮮、羅豪才、張克輝、徐匡迪和張勁夫、黃華、谷牧、田紀雲、錢其琛、王漢斌、張震、倪志福、雷潔瓊、布赫、彭佩雲、錢學森、楊汝岱、任建新、孫孚凌、胡啓立、王文元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3-4] 

他離開我們一年了，但在我們家裏，他仍無處不在。客廳的一角，掛着他抗戰勝利60週年時拍的彩色照片，不為來客注意，但一直在安詳地關注着我們。襯托着照片的是他最後一次買回來的一小盆黃色“仙客來”花，當時，那鮮豔生動的色彩，使我還以為是真花。餐廳裏，牆上掛的是我們全家唯一在照相館拍的黑白“全家福”。那是“文革”後期，家庭在經歷了他下幹校、子女上山下鄉的“四分五裂”後，第一次團圓了。五個人傻乎乎的形象，一看就知道是“文革”的特殊年代。卧室書桌上，是我們兩人最後的一次合影，那是2007年國慶長假時在鼓浪嶼照的，如果當時知道是最後的合影，我們一定會依偎得更緊一些……

我們家的一大特點是，幾十年來從未爭吵過。不論是夫婦間、父母與子女間、還是子女間，都沒有爭吵過。經常討論問題，但從來不傷感情。有時我會想，如果有“來世”的話，我自己——我也相信我們全家——都會依舊選擇我們今生的家庭。我們家庭的感情基礎是夫婦間的感情，而我們夫婦間的感情基礎是長達67年的相識、相知、相托和相依。

他叫我“錢”，我叫他“黃”，這是在上海地下黨時的相互稱呼，我們一直保留到現在。説起來，我們成為夫婦，還起因於黨組織的安排。

1941年秋，我在上海大同大學入黨，當時我是土木系三年級學生，也是全校“女同學聯誼會”的負責人之一。他1939年在光華大學附中入黨，畢業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放棄報考重慶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的志願，留上海進入大同大學電機系，併成為另一全校性組織“課餘參觀團”的負責人之一。我們倆是在學生團體交往中認識的，當時互相併不知道是同志。如果有“一見傾心”的話，我對他最早的好印象是在有一天放學時，他在學校大樓的台階下，我在台階上，互相打招呼，他笑得那麼燦爛，使我心裏動了一下。我從來沒有和他提起過這事，因此至今也不知道他當時有沒有感覺。但他倒常常和兒女們談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他走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騎了一輛很高的男式自行車，從後面趕過他，興高采烈地回過頭，揮手叫他：“黃曰騋（他的原名）!”他總是向孩子們形容我：“腿短，只夠得上踩半圈，還‘單脱把’。”我也記得這事，那是因為他當時有自行車，我沒有，那天一個男同學借給我車，去為班裏辦事，所以遇到他時向他“神氣”一下，大概那是他對我印象較深的一次。但因為沒有黨內關係，除了互相有些好感外，都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我和他在黨內“相認”，完全是組織的安排。當時，他也算個“老黨員”了，但很驕傲，又愛“較真”，常和領導他的邱同志發生爭論。一次，談到蘇德戰爭中蘇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的勝利，邱説，那是因為在蘇聯軍隊中，98%都是黨員。黃反駁他説，絕不可能98%是黨員。邱不認錯，兩人鬧翻了。在地下黨時，都是單線領導，領導同志就是黨組織的代表，需要對被領導者有絕對的威信。顯然，邱不可能再領導黃了。組織上決定由領導我的甘信孚（解放後任上海市的區委書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去領導他。甘向我介紹了黃和邱爭執的經過，説這人很驕傲，但尊重功課好的同學，因此決定把他和我編為一個組，希望我協助做他的工作。確實，我們編成一個組後，工作很融洽。以後，組織決定，將當時全校三大團體（課餘參觀團、女同學聯誼會和消費合作社）的黨員負責人按黨章編成一個黨團，即：黃和我，再加消費合作社的負責人褚啓元（離休時為我國駐津巴布韋首任大使）。以後，為了執行中央要求地下黨組織執行“長期隱蔽，保存力量”的方針，主動停止各學生團體的活動，不設立黨團，黨員原則上只在班內活動。在大同大學的黨總支下，成立各學院的分支（部），我任工學院分支書記，沒有支委，黃由我單線聯繫。

1942年10月，由於大同大學的一位外圍羣眾被捕，組織考慮我們有被捕的危險，決定將張佩玉（女，離休時為文化部副司長，2007年病故）、馬禮華（離休時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局長）、陳懷璟（女，1946年在淮安病故）、黃和我緊急撤退，由已調離學校、負責上海到淮北解放區的“交通”褚啓元帶路。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在去解放區的路上，馬和陳一組，扮為夫婦（他們本來就是情侶）；黃和我扮為表兄妹，褚扮為黃家油坊的夥計，三人一組。兩組同乘當夜的火車，但假裝不認識。張單獨一人，去南京（她的大哥家），乘第二天的火車。送別時，甘笑着對我説，本來想叫你們也扮夫妻的，怕你扮不像，還是扮表兄妹吧。

那時他21歲，我19歲。

我們進入了安徽淮北解放區，這是新四軍第四師的駐地，師長彭雪楓，政委兼淮北區黨委書記鄧子恢，參謀長張震。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烽火中，我們共同經歷了整風學習中的改造思想，經歷了農村貧苦生活的鍛鍊，以及戰爭的考驗。

我們進入解放區時，正值黨中央號召全黨進行整風。所謂“整風”，是指整頓學風中的教條主義、黨風中的宗派主義和文風中的“黨八股”。剛到達師部，還沒有分配工作，就先給我們發了有關整風的22個文件。我們如飢似渴地學習這些文件，因為在地下黨時，學習政治理論是非常困難的。

為了避免影響上海的親友，我們決定改名。大家商量以“正”字“排行”，以自己最需要改造的主要缺點為名，以表示整風的決心。商定後，我第一個報名，因為我的缺點最明顯：“個人英雄主義”，因此就改名“錢正英”。接着馬禮華報名，説他在上海檢討時，總認為自己缺乏自信，因此改名“馬正信”。其他的同志對自己的主要缺點感覺不明顯，還在冥思苦索。後來有人提出，如果五個人都這麼排行，可能給人小宗派小團體的誤解，還是另起名字吧。於是黃就用他原來的一個別名“黃辛白”，張佩玉改名“張冰柯”（後改為“張亦樺”），陳懷璟改名“陳如東”。

不久，就遭遇日寇對淮北解放區的“掃蕩”，這是淮北解放區經受的最大一次“掃蕩”，在歷史上稱為“33天反掃蕩”。師領導決定，將我們五人暫時編為一個班，隨師政治部機關行動，迅速渡過洪澤湖，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轉入新四軍二師的駐地淮南解放區。我們白天在村裏隱蔽，夜間行軍。抓住這個機會，我們認真學習整風文件，對照思想，做心得筆記。這種學習一直堅持到以後的工作中，使我們逐步形成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包容團結為原則的工作方法，併力戒虛誇和形式主義等不良作風。

反掃蕩勝利後，為了適應從城市轉到農村的敵後遊擊環境，暫時將我們分到區黨委和師的各直屬機關任文化教員。1943年初，適應期滿，正式分配工作。黃、張和我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區的一個邊區縣，泗五靈鳳縣（當時安徽省泗縣、五河、靈璧、鳳陽等四個縣的邊境接壤地區）的縣立中學工作。臨行前，師政治部主任吳芝圃同志和我們談話。他諄諄教導我們，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定要了解農村，瞭解農民。我們根據這個指示，走進中國農村，從1943年到1949年，在農村和部隊生活了六年，思想感情起了極大變化。

從離開上海那一天起，我和黃之間就好像有了更親近的感覺。當組織上通知我當夜乘火車離開上海時，我回家只偷偷告訴了我的大姐，她帶我到銀行取了點錢，我什麼衣物也沒拿，就去了黃的家。我們兩人一起去辦出行的手續，然後在他家吃了晚飯。那天，正逢他的生日，我們一同吃了碗“雞湯麪”。他的母親以為我們的關係已不同一般，拿了她的一件有口袋的長袖內衣為我穿上，讓我把錢放在口袋裏，然後替我把袋口縫好，一邊縫一邊叮囑我們要互相照顧。到解放區後，在反掃蕩的那段日子，天天在一起，互相更加熟悉。1943年在泗五靈鳳縣中學，他在總校，我在靠近淮河的分校，雖不在一起，但經常通信。那年寒假，我們集合在總校總結工作，當時另外有一位女同志追求他，為他拒絕。他向我提出，要求確定我們的戀愛關係，我同意了。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他得意洋洋吹着口哨離開我住處的情景。

我不知道別人的初戀是怎麼談的，但對我們來説，雖然決定要談戀愛，卻不知道從何談起。兩人商量後，決定先互相介紹家庭背景和過去的經歷。每天傍晚，我們相約坐在打麥場的草堆前，一本正經地“談”戀愛。1944年暑假，我們到師部附近淮河岸邊的小柳巷，參加區黨委辦的中學教師整風學習班。學習結束時，區黨委確定把我留下，調淮北行政公署建設處任水利科長，我們依依不捨地在淮河邊告別。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被調到淮陰任蘇皖邊區政府水利局的工程科長。當1946年內戰風雲初起時，眼看我們兩人的工作地點越離越遠，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認為兩人雖然確定戀愛關係，但感情基礎並不深，建議停止戀愛關係，大家無牽無掛地投入戰爭。還沒等到他的回信，我們兩地間的交通聯繫就中斷了。以後我撤到山東，在華東軍區兵站部任交通科副科長，為部隊修路架橋，後隨華東野戰軍任前方工程處處長，經歷了孟良崮、南麻、臨朐等戰役。1947年底調山東省黃河河務局，迴歸水利工作。在軍隊工作時，雖然行動頻繁，生活艱苦，但由於我軍掌握主動，基本上有驚無險。

黃的情況和我完全不同。解放戰爭開始時，他還在泗五靈鳳縣中學任教務主任。由於地委領導的失誤，導致淮北解放區全部被國民黨軍隊佔領，廣大幹部倉皇撤退，損失慘重。黃和學校的其他同志隨軍撤到運河東岸後，被分配到華中野戰軍九縱隊政治部任秘書。歷經種種艱難困苦，部隊重新打回淮北，逐步恢復並擴大瞭解放區。以後他任江淮區黨委聯絡科副科長，到國民黨軍隊內部做敵軍工作，並幾次去上海，為我軍採購電台和藥品。有一次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在他的家人掩護下緊急轉移，擺脱了追捕。1949年2月，調華東大學皖北分校任教務主任，重新迴歸教育工作。由於他工作出色，被皖北直屬機關黨委授予模範共產黨員稱號。

1949年春，北平、天津解放，全國勝利在望。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在京召開，我作為山東省的婦女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去燕京、清華等大學，作了報告。婦代會後，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接着在京召開，黃作為安徽省的青年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得知我的情況。他隨即寫信給我，敍述了他在戰爭初期接到我的信以後的情況，最後説：“當初我在幾十人中選擇了你，今天我在千百人中選擇了你。”我看到信後，非常感動。看來，經過時間的考驗，證明互相都不能忘懷。當時正巧要去開封參加黃河水利委員會的會議，會議結束後，我從開封乘火車經徐州、蚌埠，到達合肥時，已是黑夜了。站台非常荒涼，天上下着鵝毛大雪，我和警衞員僱了兩輛“黃包車”，找到合肥城裏的婦聯，經過老戰友、當時的婦聯主任吳光同志，找到了黃。他興沖沖地趕到婦聯，給我看我們的老戰友、當時安徽省團委書記項南同志的字條：“茫茫大雪中，錢來了，你快去吧！”是啊，老朋友都為我們的重逢高興！

1950年春，我被調到新成立的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工作，重回上海。不久，黃也從安徽省團委調到上海，任華東團委統戰部長，這大概也是組織上對我們的照顧吧。但是，誰也沒想到，當年夏季，淮河發生嚴重水災。1950年冬，中央決定在蚌埠成立淮河水利委員會，統籌豫、皖、蘇三省的治淮工作，調我兼任淮委的工程部副部長，要求立即赴蚌。這樣，他剛從安徽調到上海，我卻從上海調往安徽了。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後，經組織批准，我們在上海結婚。從1943年確定戀愛關係到1951年結婚，整整經歷了八年。後來，他還經常向兒女們談起這段歷史，小女兒笑着説：“八年了，抗戰都勝利了，你們也該結婚了！”

在那個年代，我們的婚姻儀式是非常簡單的。我從蚌埠坐火車在9月7日早晨到達上海，在華東軍政委員會的招待所安頓下來。黃把我帶去看他在華東團委的宿舍，也就是我們的“新房”。那是一間朝南明亮的房間，牀上一條藍色綢面的棉被，是他的母親親手縫製送來的。我們商量上街去購買一些結婚用品。在街上想來想去，也沒什麼需要買的，最後，買了兩把牙刷和兩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是我們那個年代的青年偶像，我們簽名互贈，作為結婚紀念。晚上由我的大姐在她家裏，請我們倆和我們的老朋友李叔明夫婦一起吃飯，然後就去華東團委，參加為我們組織的一個小型茶話會，分發了糖果，儀式就告結束。但是，我們兩人在自己的房裏，還是認真回顧了我們感情成長的歷史，並互表了堅貞不二的忠誠。

結婚後沒幾天，我就趕回蚌埠。我們的共同生活，是在來往頻繁的信件上體現的。

不久，他從華東團委調上海交通大學任副教務長。從此，我們兩人都確定了在建設新中國中各自的終生職業。我在大學的專業是土木工程，水利屬於土木的範圍；黃在大學的專業是電機工程，並不是教育。當年在淮北解放區的許多上海大學生，都曾分配到學校教書，其中不少還是教育專業的，但解放後終生做教育工作的，好像只有他一個人。現在想起來，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關。他的家鄉在上海嘉定，他們家族有辦教育的傳統，他的伯祖父黃文惠於1901年創辦“中英普通學社”，後改為“普通小學”，其立意就是要為普通老百姓辦學。他的父親黃允之（抗戰前去世）於1917年與黃炎培先生共同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1919年親任普通小學校長，由他與黃炎培聯合創辦的中華琺琅廠提供經濟資助。當時普通小學提出的一些教育理念，還是很符合現代精神的。看來，黃辛白畢生從事教育，是有其淵源的。

1953年，我們先後調到北京，才真正組成了家庭。我們有三個孩子，看着孩子們逐漸成長，是我們最大的幸福。當時他的母親經常來北京主持家務，又有一位與我們親如家人的老保姆。我們倆沒有多少家務負擔，又很年輕，工作之餘，冬天學溜冰，夏天學游泳，或者帶孩子們去北海划船。溜冰後吃串冰糖葫蘆，划船時捎帶在湖岸的石頭縫裏捉螺螄，回家吃炒螺螄，有滋有味，真是其樂融融！至今，有的老同事還提起，時常遇到我們倆揹着溜冰鞋在街上走，這在當時的同級幹部中，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事，所以有很深印象。那幾年，可算是我們一生最輕鬆的時光了。

“文革”以前，他的工作比較順利，從交大調到高教部，任工業司副司長，以後任司長，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長。我在工作中卻不斷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個孩子時，淮河中游遭遇澇災，我受到責難，作了檢討；1954年生第二個孩子時，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災，我負責修建的潤河集水閘被沖毀，中游的淮河大堤決口，我向國務院自請處分；1960年生第三個孩子後，黃河三門峽水庫蓄水後嚴重淤積，冀魯豫平原又發生嚴重澇鹼災害，我疲於奔命。我自嘲地説，生一個孩子檢討一次，不能再生了。1958年中央確定“三主”的治水方針（“蓄水為主，小型為主，羣眾自辦為主”，簡稱“蓄、小、羣”，被稱為“無產階級路線”），我在黨內有的領導眼中，成了與“蓄、小、羣”對立的“排（水）、大（型）、國（國家舉辦）資產階級路線”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內外交困。但回到家裏，還是能得到黃的理解和寬慰，體會到家的温暖。

1966年“文革”爆發後，黃受到的衝擊遠比我大。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後，國務院各部中，高教部首當其衝。當我們這些部的領導，還在勉強支撐工作時，高教部以蔣南翔同志為首的領導班子，早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隻腳”了。一天早晨，黃從牀上坐起來，憂心忡忡地對我説，這次運動，來勢這麼猛，最後結局如何，很難預料。我知道他的意思，立刻表態：“不管外邊的大字報怎麼樣，我們互相都很清楚，我們是革命的。”以後，運動越來越升級，但不管他在外邊受到什麼樣的侮辱，在家裏總是尊嚴依舊。當運動發展到兩派鬥爭時，我們兩個都已作為“走資派”被打倒，白天“靠邊站”，在機關勞動，晚上回家倒有一段難得的逍遙時光。當時，學校都已停課，孩子們已無學可上了。大女兒在家潛心學畫，二兒子無所事事，黃就教他到街上淘換各種零件，指導他組裝成一個漂亮的半導體收音機。晚上，我們倆把子女叫到一起，坐在火爐前（暖氣已停燒）的小凳上，給他們講解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詩詞。在家裏，他還經常宣傳他的教育理念。雖然他在外邊被打倒，在家裏還是我們的“教育部長”。在孩子們的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個革命的老師和爸爸。

從1966年他在高教部副部長的職位上被打倒，到1979年重新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整整13年間，經歷了“蹲牛棚”——“幹校勞動”——“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精神上的負擔一直很重。在北大工作期間，由於北大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他這個“革委會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很不好當。為了貫徹周恩來總理關於加強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的指示，他做了不少努力。有一天，他私下對我説，開黨委會時，一位教師談到，學生的文化水平太低，很難制訂教學計劃，並舉例説：“一個學生竟在1/2+1/3算式的等號後寫上2/5。”而黨委一位委員卻插話説：“對啊，不就是2/5嗎？”他嘆口氣道：“你説，這工作怎麼做？”鄧小平同志復出任副總理，周榮鑫同志任教育部部長，他受教育部委託，帶領一個“大學校長代表團”去歐美國家考察。這是“文革”期間，中國高等教育界極為罕見的一次高級別的出訪。可是，當他們懷着極大抱負回國時，國內已開始“批鄧”。第二天在北大等待他的，是鋪天蓋地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就這樣，他再一次受到批判。

改革開放後，我們真正過上了一段能夠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暢的好日子。在重回教育部崗位後，他為教育的現代化又做了不少事。但是，我們都漸漸地老了。尤其是他，受了十多年的煎熬，身體大不如前。

1988－1998年，我們同時進入第七和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會。1998年後，他完全退出公職。我到2003年後才完全退下，但仍在中國工程院承擔一些諮詢研究項目。我們兩個都不上班了，但我每天還在書房裏忙碌。他有時向親友們半抱怨半表揚地説：“每天都坐在計算機前，也不知忙些什麼。”儘管有點抱怨，但他仍盡力支持我繼續工作。他不止一次自豪地説：“都説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必定有一個女人；其實，一個成功的女人後面，也同樣需要一個男人。”

去解放區時，組織上要我們倆扮表兄妹。結果，長期以來，我們在生活上一直是這樣的關係。初入解放區的時候，我們五個人中，我比他們四人都小兩歲，加上家裏嬌生慣養，生活能力遠不如他們，行軍中經常丟三落四，他一直留意照顧我。記得在1944年夏，我們一起參加區黨委辦的整風學習班後，我被留在淮北行署工作，直到冬季才抽空回學校搬取衣物。他已早早地請當地大嫂為我縫製了一件新棉襖，使我十分驚喜。現在兩人的年齡都這麼大了，他還老是對我不放心。每逢出差，他都要叮囑我的隨行人員：“到了地點不要忘了打電話回來，報個平安。”他到外地出差時，只要有時間上街，首先想到的，是給我買些小禮品。我的衣料、手錶、眼鏡架，等等，都是他精心選購的。我們最後一次春節在杭州度假，他還帶着女兒為我選購了一件棉襖。在家裏，我的生活用品都由他包攬，眼鏡壞了，手錶沒電了，鬧鐘壞了，圓珠筆的筆芯用完了……都交給他。

不上班以後，我們家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早晨起來，一起吃早飯，兩人合作做牛奶麥片，我調製麥片粥，他負責熱牛奶，配合密切。早餐後我為我們兩人各泡一杯上好的綠茶，我在書房裏工作，他在客廳看報，然後獨自出去散步。中午只有我們兩人在家，由炊事員準備最簡單的上海口味的午餐：週一菜飯，週二餛飩，週三雪裏紅肉絲麪……午休後，我繼續在書房工作，他看電視。到四點左右，他為我們兩人各衝一杯香濃的咖啡，一般還外加餅乾等小點心。我到客廳，坐在一張長桌前，和他一邊吃一邊閒聊（現在他的照片就掛在我的座位後面）。午茶後如果電視有好節目，他就邀我同看。有時他發現報章雜誌有精彩文章，也介紹給我。有時我們買個光盤在家看，去年此時，我們剛看完《集結號》，開始看《士兵突擊》。晚餐是我們全家聚餐，照顧孩子們的北方口味，好在我們倆南北都可適應。晚飯以後，我們兩人雷打不動的是看《新聞聯播》，然後看中央一台黃金時段的電視劇。我們的愛好相同，最愛看的是革命歷史劇，一邊看一邊引發感慨和議論。看完《晚間新聞》後，他回卧室休息，我看當天的報紙。

我們也經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親戚，在家裏聚餐。每次他都是中心人物，尤其在一些年輕人中間，人們都喜歡聽他説古道今，聽他那坦蕩幽默的談話。他喜歡吃肥肉，別人因他血壓高，勸他少吃一些，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肥肉？”每年長假，我們去故鄉或名勝景點，遊覽一番。他喜愛照相，每次回來，都精心製作一本相冊。他和我們的大女兒還負責全家的花卉樹木，一年四季，室裏院內，都保持鬱鬱葱葱。我和小外孫，只在其中研究蝸牛、喜鵲、螞蟻、蒼蠅等的生活規律。

每天的生活就是這樣恬淡而有韻味，原以為我們就會這樣漸漸老去，正像一首歌唱的：“和你一起慢慢變老，直到我們……”

誰知……

在淚水中寫下了這篇回憶。我現在只希望盡完自己的責任後，和他同歸大自然。他是個熱愛生活的人，在他晚年的時候，我知道他最希望的是，和我一起充分享受離休後的生活。但是我總感到，我向周恩來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兩位已故老領導報到時，水利上還有些遺留問題沒有解決好，還需要再努力做一些工作，因此總想盡我所能地工作兩年後，再好好陪伴他。我知道我為他做的遠不如他為我做的，總想等到最後幾年償還他。誰知他一如既往，不希望為我和家人增加一點負擔，突然地離開了我們。

我給子女們留下的遺言是：將來把我們兩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我們將合二為一，載着我們的情誼，共同遨遊，化為萬物，生生不息。借用白居易的詩，只改一個字：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情綿綿無絕期。（文：錢正英） ^[6] 

黃辛白同志長期從事我國高等教育的領導與管理工作，為改革與奠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一位有重要貢獻的教育家。黃辛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黨，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教育事業。他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不畏艱險，不屈不撓，在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持原則；他始終不渝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持了人民公僕的本色；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羣眾路線，堅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作風民主，繼承和發揚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謙虛謹慎，光明磊落，胸懷坦蕩；他愛護幹部、關心同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是我國教育戰線上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大家尊敬的老領導。

黃辛白同志為我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建立的功績，為我國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