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委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解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幫”造成的嚴重問題，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堅決反對派性，大力促進安定團結，使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有了明顯的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加上江青等人誣告鄧小平在搞“翻案”。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説成是“右傾翻案風”。11月3日　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經由鄧小平轉交的、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反映該校黨委書記遲羣、副書記謝靜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問題的信的批示。毛澤東説：“我看信的動機不純”，“矛頭是對着我的”。

他還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説：“小平偏袒劉冰。”從此開始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經毛澤東審閲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點》説：“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此後，運動逐步擴大到全國各地區、各部門，不點名地批判鄧小平。

江青一夥趁機對鄧小平等進行誣陷和迫害，全盤否定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的政治方針和工作成就，使全國剛剛趨於穩定的形勢再度陷入混亂。

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文革末期由毛澤東發起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鄧小平為扭轉文革以來的混亂局面的努力被全盤否定，全國剛剛趨於穩定的形勢再度陷入混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華國鋒仍然推進對鄧小平的壓制，直至1977年7月鄧小平復職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方告結束。

1975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穩定國內形勢，加快經濟發展，重新啓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

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委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解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幫”造成的嚴重問題，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堅決反對派性，大力促進安定團結，使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有了明顯的好轉。在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全面整頓以來，毛澤東一直稱讚並倚重鄧小平。他希望在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鄧小平解決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把黨和國家治理好。當鄧小平與江青一夥鬥爭時，他都給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發生。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可以批評，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確的，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作一個這樣的決議。鄧小平不接受，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這不僅是鄧小平，而且涉及相當多老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11月初，在“四人幫”的煽動下，毛澤東把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反映該校黨委書記遲羣、副書記謝靜宜問題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傾翻案風”，並認為他們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1月13日,毛澤東寫了一個關於打招呼問題的批語，批評了鄧小平。後來，毛澤東擴大了打招呼的範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速展開。江青一夥趁機對鄧小平等進行誣陷和迫害，全盤否定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的政治方針和工作成就，使全國剛剛趨於穩定的形勢再度陷入混亂。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仍沒有將權力交給“四人幫”，還讓鄧小平暫時繼續主持工作。 ^[1] 

1975年1月中旬，憑藉毛澤東提出“軍隊要整頓”的指示，剛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鄧小平在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提出，要把整頓軍隊作為軍委工作的一個“大題目”。之後他又在總參謀部對團職以上軍官作《軍隊要整頓》的講話，指出：“現在是問題成堆”，“軍隊被搞得相當亂”，強調“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要落實政策”，“要增強黨性，消除派性，加強紀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這是實際上主持國務院和軍隊工作的鄧小平首次發表的重要講話，打響了他領導全面整頓的第一炮。接着便開始全面整頓。這個整頓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之舉特別重要，它成為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的突破口。

鄧小平在解釋《決定》的會議上指出：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這就是三屆人大和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

在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的整頓下，只用一個多月就解決了鐵路交通的“老大難”問題。此舉帶動了其他相關部門，使一度下跌的工業生產明顯改觀，也使人們感到文革以來的多年積弊是可以改變的，故而在全國產生巨大反響。

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是在“三項指標為綱”的旗號下展開。他第一次提出這個説法，是當年5月29日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他説：“毛主席最近有三條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條是關於安定團結的，還有一條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重要指示，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這三條是互相聯繫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7月4日，他又一次強調：當前有好多事要辦，“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在9月中旬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鄧小平對他力主的“全面整頓”思想作了系統闡述：“從明年起，二十五年，我們賭了咒，發了誓，要幹這麼一件偉大的工作（指實現四個現代化——編注），這真正夠得上是雄心壯志。”“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這年下半年起，中國經濟開始好轉，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8.7%，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5.5%，農業總產值增長3.1%。鄧小平回顧這段歷史時説：“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又説，經過整頓“局面就大不一樣”。

鐵路整頓、鋼鐵整頓、財經整頓、國防科技整頓，扭轉了這些部門的混亂狀態，進一步明確了整頓的指導思想，豐富了整頓的措施。一批敢於鬥爭的幹部和羣眾站到了反對派性、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行列。大膽地抓生產、抓業務，使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得以恢復，生產和經濟出現了良好發展勢頭。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批判“四人幫”為代表的極左思潮，已經在社會上成為比較強烈的呼聲。 ^[3] 

1975年年中，毛澤東病情加重，由侄子毛遠新擔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在1975年11月1日向毛澤東彙報説：“1975年以來，在省裏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

2、批林批孔運動怎麼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羣、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干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説兩句，但陰暗面講得一大堆。

3、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提了。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麼……文藝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還要兇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把生產搞上去了”；“擔心中央，怕出反覆。”這些話對不允許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澤東產生極大影響。　第二天，毛澤東表態説：“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他認為文革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澤東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對文革的評價問題。

1975年11月3日，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指控信的批示，這封信指控了該校黨委書記遲羣、副書記謝靜宜，由鄧小平轉交毛澤東。毛澤東説：“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羣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羣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頭爭的反映。”以傳達這個批示為起點，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而對毛澤東希望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的要求，鄧小平婉拒之。他説，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鄧小平在原則上不讓步，遂使對他的批判逐步升級。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鄧小平的工作，毛澤東則讓他“專管外事”。

1975年11月20日，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要求鄧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遭到鄧小平的拒絕毛主席決定停止讓鄧小平統管全面工作，讓其“專管外事”。

11月下旬，政治局召開有一百三十餘名黨政軍負責人蔘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稱：“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這就正式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的問題，此後，運動逐漸擴大到全國，鄧小平從3月開始的持續九個月的整頓工作因此中斷。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各地開始開展學習，發動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2月2日 ^[3]  ，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一文向全國普通羣眾印發。2月25日，華國鋒總理主持召開各地方、軍區一把手會議，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展對鄧小平的點名批評。 ^[2] 

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講話説：“我們這個會是打招呼的會”，“會議要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要求大家“轉好彎子”，“早點回去，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 ^[2]  “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批評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之後，江青亦責罵“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佈的很多”，“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鄧小平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

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幾點要求：“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第二，在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第三，要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提出“中央認為，應該劃一個界限，以這次會議打招呼為界，這次會議前的問題，中央負責，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地方，應轉好彎子。這次會議後，還不轉過來就不好了”。“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但點名的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廣播，登報。”“第四，對犯有錯誤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要揪住下放。不要一棍子打死。”3月3日，中央印發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同時轉發華國鋒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強行展開。 ^[3] 

此後，全國各家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和文章，全面揭批鄧小平1975年以來實行的各項措施，將鄧小平定為“不肯改悔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在為批鄧造勢的大批文章中，江青集團把鬥爭矛頭指向了周恩來，稱周恩來支持鄧小平掌權是“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同時還論證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公式，以此再次對周鄧集團實行鎮壓。在這個運動之中，一些地區武鬥重起，停工停產，鐵路樞紐癱瘓。全國再度陷入混亂。

1976年4月5日，四五運動爆發，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將其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並認定鄧小平是這一系列活動的總後台。1976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之後，以梁效為代表的全國各地的批判組對鄧小平一致展開又一波的大規模批判。

8月，中共中央將鄧小平主持制定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作為反面材料，稱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國發動批判運動。這導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升級，極左思潮氾濫，國民經濟再次跌入谷底。 ^[3]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澤東去世，10月6日，華國鋒常務副主席在中央軍委的支持下，一舉拘捕了“四人幫”全體成員。但華國鋒繼續推行“兩個凡是”，繼續推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表示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拒絕陳雲、王震提請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的要求，稱如果讓鄧小平復出，就會導致“四人幫”復辟。但是，此時以葉劍英為首的大批軍隊和老資格領導人紛紛表態支持鄧小平，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同意鄧小平的復出。

1977年7月21日，十屆三中全會作出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這正式宣佈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結束。此後在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策劃下，全國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徹底擊潰了“兩個凡是”理論。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公報，決定撤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文件 ^[4]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徹底否定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5-6]